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代辞赋在文献编纂整理、辞赋史书写、赋家赋作批评和体类等专题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然缘于"经典"意识和"文学代兴"论的影响，在观念、体系、具象批评方面仍有很大的开掘空间。深化清代辞赋研究，可以全面观照清代辞赋的创作特征和文化征象，对于目前赋学研究"正典观念"也有一定的纠偏作用。不仅可以认识清代辞赋产生和繁荣的思想文化背景，对于古代辞赋史观的形成和传统研究观念的更新，亦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清代辞赋；文体史；辞赋史；文学批评史；
Abstract:In the studies of Fu of the Qing Dynasty,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on the compilation,history,literary criticism and styles of Fu. However,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classic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literary supersession theory,there is still much space in the study on the concept,system and concrete criticism of the Fu writing. To deepen the research on Fu of the Qing Dynasty can comprehensively observe the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signs of the Fu at that time,and correct the error of the canonical concept in the study of Fu. Besides,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generation and prosperity of Fu of the Qing Dynasty is significant to study the formation of the historical concept of ancient Fu and the renewal of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concepts.
Keyword:Fu of the Qing Dynasty;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forms; Fu history;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辞赋文学由"诗""骚"发端，经两汉骚体赋、散体大赋，魏晋六朝骈体赋，至唐宋律赋兴盛和文赋创生，体变已穷。后经元明两代之复古，至清代又彬彬大盛，可谓"集周、秦、汉、魏、唐、宋、元、明之大成"[1].据马积高主编的《〈历代辞赋总汇〉前言》，全书合计收辞赋作家7 450余人，辞赋作品29 100余首，而清代辞赋作家竟达4 810人，辞赋作品达19 499首（1），是清代以前历代辞赋作品总和的近两倍。虽然文学史上从来不以作品的数量来确定文学的"经典地位",但如此众多的赋家和赋作，必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十分重要的现象。它的文学地位究竟何在，其文学价值又有几何，以及和学术文化思潮的关联等等，实为赋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命题和范畴。
一、清代辞赋研究的现状与空间
近百年来国内和国际辞赋学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从整个态势来看，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楚骚和汉魏六朝赋，尤以汉代辞赋为重心，而唐代及其后宋、元、明、清诸代的辞赋不是被一笔抹杀，就是叨陪末座，地位十分尴尬。20世纪80年代以来，唐及其后历代辞赋的学术意义才得以彰显，学者们发表了数量众多的论文和专着，逐渐建构起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的辞赋史和批评史。近年来，清代辞赋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主要表现在辞赋文献的编纂整理、辞赋史书写、辞赋评鉴和专题研究等方面。
（一）辞赋文献的编纂整理（1）
根据踪凡统计，现存清代专门性赋总集200余种，目前得到影印者12种（其中只有《历代赋汇》一种得到点校）；专门性赋别集200余种，获得影印（或点校）的有68种[2].现代赋选自瞿蜕园编辑《汉魏六朝赋选》（1964年第1版）后，已相继出版30余种。从编纂类型来看，既有通代总集，又有断代汇编；有以体类分次者，有以评注为主者（2）。此外还有一些专题赋集，如伏俊琏的《敦煌赋校注》、张锡厚的《敦煌赋汇》等。而与清代辞赋文献相关者，主要有以下两类。
一是影印出版的清人编辑的辞赋总集和别集。总集如王修玉编《历朝赋楷》、鲍桂星编《赋则》、李元春编《关中两朝赋钞》、鸿宝斋主人编《赋海大观》、朱子襄编《律赋精选》；别集有沈叔埏《剑舟律赋》、朱一新《佩弦斋律赋存》、杨�ぁ段H庵赋钞》、陈沆《简学斋馆课赋存》、刘凤苞《晚香堂赋集初稿》、何�颉痘谟噔指掣濉贰⒄掳钤�《翰馨书屋赋余》、杨恩寿《坦园赋录》等。最着者是北京图书馆影印出版的《赋海大观》。据序所言收历代赋20 000余首（实为12 000余首），且多为清代律赋。踪凡、郭英德主编并影印出版的《历代赋学文献辑刊》（200册）是近年来规模最为宏大的赋集，共收有各类赋文献214种，除却《古赋辩体》《青云梯》《赋苑》《赋海补遗》等少量几部为元明两代所编选外，绝大多数为清人所编纂，且收录的辞赋也多以清人创作的科试律赋为主。
二为今人编选的历代赋总集。其中收录清代赋较多，且较具代表性的有赵逵夫主编的《历代赋评注》（巴蜀书社，2010年版）、马积高主编的《历代辞赋总汇》（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詹杭伦编纂的《历代律赋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历代赋评注》分先秦卷、汉代卷、魏晋卷、南北朝卷、唐五代卷、宋元金卷、明清卷七部分，选录清代赋不算多，但选录精严，题解、注释、评论精当，多以古体赋为主，代表着清代辞赋创作的最高水平。《历代律赋校注》分唐、宋、清三代，每代各选100篇左右，有题解和注释，专取律赋，择选精严，名作迥出，窥斑知豹，可以了解清代律赋创作之概貌。《历代辞赋总汇》是大型辞赋文献汇编，选清人辞赋作家4 810人，辞赋作品19 499首。虽然由于时间和当时的学术条件所限，编选者对清代的文献有较多遗漏，且编选的原则也多是集中于清代古体赋；然而，就目前而言，已经是最为完备的清代辞赋的整理本，对于清代辞赋文献的保存和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对清代辞赋的批评
20世纪以来的赋学研究，与诗、词、曲等古代文学的其他文体相比，显然受到相当程度的轻视甚至忽略。综观文学史、文体史、批评史和辞赋专书，于清代辞赋而言，经历了一个由全盘否定到逐渐认同的过程。20年代以来，缘于"文学代兴"论（3）的影响[3],学者多认同汉赋为一代文学之胜，而对于此后的辞赋，尤其是唐宋两代的科试律赋和清代的辞赋则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对古体赋和骈体赋有一定程度的认同）。这首先可以从2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着、骈文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窥其风貌。从文学史的书写来看，除了马积高和黄钧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四编《隋唐五代文学》设有《唐代的赋和骈文》专章外，从晚清民国以来的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很少提及唐宋及其以后的赋。如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仅有《武帝时代文学之全盛·词赋派》和《东京之词赋与诗体》两节；柳存仁的《中国文学史》仅有《汉赋》一章；游国恩、王起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亦只有《秦及西汉前期的散文和辞赋》《西汉后期及东汉的散文与辞赋》两章，均与汉代以后的辞赋无涉。而论及汉赋与魏晋六朝赋的，有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谭正璧、前野直彬、叶庆炳等人的《中国文学史》（2）等，于汉魏以后的辞赋亦谈论甚少，而刘大杰等人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虽然谈到汉魏以后的赋，也只是作为流衍支脉而寥寥数语，殊不足观（3）[4].
