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晋风度是特有的文化现象, 有着复杂深刻的内涵。从探析“魏晋风度”词源出发, 梳理了魏晋风度命题在中国古代至晚清明初时期的演变, 概括了魏晋士人的形象特征, 归纳了魏晋风度蕴含的儒道互补、偏重艺术化人生的基本精神内涵, 并在此基础上, 探究其产生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根源。
关键词：魏晋风度; 精神品质; 文化根源;
Abstract：Style of Wei-Jin is a unique cultural phenomenon with complex and profound connotation. Starting from the exploration of the etymology of "Wei-Jin Grace", the evolution of Wei and Jin Grace propositions from ancient China to the early Qing and Ming dynasties was examin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ei and Jin scholars were generalized, the Confucian and Taoism complementary were summarized and the basic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artistic life was emphasized. On the basis of this, the social, political,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causes are explored.
Keyword：wei-jin style; mental quality; cultural roots;
1、“魏晋风度”命题的演变
对“魏晋风度”究竟应作何理解?对它的内涵到底该作何界定?才能更为贴近它的本质要义。长时间以来, 学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和论争。有的主张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出发还原当时的生活面貌, 有的主张从当时士人特别是文人的作品出发来把握这一现象, 有的主张从文人的生活行为方式出发来进行观察, 有的主张从文人的思想层面出发进行挖掘, 有的主张从文人的心态方面进行体认, 还有的致力于从文人生活不同层面所彰显出来的精神风貌进行全景式的扫描。世人对这种特有的文化现象, 有着复杂深刻而又难以趋同的认识。这里先从“风度”一词的词源考辨谈起。
1.1、“风度”的词源
“风度”, 一般是指人的美好的举止姿态。许慎《说文解字》[1]说:“风, 八风也。”“八风:《左传·昭公二十年》:‘七音八风。’杜预注:‘八方之风’。”“风”最初是一种自然现象, 是一种无规则、无约束、任性而为的自然物质的流动, 随着时代的发展, “风”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展演变, 于是, “风”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用来表现自由、奔放和宽广的人文精神。《论语·先进》中曾皙的那种“浴乎沂, 风乎舞雩”的任性而为、与天地造化共舞的姿态, 深受孔子所赞赏, 使孔子发出了“吾与点也”的内心同感, 成为孔子推崇的行为范式和情操追求。“风”就具有风貌、风韵的含义。“度, 法制也[2]。” (《说文解字》) 后来又引申为器度, 进而用来指人的气度、态度等。这样“风度”一词, 就可以理解为人的美好举止、姿态和内在气质。
在具体内涵上, “风度”就可以与“风格”“风流”的词义相提并论。对于特定历史时期而言, 它既可以用来形容这一时期人的特定精神风貌和典型社会风尚, 还可以作为该时期文艺批评的一种范式, 又可以表现该时期人的审美理想。从一般意义而言, 至少在某些方面内涵丰富的人才会具有自然的风度, 而浅薄之人是没有风度的, 当然难以用“风度”来形容。这样就可以看出“风度”是具有深广的意义指向的。
1.2、“魏晋风度”命题的演变
作为一种观念, “魏晋风度”具有动态的、开放的特性, 具有意义指向的深广性特点。与其它重要的文化现象一样, 因其复杂的表现形式和其所蕴含的复杂内涵, 人们难以取得趋同的认识结果。但考察这一命题演变的过程, 并给其内涵一个较为符合的界定, 既是行文的需要, 更是认识和把握这一文化现象的需要。考察“魏晋风度”, 需从“魏晋风度”这一观念诞生的起始开始。
