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汉武帝故事流传甚广，叙事层面表现出内容含量丰富、传播载体多样、影响范围深远、叙事者主动选择性强等特点。20 世纪以来，汉武帝故事在文献钩沉、文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中国叙事文化学来观照汉武帝故事，必将为本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和学术增长点。
关键词：汉武帝故事；研究现状；中国叙事文化学
汉武帝故事最早见于《史记》《汉书》等典籍。演绎历史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盛世，汉代为后人留下太多的阐释空间和叙事题材，作为汉世群主的明俊特异之士，汉武帝自然也是后人津津乐道的对象。汉武帝故事不仅成为小说戏曲的重要题材，也是诗歌笔记中典故意象的素材来源。以汉武帝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屡见于历代书目，汉武帝故事历来受到研究学者的重视。
一、汉武帝故事在叙事层面表现的主要特点
由于汉武帝对社会各层面的影响及其颇具个性的帝王形象，从汉武帝在位期间开始，可能就有关于他的种种传说，同时或稍后的历史文献又赋予了他大量的篇幅。在这些传说和历史材料的基础上，文学作品多汲取神话传说和仙道故事因素。汉末魏晋期间，以《汉武帝故事》《汉武洞冥记》《十洲记》《汉武内传》四部志怪小说的出现为标志，汉武帝故事作为一个叙事体系正式形成。之后，这一故事体系一直以自身独特的叙事风格和表现内容发展演变至今。汉武帝故事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有着自己的特点，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内容含量的丰富性
与西王母故事等叙事体系的从模糊到清晰、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态势不同，汉武帝故事一经形成，便呈现极强的文学包容性和衍生力。汉末魏晋南北朝的近四百年时间内，以《汉武帝故事》《汉武内传》《洞冥记》《十洲记》的出现为标志，汉武帝故事体系便呈现出内容含量极其丰富的特点，其中主要包括求仙访道、帝王爱情、遐方异国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文学是一种社会性话语活动，文学归根结底是一种反映，是社会现实影响的结果。通过对汉武帝故事叙事内容的分析，进一步揭示故事得以产生的思想、政治、宗教、经济等文化因素，正是汉武帝故事研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二） 发展演变的延续性
汉武帝故事的形成既是历史的，又是前历史的。不能否认，汉武帝故事的主体是以汉武帝的历史事件来建构的，但同时应看到，汉武帝故事汲取了不少汉前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所以我们说它又是前历史的。所以我们讨论汉武帝故事并不能从汉代开始，而是应把视线投向汉前时期。汉武帝故事作为一个完整的叙事体系是在汉末魏晋期间完成的，但在不同时期，影响故事形成的社会因素不尽相同，故事表现内容各有侧重。因此，汉武帝故事并非呈匀速直线发展态势，而呈现一种动态的曲线变化，时或蔚为壮观，时或步履蹒跚。总体而言，汉武帝故事一经形成，其发展演变的脚步便没有停止中断，一直流传至今。以一种动态的眼光来看待汉武帝故事的发展演变，既能探究作为文学本身的汉武帝故事发展演变的内在驱动力，也能发掘影响这一发展·17·态势的外在推动力，正是由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汉武帝故事发展的内在张力。
（三） 传播载体的多样性
与汉武帝相关的故事最早出现在《史记》《汉书》和《汉武帝禁中起居注》等历史典籍中，汉武帝故事得以产生、发展和流传却并非仅依赖于这些历史典籍，从汉代开始，画像砖石、绘画等诸多艺术门类都曾参与汉武帝故事的建构。就文学领域而言，则有神话、传说、小说、戏曲、诗词、文赋、变文等样式。时至今日，与汉武帝相关的故事被改编成影视故事，更是常演不衰。不同的文学样式，语言风格和结构模式等话语系统存在很大的区别，这既为汉武帝故事内容的丰富性提供了孕育空间，又为汉武帝故事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提供了多种途径。
（四） 影响范围的深广性