即使一些专门研究韵文的着作，也多是独钟汉魏六朝。如陈钟凡的《中国韵文通论》虽然以赋为韵文之一体，但所论仅有《汉魏六代赋》一章，于题旨甚忤；梁启勋的《中国韵文概论》只谈到"南朝赋",唐宋以后的赋只论及欧阳修的《秋声赋》与苏轼的《前赤壁赋》等；丘琼荪的《诗赋词曲概论》也仅是专章介绍《战国两汉的赋》与《魏晋南北朝的赋》，于唐宋以下赋仅及《赋赋》《江南春赋》《前赤壁赋》三篇。瞿兑之在《中国骈文概论》中亦以律赋为骈文别支流脉，并从押韵的角度阐释清代律赋无佳作的原因："到前清时代，还须将官韵的字，押在每一段的末一句……法制愈严，所以自然的趣愈没有，而愈难作得好了","明清人的赋，却多半不收入自己的文集的，也因为不足登大雅之堂的原故"[5].对清代律赋这种贬抑性评价，是由当时的文化环境使然，代表着一种主流的看法。
从文学批评史的书写来看，自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以来，古代文论史论类着作无虑数十种。然于唐宋及其后赋学相关的，似仅有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论元代单设祝尧《古赋辩体》一节。其他，如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所论列的赋论仅有第三篇第三章第一节《扬雄之赋论》，第四篇第一章第三节《左思与皇甫谧》；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篇第三章为《对于辞赋及辞赋作家的评论》，第三篇第三章第八节为《左思及皇甫谧的赋论》等（4）。这期间，有一些辞赋专书论及清代赋，如陈去病的《辞赋学纲要》，虽然论述的范围止于唐宋，然在其末章《唐宋赋》中却说："明清两朝，号能复古，然模拟仿佛，袭貌遗神，虎豹之�A，犹犬羊之�A，终无有能摩班张之垒而窥扬马之门者矣，遑论屈宋云乎哉？遑论风雅云乎哉？"[6]114表现出明显的重汉魏轻宋元明清的批评倾向，"赋肇于周秦，而极盛于两汉，始衰于魏晋，式微于南朝，极变于李唐，逮宋而��焉澌灭尽矣，无足述矣"[6]113-114.
进入20世纪80年代，赋学研究开始突破旧有的依附文学史或依诗、依文立论的理论框架，全面检视赋学研究的不均衡现状，以重新界定清代赋学的历史地位，使清代赋学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1）。这一时期的学者，出于对赋史、赋学史的整合意识与全面勘察，大多持清赋"复兴说"（2）。如马积高的《赋史》，郭维森、许结的《中国辞赋史》，许结的《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詹杭伦的《清代律赋新论》等，均明确标示出清代"赋学复兴""赋论昌明"的主题。对于这一点，马积高说（明末）清初是辞赋的"繁兴的时期":"清代辞赋发达，无论从思想内容或艺术造诣来说，名篇佳作都很多，特别是就艺术的精工来说，远远地超过明代，甚至为宋所不及。"[7]许结在赋史和赋论中也多次谈到清代赋学复兴，"赋文学至唐宋体变虽穷，然经元明之复古，清复其盛，亦可谓集周、秦、汉、魏、唐、宋、元、明之大成"[8]322.李修生也指出清代辞赋就其形态而言，表现在：一，数量庞大；二，品类齐全；三，赋集赋话层出不穷[9].学者们从作品、作家、理论三个层面指出清代赋学全面复兴的事实。俞士玲也明确了清代辞赋参伍因革、融铸古今的集成意义与价值："一是众体兼备，争胜前朝；二是兼容历代赋艺，泛入旁体，不拘常格，其中以用古赋作律赋为主要倾向；三是以经史学术入赋；四是以散文、股文法为赋。"[10]由此形成了对清代赋之地位的重新思考。
当然此期也有部分学者缘于时代原因和传统偏见，对清代的赋学不以为然。李曰刚的《辞赋流变史》总论说："股赋盛于明、清，则兼律赋、散赋二者而糅之，于对偶中杂入八股句法，寓骈于散，以俳为偶，虽形式完美，而桎梏性灵，亦赋体之末流也。总之，赋当以楚辞为正则，自汉、魏而后，愈趋愈下，而走向没落之路。"[11]轻视唐及其后的历代赋作。又如袁济喜的《赋》，以元明清赋为赋的余绪，以为当时的"封建统治业已日薄西山，余辉夕照，赋的恢闳阔大的气息也就自然泯绝，体制也趋于僵化"[12].高光复的《赋史述略》亦持相类似的看法。这些观点，虽然从一定程度上契合清代辞赋由于处于封建社会后期而表现出来的"形胜旨微"的发展实况，但没有对清代赋进行全面的梳理与深刻的体察，对清代众多赋家赋作也缺乏具体的观照，因而是不全面与偏颇的。
（三）清代赋史书写与辞赋学批评研究
