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民族史的理论，而且拓展了民族史的史料，并以此书写了中国的民族史。由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理论着眼于为现实服务，也使得民族史的研究偏重于民族之间的斗争和同化层面，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特征。
关键词：抗日战争；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理论；实践；局限
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的形成和深入是在抗战时期。抗战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照搬苏联模式，视汉族为中国唯一的民族，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史学研究中，也主要聚焦于中国社会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关系，因此，对民族史的关注较少。[1]至抗战时期，由于中共的民族政策以及知识分子的民族理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在中国才逐渐得到发展。
此一时期确立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范式，为此后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因此，对其进行深入总结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鉴于以往对此研究关注较少，本文将对其做整体的总结和论述，以探析此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成就。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的理论探索
此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理论中国化取得的最显着的成果，主要是在民族史的理论体系和民族史的史料两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理论体系的构建
1.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内涵的创造性运用
外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着作，被中国学者引用较多的是恩格斯和斯大林的关于民族的论述。事实上，两者在民族思想的一些叙述上是不同的。这在“民族”内涵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有一个被中国学者广泛引用的论述---民族的产生是在部落产生联盟以后产生的。当然，在不同的时期依然会产生新的民族，如恩格斯说：“从中世纪早期的各族人民混合中，逐渐发展起新的民族”[2].而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说道：“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资本主义上升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民族的过程。例如西欧的情形就是如此，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都是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而胜利前进时形成为民族的。”[3]这是因为，“在封建主义时期，既然国家分裂为各个独立的公国，这些公国不仅没有用民族的纽带彼此联系起来，而且根本否认这种纽带的必要性”[4].即，在资本主义前期根本没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的理论与实践杨天通（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郑州450046）有民族的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在资本主义之前民族不能产生。简言之，在民族的起源问题上，恩格斯强调民族在原始社会已经产生，而斯大林则指出，民族的出现是在资本主义时期。
正是由于原典着作中的不同，在论述民族概念内涵时，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家也有一些不同。对于“民族”概念的使用，杨松等依照的就是斯大林的概念。[5]而吕振羽及大部分学者则立足于中国民族的实际情况和中国抗战的要求，创造性地应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的概念。下面以吕振羽为例，通过分析，就可看出中国学者的创造性运用。
对于恩格斯和斯大林的不同，吕振羽有所取舍地予以吸收。他吸收了恩格斯的民族形成说，认为从种族-部落-部落联盟或部族的发展体系中可以看出，部落、部落联盟或部族“基本上都是具备着人种学内容的”,因此，从人种学的范畴上“部族”和“种族”是同义的。[6]与恩格斯相同，吕振羽认为，民族的形成是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的事情，例如蒙古、满族等，都是在建立了奴隶社会之后才形成的。[7]而对于斯大林的关于民族性质的论述，吕振羽在吸收的基础上，则有所改变。他将列宁和斯大林所谓的民族，称之为“现代民族”.“现代民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随后将进入社会主义性质的民族。中国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民族则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民族。[8]
