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中亚宗教极端势力总体呈上升趋势，内生性、政治化倾向明显，宗教极端思想扩散比较突出，但仍未构成地区安全的主要威胁。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形势变化的主因由内因主导变为内因外因共同作用，主要是阿富汗局势、中亚政局变化、中亚国家社会矛盾、西亚北非动荡的影响。未来中亚宗教极端势力活动会随内外形势变化再度达到高值，包括极端思想泛滥、恐怖袭击增多，中亚进入意识形态危机期。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将可能在人员往来、极端思想等方面对我国新疆安全产生不良影响，新疆对中亚的恐怖主义外溢效应也会更加明显。萨拉菲极端思想可能会经中亚进入新疆，与原有极端思想相结合，衍生出新的极端思想。
关键词：中亚宗教极端势力；中亚安全；宗教极端思想
随着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临近，各方对中亚安全的担心越来越多。 当前的中亚不稳定因素增多，呈现出“内患外忧”的特点：“内患”是政治稳定性、经济形势、社会问题、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风险在上升；“外忧”来自大国博弈、阿富汗形势和“阿拉伯之春”的压力在增强。 本文以 2012-2013 年上半年为考察的时间视野，分析中亚宗教极端势力活动的特点、未来发展趋势及对中国的影响。与之前相比，2012-2013 年中亚宗教极端主义活动的确呈现上升状态，包括哈萨克斯坦的袭击事件增多、 塔阿边境地区武装分子越境趋向失控、伊斯兰解放党在吉尔吉斯斯坦活跃， 并且向北部蔓延，政治化倾向明显，等等。 人们还非常担心在阿富汗北部活动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 （下简称“乌伊运”）再“杀回”中亚，以及 2014 年之后由于宗教极端主义的扩散将给地区带来新的安全危机。
哈萨克斯坦袭击事件较多，目标主要是警察和权力机构，形式有团伙也有个人，并且自杀式袭击增多。“哈里发战士”（《Джунд аль-Халифат》）成为哈主要宗教极端组织，他们多次表示对在哈发生的一些恐怖活动负责。 此外还有西哈萨克斯坦州的一些极端组织，如乌拉尔斯克的恐怖主义小组，主张建立伊斯兰国家，这个组织策划袭击行动，后被警方破获。在塔阿边境地区，不仅有毒品和走私贩子稠密往来，还有以反毒和运毒不同面孔出现的塔政府官员，出入更多的还是那些成分复杂的武装分子———塔前反对派武装残余力量，“乌伊运”等恐怖组织成员，来自中东、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具有献身精神的圣战分子。 据塔吉克斯坦安全部门称，中亚的武装分子越过达尔瓦扎山到达阿富汗的巴达赫尚。 在美国国务院 2008 年关于恐怖主义的一份报告中 （报告由美国中情局完成）， 强调2006-2008 年吉尔吉斯斯坦的伊斯兰解放党成员由5000 人增加到 15000 人，其成员主要是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称，支持伊斯兰解放党的居民在增多，该组织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在迅速扩大。在吉尔吉斯斯坦约有 30%-40%的伊玛目接受过专业理论教育。 经济、政治、社会和精神的挫败在增长。当伊斯兰激进主义社会论调增长时，伊斯兰分子的理论思想就会被激化。 土库曼斯坦宗教极端主义活动在悄悄增加。2013 年 6 月底在叙利亚的阿勒颇捕获了基地组织分支机构的领导人，其中有土库曼斯坦籍的恐怖分子，他是在阿什哈巴德接受培训的。近年来土库曼斯坦能观察到宗教极端主义的泛滥趋势。 比如在达绍古兹， 出现了还不到 35 岁的留着长胡子的青年人，号召当地居民严格遵循宗教模式生活。甚至当地还有中学生频繁参与清真寺活动。
