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地区，并于1932年3月建立起了伪满洲国。在国破家亡的的紧要关头，东北官吏群体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尤为引人注目，主要是他们掌握国家政权，长期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东北社会具有强烈的影响力和引导力。特别是在东北沦陷初期，他们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对处于迷茫彷徨之中的人们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关乎东北的命运。一直以来，史学界对此问题的论述并不多见。本文力争客观地揭示东北沦陷时期东北官吏群体的政治态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影响，为伪满的研究增添些许新的内容。
一、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率众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迅速占领了辽宁和吉林的部分地区，原有的地方政权遭到了破坏，社会秩序混乱。在东北生死存亡之际，部分军政官员率先领导东北军和民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唤起了东北及其全国的抗日救亡热情，掀起了东北义勇军抗日高潮。
辽宁的抗日义勇军的活动风起云涌，虽然其“构成较为复杂，但是居主导地位仍是以东北军军官为首领的各支队伍。其中尤以黄显声的作用不可低估”.[1]黄显声曾经担任东北军第二十旅旅长。1930年就任辽宁公安管理处处长兼任沈阳公安局长。1931年9月在中日关系紧张之际，他将库存的东北军历次入关缴获的20万旧枪紧急发放给各县。正是这些枪支成为各地民众起来抗日的有力武器。9月末。他主持召开了辽西八县公安局长会议，要求他们回去组织民团，抵抗日军侵略，保卫家园。10月初，他又以警务处长的名义委任各县抗日义勇军司令，这是辽宁民众抗日义勇军出现之始。[2]至1931年底，辽宁抗日义勇军发展到22路，主要活动在辽西地区。它们袭击日军军车，围歼日军，消灭投敌的伪军等，有力地支援了东北军的锦州抗战。此后，抗日义勇军的活动发展到辽东和辽南地区，其中着名的有邓铁梅、唐聚五分别领导的义勇军。邓铁梅是辽宁省凤城县公安局长。九一八事变后，回到家乡组织起了抗日武装，即辽宁民众自卫军。起初这支队伍只有200多人，以后发展到1万多人。[3]从率众抗日到1934年9月牺牲，邓铁梅率部与日伪军进行了数百次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的殖民统治。唐聚五是辽宁省防军第一旅第一团团副。1932年4月，他联络志同道合的东北军政官员在桓仁县举起了抗日的大旗，建立起了辽宁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起辽宁民众自卫军，并被众人推举为总司令。由于准备工作较为充分，自卫军声势浩大，人员众多，达到了十万人，[4]影响到14个县，建立起了辽宁省政府，直接威胁到日伪的统治。与此同时，自卫军进攻通化、新宾、临江、宽甸、辑安等县城，威震东北，声名远播全国。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最后调集重兵将唐聚五的抗日队伍打散。
据统计，辽宁和热河的义勇军共编成了58路，其中由原来东北军政官员领导的就有26路。[5]
冯占海领导的抗日义勇军是吉林省最早的抗日武装。冯占海是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1931年9月24日，他多次拒绝日伪吉林政府高官厚禄诱惑率所部在吉林官马山举起抗日的旗帜，发表抗日通电，指出：“日寇侵我领土，杀我同胞，……希我吉林爱国军民，团结一致，坚决与寇逆抗战到底，……我团全军敢效前驱，愿与我吉林全省爱国同胞共勉之。[6]
随后率领军队来到了吉林北部蛟河县一带，联合其他抗日队伍共同抗日。1932年1月，日军进攻哈尔滨。陆军中将依兰镇守使兼东北军第九旅旅长李杜、陆军中将滨江镇守使兼东北军第十八旅旅长丁超、陆军中将东北军二十六旅旅长邢占清及冯占海等人率部组成吉林自卫军，与日伪军队进行了惨烈的哈尔滨保卫战。哈尔滨失守以后，李杜率部撤回宾县、方正一带继续抗日，直至1932年末在日军残酷围剿下退入苏联。冯占海率部转战于五常、榆树、拉林等地。多次与日伪军交战，甚至攻打吉林、长春，引发伪满全境震动。以后在日伪军队联合绞杀下被迫撤到关内。
