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历史人物评价是一个老问题，无数哲人与史家都在此问题上奉献了自己的才华，但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历史人物评价又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当前，由于各种社会思潮的蔓延与侵袭，对党史领袖人物评价的纷争与分歧也此起彼伏，甚至对同一领袖人物的评价出现了天壤之别，有犹如《圣经》中“使徒行传”式的歌颂，也有“恨不能打入十八层地狱”式的诅咒。所以，有必要从方法论的角度在讨论历史人物过错评析的基础上，厘析中共领袖人物评价的标准，以此来探寻中共领袖人物评价的乱象之源、厘清中共领袖人物评价的真象之本。
关键词：唯物史观；党史人物评价；过错评析；评价标准
历史人物评价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着作中对于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作了诸多经典论述，并对若干历史人物进行了评论，这些理论与实践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历史人物评价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当前，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各种社会思潮蜂拥而入，又恰逢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转型时期，时代与思潮的相互激荡，便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使得我们的思维模式多元化，对价值标准的追求也日趋多样化。这本来符合人类的认识规律，是进步的，认识方法和认识能力也是逐步提高的，但是，随着对历史的后现代“私化”,历史认识主体性的觉醒，历史认识图式大变，从原来的“历史是一座大教堂，每个历史学家为了共同的事业为之添砖加瓦”,变成了“历史像一个都市，在这里，每个人走自己的路”.[1]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历史人物评价的各种争论如同“每个人走自己的路”,有的走着走着就走向了“极端”,这种状况在中共领袖人物评价中体现得尤其显着，鉴于此，本文试对中共领袖人物研究中的诸问题进行再认识。
一、乱象丛生：时代思潮影响下中共领袖人物评价的多元化趋向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中共党史研究的开篇就是围绕对重要中共领袖人物评价的拨乱反正而展开，以重要人物评价为契机，进一步丰富与深化了党史研究。三十多年过去了，虽然一些人物评价问题仍没有解决，但中共领袖人物的评价已成为研究热点，一系列人物评传以及相关书籍纷纷问世，对领袖人物评价的论文也难以数计。与此同时，由于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对中共领袖人物评价的纷争与分歧也此起彼伏，甚至对同一领袖人物的评价出现了天壤之别，有犹如《圣经》中“使徒行传”式的歌颂，也有“恨不能打入十八层地狱”式的诅咒，如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些研究者从否定重大历史事件到否定重要历史人物。他们往往以理论假设取代历史真实，采用极端消极和激进主观的态度解构历史。打着反思历史的旗号，把“现代化史观”与“革命史观”对立起来，否定“革命史观”,进而解构中共党史，借以否定中共领袖人物。
这种状况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上表现得尤其突出。其实，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成了众说纷纭的一个难点。有些人因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就否定毛泽东，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有些人对毛泽东的言论则采取教条主义态度，认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甚至不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此后，作为中外学术界与舆论界都持续关注的一个历史人物，毛泽东研究的热潮一直高涨，毛泽东的传记数不胜数，对他的研究可以说达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正如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一千个作者心中也有一千个毛泽东。更何况还有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不尊重史实，夸张臆造。网络上有关毛泽东的言论更是混乱驳杂。当前，学界对于毛泽东的评价仍属“百家争鸣”之状。如，“两个毛泽东说”,即一说是“好的毛泽东”,一说是“不好的毛泽东”.就是都坚持“两个毛泽东说”者也有分歧，一说是“夺取政权前”即 1949 年前的毛泽东是“好的毛泽东”,“夺取政权后”即 1949 年后的毛泽东是“不好的毛泽东”;二说是 1957 年前的毛泽东是“好的毛泽东”,1957 年后的毛泽东是“不好的毛泽东”.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伟大的思想家”“有远见的哲人”.但也有过一些沉甸甸的帽子，如“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苏”“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等。自新时期以来，学术界沿着求真求实的路子，开始了为陈独秀正名的艰难历程。时至今日，陈独秀的“正名”仍未完成。
