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辜者》是英国当代著名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代表作之一, 小说描述了特定历史环境下普通人心理世界的微妙变化和行为方式的巨大反差。作者通过戏仿、反讽、隐喻等手法的运用, 批判个体化社会中人趋利避害的心理和行为, 谴责个体化社会道德无序的状况;同时也呼吁个人面对伦理困境时应理性思考, 树立相应的责任感和道德意识, 强调和谐的、建设性的伦理环境对人性建构的重要作用。本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 解读主人公从“无辜”到“有罪”的转变, 探讨伦理环境对人之“斯芬克斯因子”的变化影响, 剖析作品蕴含的伦理价值。
关键词：《无辜者》; 文学伦理学; 斯芬克斯因子; 伦理环境; 伦理价值;
伊恩·麦克尤恩是当今英国文坛最负盛名的小说家, 其作品往往聚焦社会生活中谋杀、怪癖等阴暗主题, 用细腻的笔触描绘特殊环境下人的变化, 表现出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小说《无辜者》是麦克尤恩的代表作之一, 出版于1989年, 在这部小说里作者秉承一贯的写作风格, 讲述了主人公如何从单纯天真的青年变成残忍暴徒的故事。作者选取了惊悚独特的叙事主题, 运用娴熟流畅的叙事技巧, 不动声色地犹如医学解剖般将故事情节一点一点呈现在读者面前, 刺激着读者的感官, 使人欲罢不能。
在英美图书市场, 《无辜者》被认为是作家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长期处于畅销状态, 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小说出版后不久, 国外评论家就已注意到:“不同于作家之前仅仅关注幽闭个人空间的作品, 《无辜者》更具有历史语境和社会意识。”[1]杰克·斯雷认为麦克尤恩“准确描绘了现代世界中城市的堕落和政府腐败状态下的混乱骚动”[2];巴恩斯从心理分析角度审视作品里呈现的无意识内心领域, 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小说人物以及作家本人不断变化的价值信仰[3];多米尼克·黑德在其著作《伊恩·麦克尤恩》中, 基于伦理批评, 讨论了这部小说中的“自我”与道德问题[4]。在《理解麦克尤恩》一书中, 马尔科姆认为《无辜者》“彰显了作品创作空间的世界性”[5]。相较于西方学者的研究热度, 国内学者对这部作品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但近年来有升温趋势。罗媛曾就心理学“移情腐蚀”理论分析《无辜者》中暴虐行为的缘由, 强调人自觉抵制诱发移情腐蚀因素的重要性[6]。王悦则从小说的核心意象———“隧道”入手, 揭示其隐喻意义[7]。另有部分硕士博士论文等对该作品有所提及。纵观目前国内外关于《无辜者》的研究, 批评家们较多地从心理分析、意识形态、历史主义等方面着手, 然而笔者认为在作品蕴含的文学伦理价值上, 研究者关注还不够。事实上, 麦克尤恩是一位颇具人文情怀的现实主义作家, 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表明:“小说是一种深化的道德形式, 是进入他人心灵的完美介质。我认为在移情层面上来说, 道德问题始于小说。”[8]70麦克尤恩的大多数作品不仅具有文学审美的功能, 也折射出作家对于道德问题和伦理问题的深入思考, 值得探究。本文拟从文学伦理学的视角, 解读《无辜者》中主人公从“无辜”到“有罪”的转变, 探讨伦理环境对人之“斯芬克斯因子”的变化影响, 剖析作品蕴含的伦理价值。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是“在西方伦理批评和中国道德批评基础上形成的, 是一种从伦理视角阅读、分析、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批评方法”[9], 国内由聂珍钊教授首先提出。作为方法论, 文学伦理学批评有助于我们厘清作品中影响人物命运的因素, 客观评价人物伦理选择的过程与结果, 获取作品所给予我们的道德教诲和警示, 对当今社会问题的解决也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一、斯芬克斯因子对主人公行为的影响