1931年11月，日伪军队侵略齐齐哈尔。新任黑龙江省省长马占山毅然率领黑龙江守军在嫩江桥与其进行了半个月的艰苦激战，重创了日本关东军，打响了中华民族抗战的第一枪，唤起了全国各界民众的抗日热情，凝聚起了全民族的抗日精神和力量。1932年4月，马占山抛弃了日伪的高官厚禄，遣散了家眷和资财，重新举起了抗日的大旗，集结起了黑龙江的抗日力量与日伪军队进行了艰苦地鏖战，九死一生，进一步鼓舞了黑龙江人民的抗日斗志。他们积极响应马占山的号召，纷纷拿起武器，与日伪军进行殊死的斗争。1932年10月1日，中东铁路哈满护路军司令、呼伦贝尔警备司令、东北军第十五旅旅长苏炳文和张殿九等领导驻扎于海拉尔和满洲里的东北军奋起抗日。着名的海满抗战爆发，给日本关东军以重创，最终因寡不敌众撤退进入了苏联。
九一八事变后，率先起来抗日的基本上都是东北军政官员，其中既有手握大权，统辖一方的封疆大吏，也有中下级官员。他们是东北军政集团重要的统治基础，作为统治集团中的成员，其本身坐拥良田，开办工厂，财源滚滚而来，物质生活丰裕，也染有聚敛钱财、招妻纳妾、抽大烟等坏习气。然而在国家危亡之际，他们抵御了日本侵略者高官厚禄地诱降，散尽家财，抛下亲人选择了抗日救亡的艰难之路，并为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血染白山黑水。他们的抗日精神和斗志极大地鼓舞了东北、乃至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而名垂青史。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东北最高军政长官张学良执行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指示东北守军放弃对日本侵略的抵制。然而9月23日他就在锦州重新组建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11月12日，在他的支持下吉林省政府在宾县建立。它们与日本扶植的伪临时政权相抗衡，领导辽宁和吉林部分地区的抗日斗争。同时张学良在北平支持东北抗日救亡组织的活动，为其提供经费，为东北义勇军提供武器，并且组织东北军进行热河抗战。由于他始终不与日本侵略者妥协，坚持抗战，在其身边凝聚起了抗日力量，他率领的20万东北军官兵也保持着抗日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抗日的重要力量。
二、卖国投降，助日为虐，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帮凶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暴行受到了世界各国的谴责。为了永久地占领东北，将其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侵略者决定利用亲日汉奸组织起傀儡政府，以此迷惑国内外各界民众，掩盖侵略本质，麻痹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而这些汉奸大多是东北军政集团的各级官吏，掌握着各种权力，熟悉东北社会民情，在社会上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其为日本侵略者摇旗呐喊，很有欺骗性和煽动性，迷惑了部分民众拥护伪政权，蒙蔽了国际社会，掩盖伪政权的傀儡性。
日军于1931年9月18日深夜占领沈阳后，于9月20日建立起了以关东军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为伪市长的临时市政府。这个伪政府的主要官员完全由日本人担任，表明日本妄图对东北实行直接的殖民统治，但是遭到了国内外舆论的抨击。10月20日，日本决定赵欣伯接任伪奉天市长。赵欣伯是臭名昭着的亲日派人物，东北法学研究会会长。但是他的资历、威望尚浅，影响力有限，因此日本侵略者更多地寄希望于袁金铠和于冲汉等人的亲日活动。袁金铠和于冲汉，一个是通古博今的”关东大儒“,一个是东北文治派的代表，在东北社会很有声望，素被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所倚重，任命为政治顾问，为奉系军阀出谋划策，在东北军政集团中位高权重，政治经营多年，门生故吏遍布于军政各界。日军占领东北以后，袁金铠成立了伪奉天维持会，亲任会长，组织起伪警察队帮助日本侵略者维持社会秩序，勒令银行、商店继续开门营业。于冲汉降日卖国也是不甘人后，抱病出任伪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副会长，积极鼓噪东北”独立“于中国，并发表了《告东北四省三千万民众书》，公然鼓吹”满蒙独立“,还将一些日本的自治指导员派遣到辽宁20多个县夺取地方政权，为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实现全面的殖民统治准备。然而，无论是赵欣伯之辈，还是袁金铠、于冲汉之流，他们在东北社会及其官吏中的政治影响力都无法与辽宁省长臧式毅相比。臧式毅是东北军政集团新派核心人物，张学良的肱骨心腹，机智有谋略，备受信赖，委以重任。
