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8年，冀东大暴动是人类反法西斯战争史上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敌后民众武装反抗斗争，但长期未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足够关注和研究。国际学术界研究成果极少，国内学术界研究成果数量有限，研究类型多以回忆录、文献性论着为主，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某些重要历史问题尚待深入考察、研究的系统性全面性不够等。
关键词：冀东大暴动；综述
1938年，冀东大暴动是人类反法西斯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敌后民众武装反抗斗争，但长期未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足够关注和研究。就国际学术界而言，笔者检索EBSCO、JOSTOR等国际期刊数据库，真实有效的成果极少。就国内学术界而言，笔者检索中国知网、超星数字图书等数据库，也存在成果数量有限、部分重要问题尚待深入考察、研究的系统性全面性不够等问题。
一、现有研究的整体状况
1.研究历程。1960年，国内学界第一篇关于冀东大暴动的论文发表，此后出现长期断档，直到1980年代，冀东大暴动的研究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研究论着的显着增多是在2000年以后。从内容上看，学者们较多关注的是冀东大暴动爆发的原因、过程等问题。
2.主要成果类型。
（1）回忆录和人物传记。
此类成果数量较多，具有较高的史料参考价值，如《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1-3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纪念冀东人民抗日暴动》（中共唐山市委党史办公室编，1988年）、《河北革命回忆录》（第2辑）、《冀东革命回忆录专辑》（冀东革命回忆录编辑组编，1980,河北人民出版社）、《冀东革命人物》（1-3辑）（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1988）等。此外，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回忆录也以亲历者的身份，多少不一地论及冀东大暴动问题，如《刘少奇传》（金冲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李云昌回忆录》（法律出版社，2006）、《曾克林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邓华将军传》（罗印文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等。
（2）专着与编着等。部分抗战史和党史着作也有部分关于冀东大暴动的论述，但一般篇幅较小。相关着作主要分三类：第一类，宏观层面的抗战史着作。如《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国抗日战争史》编写组，人民出版社，2011年）阐述了包括冀东大暴动在内的沦陷区人民反抗日伪统治的斗争，但描述较笼统。第二类，中观层面的华北抗日史着作。如樊吉厚、李茂盛、岳谦厚编写的《华北抗日战争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上中下）、田苏苏等主编的《华北抗日战争史》（五卷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魏宏远等主编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史》（档案出版社，1990）都论及冀东大暴动，但内容有限。谢忠厚着《河北抗战史》（北京出版社，1994年）简略描述了冀东大暴动从组织到发生的过程，总结了其意义。第三类，微观层面的冀东问题着作。《秦皇岛地区抗日战争志》（秦皇岛地方志办公室，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带有资料汇编性质，不是严格意义的学术着作；《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编辑室，1986）、《冀东革命史》（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滦县革命史（滦县党史研究室，2002）较详尽地论述了冀东大暴动的具体内容，但叙述性大于分析性。
（3）学术论文、报纸评论等。关于冀东大暴动的论文可分为单篇论文和论文集两种类型，前者数量较多。在知网中以“冀东”为关键词进行篇名检索，总数达3000多项，与冀东革命史相关的论文主要分布于“中国近现代史”（82项检索结果）、“中国共产党”（29项检索结果）、“人物传记”（27项检索结果）三个学科，但与冀东大暴动直接相关的论文更少，不过十余篇，主要论述了冀东大暴动的原因、参与者、过程、意义等内容。论文集的代表性成果是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的《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研究论文集：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收录的论文论述了冀热辽根据地从筹建（冀东大暴动）到抗战胜利期间的主要思想、事件和人物，具体研究冀东大暴动的论文只有四篇。
二、现有研究成果的主要观点