小说《无辜者》中, 主人公行为方式的巨大反差无疑是作者呈现给读者的一个谜, 要揭开谜底, 不妨追溯至古希腊悲剧《俄狄普斯王》。在这部剧中, 有一个重要的文学形象———斯芬克斯, 她的存在推动着整部戏剧的进程, 极具象征意义。斯芬克斯有着人头、兽身, 她一直为自己的身份而困惑, 想弄明白自己到底是人是兽。斯芬克斯在忒拜城外设谜, 希望过路的人帮她解开谜底, 不少人因回答不了她的谜语而被吃掉。最终俄狄普斯指出谜底是“人”, 斯芬克斯选择跳崖自杀。斯芬克斯为何跳崖?因为她的“这一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她为成为一个伦理存在的人最后完成的伦理选择”, 她意识到作为人是不能吃人的, 其通过“解谜”而获得的伦理意识驱使她做出思考并为自己曾经吃人而羞愧, 从而主动跳崖“自杀”[10]。经典文学形象斯芬克斯象征着古希腊人对“人”之本质的思考和认识, 他们意识到人的身上人性与兽性是共存的。人在成长过程中, 最先呈现的是与生俱来的天性, 如婴儿啼哭、吃奶、睡觉等, 此时的人与动物没有本质区别, 但随着婴儿慢慢长大, 其伦理意识通过后天教诲开始出现, 逐渐通过伦理选择获得人性 (1) 1, 并把自己同动物区分开来。文学伦理学的观点认为, 成年后的人即为“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 即人性因子 (或称理性因子) 和兽性因子共存, 道德性和动物性特征共存。通常情况下, “人性因子是主导因子, 兽性因子为从属因子, 前者能够控制和约束后者, 使人成为伦理的人”[9]38。
《无辜者》中, 麦克尤恩描摹了正是这样一位有着斯芬克斯因子的主人公形象, 且主人公伦纳德身上的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始终是动态存在的。值得一提的是, 原著小说名为“innocent”2, 该词在英语中有两层含义, 一指天真无邪;二指清白无罪。“天真无邪”是作者对小说主人公最初形象的设定, 呈现了主人公身上人性的一面。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年轻绅士, 伦纳德单纯真诚, 待人温和有礼。工作上, 他和同事相处友好;生活中, 伦纳德谦谦君子的风度更是为他赢得了美人芳心, 收获了爱情。在遇到玛丽亚前, 伦纳德没有和任何女性有过亲密关系。玛丽亚大他5岁并离过婚, 但伦纳德没有视两人的感情为儿戏, 而是一腔热忱, 尽力给恋人提供保护。通过这些描写, 主人公伦纳德彬彬有礼、真诚善良的青年绅士形象呼之欲出, 似乎和标题中“innocent”的第一层含义极为吻合。然而情节的发展很快使读者发现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和玛丽亚订婚的那一晚, 伦纳德见到她的前夫奥托, 为了保护玛丽亚, 伦纳德和奥托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 打斗中, 出于自卫本能, 他身上的兽性因子被激发出来。文学伦理学的观点认为“兽性因子的表现形式是自然意志, 是动物本能的表现形式, 必要时是自发产生的”[9]38。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也曾指出人对安全的需要仅次于生理需要, “安全的需要与生理需要一样, 是客观存在的, 有机体可以完全受它们支配, 它们几乎成了行为的唯一组织者, 调动有机体的一切能量去工作”[11]17。