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政府是否立即在统一的国家中开始经济的恢复，是检验政府统治思想的最佳方法之一。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情愿用自己的力量去“治国”,于是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之中。不论卷入程度深浅，他们的思想或多或少地对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恢复产生了影响。本文以江苏吴县的开弦弓村为一个侧面，力图对此思潮做出相对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农村变革；改革；受众；江村经济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并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的统一。此时距辛亥革命仅十几年。这种结束混乱局面的速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那么国民政府是否以这种速度立即在统一的国家中开始经济的恢复，是检验政府统治思想的最佳方法之一。而在中国，政府的统治思想与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是有紧密关联的---知识分子情愿用自己的力量去“治国”,于是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之中。不论卷入的程度深浅，但他们的思想或多或少都对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恢复起到了影响。
一、来到开弦弓村的改革者
开弦弓村是费孝通在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点，他以此村为例写出了名着《江村经济》。“江村”代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这个典型与他后继的对云南三村的调查是相对而言的。这四村的经济发展被费孝通概括为四种“模式”,从而初步构筑了费氏社会人类学的框架。费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对开弦弓村的蚕丝业改革做了一番考察。这是30年代知识分子变革思想的典型体现。
开弦弓村位于太湖南岸，以水稻种植为主要经济来源，蚕丝业是居于第二位的经济来源。水稻种植保证温饱，而蚕丝业保证农民能够进行公共礼仪活动[1]118-125,172-176.公共礼仪活动是延续农村传统文化的必要方式，如“农村社会复兴派”代表人物梁漱溟称，“复兴中国文化必须从复兴乡村社会做起”.这样看来，蚕丝业改革的倡导者正是与梁漱溟采相似观点者，他们在抛弃水稻种植业改革的前提下大力推进蚕丝业改革，也许是认为，蚕丝业改革如果成功，那么温饱和文化复兴就都得到了解决；而如果改革不那么成功，至少可以复兴农村的文化，即补贴公共礼仪活动的支出。此外，改革者自称其“工作的目的是通过引进科学的生产技术和组织以合作为原则的新工业来复兴乡村经济。”[1]180-181而当代社会学理论认为，一个社区的现代化，和该社区的文化积淀是密切相关的；文化的开放与接纳程度，严重影响着现代化的历程。中国农村是中国官方传统文化的基础，是新的文化因素最难以进入的地方，现代化的经济复兴改革，如果不考虑文化的阻碍力量，极有可能会受到挫折。
这里的改革者们是江苏女子蚕业学校的师生。首先，当时蚕业学校毕业生无法找到工作，那么学校必须设法建立新的推广部门，负责在农村地区传播新的技术知识。这个“推广部门”就是最先建立在开弦弓村的缫丝工厂。其次，村民不知道该怎么做，但知道他们想要的是收入的增加，至少是恢复到可以维持公共礼仪活动的地步。以上两方面因素互相影响。于是，改革是这样引起的：生丝的价格下降，农民的收入随之下降，之后学校发现了为学生谋职的机会，从而组织改革。蚕业学校推广技术并非因为它想实现乡村经济或者文化的复兴，而是因为它必须生存。蚕业学校的生存与财富并不直接挂钩，与此相对的是，农民接受改革的目的直接与财富的增加密切相关。所以，一开始改革者便与受众分道扬镳。
改革的主体和客体的距离一开始就是客观存在的，变革力量的性质是重要的，因为它决定变革的计划。它制定应付形势的措施并组织行动，它对形势所做的阐述往往不能代表现实的全貌。主体完全抛开了客体实行符合自己思路的改革。例如蚕业学校的改革者对生丝价格下降的认识不全面，“西方纺织工业对这种生丝需求下降，因而价格下跌。”[1]178,180在开弦弓村特殊的环境中，价值规律并不能完全起到作用；改革者却简单认为，只要开弦弓村生丝产品的质量提高，那么纺织工业对该村的生丝需求也会上升，从而生丝价格提高，农民收入有增加可能。
改革者的目光也放在建立新的合作化组织管理制度上。梁漱溟曾经提出这类方案；当时的社会主流思潮也掺有“农村合作化”的思想。在江苏省政府，则率先制定了合作社的相关制度[1]194-195.可见改革者的这个无关技术的思想，是当时流行的政治风气。
二、实际改革中暴露出的主要问题
