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过姓名、字号、籍贯、婚姻、人物关系以及相关行迹等诸多方面的考察可以知道，朱卉并非《儒林外史》中牛布衣的原型，而是冒用"牛布衣"之名的牛浦郎的原型。吴敬梓以自己曾经的好友朱卉为原型，塑造了牛浦郎这一经典的人物形象。通过朱卉的诗作以及相关资料，可以看到朱卉与吴敬梓之间性情的差异，以及对待名利的截然不同的态度，由此而引发的交情的变化或许是吴敬梓将朱卉塑造为牛浦郎的直接原因。而牛浦郎之所以最终能形成这一经典的状貌，则由于吴敬梓对于原型人物个体情感的超越。通过对原型人物朱卉诸多个人属性方式不同的挪借，牛浦郎既保持了与原型人物的充分关联，并在彼此的对照和对话中，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反讽，同时小说人物也完全摆脱了仅以个体而存在的孤立状态，而是具有了凝聚群体性士人生存境况以及展现现实文化语境的丰富意蕴。
关键词：牛浦郎；牛布衣；朱卉；《儒林外史》；原型人物；
Abstract:Investigating the related clues such as name,style name,native place,marriage,social interaction and so on,we can regard Zhu Hui,once a friend of Wu Jingzi,as the model for Niu Pulang,a character in Wu's The Scholars,other than for another character Niu Buyi who had been impersonated by Niu Pulang.Wu created the classical character Niu Pulang by referring to Zhu Hui,who had held different values on fame and wealth from him.These differences can be found from Zhu Hui'works and other sources,and eventually led to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friends,which may be the reason why Wu took his friend Zhu Hui as such a model.However,that this classical character had been completed so successful shows more than only the author's personal feelings.Wu made an obvious connection between Zhu Hui and Niu Pulang by referring to Zhu Hui in various aspects of personality,and also stated a meaningful irony in contrast to each other.Moreover,the character is far beyond an isolated statue to convey the living situation of the educated person as well as the culture contexts.
牛浦郎是《儒林外史》上半部的一个主要人物，从第二十回末尾出场，直至第二十四回退场，牛浦郎的故事贯穿了五回的内容，除了匡超人之外，几乎也是全书中占据了最多篇幅的主要人物。不仅是占据了颇多的篇幅，就性格而言，牛浦郎也颇为特殊，评点者将之视为"极下流的人",且其"庸恶陋劣"1更出匡超人之上，这在全书的士人中也极为罕见。
据金和在同治八年群玉斋本《儒林外史》的跋语中所言，"全书载笔，皆言有物"2,而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表明，至少在主要人物的身上，金和所说并非虚言：这些主要人物应该都是在原型人物的基础之上塑造而成。以牛浦郎出场之前的两个主要人物马二先生和匡超人为例，马二先生的原型是安徽全椒人冯粹中（或写作"冯萃中"），匡超人的原型则是安徽东流人汪思回3,并且冯粹中和汪思回都是吴敬梓的好友。
尽管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越来越多的原型人物已被揭示出来，但对于牛浦郎的原型人物，却始终没有人提及。金和的跋语提供了诸多原型人物的信息，"马纯上者冯萃中"以及"匡超人之姓汪"4都出自金和跋，可对于牛浦郎的原型，金和跋也未置一词。
实际上，和马二先生和匡超人等主要人物一样，牛浦郎亦有其原型人物，并同样是吴敬梓的好友，且一直在我们的研究视野中。但在《儒林外史》研究中，这一人物却有其他的身份，这个身份既使得我们对于这一人物难以有更为深入的了解，也遮蔽了牛浦郎的原型。本文便由这一人物入手，考辨牛浦郎的原型，并进而探讨《儒林外史》的原型人物对于小说叙事的影响及其意义。
一、原型人物：牛布衣、牛浦郎与朱卉
牛浦郎的故事承接匡超人故事而来，但在匡超人和牛浦郎两个主要人物之间，却并没有直接的交往，他们之间故事的转换是通过一个次要人物去完成的，这个人物便是牛布衣。
对于牛布衣的原型，在金和跋中便明确说到："牛布衣之为朱草衣".5朱卉，字草衣，也是吴敬梓的好友。对于金和的这一说法，此后的研究者如张文虎、平步青等人都予以接受，并无异议。以金和所论为基础，在1957年何泽翰先生所着的《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中亦将朱卉作为牛布衣的原型收入。值得关注的是，在书中何泽翰先生还有以下这段论述：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指出，就是他（按：朱卉）似乎是死在南京，并不是真象小说里面写的客死芜湖关，何况他原来是芜湖人，与小说里面的情景并不合。还有他死的年代更应该弄清楚，这一问题，从程晋芳《勉行堂诗集》里面"挽朱草衣诗"（卷十）的年代看，原诗作于乾隆丙子（二十一年）、丁丑（二十二年）这两年内，那么他的死还后于作者两三年。又陆建《粲花轩诗稿》卷上有《立秋前一日草衣过访》的诗，作于乾隆乙亥（二十年），陆建即是袁枚的外甥，也是吴敬梓死后的事。可见《儒林外史》所写客死芜湖关这一艺术的情节，根本不是从朱草衣这一原型身上摄取来的。很清楚，这是作者选择了当时社会上象牛浦郎这样一些无耻文人，盗窃别人的遗稿冒名顶替，到处招摇撞骗这样一些有典型意义的题材而概括到牛布衣这一典型形象身上的。6