汉武帝故事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文学本身而言，汉武帝故事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唐前是志怪小说发展的重要时期，无论是杂史杂传体还是地理博物体，叙述汉武帝故事的作品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汉武内传》的篇幅、语言及结构模式无疑会对唐传奇的出现产生重要影响。汉武帝故事对类似主题题材作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长恨歌》及《长恨歌传》中能够发现叙事方法的传承，《镜花缘》中能够发现《山海经》和《十洲记》的影子，这些，都是明显的例证。就文学与宗教信仰、思想政治的关系而言，汉武帝故事对社会各层面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汉武帝故事中的神仙方术主题被纳入道教的造经神话，成为仙真授经的一个最主要模式被固定下来，这无疑是道教发展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汉武帝与西王母的故事，则千百年来影响着我国的民间信仰和民间习俗。
（五） 叙事者的主动性和选择性
正史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产物，《史记》和《汉书》对汉武帝及相关事件的记载大略呈现两种倾向：其一，重点叙述汉武帝求仙问药、祭祀神灵及宠幸妃子等个人活动；其二，大力渲染汉武帝柏梁联韵、独尊儒术、征伐异域等文治武功，塑造大汉天子的崇高形象。从现存作品看，叙事者面对历史文献时，是刻意选择过的，无论小说、文赋、变文，还是戏曲，极少出现威严高大的大汉天子形象，取而代之的多半是卑微怯懦的求仙者和缠绵悱恻的感伤者形象。更有甚者，在《大汉明珠三合宝剑传》中，汉武帝竟然被塑造成一个昏聩无能、任人摆布的庸君形象。通过这些现象，来探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叙事者的再现与表现等内容，都将是有趣的话题。
以上这些特点，为研究汉武帝故事提供了可能性和可行性。以往研究重点主要在单篇作品的考辨与分析上，缺乏对整个故事体系的文献梳理和宏观把握，因此，在全面整理文献的基础上，对故事涉及的相关文化主题进行深入挖掘与分析，将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课题。
二、20世纪以来研究状况
20世纪以来，研究者在对有关文献进行辑佚、辨伪、考证等工作的基础上，开始以多角度、多学科的方式研究汉武帝故事，其中主要涉及宗教学、神话学、民俗学、叙事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文学与宗教、历史的交叉研究成为该领域的突出特点。
（一） 文献的钩沉梳理与校注
唐前小说，散佚颇多，因此学者对于汉武帝故事的文献钩沉梳理与校注，多集中在这一时期。20世纪以来最早进行汉武帝故事文献整理的学者是鲁迅，1909 年秋至 1911 年底，鲁迅辑录出周至隋小说 36 种，其中以《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及有关正史详加校勘辑出的《汉武故事》，共53 条，为当前最为完备的本子。另《小说备校》小说七种有《十洲记》和《洞冥记》，《十洲记》31 条，《洞冥记》34 条，系从《北堂书钞》《初学记》等辑出。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中《洞冥记》《十洲记》分别有东方朔、吠勒国、勒毕国、丽娟、炎洲、凤麟洲等条辑释。王国良《汉武洞冥记研究》和《海内十洲记研究》的下编以二书的《顾氏文房小说》本为底本，校以其他版本及古注、类书等，是目前较为完备的本子。另王根林《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中有《海内十洲记》《汉武别国洞冥记》《汉武帝内传》《汉武故事》校点本，然不出校记。单篇论文则有李冬红发表于《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 2 期的《两相参照 所得益彰�D�D〈四库〉本与〈钩沉〉本〈汉武故事〉比较》。
以汉武帝故事为题材的元人杂剧亡佚颇多，赵景深《元人杂剧钩沉》据《盛世新声》《词林摘艳》及《雍熙乐府》辑出《望思台》《商调》一套。
（二） 文本及作者的考订辨证
《汉武帝故事》《汉武洞冥记》《十洲记》《汉武内传》四部小说的作者及成书时间问题历来众说纷纭。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属于晋以来文人方士伪作，之后各家小说史多沿用此说。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则认为四部小说均属汉人作品，分属地理博物体和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王国良《汉武洞冥记研究》和《海内十洲记研究》认为《汉武洞冥记》应为梁元帝萧绎所作，《十洲记》当创作于南朝宋、齐之间。
另外探讨《汉武帝故事》作者及成书问题的单篇论文有：游国恩刊于《文史》第五辑的《居学偶记》、刘文忠刊于《中华文史论丛》1984 年第二辑的《〈汉武故事〉写作时代新考》、刘化晶刊于《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6 年第 2 期的《〈汉武故事〉的作者与时代考》。