伦纳德的兽性因子在特殊情境中反客为主, 压倒了他身上的人性因子, 使主人公犯下谋杀的罪行。小说情节发展至此, 作者运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 细腻生动地描述了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这两种对立力量的交锋对主人公心理和行为方式的影响, 为主人公的应激行为做了某种解释。
可是突发事件的演变超出了读者的预期, 它变成主人公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失衡的导火索, 在接下来的故事中, 由于害怕恐惧, 伦纳德的非理性思维进一步占据上风, 道德感沦丧, 继而做出碎尸甚至叛国等让人始料不及的事。整个叙述过程中, 作者对情节的安排丝丝入扣, 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 表现出高超的写作技巧, 这里暂且不叙。值得深思的是, 如果说主人公之前的行为尚有可被人接受的原因, 那么此后发生的分尸和叛国等行为就大大超出伦理范围, 无法再将其视为“innocent” (清白无罪) 。对比该词的这一层含义, 小说更像是一种反讽, 一种拷问。伦纳德本应该在失手打死奥托后, 投案自首, 事实上在事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伦纳德身上的人性因子仍然占据上风, 他的理性思维规劝他以合乎道德规范的方式解决问题, 然而却遭到玛丽亚的制止。玛丽亚是基督教中圣母的名字, 是温柔、仁慈的象征。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表面上温柔美丽, 实则自私狠毒, 为了个人私利, 她通过抱怨、哭诉、激将和诱导, 一步一步影响着伦纳德的理性判断, 在伦纳德道德沦丧的过程中推波助澜, 这无疑是对圣母玛丽亚形象的戏仿, 是绝妙的讽刺。害怕法律的制裁、害怕恋人的离去, 此时伦纳德身上的兽性因子反过来控制约束了人性因子, 采取了极端的行为试图让自己摆脱困境。趋利避害是动物本能, 用亚里斯多德的话说:“凡符合天赋本性的事物, 动物便引以为快, 这就是各种动物在宇宙间乐生遂性的共同归趋”[12]240, “体现兽性因子的人体感官能够产生强大的欲望和情感, 即自由意志, 在强大的欲望面前, 人的理性意志有时也显得无能为力”[9]43。正是在自由意志的驱使下, 伦纳德的人性因子再次被抑制, 任凭本能驱使, 在罪恶中越陷越深。
然而, 人的肉体是不能脱离灵魂而存在的。“肉体和灵魂的分离必然导致自由意志失去理性约束, 使人陷入自然主义的泥沼, 任凭原欲泛滥, 使人与兽无异, 不能自控也不能他控, 最终只能造成毁灭”[9]44。杀人碎尸后的伦纳德内心焦虑, 呈现出行尸走肉般的游离状态, 他时而感到“头昏目眩的疲乏”[13]200, 时而“恍恍惚惚”[13]226, 感觉“这些天一直很怕冷, 似乎老在颤抖”[13]229。显而易见, 人性的丧失使伦纳德陷入伦理困境, 几乎崩溃。尤其在看见彼此身上最丑陋最残忍的一面后, 伦纳德和玛丽亚的关系也不复从前。在人的身上, 情和欲不能截然分离, 无论是伦纳德还是玛丽亚, 作为情感的载体, 仅仅是肉体的交流是不够的, 一味追求欲望只会带来更大的空虚感, 只有灵魂和欲望的结合才能赋予爱情更深的意义, 才能使两人的爱情经受住考验。文学伦理学认为斯芬克斯因子中人同兽之间仅一步之遥, 区别在于理性的选择。同兽相比, 人具有理性分辨善恶的能力, 能够通过人性因子控制身上的动物性本能。显然, 小说中, 主人公伦纳德没有有效地利用自己的理性意志做出正确的伦理判断, 解决面临的伦理危机, 相反越陷越深, 沦陷在恶的深渊里。