九一八事变后，他被日军软禁起来。1931年12月15日，在日军的威逼利诱下，屈膝投降，出任伪奉天省长，组建伪奉天省政府，极大地推进了日本殖民政权建立的进程。九一八事变前，熙洽是吉林省政府代理主席，执掌吉林省政权。日军占领沈阳以后，他欣喜若狂，于9月21日主动将日本侵略军迎进了吉林城，建立起伪吉林省长公署，自任伪长官，极力拉拢各级官吏为日本效力，同时向全省各地发布告示，要求各级政权听其命令。28日，他又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与张学良政权和南京国民政府脱离关系，抢先在东北宣告”独立“,致使吉林部分地区被日军占领，成为日本侵略者极力标榜树立的”榜样“,影响极为恶劣。与此同时，他还派人拉拢张景惠、臧式毅、于芷山等军政高官与张学良政权决裂，降日卖国，使处于彷徨犹豫中的官吏彻底倒向日本的怀抱，成为可耻的汉奸。
张景惠是东北军政集团的元老，东省特区的长官，在社会各界具有广泛的人脉，因此他的举动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囿于中苏合办东省铁路的因素，不敢贸然侵占哈尔滨。张景惠甘受日本侵略者的驱使，在哈尔滨培植亲日力量，明目张胆地使用日本提供的武器建立起了亲日武装，亟待日军侵占哈尔滨。同时将东北爱国官员组建的吉林省政府驱赶到宾县，不让他们在哈尔滨立足，向抗日力量施加压力。此外，日本关东军占领齐齐哈尔以后，张景惠秉承日本侵略者的意旨，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一方面以其地位和资历维持黑龙江省的秩序，稳定局面，另一方面对以马占山为首的黑龙江抗日力量进行打压和诱降。他多次打电话或会晤马占山，以高官厚禄诱其降日，并且强行将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引见给马占山，动摇马占山抗日的意志和决心。
1932年2月中旬，在日本关东军的操纵下，臧式毅、熙恰、张景惠、马占山等人在奉天召开了东北行政委员会会议，发表了《满蒙新国家独立宣言》，宣称”从此与党国政府脱离关系，东北省区完全独立“[7],为伪满洲国的建立彻底扫除了障碍。3月9日，伪满洲国建立，这些汉奸摇身成为伪政府的高官，成为日本统治压迫东北人民的帮凶。在伪满最初的政府机构中，前东北军政官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协助日本建立殖民政权、维护其统治的重要力量。1937年出版的《满洲帝国人名鉴》收录了819名伪满政界科级以上、军界营级以上军政官员的简历，其中412人曾经是原东北政权的官员。[8]他们分布于伪满政府的各个部门，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帮凶，也真切地反映了部分东北官员在东北沦陷以后的政治态度和取向。
三、坚决不与日本侵略者合作，也不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无咎无誉
持有此种政治态度和立场的东北官员保有民族气节，拒绝日本侵略者高官厚禄的利诱，不与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为伍，洁身自好。可是他们也逃遁现实的政治生活，对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持谨慎观望的态度，其中的缘由比较复杂，既有对抗日斗争前途的忧虑，丧失了抗日的信心和勇气，也存在着派系争斗遗留的矛盾和隔阂无法释怀，消极观望，再就是无法彻底摒弃个人利益，患得患失。
张作相是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待人宽厚，政治地位仅次于张学良，是张学良倚重的政治元老，在社会上具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1932年热河抗战失败以后，张作相拒绝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利诱，寓居天津，甘守清贫。他的雄厚家产大多在东北，被日本侵略者封存没收，所以他在天津的生活相当窘迫，粗茶淡饭，事事亲力亲为。日本多次派人到天津以高官厚禄引诱张作相，均被他严词拒绝。关东军提出”只要他在政治上与张学良断绝往来，才同意将其房产土地归还一半。张作相不肯。“[9]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在华北筹组伪政权时，再次派人威胁劝诱张作相加入伪政府，甚至炸毁了他的祖坟，但是仍然遭到了张作相的拒绝。他在天津寓居的原则是：”不管是伪满派人来也好，日本关东军派人来也好，让我卖国当汉奸不干，但是表面上不得罪他们。“[10]日本侵略者始终不放弃对张作相的利诱，寻找各种机会拉拢利诱。1943年伪华北政权头目王辑唐在北京设宴款待军政界的要人，邀请张作相参加。张作相以重病在身为借口加以拒绝，并且一再告诫家人及亲朋好友不要与汉奸往来，保持作为中国人的尊严。
