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应对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在经济上有力支持工农红军长久与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中共中央于1932年2月1日在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苏区银行曲折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诸如设立经济特区、建立国有企业进行对外贸易、建立物资本位制度等重要经验，对当今中国乃至全世界金融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从经济视角出发，也表现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战线上所取得的成就。
关键词：苏区银行；发展历程；经济战线；历史贡献
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央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进程中实现武装割据的重要标志，中央苏区以瑞金为中心，下辖20余县，近250万人口，其建立与发展是工农红军能否长久进行武装斗争保留革命火种的重要前提。〔1〕要巩固革命政权，就要发展经济，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建立一套自己的金融体系，中华苏维埃银行（以下简称苏区银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而当时中央苏区落后的经济状况，也给苏区银行的建立与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历史环境。
一、苏区银行发展的历史环境
首先从人均占有土地面积来分析，20世纪30年代，全中国有4亿人口，其中90%居住在农村。而在土地方面，全国土地有3.5亿亩，农户有6500万户，户均土地为5亩左右。不及北宋时期中产阶级农民的十分之一。这充分说明，20世纪初的中国，虽然生产力水平要高于北宋时期，但百姓的生活水平却大幅下降。
其次，除了人均土地面积的减少，20世纪30年代中国还存在土地分配严重不公的情况，全国53%的耕地被不到10%的地主富农所占有，90%的贫农耕地严重不足。在丧失土地之后，绝大多数的农民必须承担高额的地租，再加之国民党没有意识到土地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当时农民耕种一年所得，80%-85%都必须用来缴纳庞杂的税租，这严重激化了阶级矛盾。〔2〕
再次，中国在民国前就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5%-7.5%的协定关税导致大量国外商品在中国倾销，大量国有手工业因此破产。农民除种地得来的微薄收入外，本可以通过制作出售手工业品来贴补家用。而国有手工业的破产，致使农民生活陷入困境，只有向地主阶层举借高利贷，严重激化了穷苦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因此，红军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穷苦老百姓都会纷纷响应。〔3〕
二、苏区银行在曲折中发展
土地分配不均、税收比重极高、贫富分化严重、阶级矛盾尖锐，是当时的中央苏区政府面临的实际情况。对于怎样发展经济，怎样分配土地，分配土地后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这些问题均亟待苏区中央政府及其银行解决。结合上述实际，苏区银行不断发展创新，与苏区中央政府共同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土地、信贷、贸易、资源经营等经济策略，有效地支援了苏区经济和革命队伍的发展。
（一）苏区银行执行与国情相结合的经济政策
对于苏区土地分配不均、贫富分化严重的问题，中央政府首先颁布了一系列以“打土豪、分田地”为核心的土地改革措施，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中央苏区经济也因此得以较快发展。但与此同时，倒向农民的土地政策也令土豪劣绅纷纷外逃，带走了大量资本，导致苏区内部严重缺乏现金供应，即发生“钱荒”.针对这一状况，苏区中央银行果断采取低息贷款和无息贷款，鼓励农民发展农业，农民有了耕地，又有了资金，积极性得到了更大的提高。〔4〕但随之而来的粮食产量暴涨，粮食大幅增产的情况，又给整个苏区带来了“卖粮难”的问题。苏区政府急需扩宽粮食的销售渠道。针对这一问题，中央苏区政府经过细致分析发现，卖粮难主要是国民党对中央苏区采取的严厉的经济封锁。为了打破封锁，中央苏区银行配合贷款政策，采取了金融拉动贸易的方针。其中，开设苏白（苏区与国民党统治区）经济特区，通过经济特区来扩展与国民党地区的贸易往来。在苏白经济特区，商户能够享受税收减半甚至免税的优惠政策，这一创新极大地刺激了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商户间的贸易往来。〔5〕苏区通过销售粮食，换来了大量苏区急需的食盐和布匹，有了这些对外的物质交换，中央苏区里的生活才在真正意义上得到了质的提升。而经济特区的概念也正是产生于此时，在后来改革开放进程中，这一理念又在深圳得到了进一步的应用，这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极大的贡献。
除了土地政策、低息无息贷款、建立苏白经济特区之外，中央苏区银行还开展了一系列更大规模的贸易活动，钨矿贸易就是其中典型。钨矿是一种具有较高价值的资源，是战备物质中一种极其重要的原材料。当时，一担钨矿的价值相当于四担粮食，而且在全世界紧俏。而中央苏区恰恰是盛产钨矿的地区。毛泽民等苏区银行骨干在了解情况后，着手成立了中华钨矿公司，由毛泽民担任总经理。这就是如今中央直属企业、国有企业的前身。在成立中华钨矿公司之后，毛泽民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合作。陈济棠既是军阀又做生意，在全世界倒卖钨矿产品。经过协商，双方最后达成了一个重大的钨矿贸易合同，即由中央苏区提供钨矿原料，由陈济棠负责收购和销售。仅在1932-1934年期间，整个中央苏区就向德国出口了4190吨钨，价值上千万。自1933年起，整个中央苏区的财政开始暴涨，其中钨矿贸易出口量达到了1200万大洋，其贸易成果相当于10个漳州战役的战果。〔5〕中央苏区的贸易活动也极大地刺激了周边军阀，导致其纷纷倒向苏区政府并与之进行贸易往来。对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围剿计划，周边军阀由于与中央苏区政府存在贸易关系，也纷纷采取了观望和消极的态度，间接上缓解了红军的外围军事压力。
