摘要：在长达二十余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之中, 战争管控的失效是探究这场战争爆发与扩大的重要因素。联盟政治缺陷、域外敌对性国家波斯在其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双方安全困境的塑造、战略透支与团体迷思, 以及雅典帝国极致的战略目标等都可以说某种程度上导致战争双方对于危机管控失败, 这些变量也成为分析战争管控失败的思考路径, 借此为当下处于权力转移之中的世界, 提供有关战争管控的有益思考。
关键词：伯罗奔尼撒战争; 战争管控; 失效;
一、波罗奔尼撒战争概述
自公元前431年开始，持续近三十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遍及希腊诸邦，从海洋到陆地，持续的攻伐不仅摧毁了雅典，削弱了斯巴达，同时也使古希腊文明由盛转衰。而自格雷厄姆·埃里森提出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以来，[1]这场战争的意义已经不仅是一场局限于希腊世界的大战，似乎成为一种昭示着霸权国与崛起国必然爆发战争的史实证据。[2]但是仔细分析这一观点可以发现从崛起国的物质性力量的崛起到战争的爆发（国家的行为）之间存在着需要诸多中间变量，无论是个体层面决策者的性格特质，还是国家层面斯巴达对联盟溃散的隐忧等，诸多变量的叠加促进作用才会真正导致战争的爆发。因此战争更多的是诸多层次变量的外在表现形式，仅仅由于崛起国力量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霸权国的恐惧，也并不必然诱发战争。1在此背景之下，从探究战争管控是如何失败的，相较于“霸权国的恐惧”更有助于理解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战争是如何爆发并失控的。
二、战争是如何走向失控的
（一）联盟政治的缺陷
一般而言，联盟的缺陷在于同盟国之间存在相互推诿（buck-passing）、牵连（entrapment）、抛弃盟友（abandonment）等诸多弊端。[3]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中，诸多联盟、母邦、殖民地并存使得希腊世界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敌对关系、依附关系、等级关系等，可以说联盟政治的缺陷是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无论是提洛联盟之中雅典对权势与利益的追求，并因此对联盟成员进行严酷的剥削与压迫，还是伯罗奔尼撒联盟中斯巴达对联盟松散的管理，并诱发部分国家为寻求经济利益而试图脱离联盟。不同的联盟管理的形态，使得联盟缺陷都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战争。这其中既有国内政治的干预，也有大量经济与地缘利益的争夺。一方面，从安全角度来看，在联盟体系之中，对于中小国家而言，其主要威胁在于被联盟中的主导国所抛弃，因此，基于国家对于安全的需求，联盟内的中小国家多希望联盟中的主导国能过做出可置信的安全承诺，为此，可能通过对外军事挑衅测试联盟的可信度，亦可能通过将自身安全与联盟主导国的安全进行挂钩，以增强双方战略目标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从经济角度来看，在联盟体系之中不同类型国家为维护联盟所付出的成本也不尽相同，一般而言，联盟体系内主导国往往付出较多的成本，这种巨额的成本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使霸权国自身的经济趋于崩溃，从而导致联盟或体系的解体；相反，联盟内部分中小国家则可以采取搭便车（free-rider）的行为[4]；与此同时，对于联盟中霸权国而言，联盟体系的另一个缺陷在于因联盟内成员的战争冒险行动，使自身卷入到一场本可以避免的战争或是卷入一场潜在收益小于支出的战争。这些都意味着在脆弱的联盟之中，联盟各方都在寻求自身的最大收益。联盟内中小国家对于安全的需求，将会使得霸权国卷入到战争之中，而霸权国为了维持联盟以防止联盟瓦解后自身更加不利的安全格局，并维系自身承诺的可信度，又不得不参与到战争中，这种螺旋式相互促进过程使得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急剧增大，与此同时，当联盟成员众多或是联盟管理制度存在重大缺陷之时，联盟管控失败的可能性也会急剧增大。