对于其他的中共领袖人物也是如此。对瞿秋白的评价褒贬不一，甚至有天壤之别。还有对华国锋的评价，有学者就认为，从 1980 年代以来，我们对这样一个人物的一些历史事实的叙述以及结论，或者是不符合史实的，或者是不公正的，应该重新做还原和研究，重新做出评价。还有对胡耀邦的评价，有学者提出要把胡耀邦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来研究，客观反映他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既不能拔高，也不能矮化，尤其是不能神化。这些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常常是特定时代的代表和旗帜，对他们的评价是认识特定时代的基础，但目前学界争议都较大。不同的时代对于人物评价有截然不同的认识，尚属历史认识的正常状况，但同一时代对于人物的评价出现巨大差异甚至出现天壤之别，就需要从价值观与方法论方面深入探究。
二、问题根源：中共领袖人物的过错评析
如何对待历史人物的过错，实际上是引发我们在人物评价时争议分歧的根源。怎样来界定失误与错误，而失误或错误能不能就归结于某些历史领袖个人所造成，在这些问题的辨析上，我们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习近平曾指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对人民群众所负责任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毋庸置疑，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对待自身失误与错误的态度的高度概括与总结。的确，“敢于承认”是胸怀宽广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所犯错误的基本态度。如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就曾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1986 年 9 月，他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时亦坦言：“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有一些过失，比如‘大跃进’这个事情，当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没有反对过，说明我在这个错误中有份。如果要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错事”.
“正确分析”应是对待历史人物过错的基本态度。如何正确地分析？习近平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这就提出了一个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对于中共领导人物的评价来说，我们还要进一步认识到，“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如何看待毛泽东的错误？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邓小平也曾反复提及在评价毛泽东错误时应该注意的问题。他说：“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邓小平的这些指导意见非常中肯，但学界仍然有一些人对之置若罔闻。如在“文革”研究的问题上，有人提出“阴谋论”的问题，把打倒刘少奇、林彪事件都说成是毛泽东搞阴谋，把“文革”的发动说成是毛泽东一人的事情，这就严重缺乏“正确分析”.
“正确分析”党史人物，就是坚持一切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叙述和全面认识党史人物。我们不应该苛求党史人物，不能以偏概全和情绪化地评价党史人物。胡乔木曾指出：“对于党史人物的评价，不能要求那些革命人物是完人，像悼词上说的那样。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毛泽东同志不是完人，是否被毛泽东同志整过的人就都是完人？也不能这样说。……写党史时遇到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同志，免不了感情上的问题，但不能说他们没有任何缺点，对这些人物都要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来评价，否则许多问题不可理解。”对一些犯了严重错误的党史人物，也要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功过。如对张国焘，胡乔木强调，“建党初期一些重要人物要搞清楚。不要回避张国焘。当时陈独秀有名无实，张国焘资格老，活动能力强，北方工人运动一直是他领导的，在党中央比较有发言权。后来他成立第二中央，为什么他能这样做？这与他在党内有资本，是老资格有关系。别人在当时的资格都不如他。现在党史中根本不提张国焘建党初期的活动，是不对的，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可见，客观准确地评述党史人物，包括实事求是地指出他们的成绩，同时也包括实事求是地指出他们的错误。诚如毛泽东所论，“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够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科学客观地认识中共领袖人物的过错，是我们正确评价中共领袖人物的前提，其中最首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客观地分析中共领袖人物的历史局限性。时代环境对个人行为有着很强的规定性，任何伟大的人物，都无法超出时代的限制。针对新中国第一个 30 年的社会发展，邓小平曾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很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所以，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当时中国的时代环境对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政治决策的影响。其次还要实事求是地分清过错中的个人责任，指出个人有限的认识能力和活动能力的局限。对于陈独秀、瞿秋白等党史重要人物所犯的错误应该怎么看呢？学者已经指出，陈独秀的错误主要来自共产国际，他不过是一个“替罪羊”而已。