在这段话中，何先生提出了朱卉和牛布衣的几点不符：其一，朱卉是芜湖人，牛布衣不是；其二，朱卉死于南京，小说中的牛布衣则是客死芜湖关；其三，据程晋芳、陆建等人的诗作，朱卉去世的时间晚于吴敬梓，而小说中却明确写到了牛布衣之死。虽然何先生列举了两个人物之间的这些差异，但并没有否定朱卉是牛布衣原型之说，相反，何先生认为牛布衣的原型就是朱卉，而原型人物身上所没有的客死芜湖关等情节是作者选取了其他一些素材附加到牛布衣的身上。
明确对金和所云"牛布衣之为朱草衣"之说表示怀疑的是章培恒先生。章先生也提及了两人之间三个明显的不同。其一是牛布衣"终身客游",最后病死芜湖关。朱卉则是"至迟到五十岁就已倦于做客，定居南京了".其二是朱卉幼年在芜湖吉祥寺"实系依以存活",而牛布衣则是晚年假寓芜湖甘露寺。其三是朱卉"诗写得相当好",牛布衣的诗则未曾受到赞美。除此之外，章先生还提出朱卉有女儿而牛布衣无儿无女；牛布衣也没有程晋芳在《挽朱草衣》一诗中所说的"熟记前闻爱品诗"这一特点。并且朱卉死于吴敬梓之后，章先生同样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疑点。依据这些不同和疑点，章先生认为"金和此说显然是没有根据的".7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金和的跋语提供了诸多原型人物的信息，但其中也有不少的问题，据现有研究，诸如"武正字者程文也"、"平少保之为年羹尧"、"萧云仙之姓江"、"杨执中之姓汤"、"荀玫之姓苟"8等语都有讹误9,因此，我们既要重视金和提供的信息，同时更要对这些信息进行细致的考察和辨析，对于"牛布衣之为朱草衣"之说同样应该如此。
实际上，不仅如何泽翰、章培恒两位先生所指出的一般，在牛布衣和朱草衣之间有一些明显的差异，《儒林外史》中也存在着不止一位"牛布衣".在牛布衣客死芜湖关之后，牛浦郎开始登场，并通过冒名顶替的方式成为了小说中的第二位"牛布衣".而与牛布衣和朱草衣之间存在诸多不同的是，在冒名牛布衣的牛浦郎和朱草衣之间则存在着极为绵密的联系。
吴敬梓基本是通过"或象形谐声，或�词�语"10的方式，在原型人物姓名字号的基础上形成小说人物的姓名字号。"朱"和"牛"两个姓氏之转换便是通过"象形"的方式去完成的。在小说第二十回，牛布衣曾介绍自己："贱姓牛，草字布衣"11,而在牛布衣去世之前，他要求在棺材上写"大明布衣牛先生之柩".12据此可知，"布衣"既是他的字，也是他的身份。至于牛布衣的名、号，小说中则始终没有交待。与之相对的是，牛浦郎的姓名信息则颇为完整。
据牛浦郎自己所说："我姓牛……因当初在浦口外婆家长的，所以小名就叫做浦郎".13此后，由于牛浦郎要冒牛布衣的名号，因此将牛浦郎"去了一个'郎'字",改名牛浦，并将"布衣"作为自己的号，且以"牛布衣"之号到处招摇撞骗。颇为巧合的是，"卉"以及"草衣"也并非朱卉原本的名、字，据乾隆《江宁新志》："朱草衣名卉，原名灏，以字行"14,又据嘉庆《江宁府志》："朱卉字草衣，初名灏，字�江".15因此，朱卉原来的名字应为朱灏，字�江，后来才改名为朱卉，字草衣。相对于朱卉，"以字行"的"朱草衣"才是时人更为熟悉的一个名号。
两相对比，朱卉和牛浦郎都有改名的经历，且"朱"与"牛"是形近，"灏"与"浦"偏旁相同，"草衣"与"布衣"则意思相同，而从"朱灏"到"朱卉"、"朱草衣"的名字变化，也与"牛浦郎"到"牛浦"、"牛布衣"的名字变化如出一辙。
在小说中，娄府的家人称牛布衣为"绍兴姓牛的牛相公"16,最后牛布衣的妻子所告的案件也被发回绍兴审理，据此可知，牛布衣是浙江绍兴人。而牛浦郎则是芜湖人。据牛浦郎对甘露庵的老僧所说："舍下就在这前街上住"17,牛浦郎的居所与甘露庵相去不远，因此可以经常来甘露庵看书，并且在与卜家兄弟反目之后，因无处可去，便"搬在庵里来住".18
根据乾隆《江宁新志》、嘉庆《江宁府志》等所载，朱卉正是芜湖人，且朱卉同样与芜湖的一座寺院颇有渊源：朱卉年少时曾因孤苦无依，"乃依吉祥寺僧".19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般涅盘经》中有如下之语：
无量名犹如涅盘，亦名涅盘……亦名无碍，亦名无诤，亦名无浊，亦名广大，亦名甘露，亦名吉祥…20由此可见，在佛经中，"甘露"即是"吉祥",对于颇为熟悉佛经，并曾有"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21之念的吴
敬梓而言，对此也不会陌生。因此，小说中与牛浦郎有密切关联的芜湖之"甘露庵"其实也便是和朱卉颇具渊源的芜湖"吉祥寺".
牛浦郎不仅是芜湖人，还有徽州的祖籍背景，在《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牛浦郎道："祖籍本来也是新安".22与之相同，朱卉是芜湖人，祖籍则亦在徽州，据嘉庆《芜湖县志》："朱卉，自号草衣山人，休宁人，其先侨居芜".23需要说明的是，有关朱卉的籍贯，围绕芜湖以及休宁，此前学界曾有不同的意见。24但在朱卉的《草衣山人集》卷三中，有名为《送汪六载还新安》的诗作，其中有："君返乡园未与俱，濒行空羡束琴书"25之语，据此可知，朱卉与汪六载是新安同乡。这足以印证《芜湖县志》中的相关记载，也与小说中所叙产生了微妙的呼应。"新安"是徽州的别称，休宁则是徽州府所辖县，牛浦郎和朱卉的居住地及祖籍也完全一致。
不仅如此，牛浦郎的生世亦与朱卉极为相似。朱卉"生四岁而孤，母贫不能自存，改适旧县古姓。欲携之往，卉不肯",因此只能"依舅氏居",实际上处于无父无母的状态。"未几舅死，乃依吉祥寺僧".26牛浦郎则是"不幸父母都去世了"27,与其祖父相依为命，此后其祖父过世，牛浦郎无处居住，只能寄居在妻室的舅舅卜诚、卜信的家里。而在和卜诚、卜信大吵一架之后，牛浦郎方搬入甘露庵。从小时的孤苦伶仃，到"依舅氏居",再到入寺庙而居，牛浦郎和朱卉少时的人生轨迹都基本相同。
除此之外，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牛浦郎和朱卉两人的婚姻。在《儒林外史》中，牛浦郎先后两次结亲，第一次是在芜湖经由邻居卜老爹说合，娶了卜老爹的外孙女贾氏；第二次则是在安东县"黄家又把第四个女儿招他做个女婿".28
而据现在所见资料，朱卉也至少有两段婚姻。起先在芜湖时，由于"原聘妻家促之婚，卉自度贫无以为家，亲书文约退之"29,此次退婚姑且不算。朱卉在其诗中有"四十年来两悼亡"30之语，可见亦曾结亲两次。第一次婚姻不可考。第二次婚姻据《草衣山人集》卷三《己亥除夕》诗题下的小注"时入赘江宁芮宅"可知，康熙五十八年（1719）时，朱卉曾与芮氏缔结姻缘。牛浦郎第二次结亲是黄家"招他做个女婿",显然是入赘。与此相合，朱卉第二段婚姻毫无疑问亦是入赘。由此可见，不仅是牛浦郎与朱卉一样，都曾两次结亲，而且第二次结婚都是"入赘".