1. 牵连（entrapment)
伯罗奔尼撒联盟的重大缺陷在于，首先，从联盟的管理来看，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管理较为松散，由于斯巴达是农业自给自足型的经济结构，其国内的农业生产依赖于希洛奴隶的耕种，而斯巴达的公民则通过长期的军事训练保卫城邦的安全，并在城邦周围构建等级性的城邦联盟作为缓冲。内部循环的经济模式以及较低的对外战略扩张需求使得斯巴达在缺乏外部威胁之时对于联盟的依赖性较弱，从而使得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管理较为松散。[5]但是，松散的联盟管理使得具有侵略意图的联盟内成员的对外扩张行为较难受到联盟主导国的有效约束，同时，当此行为足以引起战略态势失衡之时，这种战争的冲动可能会使得联盟主导国被迫卷入到一场本可避免的战争之中。在伯罗奔尼撒联盟中，联盟主导国是斯巴达，体系内的次强国家主要是科林斯、底比斯等国。致命的是伯罗奔尼撒联盟成员科林斯、底比斯均与雅典存在严重冲突。底比斯与雅典的主要冲突在于普拉提亚（Paltaea），普拉提亚城邦由于其所处的重要地缘位置以及与底比斯的近邻关系，使得底比斯意欲吞并该城邦，而为了维护自身的独立性，普拉提亚则与雅典结盟，雅典为了避免敌对性联盟成员在阿提卡半岛发展壮大而威胁自身的安全，不能容忍底比斯对普拉提亚的吞并，这导致底比斯与雅典之间的矛盾愈发不可调和。同时，伴随着雅典与科林斯的劲敌阿尔戈斯同盟关系的建立，其与科林斯之间敌对关系进一步加深，正是因此，科林斯在战前极力鼓动斯巴达对雅典的战争。[6] (P82-86) 要言之，伯罗奔尼撒同盟内重要成员与雅典的敌对性关系加剧了两大联盟之间的敌对关系，而科林斯、底比斯任何一方与雅典的战争都可能使斯巴达卷入其中。
2. 抛弃（abandonment)
另一方面伯罗奔尼撒联盟内成员，处于科林斯地峡的墨伽拉（Megara）的背叛意味着斯巴达本土的安全亦受到威胁，作为连接雅典所处的阿提卡半岛与斯巴达所处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之间的要道，墨伽拉的阵营变化意味着，雅典向西入侵斯巴达的大门已经打开。而联盟成员的背叛带来的潜在的“羊群效应”[7]极有可能使得伯罗奔尼撒同盟分崩离析，此时，战争的爆发往往只需要某一个战争冒险的行动。因此，当底比斯入侵普拉西亚之时，不管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与安全，还是为了维系伯罗奔尼撒同盟以抵消提洛同盟带来的威胁，战争的爆发已经不可避免。
（二）域外敌对性政权的威胁消失或弱化
对于伯罗奔尼撒同盟以及提洛同盟双方而言，基于共有的希腊文化与认同，双方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域外的波斯帝国。因此，一定时期内维系和平与团结的关键在于波斯帝国对希腊世界的威胁。但是伴随着三次希波战争以希腊世界的胜利终结，短期内波斯帝国难以对希腊世界构成实质性的安全威胁。此时，对于希腊各邦而言，依靠统一的对外战争而构建联盟已难以维系。安全上，两大同盟之间矛盾愈发凸显；政治上，寡头制与民主制的对立。自波斯与雅典订立《卡里阿斯和约》到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希腊世界的和平仅维持十余年便宣告终结。不难发现，域外敌对国家的威胁是维系一个松散的共同体内部稳定的重要力量，也是避免战争失控的关键变量。