在民族内涵方面，吕振羽与斯大林也是不同的。斯大林总结民族的一切特征后，将民族定义为“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9].这四个特征是必备的要素，各个要素又是相互结合的。斯大林的理论强调的是四个要素的统一，而且只要有一个要素不一样，那么他们就不是一个民族了。
吕振羽在处理民族问题的时候，虽然同样依照民族的四个要素，却与之有所不同，并以回族是否是一个民族为例进行了列举：在地域上，一部分与汉族杂居，一部分居住在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在语言文字上，原来的突厥语不用，汉语成了通用语；在文化心理上，一些风俗与汉族相同，一些则明显不同；在经济生活上，不同地域的回族的经济水平并不相同。但是，最终吕振羽还是认为回族是一个民族。[10]
通过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吕振羽在判断一个民族的时候，关注的是它是否具有四个因素，而不是它们之间有无不同之处。斯大林曾经也讨论过此类问题，不过他认为：“一些人具有共同的‘民族性格',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彼此隔离，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操着不同的语言等等，那么还是不能说他们是一个民族”[11].依据斯大林的看法，我国新疆、甘肃的回族和内地与汉族杂居的回族，因其经济、地域的不同，不能视为同一个民族，这与吕振羽将回族视为一个民族是不同的。
吕振羽之所以有如此认识，是因为在其看来，对于“中国境内有些过去曾属于一个民族或部落，由于长期的分离，至今仍保有共同语言及其他一些共同特点的各个部分的人们，究竟是把他们合起来，看作一个少数民族，还是分别地看待的问题”,“首先应以怎样才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亦即有利于这些人们自身的发展为依据，第二应从其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及其领袖人物的意愿去决定”.[12]
2.对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在历史中的作用及相互关系的认识
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但是在抗战的背景下，它却与民族矛盾分析法相互结合，构成一种新的研究社会发展动力的方法，而且由于对抗战性质和路线认识的不同，使得两者还出现了主次关系。毛泽东认为，在抗战时期，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13]因此在分析历史时，要坚持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共同分析。
在吕振羽等史学家看来，抗战的爆发引起了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阶级矛盾已经成为次要矛盾。[14]而且，当时的社会性质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是各个阶级的联合。在抗战后，各个阶级也不会分裂，因为抗战的作用，就会解决许多内部的纠纷。[15]在这种观念下，吕振羽在分析社会发展动力时，虽然坚持革命是从社会内在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外力不是社会变革的主力，[16]但在具体到分析中国民族历史发展进程时，却强调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17]不过，随着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家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的逐渐统一，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分离的方法逐渐消失。
事实上，抗战时期，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结合分析中国民族史发展的观念塑造了中国史书写的结构。应该指出的是，此一时期，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述观被广泛接受，并成为各类史学家中国通史编写的基本模式。[18]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分析法结合在这种编写模式中，就能够以表现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为主线，来叙述中国民族国家的演变历程。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为例，本书共分三编，就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以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为主线的历史叙述。华岗在书写《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时也分析了民族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他说：“本书名为民族解放运动史，但对于中国内部的社会解放运动也还是加以记载，这是因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根本是不能分离的。在中国现在条件下，如果没有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固然谈不上社会解放，可是归根到底来说，如果没有社会解放的实现，也就不能最后消灭民族的压迫”[19].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史料的开拓与运用