在《儒林外史》第二十一回，牛浦郎的祖父牛老爹与卜老爹说起牛浦郎的亲事，并感叹由于家贫，无力为他结亲：
卜老沉吟道："如今倒有一头亲事，不知你可情愿？若情愿时，一个钱也不消费得。"牛老道："却是那里有这一头亲事？"卜老道："我先前有一个小女嫁在运漕贾家，不幸我小女病故了，女婿又出外经商，遗下一个外甥女，是我领来养在家里，倒大令孙一岁，今年十九岁了，你若不弃嫌，就把与你做个孙媳妇。你我爱亲做亲，我不争你的财礼，你也不争我的装奁，只要做几件布草衣服。况且一墙之隔，打开一个门就搀了过来，行人钱都可以省得的。"牛老听罢，大喜道："极承老哥相爱，明日就央媒到府上来求。"卜老道："这个又不是了。又不是我的孙女儿，我和你这些客套做甚么，如今主亲也是我，媒人也是我，只费得你两个帖子。我那里把庚帖送过来，你请先生择一个好日子，就把这事完成了。"牛老听罢，忙斟了一杯酒送过来，出席作了一个揖。当下说定了，卜老过去。31
牛浦郎与贾氏的亲事也便在牛老爹与卜老爹这番谈话中定了下来。两边一个不争彩礼，一个不争妆奁，"只要做几件布草衣服".而此后的结亲也一如两位老人所言，以"简净之至"的方式便告完成。这段话凸显了卜老爹和牛老爹的"真诚直爽",而卜老爹略过世俗的种种繁琐婚仪，如此简捷地便将外孙女嫁给牛浦郎也被评点者视为"难逢难遇的事".32
但颇具意趣的是，这种"难逢难遇的事"在朱卉的身上也曾发生过。陈嘉谟曾写有《草衣朱山人赘婿即事》一诗：
上元大噱招佳婿，又见中秋韵事同。旧趁花灯挥鼓吹，今邀明月伴帘栊。高人行经原非俗，名士风情岂遂穷。先后冶城山畔客，草衣翁继史痴翁。33
诗中所写是朱卉中秋时"邀婿踏月，即至家，令其与女合卺"之事，而在"上元大噱招佳婿"这句诗后面还有一小注："史痴翁于上元夕邀婿观灯，遂携至家中与女合卺，纳彩、纳币之仪，悉置不议".34可见陈嘉谟是将朱卉招婿比作明人史忠（字端本，号痴翁）所为之事。
周晖《金陵琐事》曾记载道：
痴翁无嗣，一女既笄，婿贫不能娶。与婿约："元夜略具只鸡斗酒，我当过饮。"至元夜，诳其妻与女曰："家家走桥，人人看灯。曷亦随俗可乎？携妻与女，送至婿家，取笑而别。后补女妆奁，大半是平生诗画耳。35
由于念及女婿家贫，史痴翁同样是略过了纳彩、纳币等种种婚仪，直接让女儿与女婿成亲，这不仅成为后世叹赏的高行，也或许成为了朱卉在招婿时效仿的对象。无论是史痴翁在此事中表现出的"真诚直爽"的性情，还是婚仪的"简净之至"也正与小说所叙极为一致。
在冒名牛布衣之后，牛浦郎去安东县打秋风，并先后与安东县的两位知县董瑛和向鼎结交。牛布衣则与董瑛和向鼎二人都不相识。董瑛的原型尚未被揭示出来，向鼎的原型是当时的名士商盘（字苍羽，号宝意）。朱卉与商盘是知交好友。朱卉曾写有《题商宝意司马诗集》36的诗作，同时在《次东坡送程六表弟韵送沈补萝先生之建德任》的诗中也有"陌上遥看五马来"之语，下有小注"谓王孟亭、商宝意二公".37在商盘的《质园诗集》中有《怀友诗九章》，其中第四首所怀之友便是朱卉。38此外，商盘和朱卉两人还曾结伴去拜访他们共同的好友英廉。39正因为朱卉与商盘交情颇笃，程晋芳曾在《赠朱草衣》一诗中写道："知音今渐少",下有小注"宝意、存斋诸君最相赏，今俱远宦"40,感叹除了商盘和袁枚之外，再也没有像他们一样赏识朱卉才华的人。
综上所述，牛布衣的原型是朱卉之说来自于金和的跋语，但正如何泽翰先生、章培恒先生所指出的，在籍贯、去世的地点等方面牛布衣和朱卉都不相合。更为重要的是，朱卉去世的时间在吴敬梓之后，吴敬梓不可能将原型人物的去世挪移到小说人物的身上写入《儒林外史》。即便牛布衣之死完全只是小说脱离原型人物的一个虚构，但倘或牛布衣的原型真是朱卉，以这样的方式去对待一个如牛布衣一般性情温厚的老友，显然也并不合适。而所有这些疑问通过以上的讨论便都可得到解答，即朱卉并非牛布衣的原型，而是冒名牛布衣的牛浦郎的原型。
就姓名字号而言，"牛"来自于与之形近的"朱","浦"来自与其偏旁相同的"灏".牛浦郎改名以及以"布衣"为号的相关叙述也正来自于朱卉改"朱灏"之名，并以"草衣"为字的真实经历；牛浦郎居住在芜湖，祖籍则是徽州，这同样来自于祖籍是徽州府休宁县，侨居芜湖的朱卉；牛浦郎的故事从甘露庵和甘露僧开始，并曾居住在甘露庵内，这是本自朱卉"乃依吉祥寺僧"的过往；牛浦郎自小父母双亡，后寄居妻舅家中，此后又搬入寺庙，这是朱卉自小孤苦无依，依舅而居，最后则在寺庙居住的真实写照；牛浦郎先后结亲两次，第二次是入赘，亦来自于朱卉的第二次同样是入赘的两段婚姻；曾赢得评点者激赏的卜老爹为牛浦郎说亲之事或源自朱卉曾效仿过的史痴翁为其婿成就婚姻之举；而从人物关系看，牛浦郎与安东知县向鼎之间的交往，也正是以两个原型人物朱卉与商盘之间的真实交往为基础而写就的。
二、吴敬梓与朱卉交游考述
如上所论，朱卉是牛浦郎的原型，小说中与牛浦郎相关的诸多情节其实都本自其原型朱卉。从这一角度说，吴敬梓与朱卉的交游或许是问题的关键，这既可以解释吴敬梓为何会将朱卉写入小说，也能帮助我们理解吴敬梓如何以朱卉为原型塑造了牛浦郎这一经典的小说形象。
从现在所见吴敬梓的诗词作品来看，朱卉毫无疑问是吴敬梓的好友。在《文木山房集》中，《寒夜坐月示草衣两首》《洞仙歌·题朱草衣〈白门偕隐图〉》《燕山亭·芜湖雨夜过朱草衣旧宅》《金缕曲·七月初五朱草衣五十初度》都与朱卉相关。吴敬梓还曾写有《秋病四首》的诗作，对于其中的第一首诗，朱卉亦曾和作一首，且这首和诗作为附录，也一并被收入了《文木山房集》。除了《文木山房集》，吴敬梓在《石�诗集序》中也有"如草衣朱山人所传汤子石�其人也"41之语。因此，在吴敬梓的诸多友朋里，朱卉几乎是在《文木山房集》中露面最多的人，将之视为吴敬梓情谊最笃的知交应当也并不为过。而这些诗词作品中的"忽念朱居士"、"他日相逢，难说尽、别离情绪。思汝。同听者，半宵春雨"42等语也同样说明了两者之间的深厚友情。
吴敬梓与朱卉的交情甚笃或许也是因为两人都是安徽同乡，此后又都移家南京，且在南京的居所一度又相去不远。在《洞仙歌·题朱草衣〈白门偕隐图〉》中，吴敬梓有"燕子语呢喃，抱瓮而归，乌衣巷，夕阳零乱。我亦有、闲庭两三间，在�步青溪，板桥西畔"43之语，据此可知，两人居所相近，这也使得吴敬梓和朱卉可以时常往来，一方面两人的交情由此而日渐亲密，另一方面，对于彼此，两人之间应该也极为熟悉。
