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浮生六记》是由清朝文人沈复写就的一部散文记事佳作，蕴含着沈复为子、为夫、为父多重身份转换中的人生思索，透露出深刻的悲剧意蕴。借助细读其文本来探寻沈复人生悲剧性的内因与外因，剖析其性格悲剧、社会悲剧、命运悲剧的多元叠加，籍此解读沈复作品背后的复杂内蕴。
关键词：《浮生六记》； 沈复； 悲剧性； 成因；
作者简介： 景炜，喀什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
《浮生六记》是沈复对其一生的自述，本六卷，因保存不善，今只余前四卷，后两卷系后人伪作。沈复自谓"浮生若梦",观其所作前四卷，卷一曰"乐",卷二曰"趣",卷四曰"快",唯卷三一部记"愁".可见在他的意识中，愁仅占人生的一小部分。但细细探究，我们可从"乐"、"趣"、"快"中看出"愁"的伏笔，而这个"愁"正是沈复悲剧性的后半生。鲁迅先生认为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来源于生活，在悲剧对生活的美学关系问题上，鲁迅指出了人们都习以为常的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几乎无事的悲剧"[1]（93）。所以在沈复自认为平顺若梦的一生中，却暗含其人生悲剧性。虽然有父母亲族，最后却落得个离心不睦，有家不得归；虽有恩爱的妻子陈芸，但是"恩爱夫妻不到头";虽有一双儿女，却落得个女儿未及笄就为人童养媳，儿子年仅十八便夭亡的结局。
关于悲剧的成因，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美学家主要将其归为"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命运悲剧"也就是由于命运的不可抗拒，而导致人的灾难和死亡；"性格悲剧",则是指人自我斗争的悲剧结局同性格的关系极大。[1]（94）鲁迅则认为，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制度。[1]（95）从此三方面对沈复的人生进行探究，可以深入解析其人生悲剧意蕴的内、外因。
一。命运悲剧
《管子》有云："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四民也",将中国古代社会分为四个阶层，在《群书治要》中也多次提到士、农、工、商，可见这种划分方法是历代所认同的。[2]（276）这种观念决定了"士"为最高。明清之时，奉行八股取士，考的是四书五经，而这些经义"既非经传，复非子史"[3]（908），因此所取之士多半空有满腹经纶，而无实干经验，使得他们需要专业的行政人员来辅助，也就形成了私人幕府。这些幕府里的幕僚并不是正式的官员，而是相当于师爷的角色，并不受命于朝廷，而是受聘于州县，他们薪金也由官员私人承担[4]（2）。人人都知科举之难，正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寒窗苦读数十年也未必混得一官半职，因此很多下层文人都选择了入幕这条相对简单的道路，既不辱没斯文，也更容易就职。沈复其父沈稼轩就是如此，而他对沈复的人生规划也是子承父业，因此沈复在命运的安排下走上幕僚的道路。
但沈复自诩文人，而非"士",他没有远大的政治抱负，相反他身上文人的清高气质，使得他看不起官宦权贵，不愿与之为伍。寄居萧爽楼时，他提出四忌："谈官宦升迁，公廨时事，八股时文，看牌掷色；有犯必罚酒五斤。"[5]（45）可见，不只是沈复，连他身边的友人也多是潇洒豪士，对入仕很是不屑。还有一次他和友人一起到寺庙游玩，寺中僧人向其一行人询问"城中有何新闻？抚军在辕否"[5]（45），其中一友人"忽起，曰：'秃！'拂袖径出"[5]（45），沈复同另一友人也"忍笑随之"[5]（45）。更是佐证了这些文人的清高和对世俗官场的不屑一顾。
沈复虽然沿着命运的安排成为了一名幕僚，但又由于他志不在此，导致他自己对这个职业并不热衷，使得他一生幕无定所，按沈复记载"余游幕三十年来，天下所未到者，蜀中、黔中与滇南耳"[5]（69）。这样的漂泊经历自然不可能完成"立业",更不能给妻儿一个稳定的家。
沈复也并不是没有尝试过反抗命运，他在游幕期间也曾两度经商，但都以失败告终。第一次是在二十六岁，沈复"自绩溪之游，见热闹场中卑鄙之状不堪入目，因易儒为贾"[5]（79），由于官场黑暗他不愿与之为伍，便同姑丈袁万九合伙贩酒，然而不到一年，遇林爽文之乱，折本而归。另一次是他三十一岁时赴粤经商，这一次小有收获，并且在广东过了一段花天酒地的生活，适时"合帮之妓，无一不识，每上其艇，呼余声不绝，余亦左顾右盼，应接不暇，此虽挥霍万金所不能致者。[5]（89）",最后自然是挥霍一空。
二。性格悲剧
沈复是一个"天真"的人，在家有父亲的帮扶，不愁吃穿生计；娶妻后有妻子的包容，包办衣食，补贴家用；妻子死后有朋友的爱护，借其钱财，赠其小妾，使得他始终活在浮生大梦中，从来都是个少年心性，身上有着豪侠之气。但他是完全不考虑自身情况的豪侠。
沈复对亲戚豪侠。他曾经让陈芸典当银钗凑钱十金借给姐夫范惠来，在二人想搬离华氏的住处自立门户却无钱可用的情况下，若非芸娘提醒他可以借此向姐夫讨个人情，他也就将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可见他豪爽的性格使然，丝毫不顾及自己的生计。