综上所述, 基于斯芬克斯因子之说, 主人公身上人兽因子是动态共存的。文学作品中, 每个人都是善恶并存的生物体, 作家正是通过人物身上人性因子同兽性因子的不同组合与变化揭示人物行为和性格的复杂化, 制造不同的伦理冲突, 标题《无辜者》也似乎隐喻了这一观点。从天真善良到残忍自私, 从无辜到有罪, 对于这名普通青年男子行为方式的巨大变化, 笔者认为应当辩证地看待, 其暴力行为的成因既缘于个人伦理选择的错误也缘于伦理环境。接下来, 文章将进一步分析导致主人公行为方式巨大变化的另一重要原因———伦理环境。
二、伦理环境对主人公伦理选择的影响
所谓伦理环境, “就是文学作品存在的历史空间”, 文学伦理学批评带有历史批评的特点, “主张从历史的视角对文学中各种社会生活现象进行客观的伦理分析、归纳和总结”[9]256。从上世纪末开始, 文学作品分析开始由以语言、修辞、叙事手法等为中心的“文内研究”转向更多地关注文学的“文外”关联, 历史、政治、社会等因素的加入, 将文学阐释融入更加宽广的文化语境。《无辜者》巧妙地将社会历史背景和人物、情节等交织起来, 就“杀人—分尸—叛国”这一事件过程为读者展示了主人公伦理两难的困境。
按照事件发展顺序, 作者早在小说开头就为故事的发生埋下伏笔。1955年的柏林城一片萧瑟破败, 是一座刚刚经历过失败的城市, 到处是被战火轰炸过的痕迹, 战争暴力的影响还在持续, 酒店里的人们“给啤酒灌得神志不清, 酗酒滥饮, 大喊大嚷, 夸耀着各自干下的血迹斑斑的暴行”[13]14。作品描写的柏林夜景反映了战后柏林的日常生活状态, 展现了城市的荒凉和人们精神上的空虚, 也叙述着压迫人的空间体验。在局促紧张的生活空间里, 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 主人公们已无暇顾及美德和正义。事件的始作俑者玛丽亚和奥托是一对离婚夫妻, 为了争夺一套条件简陋的小公寓, 彼此视对方如战场上的敌人, 争得你死我活。正是因为这套公寓, 伦纳德被卷入纷争, 失手杀人, 而温柔的玛丽亚变成了引诱爱人犯罪的“夏娃”。物质世界的幻灭考验着人的伦理选择。大多数心理学家证实个体人所处的环境对他们的心理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温暖积极的、可以自由自在活动的环境有助于让人获得内心的和谐与力量;相反, 单调、无趣、紧张机械的秩序会激发其恶的行为倾向, 因为后者限制了人的发展[14]45。现代社会心理学对外界环境和人的关系做了更为细致的分析研究, 进一步肯定了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关联的客观存在。《无辜者》中, 作者为读者呈现的正是这样一幅“末日”图景:战争使城市支离破碎、残败不堪;西方传统价值体系分崩离析, 城市里迷汤乱性, 人的精神世界贫瘠。伦纳德长期浸淫于此, 身上的理性因子如同缺少阳光的植物, 发展受到阻碍, 进而加剧了他兽性因子的膨胀, 为其非理性行为的产生埋下伏笔。
在失手打死奥托后, 伦纳德没有向当地警察自首反而听从玛丽亚的建议———分尸抛尸。从伦理意义上, 这一决定无疑是极端错误的, 然而于作者而言, 这是他匠心独具的安排, 有着深刻的喻意。有学者认为小说中的人物之所以逃避责任, 是因为他们在道德选择方面, 拥有很大的余地, 即“个体化社会道德选择的模糊性”[15]97。“在当代个体化社会中, ……传统共同体面临瓦解, 每个人都必须依靠自身力量来处理问题, 如失业、风险、环境问题等。与此同时, 个体的欲望逐渐脱离宗教信仰、社会伦理规范的约束, 主要受消费对象所诱惑。”[15]18-20信仰的丧失导致一切都百无禁忌, 已有的道德规范遭到了抛弃, 每个人都会产生一种“自我奠基”型道德, 即“道德主体自己决定自己的道德模式, 建立以自我意识为基础的道德模型, 没有‘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相关性’, 因而彼此也就怠于道德责任的承担”[15]97。例如在奥托死后, 伦纳德和玛丽亚有过争执, 伦纳德希望通过解释其自卫行为减轻罪责, 但玛丽亚很清楚地告诉他:“他们不会相信我们说的自卫。