值得注意的是，朱卉离开芜湖、移居南京的时间颇长，其诗中所说的"忆昔鸠兹住，髫年车从都"44,以及"卅载金陵客，时时故里心"45等语都足以证之。正因为离家时间已久，因此原本的家园早已"田园成废土，丘陇在荒林"、"业废农桑仆婢亡"46,而原先家中的亲人也已荡然无存："重过故乡空一望，白云亲舍已无人"47,只余"扶杖邻翁尚相识，犹呼小字讶生还".48由此可见，即便是朱卉，在回到原来所住的芜湖旧居时也有物非人亦非的陌生感。但吴敬梓在乾隆元年（1736）途径芜湖时，却冒雨连夜寻访朱卉的旧宅，并写下《燕山亭·芜湖雨夜过朱草衣旧宅》的词作。这首词作不仅再次证明了两人之间的友情，同时也说明吴敬梓异常熟悉朱卉的过往，即便是朱卉已离去数十载的芜湖旧居，吴敬梓也清楚地知道其地点何在。
正由于吴敬梓应当清楚地了解朱卉，包括其少时在芜湖时期的种种过往，因此他可以将这些事情都代入小说写作，附着在牛浦郎的身上，此前所论牛浦郎与朱卉行迹之间的绵密联系都可以从中得到充分的解释。但由此也带来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至少在乾隆元年（1736），朱卉依然是吴敬梓不惜连夜冒雨去寻访其旧居的知交好友，而牛浦郎则是小说中最为"庸恶陋劣"、"下流无耻极矣"49之人，在这两者之间，显然有巨大的裂隙。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我们现在看到的《文木山房集》刊刻时间应在乾隆五年（1740）左右，收录的都是吴敬梓四十岁以前的诗词作品。50在陆续发现的一些吴敬梓的集外诗文中，唯有《石�诗集序》提到了朱卉，而这篇序言的写作时间是"雍正甲寅"51,即雍正十二年（1734），时间亦在吴敬梓四十岁以前。而如胡适先生所说，"《儒林外史》大概作于乾隆五年至十五年之间".52根据《文木山房集》以及《石�诗集序》，我们只能知道朱卉是吴敬梓四十岁之前的好友，至于四十岁以后两人的交情如何，在吴敬梓写作《儒林外史》的阶段两人的交情有无变化，我们却不得而知。
朱卉《草衣山人集》卷首的序言中写作时间最晚的一篇是马阳所作之序，标注的时间是"乾隆庚午"53,也便是乾隆十五年（1750），这也是全书有明确纪年且时间最晚的一篇作品。因此，《草衣山人集》的刊刻应在乾隆十五年或之后，而此时《儒林外史》应该已经基本成书。耐人寻味的是，在《文木山集房》中，朱卉是吴敬梓提及次数最多的友朋，但在《草衣山人集》里却丝毫没有吴敬梓的痕迹。与之相应的是，朱卉写及了诸多自己的友朋，其中不乏吴敬梓的好友，如吴培源、吴檠、姚莹、涂逢豫、李�、黄河、王蓍、王溯山、姚川怀、卢见曾、沈凤等，但其中偏偏就没有原本应当与之过从甚密的吴敬梓。从这一情形分析，至少在乾隆十五年（1750），朱卉与吴敬梓之间的交情或许已经发生了某些变化。
除了两者之间的交情未必始终如一，更为重要的是，朱卉进入小说的过程也并非一个特例。将自己既往的好友写进小说，并呈现出负面的状貌，对于《儒林外史》的写作而言，是颇为普遍的状况。此前所举的涂逢豫、李�、姚莹、冯粹中等人都是吴敬梓的好友，吴檠甚至还是吴敬梓的族兄，但这些士人都被写入了《儒林外史》，而在以这些人物为原型写就的小说人物身上，我们同样能看到诸多的负面情状。就此而言，更能说明这一问题的则是匡超人的原型汪思回。
汪思回（字荆门或京门）亦是吴敬梓的契友，吴敬梓在《雪夜怀王溯山山居二十韵》一诗中称其为"良友"54,在《虞美人·贵池客舍晤管绍姬、周怀臣、汪荆门、姚川怀》一词里也曾回忆与汪思回等友朋在金陵城探访古迹、夜游秦淮的快事。此外，在程晋芳所写的《文木先生传》中，提及吴敬梓与众同好举行的暖足会，并列举了两个同好的名字，其中之一便是汪京门。这些都足以说明汪思回与吴敬梓之间颇为契厚。但在《儒林外史》中，以汪思回为原型塑造而成的匡超人最后却成为背恩弃义、"停妻再娶"、"丧心昧良一至于此"55的小人，原型人物和小说人物之间的落差之大同样令人瞠目。需要注意的是，汪思回之所以会进入小说并形成匡超人这样的状貌，与汪思回在科举书市场上名利双收，并因此陷于名利场中不能自拔的现实经历密切相关。56而从这一角度着眼，朱卉之所以被塑造为牛浦郎的原因也并非无迹可寻。
友人多以"山人"、"布衣"称呼朱卉，由此可知，朱卉既不曾仕宦，亦连秀才也不是。从朱卉所写的《归白门小隐》等诗中可知，其往往以高蹈远举的隐者自居。在方志小传的叙述里，朱卉"每睥睨时贵，然门外尝多长者车"57,这句话无疑是对于朱卉高洁品行的一个褒扬。但在朱卉的"睥睨时贵"与"门外尝多长者车"之间却隐约形成了一个颇具意味的对照，同时两者之间似乎也不无矛盾。而在《草衣山人集》中，我们几乎看不到"睥睨时贵"的这一面，相反，在朱卉的笔下，更多呈现的却是"门外尝多长者车".对此，可以略举两例：
每思载笔趋莲�，却愧停车问草堂。久卧白云无世虑，使君高义不能忘。（《酬锡郡丞枉驾（锡官中书，分守江宁）》
人传仙侣亲凡品，我感宫袍重布衣。虽报白云闲卧久，为君扫径出柴扉。（《黄郁汀副使枉驾》）58
这两首诗题材相同，写的都是官员对于朱卉的拜访。在两首诗中，朱卉又都使用了相似的词句，以"久卧白云无世虑"以及"虽报白云闲卧久"来展现其自身邈然高蹈的隐士状貌，但与之颇为抵牾的是，"每思载笔趋莲�"与"为君扫径出柴扉"却又似抵消了这两句所建构起来的高士形象，更与县志中所云之"睥睨时贵"大相径庭。
实际上，对于隐士而言，慕名寻访的时贵川流而来或许是他们无法控制的，但是否写诗相酬，以及是否要将这些诗作收入自己的集中，却完全可以出自他们自主的选择。而在朱卉写下这些诗作，并在题名中详注这些官员的仕宦信息，最后又将这些诗作都收入集中的一系列行为中，我们隐约能看到其隐士形象背后更为真实的心理状态。