赋史的撰写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有佚名《辞赋史》、骆鸿凯《辞赋源流》《辞赋史》，80年代以来，出现了李曰刚《辞赋流变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87年版）、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高光复《赋史述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等数种。有些只是粗具赋史形态（佚名《辞赋史》、高光复《赋史述略》），有些则是当时的大学讲义（骆鸿凯《辞赋源流》《辞赋史》），清代辞赋或阙略无闻，或寥寥数语。赋体文学通史以三部为着，即铃木虎雄的《赋史大要》，马积高的《赋史》，郭维森、许结的《中国辞赋发展史》。用许结先生的话说，就内容、体制以及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后者较前者详赡、成熟，自不待说，而耐人寻味的是，此三部史着，其不尽相同的撰写思路恰恰反映出三种赋文体史的编写方法，而于清代辞赋的特点亦于此可见。第一部是以赋的体类为主干写史，清晰地展示了由"骚赋""散体赋""骈赋""律赋""文赋"至"股赋"的线索，以清赋为股赋时代；第二部是以赋家赋作为主干，其优点在对赋产生与发展的时代背景、社会文化影响以及赋家自身的作用，均有较全面的展示与详赡的分析；第三部是力图以赋史艺术自身的演变为主干写史，兼顾体制的艺术体制（如骚赋等）与风格（时代性及赋的诗化与散化等），通过赋的叙述性、描绘性特征观照其兴衰衍变与审美价值。
20世纪以来，赋学批评随着辞赋研究的发展逐渐成为一重要研究领域，相较于辞赋研究而言，起步迟，发展也较缓慢。这又可以从两个方面分疏：一是对历代赋论文献的整理；二是对历代主要是对清代赋论的研究。
赋论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仅有何沛雄《赋话六种》（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高光复《历代赋论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徐志啸《历代赋论辑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陈良运《中国历代赋学曲学论着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王冠《赋话广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许结《中华大典·文学典·文学理论分典·骚赋论部》（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几种校注本，如詹杭伦《雨村赋话校证》（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版），何新文、路成文《历代赋话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何新文、佘斯大、踪凡《见星庐赋话校证》，张伯伟《赋谱》校证（《全唐五代诗格汇考》附），日本中泽希南《赋谱校笺》，詹杭伦《声律关键》《赋学指南》校笺（《历代律赋校注》附）及拙编《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等。
《历代赋论选》《历代赋论辑要》编纂时间较早，由于资料缺乏，所收多为常见文献（或节选），且是赋学史上具有创见的赋论，具有重要的发端意义；陈良运《中国历代赋学曲学论着选》是赋和曲的合选，时限突破古代，现代一些重要的赋论得以搜罗，选篇完整。许结《骚赋论部》作为《中华大典》"文学理论"分典的组成部分，相对于前面三书而言搜罗则要全面得多，且择选精当。拙编《历代赋论汇编》汇辑古代赋论（包括各种善本、孤本、抄本），分赋论专书、集部文献赋论、史部文献赋论和子部文献赋论四类，类下分赋话、单篇赋序论（含赋专集序）、赋总集序跋（及凡例、评注）、赋赋、论文书牍以及史传、类书、子书中赋论等十目。于赋论之前，冠以作者简介，兼及着述之版本源流。各篇之末，注明原文所据版本。是对汉代以至清代（包含民国初期）重要赋学理论文献的系统整理，搜罗较为丰富，规模宏大，是目前收集最为全面的一本赋论。
把清代赋论作为独立的批评对象，对清代赋学理论的演变与重要范畴作出学理上的解释，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何新文的《中国赋论史稿》、许结的《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中国辞赋理论通史》、詹杭伦的《清代赋论研究》和拙着《清代赋学研究》等几部专着和一些重要的赋学论文。何新文《中国赋论史稿》作为中国现代第一部通史性质的赋论，具有重要的开启意义，对清代赋学各个时段重要赋论家的赋学观点均做了简要的梳理，并对每个时代的共同理论趋向作出说明，如论及清代前期的赋论，在历数赋选家的序跋和学者的专门论赋文字后言，"在思想倾向方面，则大多受到'崇儒重道'的影响，表现出儒家文学观的共同特点"[13],言简意赅。许结的《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有三章专门论述清代的赋与赋学，此外，在《古律之辨与赋体之争》《历代赋集与赋学批评》《赋话论》等章节中也有多处涉及清代赋学。与其研究理念相适应，并不专注于个别赋家赋作的品评，以及个别赋论家的理论阐释，而是从大文化的视角切入赋学，从清代赋学的古律之争、赋学与科制、赋学与地舆、赋学与思想等各个层面，对当时的学术氛围、时代思潮进行深入挖掘，以凸显其对于赋的创作与赋学理论的重要意义，宏阔而精深。