“魏晋风度”这一观念, 从共时性维度来看, 既可以用来表现魏晋时期人的审美理想, 又可以作为对该时期文艺批评的一种范式, 还可以用来形容这一时期人的精神风貌和典型的社会风尚。然而“魏晋风度”又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动态的观念。它的产生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渊源、精神根源和社会根源, 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嬗变过程, 后人的接受也不断丰富着它的意义。对观念史的考察, 当从观念的诞生谈起。
作品的诞生之日便是其接受史开始之时。考察世人对魏晋风度表现及其意蕴的接受, 可以从魏晋时期人们对这一现象的认识开始。就魏晋风度本身的历史嬗变过程来说, 经历了汉末到晋末这一复杂多变的历史过程, 虽然其有着精彩的表现和多元深刻的意蕴, 但当时人们并没有给后人留下有关“魏晋风度”或者相似概念的表述。如果从这一时期人们留下的言语或作品出发考察这一现象, 难免雾里看花。从这一方面而言, 不得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值得庆幸的是, 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及其门客给我们留下了一部记载上迄汉末、下至晋末士族阶级逸闻轶事的笔记体小说。这不能不说是“魏晋风度”的大幸, 也是中国文化的大幸。考察“魏晋风度”这一历史观念, 可从《世说新语》开始。
1.3、“魏晋风度”命题在古代的演变
《世说新语》一书, 反映了魏晋时代的士人言行、社会风尚、学术思想与历史文化, 堪称此时代的缩影。宗白华先生将这一时代称为“世说新语时代[2]”, 而冯友兰先生则把该书称为“中国的风流宝鉴[3]”, 《世说新语》的成书直承晋末, 加之其文字“间或于裴郭二家书所记相同, 殆亦犹《幽明录》《宣验记》然, 乃纂辑旧文, 非由自造”的特点[4], 足见是此书在反映魏晋名士风度及历史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世说新语》中, 直接运用“风度”“风流”来评价魏晋士人的言行和精神气质, 一共有六次之多。分别见于该书的《方正第五》第64则、《赏誉第八》第150则、《品藻第九》第81则、《伤逝第十七》第6则、《栖逸第十九》第11则、《俭啬第二十九》第8则[5]。这些运用“风度”来品评魏晋人物时, 已开始深入到魏晋士人的精神面貌和人格力量, 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早用类似“魏晋风度”概念化语言评价魏晋人物风度的作品。虽然这些概念化语言不具备文学的、艺术的、审美的等专门的指称作用, 但也初步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魏晋风度”的内涵及基本精神。是我们考察“魏晋风度”命题演变的不可回避的重要起点。
其后, 南朝齐梁时代相继出现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 以“风骨”和“建安风力”为命题, 首开对“魏晋风度”文学观念的专门化论述。此后, 初唐陈子昂、盛唐李白、南宋严羽等人则在文学观念方面, 专门总结了“魏晋风度”概念在文学上的表现。盛唐杜甫在《丹青引》有“英雄割据虽已矣, 文采风流今尚存”的表述, 中唐侍僧皎然在《诗式》中拈出了“风流自然”的诗学命题, 晚唐司空图在《诗品》中以自然美为出发点, 总结出“不着一字, 尽得风流”的诗学意境论, 宋代王灼《碧鸡漫志》在评价晏殊、欧阳修时更有“风流蕴藉, 一时莫及”之叹。
元明清时期, 虽有元代士人及晚明文人诗文行为之颠狂, 然在概念上对“魏晋风度”进行提炼总结者甚少。
1.4、“魏晋风度”命题在现代的演变
直到晚清民初, 出于对旧的文体革新的需求, 加上魏晋文人与现代文人所处的相似的历史情境和文化语境, 现代文人开始了对“魏晋风度”命题及其意蕴的大规模研究, 时隔1 500年, “魏晋风度”开始了它重大而有力的历史回响。
刘师培、章学诚、梁启超等一代大师对“魏晋风度”的现代性进行了初步的发掘。就“魏晋风度”这个完整的命题而言, 它是一个现代性的命题。这个命题导源于鲁迅先生的着名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这篇文章里, 鲁迅先生以文章标题的形式, 把魏晋士人生活的总体风貌命名为“魏晋风度”。其后经陈寅恪、唐长孺、刘师培、鲁迅、刘大杰、王瑶、宗白华、冯友兰、李泽厚、罗宗强等现代着名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在不同层面对魏晋风度及其相关问题的阐释, 基本完成了对这一命题的现代转换, 其潜在的精神意蕴也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掘。
2、魏晋风度的精神品质
2.1、魏晋风度的历史前奏
汉末复杂的社会巨变, 对当时以及随后的士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是魏晋风度产生的历史前奏。