宗教极端主义活动带来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政治方面，影响中亚国家政局的稳定，尤其是来自宗教极端思想大规模泛滥的冲击；社会领域，会衍生更多的社会问题，而社会矛盾更加剧了宗教极端行为的激烈性，形成恶性循环。 我们对塔吉克斯坦 5年内战还记忆犹新，内战的重要原因就包括宗教极端主义。 阿富汗形势也与中亚的宗教极端主义有直接关联，1999-2000 年的宗教极端主义活动高峰及其以后数年对中亚安全的滋扰，宗教极端组织大多是以阿富汗为发动攻击和培训的基地。
但是，我们也可以深入思考一下，究竟在 2014年之后，中亚宗教极端势力是否会给地区带来巨大的安全风暴？首先， 阿富汗境内的中亚宗教极端分子回流问题。“乌伊运”和其他一些武装分子确实在阿富汗北部谋求通过塔阿边境进入中亚，经过塔吉克斯坦进入吉尔吉斯斯坦的费尔干纳谷地，近年已有案例。但是，进入的这些武装分子与中亚各国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相比，前者显然是不堪一击的。 “乌伊运”目前主要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活动，2012 年积极活跃，多次参与袭击北约士兵。 不过，虽然“乌伊运”在阿富汗军事动作频繁，实际上是“努力表现、垂死挣扎”。“努力表现”
是给塔利班看，让塔利班明白“乌伊运”仍是一支可以利用、可以发挥作用的武装力量。实际上，“乌伊运”目前人数不详，但肯定不多，实力大不如前，是在“垂死挣扎”。 原因是：1.“乌伊运”的资金来源在减少。 “乌伊运”的资金来源有：国际恐怖组织援助，如基地组织，但目前基地组织自顾不暇，资金并不充裕；贩毒走私，虽然现在阿富汗毒品泛滥，但“乌伊运”掌握的毒源和路线都要受到塔利班和阿富汗军阀、国际贩毒集团的控制，所获毒资有限；中东中亚侨民的援助，但近年中东形势不稳，这部分援助也在打折扣。 2.“乌伊运”的成员来源在减少。除了高层是虔诚的伊斯兰激进主义理想者之外， 其余普通武装成员大部分是雇佣军，报酬的减少影响了武装分子的数量，再加上脱离中亚本土，后续力量有限。3.北约的打击力度加大。2012 年北约联军在阿富汗实施了 30 次针对“乌伊运”的军事打击行动，范围涉及巴达赫尚、巴格兰等阿富汗的 8 个省份，抓获多名“乌伊运”领导人。 “乌伊运”渐渐成为北约重点打击对象之一，一些领导人被列入西方国家重点通缉名单。
其次，尽管近年地区内恐怖事件增多，但尚未造成巨大的社会动乱。 因此，从安全和社会角度看，宗教极端主义问题很难造成更多的风险。 但是或许，从政治角度，即中亚政局稳定的角度，更有可能会影响到当前各国领导人的权力掌控，这是中亚各国当局过于担忧的重要原因。 因此，中亚宗教极端主义从事恐怖袭击行动给地区安全带来的威胁并非想象的那么糟糕。
首先是有一些内生的极端组织，如 2010-2011 年在比什凯克制造一系列袭击事件的“公正统治军”。 土库曼斯坦也出现宗教极端主义活动。 “内生”性极端组织的出现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地区内部极端主义思潮涌动、社会矛盾激化。 这些小型宗教极端组织的主要特点包括：1.大多来自地区外部，或者是地区内原有的宗教极端势力残余部分改名换姓；2. 大部分组织影响力有限，活动能力不强，一般以宣传极端思想为主；3.