《中国辞赋理论通史》则以"古赋""律赋"为中心的批评命名隋代以来的赋论，对清代古赋理论，以馆阁赋为主的律赋批评，赋话、赋格的示范与经典化批评作出详细阐释，线索清晰而极富洞见性。詹杭伦则集中于清代律赋学理论的抉发，完成博士论文《清代赋论研究》以后，又撰成《清代律赋新论》一书，对清代的"以赋论赋"现象、清人对扬雄的赋论观点的回应以及李调元的《雨村赋话》、浦铣的《历代赋话》、王芑孙的《读赋卮言》、余丙照的《赋学指南》、路德的《关中课士诗赋注》[14]进行逐点透视，于文献考实和律赋学的体系建构多有创见，为清代律赋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原始性材料，值得珍视。其《清代赋论研究》是第一部以清代赋论为论题的博士论文，全文共分十章，前有绪论，概述其研究对象、范围、研究方法与前此赋论的研究成果以及是书的预期目标。后有结论，是对论文重要问题的总结说明。正文探讨两大问题：一为清代赋学的总体论，主要讨论清代赋论的背景因素、赋学的分期与赋论的分类、赋总集与其编排方法、八股文赋与以赋论赋的作品评议等；二为清代律赋学专论，主要涉及清代律赋与考试的黏附与偏离、律赋的审题与结构、用韵与平仄以及注释评等问题。资料详赡，考论精审，然没有对清代赋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作出梳理，最大的亮点即是在材料的搜集上，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是书的学术特色首先体现在准确详赡地整理清代赋学文献资料，其次在于依照清代赋学表现的事实与内在的理路，作出合乎情理的理论阐释与价值判断。"[15]拙着《清代赋学研究》注重清代赋论思想的具体而微的发掘和赋论的流变阐释。此外，一些单篇论文，如蔡钟翔的《赋论流变考略》、许结的《汤稼堂〈律赋衡裁〉与清代律赋学》《鲍桂星〈赋则〉考论》《赋学：从晚清到民国---刘师培赋学批评简论》、潘务正的《赋法与神韵：朱一飞〈律赋拣金录〉的理论构架》《林联桂〈见星庐赋话〉与嘉道之际馆阁赋风》、詹杭伦《清代赋家"以赋论赋"作品探论》《清代赋学的几个理论问题》等，或总叙，或分论，对清代赋论的抉发均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此外，大陆和台湾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清代赋学研究的学位论文，代表性的有游适宏的《由拒唐到学唐---元明清赋论趋向之考察》（第五章是清代赋学的阐释）、詹杭伦的《清代赋论研究》、林振兴的《清代赋话述评》、谢蕙蕙的《李调元〈雨村赋话〉研究》、陈守玺的《清代古赋正典》等。游适宏的《由拒唐到学唐---元明清赋论趋向之考察》，是把唐代律赋的"书写形态"作为一个赋学的基源问题，以此来探讨其在元明清接受学的嬗变过程，以此凸显清代赋学的"尊唐情结".其中第五章是《学唐的提出---清代的效律者法唐》，共分四节：一、律赋取士的恢复；二、律赋宗唐的提出；三、唐律赋正典的遴选；四、借唐律赋揭示书写形态。讨论的是清代的唐律赋学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清代律赋学的建构。林振兴的《清代赋话述评》，全文分十二章，对清代重要的赋话着作，如李调元的《赋话》、浦铣的《复小斋赋话》、王芑孙的《读赋卮言》、魏谦升的《赋品》、刘熙载的《赋概》以及单篇赋论文章、赋集序跋、凡例等作出全面评述，论述范围较为广泛，重点较为突出，然多是赋论家专节专论，缺乏应有的综合观照。谢蕙蕙的《李调元〈雨村赋话〉研究》是以专人专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共分七章，系统阐述了李调元所处的时代背景、《雨村赋话》的版本、体例、内容及其与《律赋衡裁》的关系，并以李调元的观点论述律赋的演变、题材、风格、格律及作法，最后说明《雨村赋话》的价值与贡献。陈守玺的《清代古赋正典》系统探讨清人的古体赋学观，全文由绪论、清代的古赋正典、清代赋论对历代赋的批评、清代古赋正典的文学基准、结论五部分组成，对清代赋史论述的两种倾向"力宗汉魏，下取唐贤""六朝以后无赋者"进行辨析，对清代古体赋学的风格论、体源论和本身的内涵作出较为全面的论述。全文以事实说话，列举大量的文献资料，谨严而具有说服力。
（四）清赋作家、专题研究
20世纪初至80年代的辞赋研究，多集中于汉魏六朝赋家赋作，对唐代及其以后的辞赋较少关注。80年代以来虽然仍以汉赋、魏晋六朝赋为研究大宗，但渐及唐宋律赋及元明清三代的辞赋创作与批评。而于清代辞赋专题的研究，相对集中于重要赋家赋作、辞赋体类（诸如骚体赋、边疆赋等）、科举试赋等方面。
