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扎米亚金的《我们》被看作反乌托邦小说的开篇之作， 乔治奥威尔对其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并坦言《1984》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其的影响。而作为典型具有中国特色的反乌托邦小说--《白银时代》又是在《1984》的影响下写成的， 所以三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所具有的传承性是不可否认的。本论文将从情节和叙述语言两大部分入手， 探讨三部小说之间的反乌托邦文学的共性。同时研究在中国特殊时代背景下， 《白银时代》作为经典反乌托邦小说对前两者的超越与发展。
关键词：《我们》； 《1984》； 《白银时代》； 反乌托邦；
一。三部小说主题和情节上的共性
（一）高度集权的背景和统一的悲剧性结局
在主题上，作为典型的反乌托邦小说，三部书中所描绘的世界都是一个高度极权的社会，从《我们》中的“无所不能者”到《1984》的“老大哥”再到《白银时代》的各种公司，反乌托邦小说都会有一个象征着高度极权的个人或者机构。在这里，世界和人都成为一种被观察的对象时，对人的话语权的限制以及对思想的扼杀成为了其主要特征。无论是“我们”这个群体性指代符号还是“世界是银色的”所充斥的同一冷寂的色彩，都是反乌托邦小说对人作为个体在极权话语下的消失的暗示。整个社会朝着一个自认为理想而完满的国度建立，可是在这种理想之下，是人性的丧失和自由的剥夺，个体的话语权不断被消灭，每一个“我”最终只能成为“我们”.所以，三部小说的结局惊人地相似，不管是D-503、温斯顿还是王二，他们最后都以“热爱”着他们的“老大哥”结尾。在三部小说的结尾，D-503主动摘除想象力，I-330被处死；温斯顿再被成功地“改造思想”后被杀；“王二”遭受鞭刑而死，“我”和“舅舅”都失去了创造力，变得“不再叵测”.就这样，最后一个“人”似乎也消失了。
悲剧性的结局意在强化权力对人性的极致摧残与漠视的书写，权利从来都不是通过来惩罚人来达到规训的目的，而是通过凌辱来摧残人的尊严，击垮的是人性。就拿温斯顿来说，思想警察对温斯顿进行我们难以想象的“改造”,当他的所有的尊严都分崩离析后，温斯顿承认了所有他没有干过的事情，高喊着“整朱莉亚！拿这整朱莉亚！别整我！朱莉亚！我不在乎你！”.而朱莉亚同样也这么做了。作者们在反抗极权的背后也在深刻地洞察着人性，当人没有了尊严，没有了思想，将能够睡觉不再忍受痛苦作为最大的追求时，人性的光辉消失了，人性既然瓦解，那么人这个分子作为独立个体的根基也必然破碎。既然如此，小说中人物的结局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作者没有办法超出逻辑去给出一个廉价的美好的拯救。但与此同时，这种带有悲剧色彩的政治寓言结局是作家对社会体系的嘲弄以及唤醒人们对自由人性的追求的一种精英知识分子责任感的体现。正是这样的追求与思想使得这三部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作者不同社会政治体系的小说在内核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也是其作为典型反乌托邦小说的原因之一。
（二）遁入“桃花源”---乌托邦精神继承
其实不难发现，虽然作品塑造的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但是在这些高度集权的社会里，总会保留一个不一样的“桃花源”.尽管这个桃花源并不一定物质繁荣或者科技发达，但会自然而然地与故事所塑造的社会背景形成鲜明的对比。从《我们》里面的绿墙，绿墙外是一片无垠的绿色海洋，这堵墙使他们机器般“完美”的世界和非理性、丑陋的树木、鸟类和野兽的世界分离。每次我和I-330幽会都会在一个“古代”的房子里，在这座“古代”的房子里，有沉重、咯吱响的不透明的大门、深绿色摩洛哥皮革、巨大的桃心木床，没有粉红票，没有数字，是一个和联众国完全不同的，“野蛮的”世界。《1984》在一开始，就写了温斯顿爱去逛旧店铺，与其说是对旧的物品的喜爱倒不如说是一种对过去生活的怀念，而这种怀念根源于他骨子里对现在生活不满，那么后面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了。他和朱莉亚约会时的那片草地，那片有着画眉鸟，阳光经过无数树叶过滤后倾泄的林地多么像亚当和夏娃的伊甸园啊。
再到《白银时代》，《白银时代》里那个与现实世界相反的伊甸园并不像前两部作品一样那么明显，但是在第一篇的《白银时代》里，除了我受雇于写作公司的那个世界外，还有一个“沙漠”世界，那是“我”的小说---《师生恋》故事发生的背景之一。王小波在写沙漠的故事时自己加了一段：“假如说这个故事有寓言的话，它应该是：在剧痛之中死在沙漠里，也比迷失在白银世界里好得多。”可见，三者虽然都是反乌托邦小说，但是却暗含着一种乌托邦理想，也很好地印证了反乌托邦小说与乌托邦小说继承和依存关系。乌托邦精神的继承是反乌托邦小说的现实意义所在，无论是用理想来反抗还是用极度夸大的黑暗来反抗，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对人类人道自由的主动承担才是这些小说得以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原因。
二。叙述和语言的反乌托邦色彩
（一）私人化表述