（三）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是指一国为了维护自身安全所采取的防御性措施，可能会导致其他国家采取类似的措施，使得局势变得更为紧张，而该国自身也会因此变得更不安全。[8]在斯巴达与雅典的战争之中，雅典为维护自身安全，修建了防御性设施，即自比雷埃夫斯港到雅典的城墙，但是这种防御性行为不仅没有使得雅典更加安全，相反使敌对的斯巴达更加不安，这种不安来自于无法准确认知雅典的战略意图。修昔底德亦认为雅典修筑的从比雷埃夫斯港到雅典的防御性的城墙，使得两个同盟之间猜忌的加剧。[6] (P48) 对于海洋性商业帝国雅典而言，雅典的优势在于海军，以及海洋经济带来的巨额财富，而经济是支撑战争的关键。因此，当城墙修建之时，防御优势使雅典可以显着弱化斯巴达的强大步兵的围困，并凭借其更为强大的经济汲取能力，使斯巴达的长期军事围困负担极高巨大成本，并借此实现战略态势的显着变化，并迫使战争结束。一般而言，这种战略似乎是奏效的，仅仅凭借自给自足型经济的斯巴达以及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物质性力量，战争很难长期维持，但是，雅典所忽视的是来自于波斯帝国的干预，这种以经济资助方式的干预使得波斯仅以少许的经济代价，就能够实现三次希波战争无法达到的战略目标，同时又使斯巴达能够维持对雅典的长期攻伐。
此外，对于联盟的主导国斯巴达而言，脆弱的联盟需要构建外部强大的安全压力以对抗极有可能解体的脆弱联盟，[9]从而增强联盟存在的合法性。这就意味着，无论是科林斯的怂恿还是底比斯对普拉提亚的入侵都只是引发战争的导火索，而战争之所以能够扩大并持续，不仅在于雅典为自身构建的“安全困境”，斯巴达同样也为自身建构出一种“安全困境”的认知，并借此强化联盟的权威，从而维护自身的安全。
（四）战略透支与团体迷思———西西里远征
1. 战略透支
刘丰教授认为衡量是否出现战略透支有三个要素：卷入消耗性战争、通过额外资源的汲取也难以维持现有需求、实现现有目标将会影响其他战略目标的实现。[10]依据上述的三重定义，可以发现雅典对西西里的攻伐存在着战略透支的风险。首先，对于雅典而言，与斯巴达爆发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持续十余年，至《尼西阿斯协定》签订，十余年的消耗战使得雅典急需进行长期修整；其次，对于雅典而言，其所依赖的经济来源是盟邦缴纳的“贡金”以及自身商业贸易收入等，但是伴随着战争的进行，斯巴达对于雅典的劫掠，以及瘟疫都使得雅典的收入显着减少[6] (P433) ；最后，对于雅典而言，其旨在攻占西西里的战略目标已经极大影响其公民的福利，建造一支庞大的舰队所耗费的巨额资金以及对于联盟成员的过度索取都表明，雅典为实现攻占西西里的目标，可能极大地影响其在陆地对于斯巴达的防御能力，而陆地上的威胁对于雅典才是生死存亡的威胁[6] (P433) ，海上的军事胜利更多的是一种以战养战、短期经济利益为主的攻伐。
对于雅典而言，对于西西里攻伐，虽然能够攻占斯巴达的重要战略补给基地并增加自身财富，但是，显然，在与斯巴达进行长期的战争之后，远征西西里的战争冒险行为意味着雅典必须将此战作为决定性的战役或是一场必然胜利的战争。但是，轻率的战争投机以及战略决策的重大缺陷，使得雅典仅有的海军优势在叙拉古海湾被全部击溃，而战略态势也逐渐有利于斯巴达。在战略相持阶段的战争冒险行动的重大失败，使得斯巴达坚定了将战争继续到底的决心，此后的十余年的战争可以说是这一战争冒险行为的直接影响。
2. 团体迷思（Groupthink)
学者迈尔斯（Myers）以及贾尼斯（Janis）指出团体迷思（groupthink）的主要症状包括：无懈可击的错觉、合理化、对敌方的刻板印象、对持不同意见者施加直接压力、一致同意的错觉等，而陷入团体迷思将会导致：信息搜索不全、信息处理存在选择性偏差、缺乏相应的应急计划等。2从雅典做出的远征西西里决策来看，其显然陷入到了团体迷思之中。
(1）对敌方刻板的印象：主要体现在雅典人将其从对斯巴达既往作战的胜利之中获得的认知，进行了贴标签的行为，忽视了斯巴达所拥有的实力，并对其产生了刻板的印象。[6] (P433)
(2）对持不同意见者施加直接压力：在对西西里远征进行表决时，可以看到雅典公民大会的集体决策实际上并没有使得部分不同声音得以合理地被听到，群体性的好战使得那些不赞同作战的人可能被认为“不爱国”，进而选择沉默。[6] (P422)