这一时期对辞赋的批评往往集中于一些重要的辞赋作家，如尤侗、张惠言、吴锡麒等，从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清代赋的"经典化".其实对清代赋家赋作的编选与批评于清前期即已开始，林佶的《集英阁赋选》收有部分清代作家律赋，乾嘉以来，各种赋集更是层出不穷，在赋集的序跋、赋话中已经确立起清代赋家的经典地位[16,17].20世纪初现代学术肇端，赋学论文与文学史着（包含辞赋史专书）成为新的批评形态，清代赋家赋作被以现代学术的眼光重新打量并予以裁定。这表现为一些辞赋学专书、辞赋史和骈文史论，如陈去病《辞赋学纲要》、佚名《辞赋史》（疑为高步瀛）、骆鸿凯的《辞赋源源》《辞赋史》、谢无量的《骈文指南》、金�香的《骈文概论》、钱基博的《骈文通义》、瞿兑之的《中国骈文概论》、刘麟生的《骈文学》《中国骈文史》等。在这些辞赋史和骈文史专着中，对清代辞赋的代表作家、风格进行了点评。如刘麟生称吴锡麒"长于律赋，足称一世之雄"[18]106,称王�]运《哀江南赋》"几于神韵逼真"[18]112.瞿兑之评洪亮吉的《七招》"描述当时友朋征逐服御嗜好之事",是骈文中"很有生气"[19]170-171之作；言王�]运的《嘲哈密瓜赋》乃"出神入化"之品，"面目是汉魏人的面目，可是绝无因袭的痕迹"[19]173.金�香在《骈文概论》中亦言时人"第知其（指吴锡麒）致力于骈文深，而未知其于律赋致力更深也。古赋有张惠言，律赋则唯吴锡麒"[20]131.对吴锡麒的律赋创作评价颇高。言其《春水绿波赋》："则知清赋虽本于唐，而波澜意度之间，颇有出入，且琢炼尤过之。"[20]131"至其所作《星象赋》，洋洋千余言，悉由楚骚、汉赋衍化而出，而《灯花》《秋声》诸赋，字字锤炼，亦不懈而及于古者也。"[20]131又论刘星炜曰："集中古体赋，结响未坚，取材亦宽，然视明卢诸人，皮剥肤附以为古者有上下床之别","观其所作《驾幸京口》《三山寄畅园》《虎邱山》《邓尉香雪海》诸赋，与夫《驾幸盛京展谒祖陵颂》《四幸江浙颂》《定金川颂》，舂容大雅，不愧巨制鸿篇。"[20]135张仁青也评尤侗的《反恨赋》"设想新奇，精心结撰，亦足令人起舞"等。缕述清代辞赋由前至后的名家名作，呈现出清代辞赋的品第序列和创作风貌。
随着赋史研究的深入，赋学的专题与范畴研究成为20世纪学者关注的对象。如赋的体性（骚赋、诗赋、骈赋、律赋、文赋与描绘、体物、抒情等）、流派、地域等，虽然囿于辞赋这一特殊文体的规定性，远没有诗学、词学、小说学、戏曲学领域专题的丰富性，但相较于古代的辞赋研究，已经有了较大的开拓空间，综观而言，相对集中于赋家赋作、赋体形式、辞赋体类和赋与其他学科交叉关系的研究。这又体现在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一些学位论文中，如李贤珠的《明末清初骚体赋研究》、涂怡萱的《清代边疆舆地赋研究》、王学玲的《明清之际辞赋书写中的身份认同》、马雨娇的《桐城派咏物赋研究》、何晨晨的《乾嘉骈散之争与辞赋创作》、王瑜纯的《清代试赋研究》、张雪雨的《清代文选赋类批评研究---以前中期三种〈文选〉评本为中心》、王晨的《清代小说中的俗赋》等。或是对清代辞赋体类的划分（如骚体赋、边疆赋、咏物赋等），或是对文体交互的研究（如小说、戏曲与辞赋），或是对制度的文学分析（如科举与辞赋、书院与辞赋等）、对清代辞赋的文化论述（辞赋与身份、政治等）等，所有这些专着和单篇论文，作为清代辞赋专题的探讨和争鸣，揭示出清代辞赋的各个面相，对于清代辞赋的整体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清代辞赋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有利于学术视野的开拓。
二、清代辞赋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整理清代辞赋文献，探讨其创作与文教政策、文艺思潮、士子心态在交汇中的发展，对于认识辞赋产生和繁荣的思想文化背景，文化史观的形成和传统研究观念的更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对于一代之盛之后的文学研究，出于"文以代降"和复古心理的影响，往往存在着一些误区和偏见，这在唐代以后的宋元诗研究，宋代以来的金元词研究，唐宋八大家以后的散文研究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以致有"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之说；词衰于金元，亡于明之论。但作为一代之盛之后的文学是否就没有价值和研究的必要呢？显然不能如此轻下结论。在一些人看来，一代之盛后的文体，最重要的就是艺术审美特质的丧失和文体的创新不足，并由此对之走上非轻之路。但作为文学作品，不能由一代之标准加诸所有时代之文学（当然主导倾向是如此），诸如宋诗不能说没有自己的审美风格，宋代新文赋也未尝不在辞赋史上留下独特的色彩。何况对于文学来说，我们还要关注社会文化层面，注重新方法、新视野、新理念的运用。唯有如此，才有利于学术研究朝更纵深的方向发展，才能形成更为连贯、完整的文学史观。