《汉武内传》被关注的程度最高，小南一郎《〈汉武帝内传〉的形成》[1]、李丰��《〈汉武帝内传〉研究》[2]值得一提。前者从神话传说和民间信仰的角度出发，以丰富的图文资料，有力地论证了《汉武内传》是东晋以后道士组合各种材料编写而成，后者则把《汉武内传》与道教有关经典及科仪相互比较，得出《汉武内传》是东晋时期上清派王灵期一类文士所造的结论。另外王青刊于《文献》1998 年第 1 期的《〈汉武帝内传〉研究》则认为楼观道与《汉武内传》的关系十分密切，并可能是它的最后编写者，时间当在北魏之后。赵益刊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 年第 1 期的《〈汉武帝内传〉与〈神仙传〉关系略论》认为《汉武帝内传》原本当出现在葛洪《神仙传》之前。
关于杂剧作品，则有吴书荫刊于《文学遗产》2004 年第 1 期的《〈再生缘〉杂剧作者考辨》认为今存本《再生缘》为吴大山所作，并非王衡。
（三） 以神仙道化内容为主的宗教文化研究
由于汉武帝宠信方士，并进行过大量的求仙活动，相关作品也大部分涉及这些方面，仙道内容自然也成为历来研究的关注点。
上述李丰��《〈汉武内传〉研究》和王青《〈汉武帝内传〉研究》是通过汉武帝故事与道教关系来考辨成书问题的代表。
王连儒刊于《齐鲁学刊》1995 年第 4 期的《汉魏六朝志怪中的道教养生》认为《洞冥记》和《汉武帝故事》等小说是道教思想影响下的产物。钟来茵《论〈汉武帝内传〉中的人神之恋》认为《汉武内传》的基本内容是汉武帝与西王母的人神之恋，上元夫人是上清派房中术的下教之匠。李希运刊于《泰安师专学报》1999 年第 4 期的《论六朝道教志怪小说的创作》论述了道教真人传记影响下《汉武内传》等道教志怪小说的形成。宁稼雨刊于《文史知识》2000 年第 2 期的《妙笔生花的神仙世界--读道教小说〈十洲记〉》指出《十洲记》创作于两晋间，是道教教理形成的关键所在，十洲的方位组合反映了宗教性舆图的玄密色彩，体现了道教上清系的特征，其仙药、仙真特点具有早期朴素的神仙思想的特点。黄勇刊于《新疆大学学报》2004 年第 1 期的《方士小说向道士小说的嬗变--以古小说中汉武帝形象的演变为例》通过分析汉武帝形象的演变来诠释方仙道神仙道的演进规律和方士小说与道士小说之间的嬗递关系。
（四） 主题学研究及其他
自觉运用主题学方法对汉武帝故事进行研究的首推李丰��的《〈汉武内传〉研究》，在对《汉武内传》的作者及成书时间进行考证之后，论文对《汉武内传》中的西王母、汉武传说系列等主题在六朝隋唐文学和唐后道经中的演变作了论说。2003 年曲阜师范大学赵蓉涛的硕士论文《汉魏六朝小说中的汉武帝故事》，把汉魏六朝的汉武帝故事作为一个整体来观照，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汉武帝故事的类型、特点及汉武帝形象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其他方面则有党艺峰刊于《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 年第 1 期的《〈史记〉叙事和汉武传说系统》，探讨汉武传说系统对《史记》叙事的传承与发展，揭示其在叙事模式生成史中的作用。魏延山《〈洞冥记〉雏形小说的艺术手法》从艺术手法特点方面探讨《洞冥记》在小说发展史上的意义。
20 世纪以来关于汉武帝故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魏六朝时期，研究重点以文献梳理、作者及成书时间的考辨为主，对故事体系的文化分析也集中在神仙道教方面。尽管也出现了两篇运用主题学对汉武帝故事进行研究的论文，但李丰��的《〈汉武内传〉研究》只讨论《汉武内传》而不及其余，赵蓉涛的《汉魏六朝小说中的汉武帝故事》则把讨论时段局限在唐前。汉武帝故事作为一个系统一经出现，便以文本的多样性、内容的丰富性等特点形成一个从未间断的叙事链条，因此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审视汉武帝故事的发展演变及其错综复杂的文化背景，势必能更加深入和全面地了解问题。刘勇强曾对汉武系列小说史意义做过评价：“其一，虽然这些作品对汉武帝的描写程度各不相同，有些只不过以其作为一个叙述缘起，但仍然可以说他们开辟了小说中帝王形象系列作品创作的先河……其二，这些作品大多宣扬神仙道教，作者也是神仙方士之流，如郭宪本人即方士，表明小说在孕育阶段，道徒方士实功不可没。其三，这些作品开创了最初的小说叙述模式类型，如有关殊方绝域的记载，即为后世小说展开空间想象提供了一个基础。”[3]72其实，汉武帝故事作为一个叙事系统的发展演变历程，其所具有的意义可能不仅仅局限在小说史方面，通过对这一历程的深入剖析，我们甚至可以感受到整个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思想的走向和脉络，这也许就是研究汉武帝故事的意义所在。
三、以中国叙事文化学观照汉武帝故事