如唐宝林认为：“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此期间，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122 次，做出了 738 个决定。指导中国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并且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亲自执行；只有一小部分是在他们的代表严密监督下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1923-1925 年，莫斯科提出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1925 年秋开始发生右倾化的转变，最后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在充分利用《共产国际、联共（布） 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20-1927）等新史料并借鉴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唐宝林指出，鉴于莫斯科直接干涉中国革命，中共中央的活动范围和实际权力是很小的，因此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三、莫衷一是：中共领袖人物的评价标准
美国学者特里尔在写作《毛泽东传》时指出：“毛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他的影响早已超出了他的国家。人类有着某些相似的特质和志向，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用一些更具普遍性的标准衡量人类的领袖人物。其中一个最基本的标准是：他为他领导的人们带来了什么。”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确立评价中共领袖人物的“更具普遍性”的标准呢？
以往，在人物评价中，曾出现过形形色色的评价标准，影响较大的有：“阶级标准”“当时当地标准”“人民利益标准”“道德标准”“现代标准”“历史作用标准”或“历史进步标准”等等。这些标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学界所反复讨论。新中国成立后，“阶级标准”一度成为历史人物评价的一种主要标尺，表现为阶级立场、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新时期以来，“阶级标准”日渐式微。“当时当地标准”即把历史人物放到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来考察，看他在当时所起的历史作用，主要应该根据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见。这种标准的不妥之处甚多，的确如有些学者所论，当时当地的人们对历史人物及其活动的认识未必是正确的，而且多数人的看法未必正确，少数人的意见未必错谬；有些历史人物活动的意义与价值在当时当地未必能显示出来，倒是随着历史的延续和发展，才能逐步认识到它的意义。“人民利益标准”即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一切历史评价都得看是否符合人民利益，这种标准看上去十分科学，但实际上，却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有学者认为，“人民利益标准”这一提法，缺乏思想的明晰性。“是人民的一时利益，还是长远利益；是当时当地人民的利益，还是人民整体的利益；是加以历史界说的人民利益，还是抽象绝对的人民利益，这个标准并没有回答清楚。”“现代标准”以当代社会的各种需要去评判历史人物的功过，以今日之是非标准去衡量古人之是非。这种标准与历史主义原则相违背，是不证自明的。这种标准没有人会公然提倡，但是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却时时闪现。“道德标准”一度被许多学者推崇。“道德标准”表面上看大家容易接受，但在实际研究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棘手的问题，因为它很容易导致研究者因情感倾向而左右史实叙述，导致评价的不客观。气节和个性品格强调的是精神层面的因素，显然不宜单独作为一种标准来使用，只能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依据。
那么，有没有一个具有最终意义的评价标准呢？郭沫若提出：“历史是发展的，我们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的分析。这样就比较易于正确地看清他们在历史上所应处的地位。”这种标准可称为“历史作用标准”或“历史进步标准”,主张要看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是有利于解放生产力，还是束缚生产力，以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推动或阻碍作用为标准。因为人类社会在由低级到高级的必然发展趋势中，首先表现为物质生产活动，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社会的发展过程也就是生产关系不断地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过程。所以，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前进最活跃的因素，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历史人物的言行或思想只要顺应这一必然趋势，推动社会的发展，就该肯定。反之，逆历史潮流，阻碍社会的发展，就该否定。这种标准得到了学界大多数人的认同，持类似观点的人很多，他们虽然表述不一，但基本观点一致，都是以历史人物所作所为的客观效果，以及对历史发展所起的推动或阻碍作用作为标准。如瞿林东认为，论定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关键在于，看他是“加速”了还是“延缓”了，是促进了还是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李振宏指出，“历史进步标准”相较其他的人物评价标准具有客观性、全面性、本质性、稳定性的特点，是从方法论角度提出的一个人物评价的总的原则。