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家认为，少数民族的史料，需要多学科的结合来研究。在他们看来，“殷以前的史的研究，材料上，除去地下出土的实物外，就要应用考古学、语言学、民俗学等知识”[20].而且二十四史中的记载都是以大汉族为中心，对于国内其他诸民族的历史活动，或列于四夷列传，或完全没有记录。即便是在四夷列传中，“记录亦极其疏略，必其种族与中原王朝发生战争或重大交涉，始能一现”[21].因此，要从现代中国民族和近亲各族的生活中，去寻找最古代的遗留。最重要的，是要从中国境内落后的各民族中，作民俗学的实地研究，并从古书上去利用神话传说。[22]
在资料分类上，他们将史料分为文字材料和地下材料。不过，这些史料的性质和作用是不同的。这方面吴泽分析得很深刻。在他看来，“殷代以前的传说时代史前期原始社会，根本没有文字记载”,因此，“惟一可靠的史料对象，便是地下出土的劳动资料的遗迹”.这种材料“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经济形态，可以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社会关系”,因此“研究殷以前的原始社会历史的史料，主要的便是地下出土的劳动资料及其他出土遗物”.而古籍文献中关于“史前历史的神话传说”则可以做副料。这两者以前者为主要史料，以后者结合前者所示的社会关系作为补充和揭示的副料应用。[23]
对于书面材料，最重要的成果是对其的辨伪工作。这主要是对古代书籍上的内容的辨伪。近代以来，由于科学观念的输入，对于传统史料的考订，已经打破经学的束缚。这方面，尤其是顾颉刚的“古史辨”取得的成就最为重要。然而，他们留下了古史重建中史料的问题。这种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传统中的神话材料在考订古史中怎么运用；其二是在古史重建中，如何取得可信的材料。事实上，这两个问题，是每一个研究上古史的学者都不能忽略和回避的。对于古史的重建，在近代取得显着成就的是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考古发掘。而对于运用神话材料进行古史重建，徐旭生等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吸收上述学者成果的基础上，从唯物主义视角对此进行了新的解读和运用。
从阶级分析角度着眼，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家辨别了上古史料中的伪造部分，并分析了其原因。在他们看来，在阶级社会，知识分子正是统治阶级御用的工具。因此，他们从统治者的利益出发，去修饰和重编古典文献，是不可避免的现象。[24]鉴于此，史学家在探索史料来源的时候，要注重探讨史料作者的时代和作者时代的社会性质，才能使用它们。因为一味相信，很可能就会发生“时代混淆的错误”[25].具体在先秦史料上，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看来，很多部分是出自战国的伪造，因此“在战国时代的社会矛盾的基础上，反映着各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因而产生所谓诸子百家的争鸣”,这些都是“用作者自己时代的意识”“扮演出来”的。[26]
在这些伪造的史料中，很大一部分是神话材料，如何运用神话材料呢？吴泽做了全面的总结。在他看来，“以古籍考据古籍，以神话解释神话而作观念的臆测，这样应用古籍传说记载是荒谬的”.对于古籍中神话材料的运用应该注意到三个原则。首先是把古籍传说记载联系地下出土文物来研究。其次是有条件地运用神话材料，把它当做神话传说运用，这样，就不存在是否有真伪的问题。另外是以“神农”“伏羲”“尧舜禹”等传说人物来划分原始社会经济的时代。[27]总之，在他看来，必须要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对这些神话材料进行深入分析，才能够正确地运用。[28]
当然，在材料使用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大体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由于在材料的使用中对材料的认识和运用不同，导致了不同史学家对于社会性质的判断产生差异。其二是史学家在将材料与理论结合时，出现了与马克思主义原典之间的偏差。对于前者，在尹达看来，在使用发掘的地下材料的时候，应当指出其生产力发展的程度，“最好是从一般的大量的现象之中寻求具体的史实，让事实来做答复”[29].以小屯的文化遗存研究为例，“应当深入地研究他们出土的具体事实，应当分析这许多遗物的本质：那大批的铜器出于什么地区，它们都是些什么东西；那大批的石器出于什么地区，它们又是些什么东西？”[30]通过分析小屯的贵族坟墓中以铜器为主而周边下层坟墓中以石器居多的实际情况得出结论：殷代一般的生产工具不是铜，更不是铁，而是石器，但是青铜器兵器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已经起了它应有的作用。[31]
对于史料和理论相结合而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在运用史前史史料分析社会性质时出现的“技术决定论”的错误。“技术决定论”是指以生产工具为标准来确定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这种现象的出现，在吴泽看来，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对《资本论》的理解存在偏差；其二是运用地下出土实物研究史前历史，材料太缺乏。为了避免这样的危险，就要把殷代的历史放到历史发展的脉络中，而且要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做统一的考察。[32]
二、民族史的实践
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民族史学家开始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撰写了一系列的论文、专着。
（一）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的探讨