在实际改革过程中，上述问题逐步暴露且还衍生了诸多新问题。一方面，开弦弓村本身的物质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就限制了技术层面改革的深度。蚕丝业生产步骤中，除了缫丝由工厂直接负责之外，其他步骤均在厂外进行。蚕种是由蚕业学校直接提供给农民的。但蚕业学校的能力毕竟有限。当蚕丝改革工作逐步普及到整个长江下游地区时，对于灭菌蚕种的需求量迅速增加。蚕业学校已不能满足需要，很多私人便来生产蚕种，乘此机会谋取利益。所以，蚕种的生产由蚕业学校单独提供便会增加成本，而且当逐渐增产时，蚕种的质量即无法保证，那么这一步骤的改革即失败了。至于从孵化到收集蚕茧的过程，各家的幼蚕集中到公共房屋里，然而，“第三次蜕皮以后，目前公用的房间便不足以容纳这些蚕了”;而到生产周期的最后两个星期时，即使是改用私人的房舍，“家里的全部房间，出去厨房和一半卧室以外，都用来养蚕”.因此本来“一年可育三次蚕”的开弦弓村，最后只能非常勉强地养两季蚕[1]184-186.这样看来，生产生丝的大部分过程实际上并无法得到技术人员的专业指导，技术改良的广度和深度仅停留在较小的表面。
而改革者所倡导的新的合作性质的组织方式，也遭遇了很大困难。改革者本来的设想是：“工厂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员全体大会。”实际上，“人们按照当地领导人和执行委员会的意见工作，当地领导人遵照改革者和蚕业学校的意见行事。”这不仅仅是因为“农民缺乏受教育的机会”,而且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文化只需要农民听命于一个开明的领导者。而在保甲制基本上是一种形式的开弦弓村，村民更愿意相信村长的权威。改革者应认识到，农民只关心以利润形式分给他们的实际利益，对工厂的其他工作很不了解。对他们来说，所有权只意味着可以分得一份利润。当然，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看，村长在实际的管理体系中起了桥梁作用，此桥梁是“占有新知识的群体”和“需要这种知识的群体”之间的沟通渠道[1]182,188-189.而实际改革过程中，却只有改革者通过村长向村民传授方法和下达指示。这样导致近十年的改革进程中基本没有调整性的措施：改革者仅是凭着理论描述性质的想象和不完全的改革情况来慢慢实现理想。
合作管理的失败造成两个结果，原料供应的不稳定是其一，资金匮乏且很难创收是其二。在1934年和1935年，当地供应的蚕茧只占总蚕茧量的一半。而村民因为对合作管理制度的不信任，同样导致了上述情况，因为村民已经开始觉得，供应工厂缫丝，似乎不如在自己家中缫丝更容易获利。实际当然不是这样，“根据规章，社员自己有权查账，并可要求经理解释。但人们只停留于怀疑和偶尔的议论上”,因为“他们不明白写在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费孝通认为这是教育工作不足所致---这体现了3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典型观点，即既然“民智未开”,则迫切需要“开民智”.从大背景看，由于1928年前的动荡局面未能很好实行“训政”,到南京时期的政策已经基本上不太能体现“训政”要旨。这成为恶性循环，不支持改革的村民便很难在缫丝之前的各项步骤上给予改革者以充分合作了。同时，由于工厂生产的生丝有自己的渠道直销上海，这对村中原有的交通命脉---航船制度的存在提出了挑战。改革者考虑到航船是村里一种有用的制度，因此决定根据传统的佣金额给他们补偿。这就相当于增加了一次运输费用，对生丝的成本提高不小。
所以从上述的三个方面的问题可以看出，改革者“成功地生产了高质量的丝”,但他们并未能够降低丝的成本，也就是没有能提高该村生丝的竞争力，无法给村民以一个强烈的对比---村民当然在改革的后期就不予合作了。
另一方面，改革者所预期的人口流动趋势完全与预计不符。尽管变革者趋向社会主义的思想代表了当前中国知识阶级的部分思想状况。费孝通发展乡村经济的理论本身是正确的，但是在开弦弓村是不实际的。国民政府对改革的支持并非推广性质的，在当时还未稳定的政局之下，只能做出鼓励性质的指示。所以变革者的思想也并非趋向于社会主义，他们只是没有能力去实现现代社会学意义的以城市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罢了。他们办的工厂是如此之小，以至根本无法安顿因为缫丝过程的转移而剩余劳动力。开弦弓村也没有引进新的工业来吸收剩余劳动力。狭窄的开弦弓村和能力极低的蚕业学校，根本无法缓冲初期现代化带来的阵痛。剩余劳动力一部分去城镇走上了另一条艰苦的工人生活之路，另一部分则“保存了或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传统的家庭工业”[1]180-181,193-194,196-197.虽然从现代化的进程看，有这样一群农民转化成了工人，是一种进步；但仅从开弦弓村的前景看，或者说是以改革者的眼光看，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机器的引进而带来幸福。
三、结论
以上所分析的是开弦弓村的乡村经济建设，属于20世纪30年代农村变革思潮的一个典型。首先我们必须肯定的是，发生在像开弦弓村一样的社区的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实验。费孝通看到了这场实验的可取之处，这是费孝通后来成功发展出乡镇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的先导。其次，我们也应该了解，这次农村变革反映出了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一些弱点。改革者与受众之间的隔阂在于理想的差异，改革者无法了解受众的最为急迫的理想。解放区以及共和国时期的知识分子，通常了解民众甚于对自身知识和技术的掌握，这是共产党的政治方针更贴近于民众使然。国民政府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的政治设计思想比共产党出色，但通常只是纸上谈兵而已。
参考文献：
[1]费孝通。江村经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