沈复对手足豪侠。他对弟弟更是纵容无度，弟弟害陈芸背了黑锅，夫妻二人被逐出家门，在芸娘死后沈复回到家中，弟弟以父亲仍余怒未消的理由将沈复又劝回了南方，父亲的死讯也被弟媳拦着未告知沈复，要不是女儿来信，他连奔丧都不知情。在沈父死后，他回到老宅祭拜父亲，弟弟又假借上门讨债人之口，暗示沈复不要争遗产。沈复依然选择纵容，说"大丈夫贵乎自立，我既一身归，仍以一身去耳！"[5]（65）转身进了深山。最后还是他女儿看不下去，拿了一些祖父的遗物给他。在赴崇明代笔好不容易赚了"二十金"后，回家祭拜父亲，弟弟借沈复儿子逢森之口让其出钱二十金以资丧事，沈复想都不想就把刚到手的报酬全部要交给弟弟，还是友人夏揖山看不下去了，帮他出资一半。读之，真是令人可悲又可气，悲其被弟弟启堂排挤，气其不顾自身情况的慷慨大方。
沈复对友人豪侠。他在陈芸死后一度穷困潦倒到无处可住，连陈芸的安葬费都是友人胡省堂赠得十金，之后他甚至在陈芸墓前向她"佑求一馆",却将代庖所得的"二十金"给陈芸扶灵的费用转手借给了失馆的张禹门，只因他是同乡，丝毫没有考虑到自己妻子的遗骨无法归故里，自己也无住处的凄惨境况。
沈复作幕时幕无定所，不被雇主重视。为商时时运不济，又耽于享乐，可见其并没有经商才能。平时要靠芸娘里外打点，做女红补贴家用。但是他的性格却是为人豪侠。对亲戚豪侠，对朋友豪侠，从来不计较金钱上的得失。自己在生活中也是豪爽不知节制的，稍微有些收入便为了享乐而大肆挥霍，在无钱可花的时候即使"典衣沽酒"也要喝个淋漓畅快。这样的性格必然会导致他悲剧的结局。
三。社会悲剧
沈复的人生悲剧源于命运，源于性格，也源于社会。沈复是当时社会中的异类。从《浮生六记》的开篇就可以看出来，第一卷大胆命名《闺房记乐》，在那个封建礼教的时代，如此放浪形骸不可谓不惊骇。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景，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然其时代已距今较近矣。"[6]（103）可见沈复的特例。
沈复为当时社会所不容，但又依赖于社会，他离不开封建家庭的庇护，一旦被逐出家门就失去了经济依托，变得举步维艰。沈复曾两次被逐出门，如果沈复真的是一个洒脱不羁离经叛道的人，被逐出家门后他大可自立门户。但沈复不然，离家后寄居在友人家里，生活拮据并得过且过。两年后，沈复的父亲得知前因后果，一句："前事我已尽知，汝盍归乎？"[5]（51）就使沈复迫不及待地带着妻子回到了父亲的羽翼之下，可见沈复表面上不拘礼法洒脱不羁，实则在内心却认同当时的家长制，对封建家族极其依赖，父亲一说原谅，他便立马忘记了之前的所有不快，欣然回归到家族的庇佑下。
他对于父权制的不反抗，本质上就是对封建礼教的变相认同，看似洒脱不羁的对于误会的不解释，其实是对封建家族的畏惧妥协。正是由于他自己都要依赖家长，更不能指望他承担起为人夫、父的责任。结局自然是这个小家分崩离析。沈复的人生悲剧也是他在封建社会中的必然结局，他对于封建制度的妥协也正是他悲剧的根本原因。
四。结语
沈复后半生的悲剧性即源于内，也源于外。沈复不满命运的安排，但也无能反抗；他性格豪侠，却从来不考虑自身情况；他洒脱不羁，为社会所不容，却又依赖着封建家族。正是"命运"、"性格"、"社会"三重因素的矛盾作用下，使得沈复坎坷半生，让人不免嗟叹唏嘘。但在沈复眼中，他的一生却充满"闲趣",宛若大梦一场。少年时，父亲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使他打下牢固的文学基础；成年后，妻子的支持让他衣食风雅，即使事业失败得到的也是谅解和包容，为他打造了轻松的学习环境；儿女的懂事、善良，让他毫无后顾之忧，人到中年还得以携小妾游历琉球等地，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
家人对他的保护，让其回顾一生时，眼中多是生活的"闲趣",对于"人生坎坷何为乎来哉？"[5]（49）他的回答是"往往皆自作孽耳，余则非也。"[5]（49）他不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具有悲剧性的，反而用浪漫的笔触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浮生六记》。我们或该庆幸，正是这样"一个谦卑而渺小的生命能快乐的过一辈子"[7]（67）才让我们看到"宇宙间之至美"[7]（67）。
参考文献
[1] 夏明钊着，我的鲁迅研究[M],东方出版中心，2013.第93-95页
[2] 萧祥剑着，群书治要五十讲[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3.第276页
[3] 顾炎武。日知录校注[M].陈垣，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第908页
[4] 陈颖超。《浮生六记》与清中期下层文士生活[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7.第2页
[5] 沈复。浮生六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6]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1.第103页
[7] 周质平着，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九州出版社，2012.06,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