对赋而言，许结认为：仅就赋的文学史价值而言，赋的基本征象已完成于汉代，并在后世创作中显示出特殊文体的生命力；而赋之衍变征象却一则因赋的描绘性特征与结构审美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中所起作用的必然时限，故魏晋以后赋家继承赋体艺术特质时也就必然不断消释其文体的活力与作用；二则因赋源于诗文又改变诗文的审美特征（表现功能）在魏晋以后又反作用于诗文而参与文学艺术的共建，亦即把抒情与写意凝聚在对自然美高度精炼的描摹刻画之中，和把自然的描写转向心理空间以创造情景交融、韵味无穷的艺术境界，使其文体特征在消释过程中又显示出活力和作用。因此，对赋与其他文体的交叉研究，特别是落点于魏晋以后赋史的考察，将比研究赋自身的发展轨迹意义更为重大[7].由赋的审美牲---描绘性和结构美分析其在文学史上的衍变征象和文体生命力的消长，切中肯綮，显示出深刻的洞察力和强烈的问题意识。对于清代辞赋研究而言，一方面是其艺术征象随着体制创新动力不足而消释，加之科举试赋的凝固化，生命和活力已然不足，导致学界有"形胜旨微"的批评；但也要看到赋与诗文诸文体的渗透，特别是与通俗文学如小说、戏曲的互渗，参与政治文化共建同构，对于士子精神生态的深刻影响，以新的体系、思路、方法研究而带来的"异质性"的崭新面貌和重要价值，表现为兼综包容的多元态势和新风气、理论和创作的互通，以及对辞赋正典的适度纠正等。
其一，从赋史的角度来考察，清赋的主要价值不在于体式的创新，诚如上所言，可以说古代辞赋这一文体，其基本征象完成于汉代，其体式至宋代也已经全部完成，骚体赋、散体赋、诗体赋、骈体赋、律体赋、文体赋已然全部具备。而清代辞赋的价值，一是在于汇通众流、兼包并容。清代出于科举试赋（古律兼有，以律体为主）的文教制度和集大成的创作心态，赋的创作诸体兼备，且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清赋的体制、内涵、风格呈现多元态势，是其最为重要的征象。观其历代赋作和赋集，清代比先秦至明代所有的辞赋作品的总和都要多，这不仅是文献存佚的问题，其实际创作情形亦是如此。虽然价值不能完全靠数量来衡量，但没有一定数量也难成其为一代之文学。我们说清代赋学中兴，不仅是指辞赋理论的巨大成就，辞赋创作也是考量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一些重要的赋家，如清初骚体赋的重要代表王夫之、归庄等，清代大赋作家张惠言，清代律赋四大家吴锡麒、顾元熙、陈沆、林联桂，乃至清末民初的章太炎等，都是充分吸取历代赋艺之优长，而自成一体，这些也都是辞赋发展史的"经典"之作，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二是创作领域的新变。清代由于疆域的拓展、乾嘉学术的生成、中外交流中新生事物的出现，使得辞赋创作出现一些新的题材与领域，如边疆赋、学术赋和表现新生事物的咏物赋（如"鸦片烟赋""西洋镜赋"）等。许结引近人刘咸�浴段难�述林·文变论》云："虽然，赋之为诗，诗之为词，词之为曲，其变也乃移也，非代也，盖诗虽兴，而赋体自在也，铺陈物色固有宜赋不宜诗者矣。"[21]此说说明赋文学两千年"自在"的原因。然就体而言，清赋形胜而旨微，殊无新变；但从文"势"之变来看，清赋创作内涵、风格又有风气所趋，在赋史上显其特色，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咏物赋的新内涵，二是地舆赋的时代精神，三是战争赋表现出现代意义的爱国思想[8]331-335.这不能不说是清代辞赋的崭新的时代特征与艺术风貌。
其二，是如此数量之多的辞赋表现出的时代风气和文化内涵。赋作为一种"润色鸿业，体国经野"的文体，开始即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唐宋金元科举试赋，赋便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清代康熙初年施行科举制度到光绪二十七年废诗赋八股取士，历时二百余年，科举与功名利禄相结合，使清赋出现畸形繁荣，汉唐以后又一次形成诗赋竞逐的局面，可以借此窥探清代政治风气之转向。如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同光时期，随着清政府的丧权辱国和帝国列强的侵吞中土，爱国氛围浓烈，赋家写下了一系列的爱国赋，金应麟的《哀江南赋》应是最早描写外敌入侵史实的，该赋不仅真实再现历史之惨况，更重要的是作者以卓越的史识，揭露英军逞暴和清廷媚敌，以示我国近代史之耻辱、悲哀的根源。此后，章炳麟的《哀韩赋》《哀山东赋》、王�]运的《哀江南赋》、陈蜕的《哀朝鲜赋》、杜德舆的《哀辽东赋》、易顺鼎的《哀台湾赋》、欧阳鼎的《七痛》、喻长霖的《鸭绿江赋》、胡薇元的《海军赋》等赋，皆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成为那个特定时代横空盘硬、哀怨悲凄的绝响。又如乾嘉时期的学人赋，虽乏藻采，却以学识为文，以博识见雅趣，深醇而不纤佻，亦是那个朝代风气的显现。可以说，清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日常生活，无不在清代辞赋中有所体现，清代辞赋也以自己古代文学汇流期的集成特征和繁荣景象，成为封建后期艺术风貌与时代特征的"晴雨表".