(3）无懈可击的错觉：通过修昔底德的描述发现，大量充足的准备之后，雅典人已经认为远征的胜利将是一种必然的事，从而产生了无懈可击的错误认知。[6] (P422)
(4）集体的合理性：在团体决策之中，对于已经通过的议案，即使它本身具有重大缺陷，包括持反对意见的人在内，所有人都选择认可这项议案。[6] (P434)
可以说，民众的战争狂热以及对潜在的战争失败的忽视等诸多因素，使得远征西西里已经在雅典的公民社会已经形成了较强的社会共识，并形塑出战争必然会以胜利而告终的群体性的认知。[6] (P442) 而团体迷思所导致的雅典重大战略失误，又使得战争管控在六年的普遍和平后又一次走向失控。当然这种团体迷思，不仅仅出现在雅典远征西西里的决策之中，在其它战争决策之中也并不鲜见，正是雅典公民社会的决策机制，使得雅典陷入到不断对外攻伐的决策“陷阱”之中。
（五）极致的战略目标：安全、利益、荣誉
对于雅典而言，自提洛联盟战胜波斯开始，雅典的公民社会出现了显着的变化。首先，雅典呈现出急剧的对外扩张的趋势，海洋经济带来的巨额的贸易收入，以及提洛联盟之中，雅典获得的声望与财富，都激励雅典不断对外攻伐；其次，通过将同盟的金库转移至雅典，雅典开始招募公民成为职业的战士，并通过军事力量攫取更多的财富；最后，对于声誉的追求，使得雅典已经事实上将平等的同盟变为一个以雅典为领袖的等级制的同盟，这意味着，战争爆发的原因已不仅仅局限在财富的损失，声望的损失同样可能会导致雅典为之而战。
1. 安全
正如雅典与弥洛斯人的辩论所言及，[6] (P415-416) 对于雅典而言，其恐惧的根源不在于被征服，而是在于享受了帝国所带来的荣光之后，就再也难以接受被曾经的属国所征服的结果。因此，从这一意义来说，战争失控是由于雅典帝国所创造的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权势使其难以接受这一权势被剥夺。这种潜在的“被剥夺感”不仅吞噬着雅典的焦灼的欲望，同时也使得雅典不得不消灭任何一个潜在的敌人，即使这种威胁可能并不存在，雅典也会极力塑造出想象的敌对政权，以满足自身对于安全感的渴望。在这种战争螺旋之中，雅典对于潜在敌国的攻伐，将会使其愈发孤立，而这种愈发孤立的战略态势，又会加剧雅典的不安，其行事也更加激进。伴随着不安与恐惧，雅典将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敌人，需要开辟更多的战线，消耗着这个国家的财富、人口、光荣，从而埋葬整个帝国。
2. 荣誉
对于雅典人而言，雅典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因此，为了维系帝国的荣誉，对外的战争与其说是一种破坏与毁灭，不如说是一种征服与荣光。而对胜利与荣誉的渴望也是雅典帝国赖以维系的根基。在阵亡将士的国葬典礼上，伯里克利将雅典的民主制度称作是一种典范，[6] (P131) 可以发现，雅典对于自身独特的民主政治的骄傲使雅典将其自身视作一种“例外”。[6] (P131-134) 在这种层面上，雅典已经不仅仅是拥有辉煌胜利的城邦，更是肩负着整个希腊世界走向辉煌的希望。这种对于自身独特的认同将使得雅典难以接受战争中的重大失败，这种失败不仅是对雅典军事力量的否定，更是对其民主制度的否定。这场战争已经从利益争夺上升为寡头制与民主制度的对抗，这种荣誉感使得雅典在与斯巴达的战争之中，妥协的空间极小，战争的彻底终结只能伴随着一方的彻底毁灭或“改弦易辙”。
3. 利益
军事力量的强大使得雅典对于扩张与权力的追求愈发增强，因此，对雅典而言，不断扩张的舰队，意味着对更多利益的追求。但是愈发沉重的“贡金”不仅成为提洛联盟内的其他各城邦沉重的负担，同时也事实上改变了同盟平等的关系，而联盟之所以维系的重要原因在于同盟诸邦对于雅典权势的畏惧，即，同盟缴纳的经费维系着雅典的军事优势，而雅典的军事优势，又迫使同盟继续缴纳经费。不难发现，在这种脆弱的平衡之下，雅典对外任何一个示弱、或者是对外战争的重大失利都意味着联盟权威削弱，并可能导致雅典经济汲取能力的减弱，从而终结雅典的军事优势。因此，提洛联盟之中畸形的等级关系，以及提洛同盟内部诸多同盟的退出与叛乱行为都表明，伴随雅典势力的不断拓展，同盟已经无法忍受雅典严酷的剥削与压迫，尽管雅典依旧可以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迫使退出者接受更为苛刻的惩罚，并借此维系联盟，但是一旦面临重大失利，雅典将缺乏可靠的同盟。要言之，雅典畸形的经济体制，使得雅典对外的经济剥削愈发严重，同时雅典也必须花费大量金钱维系自身的军事优势，最终在不断的经济扩张之中，雅典对于自身经济的边界的认知外沿不断扩大，最终伤及斯巴达的核心利益，诱发其极大的恐惧，战争也将失控。