此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民族起源问题的探讨上，在研究方法上，吸收了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并运用唯物史观对其进行分析；在研究领域上，由于在中国西北部的中国共产党的现实需求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家的研究，除了探讨中国民族的起源之外，主要侧重于中国西北部的民族研究。
对中国民族起源的探讨，主要有吕振羽的《中华民族人种的由来》、华岗的《中国人种的起源》以及尹达的《中国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等文章。通过对华北发掘的器物和骨骼的分析，他们认为，中国人种主要有蒙古人种，但在随后的研究中认为，中国人种包括蒙古人种和马来人种。[33]而在中国华北地带在几十万年以前就有了人类的足迹，以后使用旧石器的人类在那里生活了相当长的年代，那时的人类很可能就是中华民族的前身。[34]
在探讨中国少数民族起源时，同样运用了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知识。对于吐蕃族的起源，翦伯赞借助西北地区的考古发现，不仅考证出吐蕃的原始人种是史前“发羌”的一种，批评了吐蕃人种来自于印度和缅甸的学说[35],还探求了羌族与塔里木盆地诸种族的史前文化的继承关系。[36]
对于夏族的起源，翦伯赞依据鄂尔多斯出土的骨骼和器物指出，“夏族绝不是由中亚而来，在未有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以前，鄂尔多斯是人种出发的地点[37],并且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东夏和西夏。进而，他将考古材料与神话传说相结合，又探讨了东夏人的迁移，认为东夏之族不但未曾中断其发展，而且到仰韶以后还沿黄河而下，到了河南中部及山东半岛，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主人。到商代，占领中原，除了留下的夏族，其他的迁移到江浙，形成了后来的吴越。由豫西而徙于鄂西的，是为后来的荆楚。由原路而退回西北的，则成为后来的鬼方。[38]
对于商族，翦伯赞更是在唯物史观下对考古材料进行分析。史语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城子崖黑陶文化，他们由此认为，其文化是殷商文化的起源。而在翦伯赞看来，城子崖文化不仅是殷族的文化，而且还是”渤海系“的文化。之所以有如此的考虑方向，是因为笃信”相同的社会经济基础，可以产生相同的文化创造“[39].
（二）关于回族问题的研究
此一时期，关于回族的研究，相关的文章有《抗战建国中的回回民族问题》《长期被压迫与长期奋斗的回回民族》《回回问题研究》《回教民族运动史》，专着有《回回民族问题》。综合此一时期的研究，学者们关注的主要问题和基本观点，可以总结如下：
其一，回回的起源和名称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回回民族的组成部分，主要是回回氏及其后裔，其次为汉人，还有可能有回鹘人[40],及其他的民族成分[41].对于”汉回“的名称，在当时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汉化了的回回人，一种就是汉人信奉回教的回教徒。对此，《回回民族问题》一书指出，两者都是错误的，”汉回“绝不是回人自称的名词，而只是汉人在”回回汉化了“或”回回本为汉人“的意义上来称呼回回的名词。[42]
其二，伊斯兰教和回教的问题。对于伊斯兰教的特征，他们依然采取了唯物主义的分析路径，指出了其产生的社会条件和阶级性质。总的来说，由于阿拉伯的特殊的社会环境，伊斯兰教有自己独特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神教和政教合一、教徒具有反抗精神、教义有许多禁条等。不过，当它传播到中国的时候，因为其与中国封建社会结合，便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回教。
其三，关于回回是否是一个民族的问题。承认其为一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至少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种是他们所谓的”大汉民族主义“方面，另一种则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内部。至于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不认为回族是一个民族，主要是根据斯大林对于民族的定义---由于回族不在同一地区，没有共同的经济等方面的特征，因此，回族不是一个民族。针对于此，一些学者认为，斯大林给民族下定义的时候，主要针对的是现代民族，而”在现代的民族国家之外，还有一种多民族的国家“,而且”在多民族的国家里，包含着没有来得及在经济上结合成为一个完整民族的民族“.而”大汉民族主义“则认为，回回已经汉化，而回回和汉族的不同，仅仅是宗教的不同。不过，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看来，回教问题不是简单的宗教的问题，在宗教的外衣下，它还包括着社会制度问题，而且依据斯大林的四个要素，回族和汉族之间，不仅仅在宗教方面，在区域、经济等方面，也并不一致。[43]
（三）关于蒙古族的研究
在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蒙古方面，主要是刘春的《蒙古民族问题》一书，此书在1946年由内蒙古出版社印行。但由于当时正处于激烈的战争环境，不仅印数很少，发行也受到了很大限制。全书共十一章，介绍了蒙古民族的历史、抗战时期的蒙古以及各方面对蒙古问题的政策。本书内容的几个重要特征：