首先, 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因素中有着很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格精神特征。就魏晋风度产生以前的情况而言, 无论是在百家争鸣、文化灿烂的战国时代, 还是在汉代大一统之后儒学定于一尊的时期, 士人们多数有着对社会关怀、对时局关注的一贯心态。这是中国古代士人所特有的一种心态。时局的变化, 必然对士人产生重大影响;士人对时局的关注, 因程度不同, 也会对社会风气, 特别是政治风气, 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者之间, 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士人和政权之间的关系随着时局的变化, 也会发生疏密的变动。
东汉和帝之后, 政治上出现了为期约80年的宦官与外戚交替专权的情况。外戚与宦官的争斗导致当时政治环境异常恶劣, 官场腐败, 政治黑暗成为朝政的主流。以致在桓、灵之际, 宦官专权遮天蔽日。汝南士人许劭、许靖二人, 以“月旦评”的方式对诗画和人物进行品评和褒贬, 首开汉末品评人物之先河, 引领了汉末蔚为大观的“清议之风”。虽然腐败黑暗的政治生态导致士人对皇权的疏远, 但当时“重要的党人开始都是以维护政权的大一统为目的的。他们忠于朝廷, 忠于君主, 以名节自高, 为此而反对外戚和宦官, 终于罹祸[6]”。
因为士人“清议抗愤”的行为, 批判了腐败, 列数了罪恶, 彰显了士人的斗争精神, 对宦官专权形成了有力的抨击, 导致了宦官势力对他们的严厉打击。桓帝延熹九年 (公元166年) 和灵帝建宁二年 (公元169 年) 两次对党人领袖及其重要骨干进行了镇压, 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两次惨烈的“党锢之祸”。两次大的灾难, 对士人造成了沉重打击。“党锢之祸”对汉朝的正直力量的摧残, 伤及了汉朝的根基, 很大程度上为后来的黄巾之乱和汉朝的最终覆灭埋下了伏笔。
“党锢之祸”对士人的影响是巨大的。直到黄巾军揭竿而起以后, 朝廷惧怕党人参与暴乱, 才下令解除对党人的禁锢, 大部分党人才恢复了政治自由。此后, 汉末士风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士人与政权疏离的命题得以真正成立。开始转向注重对人的品鉴清谈, 崇尚正义不苟、不畏强权和外力压迫的人格精神的修炼;而现实的凶险无测, 则迫使士人感到伤感而无奈, 滋生了他们厌倦时政, 远离斗争和迫害的思想, 从而出现了对归隐之风的默认甚至追崇,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士人人格的独立, 展示了他们这种独立人格的魅力, 也使他们继续保持着被世人仰慕的形象, 成为当时士人行为和精神上的楷模。从此他们开始以“名士”这一独立的形象登上历史与时代的舞台。
虽然如此, “这个过程并不是平和顺畅进行的, 其中伴随着士人的怨愤与抗争, 和点缀于这怨愤与抗争中的潇洒风流与凄凉血泪[6]”。党人的这种“潇洒风流与凄凉血泪”, 直接影响着建安以及以后的士人, 真正开启了“魏晋风度”这一文化现象的先河。
2.2、魏晋风度的精神品质
2.2.1、魏晋风度的主要形象特征
“魏晋风度”的主要特征, 首先体现在他们的生活与外在行为方面。从史书和《世说新语》的记载来看, 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名士对自身容貌美的追求, 特别是男性的女性美追求。
二是在名士中间出现了大量的服药现象, 并且由名士发起, 进而成为一种时代风气, 名士服药的目的, 不外乎美容、强身健体以及追求自身的长寿。
三是名士饮酒成风。与前代相比, 魏晋名士在饮酒的数量、饮酒的场合、饮酒的方式等方面, 都呈现出难以超越的时代特性。
四是名士的行为怪诞。魏晋名士以鄙视功名利禄、不拘礼法、任性自然这些独特的行为特征, 反抗当时黑暗的政治和虚伪的礼教, 追求精神的自由和个体的人格独立;他们也以卓越的智慧、鲜明的艺术特色彰显了中国古代文士的智性生命和精神的浪漫。
2.2.2、魏晋风度的基本精神内涵
对“魏晋风度”的内涵进行界定, 离不开对文化的考察, 实质上就是对人的本质力量进行探索和肯定。人既是世界的主体, 更是文化的缔造者和文化创新、传承的主体力量。在复杂的文化系统中, 人总会对文化存在的意义进行一定的取舍, 这种取舍, 其动力既有自身的因素, 更有外在的推力, 因此呈现出内外纠结的胶着状态。就其内涵所蕴含的基本精神及精神根源表现如下:
1) 魏晋名士对自身人格的极大呵护。
从汉末党人领袖对士人的人伦月旦之评, 到正始名士的麈尾清谈, 从嵇、阮的人格坚守, 到晋末陶潜的高风亮节, 无论是在外显的行为举动中, 还是在他们内心的深处, 无不彰显着魏晋名士对人格精神的守卫和提升。《世说新语》卷上《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四则命名对传统“孔门四科”的承袭[5], 以及《三国志》《南史》《宋书》《晋书》中对名士持道直行品格的描写, 都可以认为是对魏晋名士秉承儒家人格精神的记录和价值评判。
2) 魏晋名士对人世间的伦理关系给予了最大程度的维护。
魏晋名士在对亲情、友情的重视上, 表现非常突出。《世说新语》的《方正》《伤势》《贤媛》《规箴》等篇, 记述了许多孝敬父母、重视友情、夫妻恩爱的典型事例。对于魏晋名士的一些看似反常的人伦表现, 我们不但要“听其言, 观其行”, 还要透过这些言行的背后, 体会其中蕴含的人间真情。