三、结论
雅典帝国兴起于希波战争，沉沦于三十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帝国的安全与光荣，帝国的利益与权势，这一切都伴随着雅典强大的海军而不断扩展，也伴随着雅典不断扩张的欲望而走向终结。这场希腊世界的“世界大战”为何持续近三十年，各方对于战争的管控又是如何失效的？毋庸置疑，仅仅以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无法得到逻辑完整的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这种消耗性的战争对双方而言，早已不是“理性选择”，但是战争却依旧持续，直至耗尽雅典帝国最后的力量。因此，对于这场影响深远的战争的反思，从联盟的缺陷、团体决策的失误、国家极致的目标制定以及安全困境的塑造等多方面去思考，也许会有更多新的认识，而这种思考或许能为当今中美之间不断加剧的战略竞争提供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1] Graham Allison.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J].Financial Times, August 21, 2012.
[2] 此类观点可参见:Oriana Skylar Mastro;In the Shadow of the Thucydides Trap: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Prospects for Peace in US-China Relations;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21 November 2018;Brandon K.Yoder, Uncertainty, Shifting Power and Credible Signals in US-China Relations:Why the“Thucydides Trap”Is Real, but Limited;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28January 2019.
[3] Snyder, Glenn H.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J].World Politics, Vol.36, No.4 (July 1984) .
[4]孙茹.美国同盟与国际秩序变革---以分担负担为例[J].国际政治科学, 2018, 3 (02) .
[5]吴晓群.公元前五世纪中叶的希腊城邦政治与“修昔底德陷阱”[J].史学史研究, 2017 (4) .
[6] 修昔底德.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7]徐飞, 宋波.“盟主-成员型”联盟合作伙伴选择的羊群行为分析[J].工业工程与管理, 2008 (4) .
[8]Jervis, Robert. (1988) .Realism, Game theory, and Cooperation[J].World Politics40 (3) .
[9] 姜鹏, 李书剑.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要全固境--权力转移进程中故意身份的互主性走构[J].国际安全研究, 2017 (1) , [10]刘丰.战略透支:一项概念分析[J].战略决策研究, 2017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