中国叙事文化学由宁稼雨提出，是“中体西用”文化价值观念指导下构建的一种全新学术范式。西方主题学和中国传统文献学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的两大源头和基石，宁稼雨认为中国叙事文化学是借鉴主题学又有别于主题学的一种新型的研究方法：“以中为体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目标既不是母题情节类型，也不是完整的一部作品，而是具体的单元故事，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方法和角度上的变化……以传统的历史考据学方法再结合西方实证主义的方法来作为解读切入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的主要途径，显得十分清晰和明快，应当成为我们以中为体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范本和楷模。”[4]
关于故事类型的入选，宁稼雨提出了三条标准：文本流传的时间跨度、文本流传的体裁覆盖面、个案故事类型的文化意蕴[5].汉武帝故事完全符合以上三个标准，以中国叙事文化学观照汉武帝故事，既能在中国叙事文化学理论指导下，为汉武帝故事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和维度，汉武帝故事本身的文献梳理和文化发掘又为中国叙事文化学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佐证。为此，汉武帝故事的进一步研究，大体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 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确定
研究对象为汉武帝故事，主要指以汉武帝其人其事或与汉武帝有关的事件为叙述对象的叙事文本，至于历史人物的汉武帝及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则作为关联成分与文学中的汉武帝故事进行对比参照。因汉武帝故事载体众多，涉及绘画、雕刻、音乐、文学等，研究可以文学中的小说、戏曲等叙事文体为主，兼及诗词文赋等，同时也尽可能以绘画等其他形式进行佐证。至于时间范围，则界定在古代时期，上起影响汉武帝故事形成的先秦时期，下至清代中叶。
（二） 梳理汉武帝故事相关的文本文献
文献梳理是基础性工作，从时间先后顺序上客观呈现故事体系的发展演变脉络是研究的先决条件。这一工作尽量竭泽而渔地对汉武帝故事的相关材料做一次全面整理，主要采用传统文献学的方法，包括辑佚、辨伪、校勘、训诂等，其中对不同版本的对比校勘、文本的时限及作者界定是这一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因为，汉武帝故事的传播载体以小说戏曲等文学样式为主，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亡佚严重，有幸保留下了的，或作者时限不明，或经后人删改，只有解决作者、版本等诸多文献问题，才能使研究立于科学客观的基础之上。
（三） 在文献梳理基础上进行全面的文化分析
总体上，汉武帝故事涉及四大文化主题：求仙主题、遐方异国主题、爱情主题、王权政治主题。四大文化主题既是原生性的，也就是作为历史的汉武帝和这几个主题相关，四大文化主题又是衍生性的，即不同的历史时期，受不同思想文化背景影响，主题的呈现具有不同的特点。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6]1知人论世是中国的学术传统，汉武帝故事并非一个静态的自足体系，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演变历程，这一动态的发展既有来自作者自身的原因，也有来自政治、经济、宗教、思想、民俗等方面的社会文化原因，这就决定了研究汉武帝故事既要关注历时的故事形态变化，又要关注共时的文化因素对故事形态变化产生的影响。因此，研究的框架可以历时性的文本形态变化分析为纵线，以共时性的文化分析为横线，一纵一横，形成研究的经线和纬线，共同构成研究的网络结构。
参考文献：
[1] [日本]小南一郎。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 李丰��。六朝仙道类小说研究[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
[3] 刘勇强。中国小说史叙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 宁稼雨。主题学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建构[J].中州学刊，2007（1）。
[5] 宁稼雨。关于个案故事类型研究的入选标准与把握原则--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丛谈之六[J].天中学刊，2015（4）。
[6] [英]泰勒。原始文化[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