王树翰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倚重的高官，曾经担任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的财政厅长，以后又担任吉林和奉天省长、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长，是东北政治舞台上非常重要活跃的官员，具有很强政务管理能力，不变不惊，参与了东北易帜、中东路事件等重要事务的处理，其才华和能力受到了蒋介石的赞许，任命他为南京国民政府文官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鉴于王树翰的地位和能力，多次派人利诱其为伪满政府效力。尽管此时王树翰与张学良政见不同，甚至有些抵牾，但是仍拒绝道：”吾仕至监司，谬膺方面者屡矣。且进为中央党委兼国府委员，位不谓不高，讵肯下侪于石敬瑭、张邦昌之流，为万世唾骂乎“.[11]表明了他拒不做汉奸的政治态度。至此他寓居天津，甘守寂寞，老守田园。
东北沦陷以后，在京津地区聚集着一批东北军政集团的官吏，除前述张作相等人外，还有米春霖、董其恩、王世选等高官，组成了所谓的”东北同乡会“,不定期地进行聚会，互通信息，加强联系，生活上互相关照。这些人宦海沉浮多年，交游广泛，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长期以来一直是日伪拉拢利诱的重点对象。但是他们拒绝与日伪合作，始终坚守不做汉奸的道德底线，甘守寂寞和清贫。
此外，在伪满政权统治下的东北，也有部分官员保有民族气节，冒着生命危险，坚守不做汉奸的道德底线，拒绝在伪政府中担任职务。马德恩曾经担任过吉林永衡官银号总办、吉林省实业厅长、农矿厅长、吉林省政府委员。九一八事变后，他坚决主张抗日，与诚允（宾县吉林省抗日政府主席）、潘鹤年等爱国官员抵制熙恰的降日卖国活动，拒绝担任伪吉林省长和伪满实业部大臣之职，为此被捕入狱。后来迫于舆论的压力，日伪将其释放。出狱后，马德恩闭门谢客，潜心佛事。
总之，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政集团官吏的政治态度和立场是较为复杂的，由此形成了泾渭分明的政治力量和团体，其对东北社会的影响是迥然不同的：坚持抗日者领导民众抵御侵略，浴血奋战，给日伪殖民统治以沉重地打击；甘当汉奸卖国求荣者，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帮凶，将东北推入了殖民地的深渊；既不抗日也不甘当汉奸者，坚守民族气节的道德底线，但是消极遁世，挣扎于殖民地痛苦和苦闷之中，无法真正逃避家国苦难的生存状态。
参考文献
1.解学诗。新编伪满洲国。第196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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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冬晖。苦难与斗争十四年。第260页。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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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潘喜廷。东北抗日义勇军史。第100-106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政协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2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7.陈觉。九一八国难痛史。第69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8.日本外务省情报部。满洲帝国人名鉴。转自《吉林文史资料》第18、19辑。政协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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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孙贵田。辅帅逸闻纪实。第23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11.胡玉海。奉系人物。第210页。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