1.关于冀东大暴动的背景和原因。冀东大暴动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学者们认为冀东的战略地位、丰富资源、日寇侵华战略和计划、日寇对冀东的残酷统治等是激发冀东大暴动的直接和决定性原因。张圣洁认为，冀东大暴动是中日民族矛盾深刻、激化的必然结果，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晶，得益于我党我军的艰苦奋斗和密切配合。郝飞、赵秀玲认为，党的领导、群众的积极参与、强大的武装力量、抗日正面战场的牵制、全国人民的支持等是确保起义胜利的主要原因。
2.关于冀东大暴动的战略决策、组织领导和起义过程。冀东大暴动是冀东民众在中共领导下有组织大规模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斗争，中共中央、河北省委和冀东党组织为此进行了长期周密的准备工作，如加强组织建设，改组河北省委；面向各界群众广泛进行宣传鼓动，认真推行统一战线政策以使暴动力量最大化；进行干部力量储备，开办多种军事、政治训练班等。《冀东革命史》指出，九一八事变后，冀东人民抗日救亡斗争就由抗日宣传和抵制日货的初期形式向组建抗日武装的更高形式发展，但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摧残。与之相反，中共对冀东民众抗日运动一直予以坚定支持。在零散的民众抗日运动受挫后，中共领导的抗日斗争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毛泽东、中共中央对河北和冀东党组织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明确将雾灵山作为抗日游击根据地，提出了冀东坚持游击战的基本原则等问题。刘少奇主持的中共北方局直接发挥了领导作用，刘少奇指示冀东党组织将工作重点置于农村，积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所有进步力量，并指导河北省委进行妥善的人事安排以更好地领导暴动。中共河北省委和冀东党组织则负责了具体工作，如策划工人罢工、发动四次武装起义、鼓动民众抗日情绪、积极开展统战活动等。刘大为、董宝瑞对冀东大暴动从背景、原因到过程进行了详细介绍。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即规划在冀东开展武装斗争和游击战，并进行了各方面的周密准备，由于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震惊中外的冀东大暴动爆发。暴动波及冀东十几个县，吸引了20万以上群众参加，组建了十万人的武装力量，扫荡了农村敌伪政权，创造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起义的记录。暴动受挫后，为长期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创建冀东抗日根据地，中共党组织一度准备发动二次冀东武装起义。《滦县革命史》（滦县党史研究室，2002）指出，1939年3月，冀热察区委计划八路军再次挺进冀东，发动第二次暴动，重新打开冀东抗战局面，建立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但后来因种种原因，八路军挺进军取消，冀东第二次暴动没有发生。
3.关于冀东大暴动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冀东大暴动是由共产党主导、有国民党和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武装大反抗，冀东大暴动之能有如此规模并取得阶段性成功，中共倡导并居于领导地位的统一战线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中共冀东党组织的统一战线政策与全国统一战线政策既有一致，又有独特的地方特色。冀东统一战线的实践早于中共中央统一战线思想和政策的正式形成，这是冀东地区更早受到日寇侵略的现实斗争的必然结果。1933年9月，冀东党组织组织的“京东民众御侮救亡总会”成立。这是一个地区性群众性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团结了广泛的社会抗日力量。其后冀东党组织一度受“左”倾思潮的影响，抗日统一战线陷入低谷。1936年春，刘少奇赴华北主持中共北方局，肃清错误思想，为抗日统一战线在冀东的顺利发展普遍了道路。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和洛川会议正式确立统一战线政策后，中共河北省委和冀东党组织更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和实施。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1937年9月，将设在天津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改组为“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简称“自卫会”），“自卫会”成员包括国民党内各派系势力，以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滦县革命史》（滦县党史研究室，2002）指出，1937年12月，冀东十县人民抗日代表会议在滦县多余屯召开，会议的首要议题就是成立“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推选了国共两党、社会知名人士组成的领导机构。这些统一战线组织的成功建立和运转，对于保证冀东大暴动以远远超出预期的规模和声势爆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关于冀东大暴动的历史意义和影响的研究。冀东大暴动在极短时间内，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冀东大地，取得了辉煌胜利，其重要意义值得强调。