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浙东”和“浙西”是两个联系紧密，又形态各异的文化区域。 深受地域文化滋养的浙东和浙西新文学作家，在人格和创作上既保有共性，又存在差异。 “率性而为”是两浙现代作家共同拥有的气质，却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审美特征。 浙东现代作家的“率性而为”是一种基于国家、民族以及广大民众的夹杂着狂狷之气，有着“入世”精神的人格气质，而浙西现代作家的“率性”主要是一种基于个人内心的真情流露和情感抒发。
关 键 词： 两浙； 新文学； 率性； 狂狷； 任真自在
两浙新文学作家群是一个有着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作家群体，这个作家群体为中国新文学贡献了巨大的创作实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两浙”主要指的是以钱塘江为界，包括如今的浙江、江苏和上海的少部分地区。一般来说，钱塘江之南，即现在的宁绍地区、温丽台地区以及金衢地区，被称之为“浙东”；而钱塘江之北，今杭嘉湖地区、江苏南部（含上海），大致囊括了整个太湖流域，被称之为“浙西”。浙东与浙西是两个紧密相连又形态各异的地域。“浙东多山，刚劲而邻于亢；西近泽，文秀而失之靡”[1]，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了浙东与浙西不同的人文环境。匪石先生曾在《浙江潮》上刊登文章指出浙西“文”且“活泼”，浙东“武”且“厚重”，这般评价基本道出了两浙文化在美学追求上存在着的内在差别。
周起莘也从两浙文风入手点出了两浙之异：“两浙人文薮，浙以西之文，华而靡；浙以东之文，清以淑。”[2]本文所论述的现代“两浙文学”缩小了范围，专指新文学时期里浙江省域内的文学。
作为特色地域文化的“两浙”文化，在文化构成的原型要素上，具有“博纳兼容”、“开拓创新”、“沉郁激越”、“自由活跃”等特点，这也深深影响了“两浙”现代作家，他们基于鲜明的地域文化个性，形成了一种“率性而为”的共同脾性。“率性”意指“循其本性、尽情任性”。《礼记·中庸》有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率性”是一种无所束缚的人格气质，“超功利”的庄子，“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竹林七贤都是中国率性文人的典型。文学范畴内的“率性”，指为文不拘泥矫饰，顺从内心，倾注作者的真性情。两浙现代作家们笔走性情，真实地袒露自己的心灵，在中国现代文学画卷中留下了个性鲜明的痕迹。但是也正如前文所提，“两浙”因不同的地理与人文环境，各自也具备不同的地域特质，“两浙”文学亦是如此，虽同可称作“率性而为”，但浙东与浙西现代作家在“率性”的文学品质上却具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审美风格。浙东现代作家的“率性而为”可谓是一种基于国家、民族、社会的“入世”精神的“率性”。这种“率性”多是因为社会黑暗、不公平现象导致情绪的不平、愤怒、郁闷，于是挥洒笔墨，抨击一切不合理的存在，多有一种孔子所欣赏的狂狷之气，多有一股孟子赞赏的浩然正气。而浙西现代作家的“率性”是一种基于个体内心的自由气质。他们思想松弛、不拘格套，就如同庄子所崇尚的“真人”一般浪漫不羁，毫无矫饰地抒写内心真实的想法。
1、浙东现代作家：狂狷之气的率性
