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让世界了解、认识当代中国, 翻译就是构架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英国著名汉学家蓝诗玲 (JuliaLovell) 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 就是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以译者为中心, 把译作与原作进行和谐统一的译介方法。
关键词：生态翻译; 蓝诗玲; 译者中心; 中国现当代文学;
作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现当代文学要“走出去”不仅需要自身 (生态主体) 的努力推动, 也需要外界 (生态环境) 的积极拉动。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 从翻译生态环境、译者中心和适应与选择的角度来分析英国的汉学家蓝诗玲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 探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路径选择。
一、蓝诗玲中国文学翻译的特点
蓝诗玲 (Julia Lovell) 是英国伦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和中国现当代历史研究专家, 在西方文学翻译和文学评论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蓝诗玲的中国文学翻译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 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选取译介题材。蓝诗玲长期以来十分关注中国当代文坛动向与发展, 特别是对现实主义题材作品, 并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她独立完成的译作包括鲁迅的《阿Q正传及中国故事》、阿乙的《杨村的一则咒语》、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除了翻译作品之外, 她还长期在英国《卫报》《前景》等报刊文学评论版撰文, 向西方读者译介中国当代文坛动态。她以其独特的视野, 从历史和现实的不同视角出发,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向西方传播过程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第二, 洞察翻译内外环境。从蓝诗玲翻译的中国文学系列作品来看, 其生态研究着眼于文本选择、翻译策略和意识形态等三方面。蓝氏译作《阿Q正传及中国故事》得到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1]。中外学者都对鲁迅的蓝氏译本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 认为蓝氏无论是从翻译伦理上还是从翻译策略上都展示了她对中国文学经典的敏锐观察和深刻理解力。
第三, 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展示中国社会的生活风貌。从蓝译鲁迅《阿Q正传》、韩少功《马桥词典》等多部具有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来看, 都带有关注社会、体察人生的“指向性”, 展现了其生态翻译的解构能力和特色。从上个世纪动荡的二、三十年代 (如阿Q所处的中国小镇) , 到本世纪初中国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后的农村现状, 都是中国具有标志性的历史时期的生活作品, 展现了现当代中国社会的生活风貌。所以, 蓝诗玲在翻译这些具有“代表性”文学作品展示给西方世界读者的同时, 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她对现当代中国文学的解构和对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评介。
二、生态翻译视角下的蓝氏文学翻译
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顾问凯伊—道勒拉普 (Cay Dollerup) 指出, 生态翻译学这一基于中国“天人合一”和谐思想的翻译理论是一种思维创新。“翻译选择适应论”强调的就是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选择 适应”[2]。蓝诗玲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突出表现就是以“翻译生态环境”“译者中心”和“适应与选择”三个方面为着眼点, 在翻译生态环境中做出选择性适应。
从生态学的角度审视翻译研究, 译介活动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 翻译不再单一地被视为译者主观的“解码—转码”活动, 而应该是译者把翻译活动放到整个翻译生态系统这一大的宏观背景中, 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审视活动。中国现当代文学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首先就是中国现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大环境;其次是译者翻译活动所处的中、外文化的译介环境;第三是翻译作品的赞助者、出版商、读者的接受度, 甚至还包括对翻译作品的文学评论等。
由于历史、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语文学世界里的翻译生态现状不容乐观。究其原因, 一是文学创作本身过多背负着文以载道的使命感或过分关注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表达, 话题过于单一, 缺乏文学审美的民族独特性;二是由于过分强调社会现实主义而缺乏文学想象和出色的艺术表现形式。因此,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作仅仅是一些学术研究机构出于研究目的而进行出版, 其结果只能是始终徘徊在主流阅读群体之外。
“译者中心”就是将译者放入翻译活动中, 使译者、原作、译作成为翻译活动的利益相关的三角, 从译者视角的“事前预防”准备机制、“多维适应与转换”行动机制、“整合适应选择度”评价机制、“事后追惩”检查机制出发, 全面描叙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主动选择和被动适应。
“译者中心”观在蓝诗玲的翻译中尤其显现在其对原作的选取、翻译策略、翻译风格等方面。从鲁迅笔下的民生凋零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留守人员的生活现状, 从湘西的风土人情到描绘“90后”的超现实思想, 从对中英外交关系的历史阐述到中国对诺贝尔奖的希求情愫, 蓝诗玲的选材、翻译、创作都立足于中国现实, 从一位译者中心的视角尽力展现一个民族普通人的生活和情趣。
“译者中心”观还体现在蓝诗玲的翻译策略选择上。在翻译过程中她从英文读者的角度出发, 选取使用英文俚语、习语等归化翻译策略。如在《杨村的一则咒语》中, 故事一开始提到钟永连 (小说主人公) 去村口“做做群众工作”, 蓝诗玲将其译为“to prepare your ground first”;当钟永连和吴海英相互发誓, “要是我偷了, 今年我的儿子死”, 吴海英说。对一个简单的“说”字, 蓝诗玲为了使英文读者更了解其背后的陋俗而译为“Wu Haiying accepted the terms of the curse.”等。
蓝诗玲的翻译是在坚持原著思想内涵的基础上, 努力调试译文的语言表述习惯, 使之能够适应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性、认知能力、和审美感受。如《马桥词典》中提到:“当局只是有一种强烈的心理冲动, 要削弱乃至完全扫荡这些人的名谓权———因为任何一种名谓, 都可能成为一种思维和一整套观念体系的发动。”[3]蓝诗玲把它译作“Intense psychological pressure was exercised in order to weaken, even totally undermine, these individual’s rights to a professional label--breeding ground for a body of thought or entire system of beliefs.”
三、当代文学翻译的出路:适应与选择
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 经济、政治发展的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中国文学的向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仍然不足。以蓝诗玲为代表的西方汉学家在对中国文学的西译过程中做出了很多贡献。她在对中国文学译介过程中, 把握生态翻译的环境, 进而做出适应性选择的方法, 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有益借鉴。
文学翻译要适应生态环境。尽管翻译活动不能完全套用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观点, 但从翻译的目的和受众群体来说, 作品的译介必须要认真对待这些因素。从生态翻译的“译者中心”出发活动就是“适应 选择”, 译者的选择究其根本是一种生态适应性的选择。
文学翻译要进行“生态选择”。文学翻译不是简单的解码、转码活动, 而是译者对原著作品的能动选择, 是在对原著的认知、理解、思考的基础上的选择 解码, 体现的是译者的思想价值, 适应的是社会生态环境。译介选择的目的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蓝诗玲作为译者能敏锐地捕捉到当下中国文坛颇为引人注目的焦点主题, 彰显其具有独到的现实主义视角。
在动态翻译活动的过程中, 译者选择什么、怎样选择, 不仅仅是译者的主观活动, 而更多地需要考量翻译作品的社会价值。蓝诗玲生态环境翻译的灵活手法、技巧策略, 以及坚持以译者为中心与社会相适应的翻译思想, 对中国文学走出去, 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倡议, 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 Lovell, Julia.Finding a Place:Mainland Chinese Fiction in the2000s[J].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12, (02) .
[2]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 2011, (2)
[3] 韩少功.马桥词典[M].作家出版社,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