以“历史进步标准”来看待这些人生经历较复杂的中共领袖人物，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清一些难题。在全面准确掌握党史人物生平事迹的基础上，应该从一个人的主流、大节上去评价，看他的社会实践是不是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有没有自己的创造和贡献。应该从历史整体分析出发，考察中共领袖人物对整体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以此判断其历史地位与历史价值。
邓小平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胡乔木也指出：“毛主席的错误同功绩相比是第二位的。毛主席的这些错误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但毛主席对整个中国革命的贡献是这样伟大，决不能够动摇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他的错误是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因此，这些错误不但没有动摇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而且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有一个概括：“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十五大报告的这个概括，有助于人们从大跨度的时间和空间，观察和把握中国 20 世纪历史的基本进程，从而也为这三位伟人的历史地位作了很准确的判定。从主流、大节上去评定领袖人物，就不至于因为一些小节的迷失而得出错误的认识。
但很多学者认为，历史进步标准具有高度的抽象概括性，很难把握，因为“进步”本身有时需要辨析。如有学者指出，在许多情况下，对历史的促进作用“不是径情直遂的，而是经中介产生影响，因而往往给史学家的判断造成困难和分歧”.的确，历史人物各种各样、千差万别，情况复杂，对他们每一个人进行具体的评价，单用一个正确标准去套是不够准确的。但有一点可以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加以考量，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什么是“历史进步标准”,但可以确定什么不符合“历史进步标准”.因此，要想做到既全面又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还必须掌握一些最基本的评价方法。以历史人物的行动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为依据，可以作为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最终标准。因为一切历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就是“在事实的实际进程中真正思考过去的事实，从而发现每一事实在此进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作为真正的思维，它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
四、一点思考：基本史实的厘清与价值的宣扬
近年来，中共领袖人物研究成为热点，分歧与争鸣也随之而来，如前所述，由于中共领袖人物研究的复杂性，以致中共领袖人物研究乱象丛生，而问题根源在于对待中共领袖人物的过错评析以及对中共领袖人物评价标准的莫衷一是。但随着档案和其他各种史料的大量公布和挖掘，中共领袖人物研究还是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如何更加客观公正地对待中共领袖人物则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通过上文对几位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物的分析，不难发现，功与过、正确与错误复杂地交织是一些中共领袖人物的共性。只有根除片面化与模式化的认识，不轻易地给人物定性，具体人物具体分析，使人们真正了解这些中共领袖人物的真实面貌，才是评价中共领袖人物的关键所在。
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波澜壮阔、艰苦卓绝，且奋斗其中的中共领袖人物也极具复杂性和多样性，而在以往实际的研究中，单一思维模式一度盛行：“我们有些传记作者往往把人物简单化了。只要是正面人物，几乎从幼年时代起都是’天才‘,都是’神童‘,造反精神都很强，都是百分之百正确。而一旦被打倒，又全部皆非。这种写法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如对瞿秋白的认识。瞿秋白自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直到 1927 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一直是比较顺利发展的，这一方面源于他本人的勤奋努力，另一方面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他的信任和重用也有极大关系。可是，后来被撤职，被开除出政治局，则与他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犯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有关，同时，也与共产国际某些领导人信用了王明密切相关。瞿秋白即使在犯“左”倾盲动错误时期，他的理论与实践也不是一切皆错，而是功与过、正确与错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瞿秋白既是“左”倾盲动错误的主要责任者，又是纠正实际工作中盲动行为的推动者；他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式、道路，虽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城市中心”论的局限，但却是“农村割据”思想的倡导者；他对“无间断的革命论”的阐述，既有混淆两个革命阶段界限的错误，又包含有可贵的理论成果。可以说，正确与错误的交织，是瞿秋白犯“左”倾错误时期思想与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这些中共历史人物的一生是极其复杂的，简单化、模式化的评价只能离历史真相更远。