谁都不会。如果我们这么说的话, 我们就会进监狱。”[13]182玛丽亚并未撒谎, 借由这句话作者传达了以下信息:一、战后德国人痛恨占领柏林的英法美联军, 出于政治原因和个人情感, 德国警察不会秉公办事, 英国人伦纳德很可能会因为打死德国退伍军人奥托“进监狱, 进德国监狱”[13]183;二、鉴于战后柏林混乱的割据状态, 对于奥托, 一个生死无足轻重的战败国小人物, 玛丽亚心中存有“不说, 就无人注意到, (我们) 就不会进监狱”的侥幸;三、于伦纳德这也是一种心理暗示, 暗示“不说”比“说”会得到更有利于自己的结果。就是在这样一个排除了道德的客观依据和非个人标准的个体化社会, 个人有这种按照适合自己行为准则的方式生活又不必承担责任的可能性, 这势必会造成个体间道德标准混乱、社会道德无序的状态。个人也因此极易丧失道德感, 做出错误的伦理判断和伦理选择。值得一提的是, 对于分尸这一情节的设置, 作者麦克尤恩还有着另一层用意, 他曾解释, “他 (伦纳德) 将尸体的解剖比作对城市的分割———即饱受炮火侵袭的战后柏林”[8]56。战后柏林遭到英、美、苏、法等国的侵占和管制, 麦克尤恩“用碎尸情景创造了概念性的隐喻, 即把伦纳德对奥托尸体的处置比作小说里的身体政治:冷战时期的柏林。该小说不仅呈现伦纳德对奥托施加的暴力, 也是关于施加于社群的政治暴力”[6]40。不难看出, 无论是从个人层面还是政治层面, 麦克尤恩意识到:一个缺少道德标准的伦理环境中, 人极易做出错误的伦理选择, 这也会进一步导致国家或民族的群体道德秩序混乱, 使个体进一步沦为其中的牺牲品和受害者。这一点在主人公的叛国行为中也有所体现。
冷战时期的柏林, 东西两大阵营为了谋求各自的政治利益纵容鼓励间谍行为, “这儿的市民干情报工作的人介于五千到一万之多。……他们大多是没有固定的雇主的, 业余客串的, 由小孩子兼职的谍报人员, 以及常在酒吧间里转悠的那些‘只值一百马克的小畜生’。只要你给他几个马克, 够他喝上几杯啤酒, 他就会卖一个情报给你。他们也收买情报”[13]16。不难看出, 伦纳德生活的环境缺乏安全感, 人随时准备通过出卖和背叛获取自我利益。在这个失去道德底线、价值观错位的精神荒原, 人为了生存不择手段, 这都为伦纳德的叛国行为埋下伏笔。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不同于他人的“我”时, 孤独和焦虑就已经征兆了未来的顺从。个人若不能正确地解决个人与他人的关系, 便只能走向虚假的认同和定向, 屈服于有人格和无人格的非理性权威[16]。
综上所述, 小说中复杂的伦理环境使人难以按照常规伦理秩序梳理思维, 难以确立自己的社会伦理身份, 从而造成伦理困境。作者把普通个体经历融入到冷战时期社会历史背景中, 借此批判无序混乱、道德感沦丧的社会环境是如何对个体潜移默化, 扼杀人的理智和良善。
三、作品的伦理价值探究
作为一部广受欢迎的文学作品, 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 《无辜者》无疑是成功的, 其巧妙的构思、紧张刺激的故事情节、细腻生动的描写、以及精妙的隐喻等等, 足以使读者感受到阅读的乐趣和文学审美的意蕴。然而, 文学一直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伦理的表达形式, 文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伦理的艺术。自古以来, 文学就承担着道德教科书的作用, 以文字的形式记载历史中某阶段社会生活的道德范例, 为世人提供道德警示, 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经验和教诲, 这是作家的使命。事实上, 麦克尤恩始终履行着这一使命, 他是一位颇具人文情怀的现实主义作家。多米尼克·黑德认为麦克尤恩小说创作的主要动机之一, 就是“要将偶然性对生命的重要影响戏剧化, 探究人物经历不可预见事件之后所承受的考验。他秉承了英国文学与默多克作品紧密联系的传统, 该传统谨慎地思考小说和小说家在促进伦理世界观方面所发挥的作用”[4]11-12。