也正是因为这一更为真实的心理状态，朱卉会对官员的来访兴奋、感念不已，并写下"才见高轩式敝庐，又因王事历征途"59之类的诗句，而应该也正是因为朱卉的这一态度以及由此而揄扬出去的声名，才使得更多的官员前来拜访朱卉，并摆脱了早先"无所知名"60的境况，变为"门外尝多长者车".而在朱卉友朋的笔下，"学士大夫造门访谒"61、"人莫不欲见草衣，得草衣书题以为光"也形成了对于朱卉更为常见的褒扬，相对于"睥睨时贵",这些褒扬应该也更会令朱卉"闻而颔之".62
不仅是时贵会造门访谒朱卉，朱卉也会不辞辛苦，主动去各地拜访这些官员，或是参加由这些官员组织的雅集，在其诗集中，诸如《访平远令黄运苍》《过访叶丹宸将军》《过访太平司马于心山》《访繁昌黄明府》《吴门晤张岂石明府》《晤潮阳令蓝玉霖》《许铁山明府招集衙斋限韵赋三十六梅花砚歌》《日照县署同王季修夜集》《春初集顾光禄斋中》《陈总戎宴集和苏伦五韵》《夜集黄平远署中》《端阳日杨总戎招集署斋》《过集胡四将军》《夜集平远县署》等诗作都是因此而写，从诗题所提及的这些官员及其官署中，也更难以看到那种邈然高蹈的隐士之风。在《草衣山人集》里，诗题中出现官职的诗作有一百余首之多，占集中诗作的六分之一，考虑到朱卉只是一介连秀才身份也没有的普通士人，却与诸多官员频繁交往，并将这些人的身份都通过诗歌留存在诗集中，便如天目山樵在评点《儒林外史》时所说"原来做诗是记他人名姓"63,从对这些官员名姓的列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朱卉对于与仕宦之人交游时的热衷、自得和自诩。
由以上分析可见，尽管朱卉曾是吴敬梓过从甚密的好友，但在原型人物朱卉和小说人物牛浦郎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从朱卉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在仕宦场中如鱼得水的状貌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与董瑛、向鼎等人"相与最好"64的牛浦郎的身影。而"学士大夫造门访谒"的朱卉与"日惟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65的吴敬梓，也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人生选择。因此，吴敬梓与朱卉的交情会发生变化，似乎也是合乎情理的事情。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吴敬梓和朱卉都处于南京士人的交游圈内，彼此之间还有诸多共同的友朋，即便两人已经疏远，也很难做到截然不相往来，他们仍会有一些晤面的机会。在戴瀚的《雪村编年诗�》中有《芦渡园消寒小集励行南招同吴蒙泉龚退庵冯粹中吴敏轩朱草衣宋润九涂长卿沈�岑樊圣模顾秋亭即席各赋次仲弟粒民韵四首兼呈徐药川顾秋庭程绵庄》66一诗，此诗写于乾隆十年（1745），据诗题可知，吴敬梓和朱卉都参加了此次有诸多士人出席的雅集。此时的吴敬梓与朱卉二人如何看待对方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样的雅集也会给吴敬梓更多的冷眼旁观与冷峻思考的契机。而即使《儒林外史》的相关章回还没有写就，至少在吴敬梓的心里，牛浦郎的基本状貌应当已经形成。
实际上，当我们在讨论吴敬梓与朱卉两人之间的交游时，往往会不自觉地持有这样的假设：即吴敬梓对于原型人物朱卉的个人情感和态度一定会影响甚至左右牛浦郎这一小说人物的塑造。但我们又常常会暗自警醒：原型人物永远不等同于小说人物，作者对于原型人物的情感也自然不能等同于对小说人物的态度。因此，虽然我们通过朱卉的个人性情，探寻到吴敬梓对于朱卉态度变化的可能性，从而为牛浦郎的人物塑造找到某些解释。但对于《儒林外史》的写作而言，吴敬梓的个体情感并没有我们假想中的那种决定性的作用，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基于对个体情感的超越从而达到更好的写作状态，才是《儒林外史》之所以"伟大"的原因，而在牛浦郎的身上，我们同样能看到这一点。
三、从本事到小说：原型人物的叙事意义
可以看到，吴敬梓的个人情感并没有左右小说人物的塑造，对于堪称全书中最卑劣不堪的士人牛浦郎来说，也同样如此。和全书所有的士人一样，牛浦郎仍然不是一个位于负面性格端点的小说人物，而是同样处于黑白不明的广阔中间地带。尽管他毫无疑问是"下流无耻极矣"的士人，但这也只是他性格的一个面相而已，至少在其一出场时，我们还完全看不到那种下流卑鄙的痕迹。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原型人物朱卉，在写作牛浦郎时，吴敬梓还运用了其他一些本事材料，而其中最为特殊一点是，吴敬梓将王冕的某些事迹引入小说，附着在了刚一出场时的牛浦郎身上。
在小说的第二十回，甘露僧"只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厮，右手拿着一本经折，左手拿着一本书，进门来，坐在韦驮脚下，映着琉璃灯便念"这是牛浦郎第一次进入我们的视野，对于这一笔，天目山樵有评语曰："依僧寺，坐佛膝，映长明灯读书，亦见王冕传，此借用其事。"67在宋濂所作《王冕传》中有"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68之语，天目山樵所指的便是此事。此后，在牛浦郎向甘露僧介绍自己时，也说道："每日叫我拿这经折去讨些赊帐。我打从学堂门一过，听见念书的声音好听"69,对此，在宋濂之《王冕传》中也有对应："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70,而天目山樵也同样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认为"此亦借用王冕事"71.