其一，利用考古材料，考订蒙古的来源。对于蒙古的起源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中，有多种争论，传播较为广泛的是”蒙汉同源论“,这种论点的依据是司马迁《史记》所说之匈奴是夏的后裔。而这种观点，在抗战期间，就有了政治色彩。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看来，”蒙汉同源论“是国民党的”大汉民族主义“的表现。因此，要反对这些论点，必须依靠客观材料，运用多学科的知识，来探求蒙古的起源。这主要是由蒙古史研究中材料的性质决定的。他们注意到，在蒙古问题的研究中，材料是相对有限的，尤其是13世纪之前有关蒙古社会的记载更为稀缺，这些记载是关于一些主要的人、地和事件，而且，这些记载也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更关键的是，更多历史状况没能进入古人记载的范围。依据考古发掘的材料，他们指出，在夏以前，蒙古地区已经有人类居住，因此，”蒙汉同源论“的依据是错误的。[44]
其二，运用唯物史观，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普遍原理与蒙古历史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来考察蒙古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尤其是研究汉族中原地区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以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形式为准的，即社会发展经历了从采集、畜牧到农业的过程。但是，对于蒙古族的研究，该书指出，应该按照它发展的特征来研究，不应把它看作是农业社会的附庸。蒙古的发展模式与中原的发展模式是不同的。当中原逐渐从渔猎、原始畜牧发展到农业经济的时候，北方的蒙古则从渔猎、原始畜牧向着游牧经济与畜牧经济发展。[45]
其三，从民族和阶级两个方面，来分析社会发展。在古代，由于外族政权的压迫和隔离，阻碍了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以清朝统治为例，清政府在蒙古实行严格的盟旗制度，严格地区分各旗界域，严格规定各旗封建主所属的牧人人口以及他们的从属关系，而且实行了压迫政策，阻碍了蒙古民族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挑起了与其他民族如汉、回的民族仇恨。[46]在近代，更是将蒙古问题分为对外的蒙古和日本的民族矛盾，以及对内的”大汉族主义“的国民党、蒙古上层同劳苦大众的民族和阶级矛盾。[47]
（四）民族通史的研究：吕振羽的中国民族通史研究
在民族通史方面，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最具代表性。《中国民族简史》共九章，分别介绍了中国人种起源以及汉、满、蒙、回、藏等民族的历史。本书的写作大体是出于政治和学术两方面的需要。在政治上，民族问题需要解决，但是对于少数民族又不了解。另外，一些诸如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之类的着作大肆宣扬大汉民族主义，不利于现实的需要。在学术上，考古发掘的材料与实际不相符，而且作者对于民族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48]本书撰写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论证模式上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相结合，来观察中国民族史的发展状况。如上文所述，之前吕振羽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结合，但是两者中民族矛盾是高于阶级矛盾的。当民族矛盾发生时，阶级矛盾就降到了次要的地位。而在此一时期，他将两者结合来观察中国民族史的发展及性质。具体可以分为三种形态。第一种是没有进入国家时代的部落之间的斗争。这时期的斗争，不像在阶级社会那样具有侵略性，而是基于两者的平等和完全自愿，形成了联盟部落间的同化。第二种是一方进入到国家时代的民族，与另一方还没有进入到国家时代的民族之间的斗争。与第一种民族斗争不同的是，这一时期，进入国家时代的民族战争有了统治阶级需要的因素，而以往的都是因为自然条件的原因。第三种是彼此都进到阶级社会时代的民族间的斗争。这些斗争的形式和原因表现为统治阶级为扩张利益而进行的侵略、人民对民族生存权利的保卫。[49]
其二，吕振羽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这种社会发展特征表现为民族发展中的退化现象。
在吕振羽看来，少数民族的发展阶段依然按照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的过程，然而这些社会形态的划分，主要是根据”社会生产基础“,即生产力来划分的。因此，当生产力发生变化的时候，社会就发生了退化。例如，金国奴隶主贵族在占领中原以后，猛安谋克式的社会组织便转化为军事性质的组织，这使得他们脱离了生产，由此金国原来的社会生产基础遭到了破坏。等到中原丧失，退回本土的时候，因为丧失了祖先的实际生产知识，就退回到原始社会。
其三，在历史叙事的主题上，关注了民族之间的迁移和同化作用。对于民族间的迁移，吕振羽认为，它并不是人们自发的，而是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原因造成的。例如在清朝汉民族向东北迁移的历史中，尽管清政府防止汉化，禁止汉人移居，但是依然阻止不了民族的迁移。这并不是山东汉族的眼光锐利，而是”汉族农民缺乏土地，在清廷圈占其地的残酷统治下，已经更加严重，不得不冒险犯难“[50].在民族同化方面，吕振羽根据同化的性质将其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的同化，一种是强迫的同化。自然同化的发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汉族吸收了他族的不少文化，同化了他族的不少人口。同样，汉族的文化成分也被他族所吸收，人口被他族同化的也不少。而强制的同化，则往往是受统治政策的影响。对于强制同化，吕振羽进行了强烈的批评。[51]
结语