其三，是对目前赋学研究"正典观念"的适度纠偏。文学"正典"地位的取得，是文学作品在历史流变中的价值生成，又与作家的品性风貌、当时的文化语境和后世的接受阐释有着密切的关联。既有其历史文化原因，又有其现实的动力品格（1），自明代焦循言"一代有一代之所胜"后，王国维倡言"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开启了现代学者对汉赋的"经典化"历程，整个20世纪的赋学观基本是延承这一传统的（2）。
而对于汉代以后，特别是清代辞赋的评价，学界往往存在着非轻和贬视的态度。当然从赋史的角度而言，赋的"经典化"在汉代基本完成，后世各种体式争擅，"一篇之文但押几个韵字""终非本色"的文赋也在苏轼手中最终成为"经典".清代辞赋虽然在创作队伍、创作数量和审美内涵诸方面不乏昌盛气象，但毕竟因时世、体式、风格、资养、文词、声律之穷，不得不成为中国辞赋史上"形胜旨微"的时代。就赋的创制而言，汉魏六朝是赋体文学的鼎盛与成熟期，汉大赋和骈赋成为后世不可逾越的文学范本，是当然的"文学经典",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一，作为一种文体的生成，赋的描述性特征与结构性审美完成于汉代，抒情性与藻采、声律定型于六朝，而其后虽然有唐宋的律赋和文赋，其艺术范式的创新却大打折扣；第二，文人普遍的复古心理，元明的"崇骚祖汉",明代的"唐无赋"说，均为明证（1）；第三，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现代赋学研究的促成。文学史、辞赋史、批评史的书写，赋集的编选与批评，都是以汉魏六朝赋为中心的。这些价值判断的生成，既有时代因素的制约，又有约定俗成的历史沿袭和个人偏好，而作为一种共识，反映出那个特定时代对辞赋文学的认识，是赋艺与政治文化互动共存的结果。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才以更为理性的学术眼光来观照唐代以后的赋作与赋学，发表了一些唐代及其后时代的赋学论文与专着（2），但所有这些并不能动摇汉魏六朝赋的"经典地位".其实从文体的生成和发展上来看，也确实没有动摇的必要性。就文学体式的创造性而言，汉魏六朝赋固然是一代经典，这是由历史发展和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而决定的；但我们要提出质疑的是，在汉魏赋的"经典"地位的笼罩之下，要不要对唐代以后，尤其是对作为集大成时期的清代的辞赋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从而以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全面的视角，暂且"悬置经典",对于清代辞赋的面貌、审美内涵给予更为宏通的理解和客观的评价。
结语
可以看出，清代辞赋在经历了从古典到现代的研究嬗变之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辞赋文献的整理、辞赋史写作、重要赋家赋作研究、辞赋理论批评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进展。但相对于唐前辞赋研究，尤其是以汉赋和魏晋六朝赋为中心的辞赋研究来说，整体上还是比较薄弱的。至今没有一部清代的断代辞赋史，也还没有清代辞赋文献史料学的整理，作为后期辞赋史发展的重要一环，清代辞赋虽然表现出"形胜旨微"的创作特征，但反映着当时的政治生态、文化思潮和文学风尚，理应受到重视。从整个辞赋发展史来看，自汉迄清，历时两千余年，无论是以时代划分，还是以体类为别，抑或以赋艺为断，总是一个不断衍变发展的历史过程。清代辞赋创作集历代之大成，是辞赋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囿于"经典"文本的固执，使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无法正视清代辞赋创作所取得的成就，从而也就没有赋予其在赋史上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位，赋史的写作因而也缺少应有的丰富性与层次感。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方面加强对汉魏赋学"经典文本"的参研，以期对赋学的基本问题有更为深彻透明的理解，同时更应该把目光后延，关注唐宋元明清诸代辞赋，尤其是清代的辞赋创作与批评，避免赋学研究因个人的偏执而失去历史的客观性与应有的衍续性。一方面在整个赋学发展的纵深视野中重新审视"汉魏经典",赋予其恰如其分的定位，另一方面通过唐代及其后的辞赋的勘进推进赋的整体研究，在整个辞赋文学史的结穴之处思考清代赋文学的价值。这既是清代辞赋研究的意义之所在，亦是新时期辞赋研究的重要课题。
注释
1当然这还远不是清代赋作的全部，尤其是律赋遗漏甚多。"这次辑录进行得是比较广泛的，除了宋人郑起潜《声律衡裁》（笔者注：应为《声律关键》）所载的唐宋人律赋的残垣断壁未进行一一比勘辑录外，对明以前的总集、别集及我们所能找到的部分地方志所载的辞赋作品，做了广泛的全面的收集，较以前的几种辞赋总集，如陈元龙《历代赋汇》、鸿宝斋主人《赋海大观》，篇幅都有较多的增加，可能还有遗佚，但不会太多了。至于清代辞赋，我们虽收有作家4 000余人，作品近20 000首，但清人集部到底有多少，目前尚无精确统计数字，恐怕还有许多手稿未被发现。故清代可能遗佚较多。但主要是清律赋……"参见马积高《〈历代辞赋总汇〉前言》，《中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1期。
2（1）历代辞赋文献的影印、整理与研究情况，可以参看踪凡《历代赋学文献辑刊·序》，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16-28页。
3（2）通代总集如马积高主编的《历代辞赋总汇》、毕万忱主编的《中国历代赋选》等；断代赋集如费振刚等辑校的《全汉赋》，曾枣庄、吴洪泽主编的《宋代辞赋全编》等。以体类为主者如许结编纂的《中国古典散文基础文库·抒情小赋卷》、黄瑞云主编的《历代抒情小赋选》、詹杭伦主编的《历代律赋校注》等；以评注为主者如龚克昌主编的《全汉赋评注》《全三国赋评注》，赵逵夫主编的《历代赋评注》等。
4（3）"文学代兴"论一般认为是1912年王国维在他的《宋元戏曲考》自序中提出的一个着名论断："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但这一命题并不是王国维的首创。元代虞集，明代叶子奇、焦循，清代李渔、顾彩都提出过相似的观点。参见蒋寅《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关于文学繁荣问题的思考》，《文学遗产》，1994年第5期，第12-17页。