魏晋名士的这种对人格精神的维护, 方式是多样的。主要表现在对权贵的不卑不亢, 对人格完善的重视, 对社会的人文关怀, 对精神生活的追求, 对亲情的呵护等等。这些都与儒家对君子品格的要求在本质上有着明显的趋同性。
3) 魏晋名士对自身独立精神的保持。
从正名的维度考量魏晋名士之“名”, 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精神的独立。保持精神的独立并不排斥物质的需求, 但需要与物欲世界特别是官场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名士们为了精神的自由, 他们就想方设法与其所抵触的外部世界保持距离。阮籍在面对司马氏政权抛来的“橄榄枝”时, 为全身远祸, 终日大醉, 为的是实现与名利场的若即若离。有的名士甚至冒着付出生命的风险, 追求绝对的自由, 例如嵇康。罗宗强先生《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中有如下沉痛的评说:
“嵇康任自然, 是认真的, 如上所说, 他已经把庄子化为一首纯真生活的诗, 是要付之实行的, 并且以其认真的实行来彻底摆脱名教的束缚, 终于为当政者所不容, 导致杀身之祸[7]。”
可见, 魏晋名士对独立精神的追求是多么的渴望, 也可以看出真名士们在为保持独立的精神, 付出了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4) 魏晋名士自觉的生命意识。
“魏晋风度”体现了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化状态, 在古代文化史上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内涵难以精准概括。宏观的“魏晋风度”涵盖了整个魏晋阶段名士们的精神风貌、文化底蕴与对待人生的态度。此阶段名士们所特有的率真脱俗、怡然洒脱的生活态度与桀骜放纵、傲视礼法的言行风范, 体现了处于此特殊历史背景下名士们奔放无束的生活状态。而具象的“魏晋风度”, 一般可以理解为魏晋名士们所彰显的个性意识的觉醒。由于在这一历史阶段, 社会环境动荡不安, 具有独立个性、不愿同流合污的士人们处境糟糕, 面对着政权力量的威胁或利诱。身为有识之士, 其内在的忧患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 魏晋时期是名士忧患意识体现得最为明显的时期, 这种忧患意识在政治的高压下持续深入,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士人们自觉的生命意识, 经过士人持续的对自身生命潜能、生命价值, 甚至生命存在的一种认可, 最终拓展出一种超越的生命哲学。
3、魏晋风度的文化根源
魏晋之后, 世人了解魏晋风度, 主要是通过《三国志》《晋书》《世说新语》《南史》等史书及文学作品的记载。我们要想深入把握魏晋风度, 离不开对促使其产生的文化环境, 需要对其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文化根源进行考证。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 既有必然的厚重的历史背景, 又离不开现实社会土壤的滋养。魏晋风度这一典型的文化现象, 就其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而言, 是魏晋这一时期极其动荡不安的社会状况, 这种社会状况给当时士人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环境, 对魏晋风度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魏晋名士风度, 离不开对这一历史时期文化背景的考察。
3.1、政治上, 乱而将治与欲治不能
汉灵帝中平元年 (公元184年) , 黄巾起义爆发。这次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对本来已岌岌可危的政权产生了严重威胁, 此后, 天下大乱, 诸侯并征。公元207年, 曹操北定乌桓, 基本统一了北方地区, 结束了中原的纷争。220年, 曹丕篡汉自立, 结束了汉朝的统治。此后又经三国逐鹿, 以265年司马炎篡位自立、280年西晋灭吴为标志, 南北统一, 中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呈现出乱而将治的迹象。然而, 西晋王朝无力解决日益恶化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出现了“八王之乱”, 加上北方五胡十六国的政权更替, 使政治上又出现了欲治不能的难堪局面, 最终导致了晋室的无奈南迁。至公元420年南朝刘宋政权建立, 中国经历了230多年的动乱不堪的历史时期。动乱不堪成为概括这一时期历史主流状况的代名词。魏晋士人就生活在这样一种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这种无序的状况是孕育魏晋风度人格精神的直接条件。