如前所述, 文学伦理学的观点肯定了人兽因子的动态存在, 即在伦理环境发生变化时, 人性会随之变化, 这也说明:人性的完美虽有程度之分, 但人性是客观存在的。小说《无辜者》中, 麦克尤恩通过戏仿、反讽、隐喻等手法的运用, 批判了个体化社会中人趋利避害的心理和行为, 但同时他也坚信人的自我救赎能力, 相信人能够根据自己的潜能和理性来认识善和实践善。在伦纳德杀害肢解奥托后, 内心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和迷惘, 他在极度疲惫中做了一个噩梦。梦中, 被肢解的奥托重新复活并割断了伦纳德的脖子, 而伦纳德不加反抗, 任其摆布。梦境的描写往往揭示了人物的无意识心理活动, 其荒诞凌乱的情节下隐藏着人物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伦纳德在梦境中的选择与古希腊悲剧《俄狄普斯王》中斯芬克斯、俄狄普斯的选择殊途同归:都是在其伦理意识回归后自我终结, 以期偿还罪孽。虽然伦纳德阴差阳错地逃离了法律的制裁, 但他始终逃不过良心的谴责, 逃不过道德的拷问。这些事也成为他和玛丽亚之间无法跨越的障碍, 如果说曾经的玛丽亚对伦纳德而言象征着爱、温情和美, 是他心灵的皈依;那么之后, 玛丽亚的存在只是提醒着伦纳德俩人曾经犯下的罪孽, 伦纳德选择了逃避和尘封。负疚感揭示了人们在生活中道德的一面, 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对伦纳德复杂矛盾的心理描写, 作者暗示即使在最糟糕的状态下人也会有对善的向往, 有良心未泯的时候。
那么在面临道德伦理危机之时, 人应如何有效地控制兽性因子的爆发, 同时促进人性因子的发展?除了寄希望于人的自我救赎能力, 还能否有其它具体可行的方法?这也是作家麦克尤恩致力探索的解决之道。
面对当今世界多次发生历史暴力事件和恐怖袭击事件, 麦克尤恩曾提出用“移情想象力”这一方法唤回人的道德感和良知, 即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 尝试“将自己置于他人的心灵进行思考, ……一旦进入受害者的心灵, 就很难表现出残忍”[6]36。小说《无辜者》中, 作者也对“移情想象力”方法的运用做了某种尝试。在杀人者伦纳德和被害者奥托之间, 作者有意设置了一些相似之处。虽然玛丽亚将奥托描述为无赖和酒鬼, 但其他人眼中的奥托并非如此。奥托参加过战争, 在外人眼中, 甚至被看成是英雄, 战争前的奥托“长的很帅, 看上去待人也很和善”[13]141, 这些对年青奥托的描写不是正和现在的伦纳德相吻合吗?伦纳德第一次真正面对奥托时, 其心理是复杂的:“他们两个在这方面有共同之处———人格上的某些地方相同, 外表, 命运, 以及别的方面也有相同之处”[13]161。通过这些微妙的描写, 作者暗示伦纳德和奥托都并非天生暴徒, 他们的命运有被改写的可能。试想在冲突发生后, 双方如果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对方想一想, “或多或少地自动理解成为别人意味着什么”[6]35, 那么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在作者看来, “想象成为他人是什么样, 这是人性的内核, 是同情的本质, 是道德的起点”[6]36。