5（1）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论及辞赋的有上卷第七章《辞赋时代》，中卷第二十章《六朝的辞赋》两节。
6（2）谭正璧论及辞赋的有第二编《两汉文学》第一章《辞赋》与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第一章《诗赋》；前野直彬论及辞赋的有第二章《秦汉文学》第一节《辞赋》与第三章《魏晋南北朝文学》第一节《辞赋》；叶庆炳论及辞赋的有第六讲《汉赋》、第十一讲《魏晋南北朝文学》第三节《诗赋之演变》。
7（3）文学史着对赋体的态度有多种取向：一是视赋体作为历史的存在，只是泛泛论及，如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朱希祖的《中国文学史要略》等；二是对赋体的否定与扬弃，如郑振铎的《文学大纲》、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均视赋体为"贵游"与"古典"的文学予以批评与贬斥；三是以历史的态度较为客观地看待赋体，尤其是对作为一代文学的汉赋的研究，其中以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与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为代表。参见许结《中国辞赋理论通史》，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610页。
8（4）其他批评史着作论列赋论的情况，如蔡钟翔、黄保真、成复旺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只在第二编《魏晋南北朝》卷第一章第三节论及"左思、皇甫谧的赋论";张少康、刘三富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仅在第二编中有扬雄与班固的文学理论批评、王逸对楚辞的评论等；赖力行的《中国古代文论史》仅有第三章第二节《汉代的楚辞评论》与第三节《辞赋家对汉赋文体特征的认识》等。
9（1）这一时期涉及清代赋学的专着主要有张体正、张婷婷的《赋学》，马积高的《赋史》，高光复的《赋史述略》，李曰刚的《辞赋流变史》，叶幼明的《辞赋通论》，何新文的《中国赋论史稿》，郭维森、许结的《中国辞赋发展史》，许结的《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中国辞赋理论通史》，詹杭伦的《清代律赋新论》及拙着《清代赋学研究》《中国古体赋学史论》等；论文的数量比前期也有了较为明显的增长，其中比较重要的论文有许结的《清赋概论》《论清代的赋学批评》《论赋的学术化倾向---从章学诚赋论谈起》《汤稼堂〈律赋衡裁〉与清代律赋学考述》，俞士玲的《论清代科举中辞赋的地位与作用》，詹杭伦的《清代赋学的几个理论问题》《清代八股文赋平议》《清人论赋家的修养与赋家的品格》《扬雄的赋论与清人的回应》，林振兴的《清代赋学批评初探》《李调元〈雨村赋话〉述评》等。在一些骈文史论中，如姜书阁的《骈文史论》、莫道才的《骈文通论》、尹恭弘的《骈文》、于景祥的《中国骈文通史》和一些文学史着如赵义山、李修生主编的《中国分体文学史·散文卷》等着作中亦谈及律赋的诸多内容。
10（2）当然这里的复兴是就清代前中期而言，清代后期的赋学由于时代影响而逐渐走向没落与衰亡，这在各家的赋史中均有言明，这又属于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11（1）就其现实性而言，又受到政治的影响，如对汉赋的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又如对于八股文，在明代焦循等人的论述中，是作为一代之盛的，然在清末与现代，却被贬得一无是处。再如对宋诗的论定，元明与清代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如此等等，即是鲜明的例证。这同时也见证出由于政治介入与文学衍化的双重规约而导致的"正典"地位的历史流变性。
12（2）当然其间也有一些波折，如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由于受到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汉赋的"繁艳成类""体情写物"被冠之以形式主义而遭到唾弃与否定。但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的自主与独立，汉赋的研究论文与专着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涉及汉赋的价值、渊源、特征、内涵与体类等各个层面。
13（1）其间有唐一代由于科举而兴起的对于试体律赋的推重与清代追慕唐人的试体律赋的尊唐"情结",似乎是个例外。但在当时也不乏对于"祖骚宗汉"的倡导，如唐宋的古文派与经义派，清代的经学家与古文家。即使是试体律赋的积极提倡者，也不全是唯尊格律声色的，而是要求律赋带入经义的内容，以应对反律派的批评与指责，如中唐的元稹与白居易，虽然赞同考试律赋制度，也积极从事律赋创作，但元、白的赋作已脱离初期的流荡绮靡，而其主旨要在"词赋合警诫讽谕","与三代同风"（白居易《问文章对策》），坐实于他们的律赋理论，也是要由齐梁体格向风骚六义精神转移。如元稹言："宋齐之间，教失根本……陵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白居易创制律体《赋赋》，一方面为应制律赋张本，所谓"义类错综，词采舒布。文谐宫律，言中章句。华而不艳，美而有度",一方面又将其纳入儒教礼仪范畴："我国家恐文道��衰，颂声凌迟，乃多举士，命有司酌遗风于三代，明变雅于一时。全取其名，则号之为赋；杂用其体，不出乎诗。四始尽在，六义无遗。"
14（2）台湾如陈韵竹《欧阳修苏轼辞赋之比较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廖志超《苏轼辞赋理论及其创作之研究》（台湾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谢妙青《韩愈辞赋研究》（台湾政治大学，1994年硕士论文），此外还有研究北宋散文赋，明代汤显祖赋、李梦阳赋，清代李调元赋、吴锡麒赋的论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