浙东多山，少良田，易发山洪、海潮，越先民如史书记载“随陵陆而耕种，逐禽兽以给食”。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浙东人不得不与大自然顽强搏斗，逐渐形成了敢闯敢拼、骁勇坚韧、不受束缚的精神。被越人奉为祖先的大禹与民众一起栉风沐雨，同洪水斗争，“居外三十年，过家门不敢入”，成为了浙东人坚忍不拔精神的象征。“夫越乃报仇雪耻之乡，藏污纳垢之地也”，大禹式的顽强不屈精神，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尚武善斗、不服输的地域风气。历史上最着名的复仇故事便发生在浙东大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强国雪耻，其精神激励着越地后民艰苦奋斗。“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勾践坚确慷慨之志”，这种古越之风在代代传承中凝聚为浙东人一种特有的文化心理，即敢为人先，刚正不阿，以民族大任为己任的精神追求。叛逆道统的“浙东学派”，独树一帜的徐渭等均出自浙东，不是偶然。明清之际的浙东人朱顺水、黄宗羲因强硬的反抗气节闻名于世，晚晴时浙东又产生了章太炎、徐锡麟、秋瑾等大义凛然的革命党人。浙东文人的精神薪火相传，体现在浙东现代作家身上是不一般的“率性”，他们的“率性”是一种锋芒毕露，剑指一切不公正、不合理现象，指向外界的有着狂狷之气的率性。浙东现代作家，气势猛烈，蔑俗轻规，他们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庸俗世态、黑暗现实。他们身上凸显着超拔凡庸的人格力度和鲜明的个性色彩，也正因为这种人格魅力，他们吞吐孟子所说的浩然正气，写出硬气十足，富有抗争的文学作品，正如朱光潜所说的：“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3]在浙东现代作家中，鲁迅那“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狂狷之气的率性是最为突出的。毛泽东称：“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这是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4]鲁迅极欣赏拜伦的叛逆精神，在《摩罗诗力说》中评价拜伦道：“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故其平生，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瞻顾前后，素所不知；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战而毙，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5]鲁迅对有着几千年根基的封建社会深恶痛绝，他用如匕首投枪般的笔戳穿了封建礼教的可耻“阴谋”，借“狂人”之口发出振聋发聩的质问和呐喊，毫不留情地痛斥传统纲常礼教的“吃人”本质。
鲁迅还在批判国民劣根性上让每一个奴化的中国人穷形尽相，《阿Q正传》以诙谐、讽刺的语言，集中展示和清算了病态的国民性，难怪其出版后就引起社会上很多人惴惴不安，总觉得写的是自己。鲁迅还大胆揭露统治者黑暗、不人道的统治方式和肮脏的交易，最爱用反讽的语气控诉当局的无耻行径，他的一些控诉之词也成为了经典，如《逃的辩护》里的“自行失足落水”，《友邦惊诧论》里的“友邦惊诧”，《文章与题目》中的“攘外必先安内”，《战略关系》中的“迎敌深入”，《如此“讨赤”》里的“讨赤”等。在与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的论战中，鲁迅猛烈而睿智地撕下了这些帮闲文人“正人君子”的伪装。尤其是在与陈西滢关于“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的论战中，陈西滢把女师大比作“粪车”、“茅厕”，还说鲁迅像赵子昂画马一样照着镜子做马的姿势进行摹画。鲁迅来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可爱愚蠢的赵子昂侥幸还是个人，不算是马，然后讽刺陈西滢如果真的相信赵子昂如此，不如以身试法，“写法兰斯的时候坐下做一个法姿势，讲‘孤桐先生’的时候立起作一个孤姿势，倒还堂哉皇哉；可是讲‘粪车’也就得伏地变成粪车，说“毛厕”即须翻身充当便所，未免连臭架子也有些失掉罢，虽然肚子里本来满是这样的货色。”