另外，在这种简单化思维的左右下，我们在评价中共领袖人物时，还隐性地存在着增衍效应。只要某人可判定为可以肯定的人物，那么就“为善者更增其善”,成了“高、大、全”式的人物，没有任何的缺点。但当某人被判定为应该否定的人物时，那么就“为恶者更添其恶”.不论是“为善者更增其善”,还是“为恶者更添其恶”,都是迷失了历史人物的本相。
彭明作为一位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多年的专家，他曾谈过自己在这方面的切身感受：“1948年，我作为华北大学的研究生跟随几位老师去东柏坡中宣部编审中学历史课本。当时肖三同志也在那里修改他的关于毛泽东青少年时期活动的一本书。他经常到我们的住处来聊天。当时他说的一句话，使我很受启发，一直没有忘记。他说，毛主席告诫他，在写他本人的传记时，不要像国民党给孙中山写传那样。毛泽东为什么这样讲呢？后来，我才了解到当时的一个具体情况。1948 年春，毛泽东从陕北转移到晋察冀边区。当时，晋察冀有一种小学课本，书中说毛泽东从小时候就打菩萨，破除迷信。毛泽东看后对周恩来说：’这个课本说的不是事实，我小时候不仅不打菩萨，反而为了母亲的病去拜过菩萨。‘进城以后，周恩来在 1949 年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号召学习毛泽东时，就讲到了这件事。他指出毛主席是从旧社会生长出来的，他否定过去，发展为今天这样，是有一个过程的。毛泽东本人也说过，他早年信奉过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并说在一定时间内，’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国民党是怎样写孙中山传记的呢？我记得小学课本上也有从小就打菩萨的事。1976 年，李新同志叫我跟随着几位同志到广东去帮助修改《孙中山年谱》，有机会读到了一些解放前出版的有关孙中山的传记着作，才大开眼界，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天才论、宿命论。许多书都把孙中山描述为一个从小就具有革命思想的神童，许多书都从地理环境（即翠亨村周围的风水）来解释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的成长。”
“为善者更增其善”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同时也是一大弊病。“为恶者更添其恶”这方面的例子更不胜枚举。林彪晚年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但由于他走上这条道路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所以在分析他各个历史时期的言行时，不宜简单地套用叛徒、卖国贼这个结论。林彪的阴谋活动主要是在 1959 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但如果因为他后来的言行抹杀他前期的贡献，是不尊重历史的。对于类似党史人物不同阶段的言行，应放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来考察，按照历史事实表述出来，而不应该带有任何的主观随意性。随意夸大错误就会严重地违背历史的真实。近年来，这种情况稍有改善。200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军事博物馆挂上林彪的像，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正面效应。
中共领袖人物一生的活动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面的。从纵的关系上讲，有些人可能有时间阶段上的变化，甚至在几年时间里，前后言行判若两人。从横的关系上讲，有些人又具有多重性。梁启超曾说过：“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确实如此，很多中共领袖人物身上，往往表现出各种互相矛盾的现象，一生中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较难论定，但“我们始终如一的目标是写一个典型的、真实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活动的人，而不是任意编造出一个人来，或借题发挥出一个人来。比如说陈独秀、王明、林彪等这样的党史人物，曾作过好事，也曾作过错事，还曾作过坏事，那你就得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
对一些人生历程较复杂，盖棺难以定论的中共领袖人物，根据不同人物的具体情况，我们就可以有多种评价体系。但追求思维模式多元化，并不意味着可以对中共领袖人物恣意褒贬、信口雌黄。对于那些冠以“不为人知”的噱头，打着“揭密”“还原真相”等种种旗号，夸大中共领袖人物所犯的错误，以及从生活细节与日常琐事等方面编造、虚构种种史实，污名化中共领袖人物的作品，要坚决予以揭批，从中探寻中共领袖人物评价的乱象之源，从而真正做到正确地认识与客观地评价中共领袖人物。在这里，笔者不揣冒昧地提出一个建议：要想真正地揭批这些编造、虚构史实“污名化”领袖人物的作品，关键还在于中共高层追求历史真实的愿望与决心，文件、档案的解密至关重要。掌握了充分的原始史实，学人看问题的视角、高度就会发生变化，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也会越来越清晰。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评价中共领袖人物不是为“评价”而评价，其主要目的终究还是为了弄清历史真相，同时对中共领袖人物存在的失误与错误采取“坚决纠正”的态度，“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