暴动成功后，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在致冀东党组织的贺电中指出，（暴动）“给日寇以严重的打击，摧毁了冀东汉奸政权，发动了广大的民众，配合了全国的抗战。……（暴动将）创造冀热边新的抗日根据地，长期坚持抗战，给日寇的野蛮侵略以更严重的打击、收复冀东。”谢忠厚（《河北抗战史》，北京出版社，1994年）认为，“它虽然未能巩固自己的胜利，但为以后冀热边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并在战略上配合了国民党军队保卫武汉的战役”.陈绍畴认为，冀东大暴动及其冀东游击战争创建了冀热辽革命根据地，“在冀热辽地区发动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既可以扼住敌人的咽喉，牵制和消耗日军的兵力，又可以作为我军战略反攻的前哨阵地”.姜德辉从更宏观的角度对冀东大暴动进行了总评，认为冀东大暴动开创的冀东抗战“的伟大战略意义还在于创建了一个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冀热辽抗日根据地，为后来的人民解放战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活动基地”.既有研究主要从物质层面上阐释了冀东大暴动的意义，如消灭日伪军、摧毁敌伪基层政权、建立抗日武装力量等；但在精神层面上，冀东大暴动对冀东地区民众的鼓舞和教育意义、对振奋全国民众的抗战信心、向世界昭告中国民众的不屈和反抗意志方面的论述有待加强。
5.关于冀东大暴动的重要人物和事件研究。有研究关注较多的、与冀东大暴动有关的党的领导人是毛泽东、刘少奇。毛泽东较早就重视冀东的战略地位和抗日游击战的重要作用。郝洪喜（《试述毛泽东对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创建的历史贡献》）、贺彩瑛（《论毛泽东根据地思想在冀热辽根据他的实践》，《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研究论文集》，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认为，毛泽东1933年就在关注冀东抗日斗争，冀东根据地建立发展的主要成绩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毛泽东就冀东抗抗战问题作出的战略决策和具体指示涉及冀东抗日根据地的地点选择、冀东抗战的艰苦性和长期性、武装部队的创建与发展、党组织建设、党群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刘少奇1936年开始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是冀东大暴动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多篇论文探讨了刘少奇与冀东大暴动的关系问题。已故冀东革命领导人李运昌的回忆文章《忆刘少奇同志与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指出，刘少奇对冀东大暴动的组织、实施、人事安排等关键问题都曾作出过具体部署。1937年春，刘少奇向李运昌明确了为冀东大暴动而进行的相关准备工作，如改组中共河北省委、改组华北各界救国会为“华北人民武装抗日自卫会”、筹备冀东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争等。曾文友，陈庆春指出，刘少奇在冀东大暴动的人员安排、指导原则、组织机构建立、宣传鼓动等各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贡献。此外，聂荣臻、肖克、李运昌等党和军队领导人以及部分其他党派和社会知名人士在冀东大暴动中也发挥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已有论着对他们的历史贡献、主要思想和事件及其影响的研究明显不足。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
1.研究视角尚待扩展。研究视角较为单一，既有研究基本上都是从国内角度进行论述，缺乏国际视角的研究。就规模和区域而言，冀东大暴动是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规模最大的民众大起义，对当时的中日关系和国际局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国际社会对冀东大暴动给予了高度评价，赞扬中国人民的反抗强权精神。在既有研究中，此方面内容长期没有得到重视。我们日益强调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就应更细致深入地从国际视野挖掘和思考中国抗战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冀东大暴动即是此类事件之一。冀东大暴动与二战时期他国民众反法西斯起义的比较研究，剖析国际社会对冀东大暴动的报道和反应，是中国抗战研究国际化的应有之义。
2.研究内容尚待充实。关于冀东大暴动某些重要事件和问题的研究较为粗略，尚待细化和深入。如：抗战期间冀东党政军机构变化较频繁，其具体过程及主要考虑；冀东社会各阶层如何在中共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下协调进大暴动；冀东抗日根据地建设发展的基本情况；冀东普通民众对大暴动的认识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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