一些小型极端组织积极寻求境外支持， 谋求与境内外极端组织或恐怖组织对接，从事暴力恐怖活动；4.大多有跨境活动特点，主要在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流窜。目前伊斯兰解放党在吉国活动范围不仅限于南部，还在向北部扩充。 吉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Ш.阿塔哈诺夫（Шамиль Атаханов）强调，在宗教组织中最具危险性的代表是伊斯兰解放党。 伊斯兰解放党的政治意图日益明显， 常常阐明自己的政治纲领， 一些高层成员甚至能对执政当局施加某些影响。 在 2013 年 5 月库姆托尔金矿抗议事件中，伊斯兰解放党也参与其中，煽动群众。
首先，中亚一些国家的“伊斯兰化”趋势。 例如，根据卡内基基金会驻莫斯科代表处在 2012 年 9 月17 日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吉尔吉斯斯坦约有 50%的居民支持建立伊斯兰国家，并提出了“伊斯兰化倾向”问题。 虽然这一组单薄数据并不能说明哈里发情结真的开始在吉尔吉斯人之间流传，这些草原牧民的大部分注意力还集中在议会的一幕幕戏剧化表演和必须忍耐的贫困生活上，更有可能说明的是人们对当前世俗政权已经十分厌恶。 不过，这些数字或许与近年吉国宗教极端组织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官方教职人员只专注宗教仪式而没有行动和思考来抗衡宗教极端思想、官方伊斯兰教育进入危机期等有直接关联———穆夫提、伊玛目们无法抵御来势滔滔、通俗易懂、煽动性强的极端思想，政府在这一方面的工作也做得远远不够。 伊斯兰激进思想的确在吉国一些地方汹涌泛滥， 几乎难以遏制，这种全国大范围的伊斯兰化潜在倾向是存在的，但只能说是在政局变幻莫测、社会问题堆积如山、人民生活持续艰难的背景下才会发展和演变。
其次，“萨拉菲”的威胁。在哈萨克斯坦，萨拉菲分子主要在西部、南部大中城市活动，并吸收了一些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 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萨拉菲主义者有很多穆斯林拥护，塔国接受萨拉菲主义的教职人员正在大量增长。“萨拉菲”问题对中亚的危险性在于，一是萨拉菲主义非常具有吸引力和煽动性。萨拉菲派流行于中东，吸纳了大量政界、宗教界和知识界的精英。如果萨拉菲思想中的激进主张进入中亚， 将有可能与当前中亚宗教极端思想形成契合，变成新的思想武器。 二是近年在中东政局变化中，萨拉菲政治势力异军突起，目前已经形成了以沙特为中心的“萨拉菲派新月”，与伊朗为中心的“什叶派新月”和旧有的逊尼派抗衡。 萨拉菲政治影响力在迅速扩张。
这种样板作用对中亚的宗教极端势力是极具魅惑的。三是在萨拉菲思想基础上衍生出的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如“渎神与迁徙组织”、“圣战与统一组织”、“黑旗组织”和“圣徒组织”，除了在中东，还在与中亚相邻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活动，这些组织以破坏国家安全统一、挑起宗派仇恨为主要目标和手段，杀伤力强，影响恶劣，如果它们与中亚的宗教极端势力合作，将给地区安全带来新的挑战。最后，宗教极端思想传播增多，形式多样化。 与之前相比，传播方式有变化，之前的传播方式是散发传单，在清真寺煽动，以及地下宗教学校传播。 当前由于各国打压力量大，许多传播方式具有更加隐蔽的特点，如家庭讲经班、儿童讲经班、在校园传播极端思想、戴伊斯兰头巾、禁止庆祝活动等。
近年来， 中亚宗教极端势力促发因素受外部影响较大， 目前形势变化的主因开始由内因主导变为内因外因共同作用，主要是阿富汗局势、中亚内部权力交接、中亚国家社会矛盾、西亚北非动荡的影响。随着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日期临近，阿富汗形势未来发展变化牵动着相邻的中亚国家神经。 首先是撤军后阿富汗有可能再度发生军阀混战，这将对中亚安全直接造成冲击，令中亚国家十分忧虑。 其次，作为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强硬后台的塔利班试图在撤军后尝试建立政教合一政权，中亚国家担心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会回流中亚。 中亚学者普遍认为，2014 年以后由于阿富汗局势的变化，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事实上近两年来的情况表明，这股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回潮已经开始，巴阿一些恐怖组织和宗教极端组织成员，尤其是来自中亚的成员，回流的情况比较多，特别是在塔吉克斯坦发现的此类人员多一些， 如 2013 年 7 月被审判的巴基斯坦恐怖组织“安拉之战”两名成员都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农民，在巴参加该组织并接受训练后，又返回塔吉克斯坦进行圣战宣传。 最后，阿富汗毒品给中亚安全和社会领域带来的后果严重，作为毒品“运输走廊”的中亚也成为国际贩毒集团觊觎掌控的对象，在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就会尽可能制造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