王冕在整部《儒林外史》的地位颇为特殊，他不仅是全书第一个出现的士人，同时也以其高洁的品行成为此后所有士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儒林楷模。但奇怪之处也便在此：吴敬梓在塑造并树立这一儒林楷模的同时，却又将他的一些本事融入了全书最卑劣的士人牛浦郎的身上，而在两者之间还有着颇多的相似性：王冕与牛浦郎都家境贫寒，王冕与母亲相依为命，牛浦郎则是其祖父含辛茹苦抚养长大，彼此之间也颇为类同。王冕的邻居秦老性格诚挚，是个"极有情的人"72,牛浦郎的邻居卜老爹同样是为人恳挚、交友肫诚73.因此，吴敬梓将王冕的本事加诸于牛浦郎的身上，正是通过两个出身相类、环境相似、同时向学之心又相同的士人，演绎两条大相径庭的人生轨迹。
换言之，牛浦郎既是一个个性鲜明的小说人物，与其他小说人物一样，也寄寓着吴敬梓对于士人生存境况的深切忧虑和关注，甚至由于在上半部的士人群体中，牛浦郎处于殿军的位置，这样的寄寓或许还更为浓厚。因此，从人物塑造的角度看，王冕本事的加入，调和了牛浦郎通过其他情节所展现出来的下流卑鄙的整体印象，这一调和既超越了吴敬梓一己的私人情感，也使得牛浦郎不再仅仅只是一个特殊的个体，而是具有了凝聚某类士人集体性生存情状的深刻意义。事实上，牛浦郎之所以具有承载这种意义的能力，同样与其原型人物朱卉有着密切的联系。
需要提及的是，在朱卉的传记中，原本就有"家贫好书"74、"甘贫好学"75之类的记载，可见《儒林外史》所展现的牛浦郎之好学，也是从其原型朱卉而来，但吴敬梓却通过对于王冕本事的借用，使得这一性情更为凸显，并给予了"好学"更为深邃的意蕴。
对于朱卉而言，除了好学之外，在诗歌写作方面的爱好和成就无疑更为重要："诗人"是朱卉最为人所熟知的身份，诸多时贵慕名访谒也都是因为朱卉在诗歌写作上的名声。甚至在其去世之后，好友袁枚在其墓碑上所书的也是"清故诗人朱草衣先生之墓".76朱卉的这一"诗人"身份也同样被挪移到了牛浦郎的身上，并与牛浦郎的好学产生了微妙的融合：当牛浦郎在甘露庵苦读时，小说便通过甘露僧之口，知道他每日读的都是"诗",而这也直接引发了甘露僧提及牛布衣所遗诗稿，以及牛浦郎窃得诗稿，并进而冒充牛布衣之名，摇身一变成为"诗人"等一系列情节。
《儒林外史》叙及了诸多写诗之人，但在小说中冠以"诗人"名号的只有牛浦郎和道士来霞士而已。不同于来霞士的诗人之名是通过旁人之口介绍说出77,牛浦郎的诗人之名则是出现在回目中，第二十三回回目的上半句便是："发阴私诗人被打",这同时也是回目中惟一一次出现"诗人".这一对于"诗人"名号的突出正是因为其原型人物朱卉最重要的身份便是诗人。小说回目中的"发阴私"与"诗人"相搭配，构成了一个明显的讽刺，而通过原型人物便可看出，在牛浦郎诗人身份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更为巧妙的反讽。
在牛浦郎成为诗人的过程中，窃得牛布衣的诗稿并进而窃取牛布衣的名号无疑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如前所说，与牛浦郎相同，朱卉同样有从朱灏变为朱草衣的经历，据现在所见资料，还无法得知其改名背后的原由。但对朱卉的诗歌写作，其友朋以及后世的读者都有较高的评价：王日烈曾写有《读朱草衣诗集》一诗，其中便有"羞拾唾余袭旧诗，专从难处构新奇"78之语；许全治则认为朱卉"放歌琢新意，初不落窠臼"79;杨钟羲也评价其诗作："皆清真朴老，不袭陈言".80由这些评论可见，"羞拾唾余"、"不落窠臼"、"不袭陈言",几乎可以视为对于朱卉诗歌写作的定评，而这与小说中牛浦郎完全依靠剽窃牛布衣的诗作才成为诗人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照。
从理论上说，牛浦郎窃取牛布衣的诗稿有可能来自其他的本事，一如王冕本事的加入；也有可能完全是吴敬梓的虚构。无论其来源如何，在原型人物的映射下，这一情节都具有了别样的意味。朱卉是一个以"不落窠臼"、出语新奇着称的诗人，但在《儒林外史》中，则完全逆反了现实中对于朱卉的普遍评价，将其小说人物设置为一个完全依靠剽窃陈言旧作才成为诗人的士人。就基本的塑造效果而言，这一逆反拉开了原型人物与小说人物之间的距离，使得小说人物牛浦郎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这一逆反也并非全无来由，程晋芳在评价朱卉时便说"熟记前闻爱品诗，吟成五字重当时"81,可见朱卉的新奇是以"熟记前闻"为基础形成的，朱卉在创作中是以新奇去掩盖其对于"陈言"的熟悉，而吴敬梓则在小说中将既往的陈言完全翻转过来，使之成为"诗人"表象之下的全部内涵。结合原型人物，对于一个"羞拾唾余"、一力求新的诗人来说，或许没有什么比这样的设置更具反讽的效力。因此，不仅来自于原型人物的对于诗歌的好学不倦，最终使得小说中的牛浦郎成为一个欺世盗名的卑鄙之人，从原型人物而来的"诗人"之名也并非原样赠予，而是经历了这番巧妙的变化，并刻意在回目中予以突出。通过此番变化和突出，牛浦郎成为诗人的过程也成为了一出荒诞的"变形记".