[6]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到鲁迅身上绍兴人的那种“师爷脾气”，他言辞锐利、感情激越、爱憎分明、直截了当。鲁迅曾提出，在中国这样一个连搬动一张桌子都必须要流血的保守国家，要想改造社会、改造国民，就必须具备“破脚骨”之精神。“破脚骨”是浙东的方言俗语，指的是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鲁迅将浙东先贤叛逆狂狷的性格内化为了自己的人格精神，成为最硬的“破脚骨”，无论是探索和研究国民性问题，与国民党文化专制的斗争，还是与自由派的论战，无不表现出狂狷的率性气质。
除了鲁迅，来自浙东的巴人、朱镜我、潘漠华、柔石、殷夫等，都扮演着作家和革命家的双重角色，体现着浙东文化狂狷之气与革命激情的耦合。其中朱镜我、潘漠华、应修人、柔石、殷夫都为对抗黑暗腐朽之社会统治，解放人心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彰显了浙东人的豪气和铮铮铁骨。在“四一二”政变中险些遭受枪杀的巴人，认为处在吃人的旧社会中必须保有一颗愤世嫉俗的强势精神，不然自己就会成为这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与社会的刀俎之肉。巴人的小说《乡长先生》刻画了一个硬气十足的阿召，他曾有过这样的言论：“要干就干个硬朗明白。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用性命来换饭吃，倒也显得做人一份骨气。”[6]巴人的杂感有鲁迅风范，如投枪匕首一般刺向敌人的心脏，干脆利落，绝不手软，《护旗运动》、《七月》、《眼前事实》
等杂文指出汉奸的虚伪，呼唤中国民众奋起抵抗外来侵略，抵制黑暗的当局。富有“台州式硬气”的柔石，在小说中大胆揭露浙东乡镇人民人不如鬼的生存状况，批判乡村各种令人发指的陋习，在充满感伤的叙事中，散发着坚毅、狂狷之气，宣告着自己是“水柔石刚”的柔石。生于曹娥江的魏金枝在其短篇小说《七封书信的自信》中塑造了因不满守旧恶势力而走上打家劫舍之路的教员，其身上毫无奴性，反而有了一股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英雄气概，表现了浙东人骨子里的叛逆和狂狷之气。“湖畔四诗人”中的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三人都具有浓厚的社会意识，在诗作中吐露着对现实的不满和否定，表现着有所抗争的精神，所以湖畔不只是宁静的湖波粼粼，而更多的是翻卷着的时代之音。冯雪峰曾大胆尖锐地指出麻木和残酷是一切独裁者反动统治者最显着的特征，同时也道出了麻木腐朽国民性之根源，充分显示出其执拗精神。
狂狷精神是一个人人格独立的高级形态，亦是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支柱之一。《论语》有言：“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知道既有真性情又能合礼法之人是很难寻见的，既然没有，那就与狂狷之人为友，因为狂狷之人自有其优点。中国文人的狂狷之气为文学注入了突破常规的勇气，使中国文学保持着一种昂扬奋发，不断进取的阳刚之气。浙东作家的狂狷是一种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是德识学养、精神风骨和忧国忧民的合力。在时代使命的感召下，浙东左翼作家用“被压迫者的语言”来抗议和拒绝这个黑暗腐朽的社会，用纯粹的革命之志和虔诚的启蒙之心来改变自己和国家的命运，唤醒群众堕化腐朽之心。浙东现代作家的文字是指控那个黑暗时代最好的举证，而他们的精神人格更是划开那个黑暗时代最锐利的武器。