3.2、文化上, 儒学式微与多元并立
政局的无序, 致使乱象纷争, 原来稳固的社会关系难以维系, 社会问题变得繁多而复杂。民族矛盾的激化、社会等级的继续分化、各种思想的碰撞和交融等等, 使人们不得不在戡乱中致力于建设新的社会模式。这一时期, 在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如下突出特征。
3.2.1、儒学一支独大地位的衰落
儒学思想在思想领域影响力的升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儒学地位在经历了汉代的提升和巩固后, 逐渐暴露了其自身的弊端。本文对其式微的具体过程不再赘述, 只就其要者而言之。
1) 武帝时董仲舒对传统儒学思想要义的创新发挥, 促使儒学思想的神学化。汉代儒学“天人感应”的学说, 改变了传统儒家思想的要义, 使儒家思想变成了高高在上的儒教, 导致了儒学的神学化, 使人们“陷入了行上困惑”, 给其它思想提供了批判的靶的[8]。这是儒学在魏晋时代式微的根源所在。
2) 儒家着作在汉代经典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穷经皓首”式态度。对经典的无限化注释, 使人们感到儒家思想的繁琐和难以把握, 使得儒家思想的魅力大减。
3) 在这样一个欲治还乱的社会环境里, 传统儒学“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信仰遭遇了重大挑战, 失去了其经国安人的社会功能。这是儒学式微最直接的原因。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 广大士人难免出现信仰的缺失和精神的焦虑, 传统士人安身立命的沃土已经不复存在, 他们的现实遭遇和他们的人生信仰是那么格格不入, 在他们的思想深处, 出现对儒家道义的怀疑, 就是难以避免的存在。
3.2.2、社会思想领域多元化特征的出现
贺昌群在《魏晋清谈思想初论》中说:“汉魏之际, 天下云扰, 文教板荡, 其时, 学士大夫流离转徙之状, 虽一代大师如郑康成, 尚有‘黄巾为害, 浮萍南北’《诫子书》, 不得安心于学之叹, 而况子末学之士乎!盖颠连困厄之极, 生活难系, 儒家严肃之名物训诂之学, 不能适应时代之思潮与乱世之人生观, 儒教之衰落, 其势所必然也[9]。”这里指出了在当时儒学衰落是必然的趋势。作者又说:“至明帝时, 新思潮已成排山倒海之势, 蹈常守故之士, 虽欲挽狂澜于既倒而不可得[9]。”此又指出了多元文化思潮出现的不可抗拒的势头。可见, 儒学思想失落造成的空间或者说空白, 急需其它的思想元素来填补。
精神的缺失, 使不少士人理想的方向发生了偏转。当儒学的价值观难以解决现实人生问题的时候, 士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目光转向儒教以外的天地, 以找寻解决人生问题的方法。此时, 佛、道思想的曙光已经打开, 给灵魂失顿、无处安放的士子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契机和希望。考察魏晋之前的思想史可知, 先世的思想家早已对思想的多元化格局进行过努力。从早期的庄子到汉代的班固、仲长统, 在思想多元化的道路上已有尝试, 部分士人开始以道佛思想来弥补儒学式微造成的空间就成为一种难以阻挡的趋势。士人开始慢慢脱离儒家对道义的孜孜不倦的追求状态, 以对新思潮的适应和解决现实生活的窘境为目的, 平衡自己的心态, 寻找并试图重建已然失落的“兼济天下”或“独善其身”的精神家园。
既然如此, 儒家思想对士人的影响还是难以抹去。伴随着这种思想重建的反思过程, 士人们试图对各种现行的思想进行整合和吸收。玄学的兴起, 是当时思想界整合儒道的一种巨大努力。这种努力的终极目的, 是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和人格精神。他们以儒学玄学化为代价, 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各种思想之间的冲突, 促使了士人心态的转变和价值追求的转向, 加速了新的人格品式的形成, 最终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特的人格精神范式。这种范式, 在形式、内容、精神意蕴等方面, 最终蕴育成彰显时代文化内涵的“魏晋风度”。
由此可见, “魏晋风度”是当时士人在对精神家园寻找的旅途中, 对自身和现实的人文关怀, 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肯定, 是士人在理想人格构建过程中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审美观照和价值追求, 是人类生命史上的一种文化精神救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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