可以看到，牛浦郎虽然喜爱诗，但由于全无根底、全凭自学，因此对于诗歌并不在行，虽然他在诗歌上的理解力曾得到评点者"质性亦稍能领悟，非顽钝不堪"以及"真有夙慧耶"的赞誉，可究其实质也不过是其读诗时"讲不来的也多，若有一两句讲的来，不由的心里觉得欢喜"82而已。对于唐诗，由于"文理深奥，他不甚懂",只有"时人的诗，他看着就有五、六分解的来"83,从这些叙述可知，牛浦郎或许可以勉强成为一个基本合格的诗歌爱好者，但距离一个"诗人",则相去甚远。可吊诡之处也便在这里，在冒名顶替之后，牛浦郎不仅最终以一个诗人的身份得到董瑛、向鼎等人的赏识，而且还通过"讲诗"以及"代做诗文","在安东快活过日子".84
在《儒林外史》中，在写及一些原型人物为诗人的小说人物时，往往会通过对其"诗人"身份的遮掩以凸显其内在的迷失与虚妄。85但对于其虚妄一望可知的牛浦郎，我们则看到了另一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即以对于牛浦郎"诗人"身份的强调，来凸显诗歌的迷失和虚妄。在小说中，当牛布衣向甘露僧托付他的诗稿时曾说道："这两本是我生平所做的诗，虽没有甚么好，却是一生相与的人都在上面。我舍不得湮没了"86在牛浦郎偷得这两本诗稿后，便迅速领会了牛布衣诗中的精髓：
又见那题目上都写着：《呈相国某大人》、《怀督学周大人》、《娄公子偕游莺�湖分韵，兼呈令兄通政》、《与鲁太史话别》、《寄怀王观察》，其余某太守、某司马、某明府、某少尹，不一而足。浦郎自想："这相国、督学、太史、通政以及太守、司马、明府，都是而今的现任老爷们的称呼。可见只要会做两句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何等荣耀！"87
牛浦郎此后的所为正是完全继承了牛布衣在诗稿中的言传身教，并凭借其自身在说谎骗人方面的天资和颖悟，将这一精髓发扬光大。除了未曾会面的牛布衣，对于牛浦郎诗人身份的养成来说，同样功不可没的还有牛玉圃。
牛玉圃在刚一出场时，便有"左手拿着酒杯，右手按着一本书，在那里点头细看"之举，对于这一特写，黄小田认为"'一本书',必斗方名士之作，如牛布衣等人是也".88结合此后在万雪斋家中，牛玉圃在袖口里拿出两本诗来递与万雪斋，并道"二公子也仰慕雪翁，尊作诗稿，是他亲笔看的"之语，则牛玉圃途间所看之书或许便是万雪斋的诗稿，牛玉圃一路赶来不过是临时预习，而所谓国公府里徐二公子"亲笔看的",应当也只是牛玉圃自己"亲笔看的"而已。不论这一推测是否属实，牛玉圃在万雪斋面前所说的"只为我的名声太大了，一到京，住在承恩寺，就有许多人来求，也有送斗方来的，也有送扇子来的，也有送册页来的，都要我写字、做诗，还有分了题、限了韵来求教的。昼日昼夜打发不清"89等语无疑又在诗歌方面给牛浦郎上了极为生动的一课，而这也同样被牛浦郎充分汲取，并成为牛浦郎最终进化为"诗人"的重要资源。在从牛布衣、牛玉圃到牛浦郎的精神传递中，诗歌在文学写作与情感抒发方面的特质已经荡然无存，因此，吴敬梓对于牛浦郎的塑造，绝不只是在写某一个体，甚至也不只是在反映某一类士人的生存境况，进一步看，更是在淋漓尽致地呈现诗歌被异化这一文化现象，并透过牛浦郎这一形象进行反思。
这一呈现和反思仍然可以从朱卉身上找到根源。如前所论，朱卉与当时的诸多官宦保持着密切的交往，通过留存在其诗集中的相关诗作可知，"诗"正是这些交往中的核心媒介，从朱卉诗中所写的"停桡白下劳相访，袖出诗篇字字新"90等语中，也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朱卉以及这些官宦对于诗歌写作的真诚喜好，但我们同样不能漠视在"诗歌"中潜藏的与人际关系、经济利益、身份地位等密切相关的功利因素，而在《儒林外史》的写作中，吴敬梓关注并予以放大的其实是后者，这看似只是吴敬梓个体的选择，却代表了小说家对于"诗歌"现实遭际的深切洞察和隐忧。
事实上，以原型人物朱卉为基点，通过牛浦郎这一人物，小说对于以"诗歌"为中心的文化语境的呈现和反思还要更为广泛而深刻。朱卉与很多官员有交往，在小说中，则将这一交往都落实在董瑛与向鼎两个人身上。在芜湖时，董瑛主动去寻访牛浦郎，其背后所依托的，正是现实中诸多时贵仰慕其诗歌写作而对于朱卉的拜访。此后牛浦郎到安东打秋风的情节，也凝缩了朱卉凭借诗名拜谒各地官员的真实经历。但与现实有所区别的是，由于小说对于牛浦郎诗人身份的变形，无论是董瑛的寻访，还是董、向二人在安东对牛浦郎的照顾，都变得似是而非。即便是长时间的交往，他们也完全无法辨识眼前的这个诗人只是一个冒名顶替的赝品，最后还认定他是一个"做诗的朋友".91
如果说，"诗歌"对于牛浦郎之流而言，是交际、逐名、秋风与行骗的工具，对于这些官宦来说，"诗歌"也只是附庸风雅、装点门面的幌子而已。牛浦郎可以在董瑛面前侃侃而谈，令董瑛慕名而来、满意而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盐商万雪斋面前牛浦郎却吓得连自己的年纪和名号也答不出来。满身破绽的牛浦郎在董瑛、向鼎等人眼中却几乎无懈可击，这也就意味着，牛浦郎的大行其道，并不是因为其在行骗方面的资质过人，而是由于他的虚张声势正迎合了官场浮慕诗歌的文化需要。从本质上说，牛浦郎的诗人之名并非成于他自己的冒名顶替之举，而是成于董瑛、向鼎等人对他的承认、延揽和赏识。而诗歌的异化，其根源也便不在于连诗也不会写的牛浦郎，而在于以他们的承认、延揽和赏识掌控着诗风诗潮的董瑛、向鼎等一众时贵，这也同样是吴敬梓塑造牛浦郎这一人物的笔锋所指。
综上所述，通过姓名、字号、籍贯、婚姻、人物关系以及相关行迹等诸多方面的考察可以知道，朱卉并非牛布衣的原型，而是《儒林外史》中冒用"牛布衣"之名的牛浦郎的原型。吴敬梓以自己曾经的好友朱卉为原型，塑造了牛浦郎这一经典的人物形象。通过朱卉的诗作以及相关资料，可以看到朱卉与吴敬梓之间性情的差异，以及对待名利的截然不同的态度，这或许是吴敬梓将朱卉塑造为牛浦郎的直接原因。
从全书整体的人物设置来看，牛浦郎与诸多小说人物保持着绵密的关联。除了前文提到的王冕之外，需要特别提及的还有牛浦郎与匡超人之间的联系。作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两人接踵而出，且有诸多的相似之处：
写牛浦、匡超人往往相对：匡超人之事父未尝非孝，牛浦之念诗未尝非好学；匡超人一遇景兰江便溺于势利，牛浦一读牛布衣诗便想相与老爷；匡超人停妻再娶，牛浦亦停妻再娶；而匡超人因搭郑老爹船而后为其婿，牛浦亦趁黄客人船而后为其婿，但一为前婚，一为后婚，同而不同。92
吴敬梓在以六回的篇幅细致地描述了匡超人从一个孝子堕落为一个背恩弃义、"停妻再娶"、"丧心昧良一至于此"93的小人之后，又以相近的篇幅完成了对于牛浦郎的塑造，牛浦郎性情中根深蒂固的低劣人品使得他并没有经历匡超人式的大幅堕落的过程，但"其庸恶陋劣更出其上".就原型人物而言，匡超人的原型汪思回与牛浦郎的原型朱卉不仅都是南京城中成名已久的名士，也都曾是吴敬梓的安徽同乡兼密友，正是因为彼此之间过从甚密，使得吴敬梓既熟悉两人的种种过往，更深切了解两人的性情。前者使得吴敬梓可以将两人的诸多行迹写入小说，附着在匡超人和牛浦郎身上，形成横亘五回或六回的叙事规模，后者则使得对于两个小说人物的刻画尤为深刻而传神，就形象而言，两个人物的成功塑造，与原型人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所有这些也都成为两个小说人物可以进一步承载更为重要的小说意旨的基础。
从本文的论述可以看到，牛浦郎之所以最终能形成这一经典的状貌，正是由于吴敬梓对于原型人物个体情感的超越。吴敬梓将来源于原型人物朱卉的诸多个人属性挪借到了小说中的牛浦郎身上，挪借的方式则是多样化的：或是立足于原型人物基本特质，然后以附加的本事加以突出和强化；或是将原型人物最重要的身份汲取过来，再进行完全的逆转。通过这些方式不同的挪借，小说人物既保持了与原型人物的充分关联，并在彼此的对照和对话中，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反讽，同时小说人物也完全摆脱了仅以个体而存在的孤立状态，而是具有了凝聚群体性士人生存境况以及展现现实文化语境的丰富意蕴。
注释
1吴敬梓着，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62、272页。
2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02页。
3叶楚炎：《匡超人本事考论》，《明清小说研究》2016年第3期。
4《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第301页。
5（1）《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第301页。