2、浙西现代作家：任真自在的率性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柳永的这首《望海潮》描绘了浙西的富庶。浙西多水，多良田，农业发达，历来为鱼米丝绸之乡，因而浙西人生活较为富裕。“三吴之州，大于杭，地水�山妍，人机慧毓秀而清明”；“山水发秀，文自江右而后，流美士，风遗韵相续”[1]生活上的富足带来了更多闲暇时光，也就慢慢形成了浙西文人注重自我内心细微感觉的审美特质。明代出生于浙东的王阳明提出的“心学”，在浙西也很是流行，甚至后来浙西对其的发展超过了浙东。“心学”对“理学”的逃逸，使得这一区域的人富有一种浓厚的文人气，追求一种独特的“适心”之美。他们“心平气和，温柔敦厚，知足常乐，安土恋家，带有六朝时期吴会地区豪门土族的某些特性，体现在文化性格和价值观念上，便是典雅柔美、闲适安逸”。[7]与浙东文人积极入世不同，浙西文人追求超功利审美的冲淡飘逸的风尚，喜欢老庄式的远离滚滚红尘的“诗意栖居”，以清静自如的心态，超越当下的世俗物欲，护持、守望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和高远的志向。大量的浙西文人将自己的独特感悟付诸创作理论和实践，率性而为、任真自然的“性灵派”文学思潮在此得以生长。清代钱塘人袁枚倡导“性灵说”，主张直抒胸臆，词贵自然；以浙西嘉兴的朱彝尊，嘉兴的李良年，杭州的龚翔麟等为主要成员的清代“浙西词派”，尚醇雅，主清空，注重个人“兴寄”；龚自珍是晚清思想解放的先驱，他提出“尊情”说，主张重视个人意志的自由；近代浙西大家王国维提倡“超功利”、精神“解脱”的审美学说。
浙西现代作家生活其中，自然而然地袭承了这种浓郁的冲淡飘逸的浙西之气。他们以清新、温婉、诗意的江南笔触，携带着老庄哲学的性情，包括以柔克刚的江南水乡般柔婉之风，以及冲淡飘逸的洒脱境界。他们的表达是基于单纯的内心抒发，基于返璞归真的审美情调。
郁达夫是现代文学中最擅长“自我暴露”的作家。他恣肆坦诚，从不回避自己的苦寂，无论是《沉沦》里“他”的哀怨苦闷，还是《茫茫夜》中于质夫的自叹人生，抑或是《秋河》中对镜花水月般人生的感慨和抒发，都荡漾出一种水样的清愁，散发着一种浓浓的浙西柔水气息。《沉沦》对性的描写几近露骨，所以也引来了封建卫道者的争议和不满。在他之前，很少人会如此直接地将人性最本真的一面暴露出来，尤其是在当时封建礼教依旧占据上风之时，这样大胆的笔触，等于撕开了封建伦理道德的面具。郭沫若这样评价郁达夫的“真”所带来的杀伤力：“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8]对文学创作，郁达夫一再声称要多少带有作家自叙传色彩的，他认为要以真率的态度来创作文艺作品，虚伪是作家最大的罪恶，他所追求的就是以自己的“血肉精灵”，“赤裸裸”地表现作者“全人格”的作品。他的作品着重的是自我表现，自己暴露，读者从其文字中最易感受到的是就是那股奔流不止的感情洪流，那种豪无隐讳的直抒胸臆，那般深刻细腻的心理解剖。它不以事件为中心，而是以情绪为主线，毫无顾忌地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仿佛是靠激情与才气信笔而写，即便文章松散、文辞粗糙也无所谓，只求抒情的真切，情感的发泄，这样的风格也直接影响了敢于赤裸表现自我内心、自我之泼辣精神的作家倪贻德。
徐志摩是个对生活和感情都十分理想化的人物，尤其在情感方面，不压抑自己。徐志摩的的爱情是好动的，是浪漫热烈的，常常像一团包不住的炽热火焰，喷薄而出。在恋爱林徽因期间，徐志摩和林徽因用情诗互相表露着各自对对方的情愫，《那一晚》和《你去》，《偶然》和《情愿》，《希望的埋葬》和《别丢掉》等一和一答的情诗，掀起了文坛不小的波浪，他们通过诗歌承载自己复杂纷繁的心理、表达自己饱含多样的细腻情感。痴恋陆小曼时，徐志摩的《爱眉小札》那种露骨的肉麻，你侬我侬让世人留下了深刻地印象。徐志摩的抒情诗不仅仅抒发爱情，还有对友情、自由、童贞、光明和理想的追求。他天真烂漫，耽于幻想，宁愿逆着世俗也要抒发自己心中最真的想法和情感。就如他的诗歌《为要寻一颗星星》里的骑手，即便倒下也要得到那“水晶似的光明”；如同《海韵》里的女孩即便风暴即将来临也要在大海上自由嬉戏；如同《雪花的快乐》里的雪花即便消融自己也要“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这些来自性灵深处的诗句，是徐志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留下的独有痕迹。胡适之在《追忆志摩》中指出徐志摩的一生是追求单纯信仰实现的一生，这可谓是对这位连死都如此率性的天才诗人最精辟的评价。