相较于个人力量, 书中还强调了伦理环境的改变为人性的回归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心理学家弗洛姆曾就环境与人性的关系, 提出“为个人提供一个安全、正义、自由的社会环境, 把人的力量引向社会建设的方向上去, 因为建设和创造有益于激发人的能动性和责任心, 从而制止恶的力量”, “这里所指的社会不是局限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某种政治制度, 而是更团结意义上的全人类”[14]92。无独有偶, 麦克尤恩在小说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故事的最后, 年迈的伦纳德再次回到柏林, 当地“毫无废墟”, “树木和草坪也比别的城市多些”, 整座城市重现生机。此时象征着分裂和冷战时期军事管制体制的柏林墙即将被拆毁, 德国即将实现统一。作者笔下的柏林欣欣向荣:
他得看了地图才能找到那个拐弯。到处都是那么整齐, 那么拥挤。他的左边是一排新的公寓, 在他右边, 以前难民住的棚屋都不见了。原来的地方建起了许多式样古怪的单层度假别墅, 外面的花园种植了许多植物。只见一户户人家都在户外那些观赏木的浓密的树荫下用餐。一块点尘不染的草坪上摆着一张绿色的乒乓桌。他走过悬挂在两棵苹果树之间的一张吊床。灌木丛里袅袅升起了由于野外聚餐烤肉引起的炊烟。喷水的龙头开着, 淋透了一片片人行道。每一块小小的土地都收拾得井井有条, 成了个人实现自己的幻想而耕耘出来的骄傲, 也是一家人在家庭生活上取得成功的具体表现。尽管数十户人家挤在一起, 可是你能感觉得到, 这里有着一种踌躇满志、发自内心的闲静。它正在和下午的那股热气, 一起冉冉地蒸腾而上。[13]251
柏林城的勃勃生机让伦纳德打开心扉, 面对过去, 他决心去寻找玛丽亚并与她一起回来, 唯有这样, 他们才能“了却前缘”[13]262。无疑, 伦纳德的这一举动暗示着他不再逃避, 而是决定面对和正视过去。伦纳德的回归预示着他迷途知返, 最终可能实现的道德回归。对比小说开头和结尾对柏林城的描述, 两种不同的环境对人性的影响、对人伦理选择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分裂、敌对、彼此间以暴制暴的社会环境下, 人性受到遏制;积极、能动、祥和的社会环境更易于人性的复苏和道德的回归。从冷战时期的人间炼狱到“与过去和解”的宽容之城, 柏林变成了一个海纳百川的多元化都市, 各国人聚集在柏林, “干着各种不同的工作, 但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建造一个新的柏林, 一个新的德国, 一个新的欧洲”[13]147, 这是人们留存的美好愿望, 也是人类为了选择“善”建立的相应的意识。由此可见, 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会, 麦克尤恩仍寄予希望, 他给了故事美好的结局, 相信人拥有自我救赎能力, 相信“面对混乱的世界, 我们对于希望和善的行为的能力是无限的”[13]17。
对于麦克尤恩的作品, 作家余华曾这样评价:他的叙述“似乎永远行走在边界上, 那些分割了希望和失望、恐怖和安慰、寒冷和温暖、荒诞和逼真、暴力和柔弱、理智和情感等等边界上”[18], 小说《无辜者》的讲述同样也穿梭在多重交叉的界面之间, 彼此渗透, 引人入胜。文学具有强大的共情作用 (empathy) , 《无辜者》中麦克尤恩娴熟高超的叙事技巧愈加凸显了这一作用。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 它用文字的形式把个人的经验保存下来与他人共享, 形成道德范例, 引导人类成就更好的自己。《无辜者》通过展示主人公伦纳德所遭遇的伦理困境和他的伦理选择, 带给读者丰富的思考和启迪。借由小说, 作家呼吁个人面对伦理困境时应理性思考, 面对他人应树立相应的责任感和道德意识, 也辩证地提出营造和谐的、建设性的伦理环境对人性建构的重要作用。小说中体现的道德问题及蕴含的伦理价值,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 均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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