6（2）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6~17页。
7（3）章培恒：《〈儒林外史〉原书应为五十卷》，《不京不海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51页。
8（4）《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第301页。
9（5）参见郑志良：《〈儒林外史〉新证--宁楷的〈儒林外史题辞〉及其意义》，《文学遗产》2015年第3期；郑志良：《新见吴敬梓〈后新乐府〉探析》，《文学遗产》2017年第4期；叶楚炎：《杨执中原型人物考论》，《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叶楚炎：《荀玫原型为袁枚考》，《明清小说研究》2019年第3期等。
10（1）《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第301页。
11（2）《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256页。
12（3）同上，第258页。
13（4）同上，第262页。
14（5）袁枚纂修：《江宁新志》卷二十二，清乾隆十三年刻本。
15（6）吕燕昭修，姚鼐纂：《重刊江宁府志》卷四十二，清嘉庆十六年修清光绪六年刊本。
16（7）《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131页。
17（8）同上，第262页。
18（9）同上，第277页。
19（10）《重刊江宁府志》卷四十二。
20（11）《大般涅盘经》卷三十三，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21（12）《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685页。
22（1）《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279页。
23（2）梁启让修，陈春华纂：《芜湖县志》卷十五，清嘉庆十二年重修民国二年重印本。
24（3）参见何傲雪：《朱卉及其诗歌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6页。
25（4）朱卉：《草衣山人集》卷三，浙江图书馆藏清乾隆刻本。
26（5）《重刊江宁府志》卷四十二。
27（6）《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262页。
28（7）同上，第293页。
29（8）《重刊江宁府志》卷四十二。
30（9）《草衣山人集》卷三《悼亡》。
31（10）《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265~266页。
32（1）《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266页。
33（2）陈嘉谟：《草衣朱山人赘婿即事》，朱绪曾：《国朝金陵诗征》卷十八，清光绪十一年刻本。
34（3）同上。
35（4）周晖：《金陵琐事》，上海：中央书店，1935年，下册，第19页。
36（5）《草衣山人集》卷三。
37（6）《草衣山人集》卷一。
38（7）商盘：《质园诗集》卷二十三，清乾隆斟雉山房刻本。
39（8）《商苍雨朱草衣过访秦淮水阁》，英廉：《梦堂诗稿》卷四，清嘉庆刻本。
40（9）《赠朱草衣》，程晋芳着，魏世民校点：《勉行堂诗文集》，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第146页。
41（1）吴敬梓着，李汉秋、项东�校注：《吴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97页。
42（2）同上，第175、371页。
43（3）同上，第348页。
44（4）《酬乡人过访二首》其一，《草衣山人集》卷二。
45（5）《怀芜湖旧隐》，《草衣山人集》卷二。
46（6）《归芜湖旧居二首》其二，《草衣山人集》卷三。
47（7）《过芜湖》，《草衣山人集》卷四。
48（8）《归芜湖旧居二首》其二，《草衣山人集》卷三。
49（1）《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279页。
50（2）《吴敬梓集系年校注》，前言第4页。
51（3）同上，第397页。
52（4）《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第96页。
53（5）马阳序，朱卉：《草衣山人集》卷首。
54（6）《吴敬梓集系年校注》，第177页。
55（7）《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214、255页。
56（8）参见叶楚炎：《匡超人本事考论》，《明清小说研究》2016年第3期。
57（1）《芜湖县志》卷十五。
58（2）朱卉：《草衣山人集》卷三。
59（3）《怀英梦堂司马》，朱卉：《草衣山人集》卷三。
60（4）马阳序，朱卉：《草衣山人集》卷首。
61（5）同上。
62（6）王舆箴序，朱卉：《草衣山人集》卷首。
63（7）《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258页。
64（1）《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200页。
65（2）顾云：《�山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66（3）戴瀚：《雪村编年诗�》卷十二，民国初年上元蒋氏慎修书屋排印金陵丛书本。
67（4）《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259页。
68（5）宋濂：《王冕传》，宋濂着，黄灵庚编辑校点：《宋濂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371页。
69（6）《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262页。
70（1）宋濂：《王冕传》，宋濂着，黄灵庚编辑校点：《宋濂全集》，第371页。
71（2）《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262页。
72（3）同上，第15页。
73（4）同上，第271页。
74（5）《江宁新志》卷第二十二。
75（6）《芜湖县志》卷十五。
76（7）袁枚：《随园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89页。
77（8）"辛先生指着这两位向季苇萧道：'这位道友尊姓来，号霞士，也是我们扬州诗人。'"《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249页。
78（1）张镇芳修，施景舜纂：《项城县志》卷十一，清宣统三年石印本。
79（2）《茶四种寄朱草衣山人》，许全治：《稽古堂诗集》，清乾隆十一年许安澜等刻本。
80（3）杨钟羲：《雪桥诗话》雪桥诗话续集卷五，民国求恕斋丛书本。
81（4）《挽朱草衣》，《勉行堂诗文集》，第283页。
82（5）《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262~263页。
83（6）同上，第263页。
84（7）同上，第293页。
85（8）参见叶楚炎：《杨执中原型人物考论》，《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
86（9）《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258页。
87（1）《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263~264页。
88（2）同上，第278页。
89（3）同上，第282页。
90（4）《陶序东明府过访》，朱卉：《草衣山人集》卷三。
91（5）《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293~294页。
92（1）《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297页。
93（2）同上，第214、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