（二）苏区银行在反围剿斗争中曲折发展
苏区和红军的迅速发展引起了蒋介石极大的不安，1931-1933年间国民党开始对红军及苏区进行严厉镇压。在这个过程中，苏区贸易开始逐渐减少，特别是1933~1934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国民党开始实施堡垒战术，切断了苏区与外界的贸易通道。苏区在一年之后出现了严重财政赤字。〔6〕由于银元短缺，中央银行就只有在没有银元支撑的情况下超发货币，最严重的时候甚至超发了800万的货币，导致了苏区内部物价的暴涨。当地商家看到如此情景，纷纷拒收苏区货币，而货币在苏区内部流通不畅又引发了老百姓对苏币的挤兑。大家纷纷来到苏区银行，拿苏币兑换回银元。
到1933年最严重的时候，挤兑如果再多持续两三天，苏区中央银行就会因没有储备银元而被迫倒闭。在这紧急关头，毛泽民等银行骨干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相应对策。当时银行会计曹菊如建议，应立即停止苏币与银元的兑换。但毛泽民坚决反对。毛泽民认为此举等同于告诉老百姓银行已经没有银元，会引发更为激烈的挤兑，甚至引发内乱。因此，在众人的商议之下，苏区银行一方面决定延长对老百姓的货币兑换。另一方面，把国库中的银元尽数取出，派警卫部队挑着这些银元在老百姓家门口敲锣打鼓，打出欢迎老百姓来兑换银元的口号。给老百姓造成了红军刚打了胜仗，中央银行不缺钱的错觉，以此来延缓严重的挤兑现象。
为从根本上解决苏区内部的钱荒，中央银行从红军战利品中大量收集食盐和布匹，毛泽民在得到这两类物资后，随即宣布食盐和布匹等必需品只能用中央的苏币进行兑换，不收银元。这样一来，所有的老百姓又纷纷拿着银元去苏区银行兑换苏币。用苏币来购买生活所必需的食盐和布料。这一小变化后来却成为改变世界金融的壮举。苏区银行的这一创新，美国人直到40年后才想明白，也就是将全世界都需要的战略资源---石油与美元绑定。具体来说，就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向全世界超发了大量美元，而美联储银行的黄金储备却不足以兑换这些输出的美元。当美国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后，认为一定要控制战略物资石油，才能保证美元体系的稳定。于是美国就找到世界石油大国沙特阿拉伯进行协商，让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交易必须以美元定价。这样全世界的石油贸易就必须依赖美元，各个国家的美元储备也就不得不增加，以此来避免其他国家对美元的挤兑。〔7〕这就是统治世界货币体系至今的物资本位制度。从苏区银行的发展史可以清楚地发现，这套制度是对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非常重要的金融创新。毛泽民有了这次苏币换食盐的成功经历后，在后来的长征路上，毛泽民又再次运用了这个方法，同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遵义会议期间，红军缴获了遵义军阀囤积的几十万银元的食盐。由于红军内部亟缺银元，但又必须迅速实现部队补给。毛泽民在短短13天里，就通过扁担银行大量印发红军票，以红军票低价换食盐的方式，从老百姓手里获得了大量的银元。这一举措不仅令中央红军得到了及时的物资补充，也给遵义老百姓留下了良好的口碑。为后来红军长征胜利这一伟大战略转移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
三、正确认识苏区银行发展的历史贡献
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的金融史，对于当今的中国发展是否具有借鉴意义，值得深入思考。笔者认为，如果单从中央苏区的红色金融史的视角来分析，答案是肯定的。中央苏区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经验，至今仍对中国乃至全世界金融体系产生着重大影响。
首先，从中央苏区政府结合根据地贫富分化严重、土地分配不均、贫苦农民占绝大多数等实际，颁布以“打土豪，分田地”为核心的土地政策，到苏区银行推行刺激根据地农业发展的低息无息贷款，开设经济特区，成立中华钨矿公司，贯彻以金融拉动贸易的方针，这一系列经济举措，不仅从财政上有力支持了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推动了革命事业的进程，也是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革命经济战线上的集中体现。从经济史视角为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财富。
其次，从苏区银行设立苏白经济特区到改革开放的深圳，从苏维埃时期的中华钨矿公司到现今中国的国有企业，从红军时期苏币兑换银元到现今美国石油美元货币体系。事实证明，中央苏区在土地革命进程中形成的一系列金融经验，无疑对当今中国乃至全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因此，对于中国革命历史的研究，笔者认为，一定要有实践导向，必须要秉持不唯上、不唯洋、只为实的态度，对革命时期党在经济战线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只要有利于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我们就应当给予充分认同、继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彭纯华，吴自权，方春树。继承和发扬苏区银行革命传统（上）〔J〕。中国金融，1990,（5）：44-46.
〔2〕周围。中国共产党金融政策对苏区经济变迁影响论析〔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3:6-29.
〔3〕单冬克。中央苏区红色金融史话〔J〕。党史文苑，2012,（13）：38-41.
〔4〕张孝忠。中央苏区的红色金融〔J〕。党史文苑，2014,（5）：40-44.
〔5〕章莳安。金融支持对中央苏区（赣南）振兴的影响研究〔D〕。南昌：江西财经大学，2013:10-34.
〔6〕段新。回忆当年苏区银行平抑挤兑风波〔J〕。金融经济，2009,（23）：68.
〔7〕王卫斌。苏区货币战〔J〕。江苏钱币，2014,（2）：3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