最热爱童心的是来自浙西桐乡的丰子恺，正如其散文集名《率真集》那般，“率真”二字贯穿了他一生全部的创作。丰子恺写儿童的散文是最能体现他率真之性的，是现代任何一个作家都无法超越的。他在《我的漫画》中说过：“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于是变成了儿童崇拜者，在随笔中、漫画中，处处赞仰儿童。”[9]在《儿女》、《给我的孩子们》、《从孩子得到的启示》、《作父亲》、《忆儿时》、《从孩子得到的启示》等散文中，他不管是从自己看儿童，还是以儿童的视角看世界，还是从父亲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孩子，无一例外地赞美着孩子们的真率、自然、纯洁和热情，这不禁让他感慨孩子才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在《给我的孩子们》的结尾，丰子恺说道：“我的孩子们！憧憬于你们的生活的我，痴心要为你们永远挽留这黄金时代在这册子里。然这真不过像‘蜘蛛网落花’略微保留一点春的痕迹而已。”[10]在《送阿宝出黄金时代》里他对阿宝即将成人的现实，虽有勉励，但更多透露的是对阿宝童心逝去与天真消散的悲惋。除了对童真的无限赞美，丰子恺的散文也体现着自己性灵化的追求，彰显着自己鲜明的人格色彩、独特的个性特征、主体精神，他在《晨梦》中指出要保持“真我”，知道“真我”之所在。丰子恺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他的清雅飘逸较其他浙西作家有所升华，即摆脱了尘世浮华，融入到洒脱飘逸的虚空中，达到了高远的超功利的境界，这当然与浙西佛教文化发达有着重要联系，据记载，清代杭州城的寺庙就多达两千多所。历代江南文人醉心佛理禅宗的不在少数，许多佛门僧人也会进行文学创作。例如唐代着名的以颜真卿和诗僧皎然为核心的浙西诗会，便是一个有着鲜明佛教色彩的文人团体，诗会中既有皎然、法海这样精通禅理的诗僧，又有潘述、汤衡等好佛的文人，他们的诗作潇洒闲适，自然淡泊。
浙西现代作家继承了浙西素来有之的儒雅之气、飘逸之风，他们以明月皎然般的超脱以及“俱不从俗”的雅致，悠然、潇洒、达观，彰显了其老庄式的通达和俯仰自得、悠然自在的雅士风度。他们这番与时局不契合的风范，不仅仅展现了一种审美视角，创造一种超然意境，更是在宣示自己的一种精神追求，坚持一种品格操守，从内容到形式不断给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最新鲜的动力。
3、结语
地域文化氛围的熏陶和影响，在潜移默化之中塑造了世代相承的地域作家独特的创作心理。从“率性”这一“同而且异”的气质入手，我们可以窥见“两浙”新文学作家不同的艺术品格和审美趋向，这恰好也证明了“两浙”独特的地域文化对特色地域文学形成的重要意义。当然如此明显的特质差异只能置于大的区域文学视角之下，而不能适用于每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浙江现代作家身上，毕竟浙江现代作家群数量太过庞大，笔者在这也只能选取一部分着名大家为典型。即便在同一个作家身上，也难免有地域文化交叉与融合的现象。例如出生在浙东的周作人可谓刚柔并济，其散文审美趣味像极了被他称作“第二故乡”的浙西风格。所以在遇到单独浙江现代作家作品分析时，我们虽可以在浙东浙西作家群的总体创作品格基础上进行借鉴，但也要考虑其自身的特殊性，且不可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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