抗战时期开创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的研究，从诞生之初，便与中国的现实紧密结合。这有利于中国史学家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了解中国的现实，同时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也是有益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的研究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比之前要多，但并不全面。从上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在研究的群体上，相较于专史或者通史，研究民族史的学者较少；在研究的方式上，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家多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对小问题进行研究，而以通史形式对中国民族史进行整体考察的较少，仅有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回回民族问题》和《蒙古民族问题》等，而且，他们的研究较多的是依靠文字材料，进行实地调查的较少；在研究的内容上，主要关注了回族、藏族及汉族等，而没有像当时的民族学家一样对西南、东北的少数民族进行较为广泛的研究。另外，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虽然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家吸收了民族学家的材料，但是他们和民族学的结合也仅限于此。这方面的原因，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家和民族学家在民族史研究上的取径不同，而且在共同的主题如民族的起源问题上，两者也不同。相较于民族学家利用语言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的做法，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这方面受到的训练较少。
另外，应该看到的是，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民族研究中国化的历程，由于过于注重与现实的需求相结合，而使得其对历史的分析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以吕振羽为例，在他看来，”应用列宁和斯大林同志的科学原则来研究民族问题，必须从现实的政治生活出发，从无产阶级改造现实社会制度的总问题出发“[52].而对于民族问题性质的认识，他则指出，”在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上，民族问题是改造现实社会制度的总问题的一个部分“[53].这使得其在抗战的时候，对于民族问题的分析，主要侧重于民族之间的斗争方面；在民族关系上，注重于民族的同化方面。但是在解放后，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社会主义时期民族融合的需求，转而认为在历史民族关系中，不存在民族压迫，而只有阶级斗争，民族之间是一种融合的情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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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吕振羽：《抗战的前途》，生活书店，1938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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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尹达：《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选编：《尹达集》，第254页。
[35]翦伯赞：《吐蕃人种起源考》，《中山文化季刊》1944年第4期。
[36]翦伯赞：《论史前羌族与塔里木盆地诸种族的关系》，《中苏文化》194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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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翦伯赞：《殷族与史前渤海系诸氏族的关系》，《翦伯赞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
[40][42]罗迈：《回回问题研究》，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42、870页。
[41]罗迈：《长期被压迫与长期奋斗的回回民族》，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29页。
[43]罗迈：《回回问题研究》，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912-915页。
[44][45][46][47]民族问题研究会编：《蒙古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4-7、8、14、34-36页。
[48]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序》，光华书店，1948年版。
[49][50][51]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第161-168、55、23-24页。
[52]吕振羽：《关于”怎样学习中国历史“等问题》，《吕振羽全集》（第6卷），第349页。
[53]吕振羽：《关于”怎样学习中国历史“等问题》，《吕振羽全集》（第6卷），第3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