三者除了在思想情节上有相似性，作为典型的反乌托邦小说，其在话语表达上也有着一定的代际传承性。在《我们》中，D-503用他的私人笔记记下发生的一切，也即他从一个严格遵循数字遵循时间表的数字家变成了一个逐渐有了爱与思想的心理变化。《1984》延续了《我们》中采用日记书写的这样一种形式，同时加入了第三人称叙事。温斯顿在贫民区的普通货铺里买下了一本薄子，找到了房间内一个偶然的可以逃离电屏监视的角落，开始了他的日记写作。即便知道“他这会儿要做的，是开始写日记。这不算不合法（没有什么是违法的，因为早就没有了法律），然而一旦被发觉，即使不判死刑，至少也得劳改二十五年。”但他还是一连几周都在为这一刻做准备，“只要把这么多年来，那没完没了、烦躁不安的内心独白付诸笔墨不就行了么。”这样以日记书写形式的描写从一方面来看是配合反乌托邦小说的情节书写，背景既然是在一个高度极权的国家，那么内心的真实情感是不被允许的，只能通过日记的形式展示书写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日记作为一种话语表达的方式，其书写记录成为了一种反抗的象征，“日记”是人的最后一点“自由”的圣地。到了王小波的《白银时代》时，采用了第一人称限制叙事，使用了大量的类似于“但它是真是假，我却不记得了！”、“但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呢？我又不记得了”这样的内心独白式语言，虽然没有明显地使用日记这一工具，但这些大量的内心独白式第一人称叙述语言就是对前者“日记叙事”的沿用。这种私人化的语言表述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反乌托邦小说渴望人性呼唤自由的内核。
（二）无意识语境和矛盾混乱的语言
三者都在一定程度上用了无意识语境。并且从《我们》到《白银时代》这种混乱感愈发强烈，时空背景刻意被抹去，情节的连贯性也逐渐消退，人物的语言反倒是有点像是在“说疯话”.温斯顿说“自己清醒时绝不胡言乱语”,王二说：“我怎么会说出这些话来，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自己都无法解释。”这些无意识的语言经常让读者感到迷惑。但这种话语表达，恰恰是反乌托邦小说的另一验证，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与载体，语言的工具性可能会压抑甚至遮蔽人最初的原始欲望，当工具和载体战胜了人，甚至工具和载体取代了人，人类的主体性就变成他者性，人的自由被框定在语言之中。所以小说中人物总是会出现一些前后自我矛盾的话语，因为有一些话语是在整个权力体系之下被迫进行的话语表达，而另一些话语是人本性的原始呼唤。这些话语很大程度是无意识话语的表达，温斯顿在写日记的时候就多次写到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写这些，主体无法控制这种无意识，也就表明即便是在文中那种高度极权的社会里也无法完全湮灭掉人性，正如巴赫金所说：“人作为一个独立的声音，独立的意志，纵使‘杀死也不能把他驳倒’”.1人们只能通过言语的无意识来透露无意识的真相，帕森斯就是因为在梦中说了“打到老大哥”而被他的女儿举报了。主体的无意识完全是话语的产物，通过主体不自觉的梦和日记中不受控制的话和日常的失言来表现，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反抗，也就是之前所提到过的“日记式书写”作为反乌托邦手段的一种体现。此外，三部小说中都有很多矛盾的语言，比如《1984》一开始就出现的三句自相矛盾的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白银时代》里我的思考：“棕色的马上说道：老大哥，我要写小说！如你所知，我们在写作公司做事，每天都要写小说。她居然还要写小说。”看似矛盾的语言实际蕴含了作者的深思，为了突出讽刺效果，作者们往往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庄谐并用，再给整个文本笼罩一种黑色幽默的气氛的同时又给读者带来一种惊心动魄的震撼力。由此看来，《我们》、《1984》、《白银时代》中的无意识语境书写和语言的矛盾混乱实际上是反乌托邦小说的一种必然书写。
三。《白银时代》对《我们》与《1984》的继承与发展
（一）反抗方式的演变
“食、色，性也。”爱是文学作品经久不衰的表现主题，在乌托邦极权社会，个人的丧失也就是人性的丧失。王小波曾经说过：“想爱和想吃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得不到，就成为人性的障碍。”2所以反乌托邦小说一直在寻求一种人性的重新构建。无疑，性与爱作为基本人性，在反乌托邦小说中起到了不可代替的唤醒作用，但三者的书写却经历了一个“由爱唤起了性；先性再爱；然后有性无爱。”这么一个过程。三部小说的从重点书写爱到重点书写性的演变，实际上是把重心从一种形而上但需要驯化的情感体验转移到最原始和野蛮的人的本性。在演变的过程中，爱的唤醒在被削弱，最野蛮粗鄙却又是最纯粹的人的动物性在被大肆渲染，其精神旨归逐渐直指人最初的本性。
在《我们》和《1984》里，主人公的人性通过两个具体的女性进行唤醒。在遇见了I-330之后，D-503的生活脱离了正规，时间被打乱，失去了联众国最重要的数字感，满脑子想的都是见到I-330, 甚至发出“可是，我还是睡不着---我无法入眠。我濒于灭亡！我无法履行我对联众国的义务了！”的感概。如果说在遇见I-330之前，D-503是“思想纯洁”的，那么温斯顿一直却是个隐藏的“犯罪者”,一直在打听神秘的兄弟会，讨厌仇恨会，朱莉亚的出现，与其说是启蒙不如说是一次激发，温斯顿心中的反叛感被爱赋予了勇气。所以仅仅是一张“我爱你”的字条就点燃了温斯顿内心深处的明火，“在上午余下的时间里，他没法再定下心来干活”,“在看到‘我爱你’三个字后，活下去的欲望变得炽烈起来。”D-503是在先有爱，然后在爱中感受到人性的复苏。而温斯顿与朱莉亚的媾和更像是一种反叛的姿态，在温斯顿说；“听着，你拥有的男人越多，我越爱你。懂吗？……不单单是对某一个人的爱，而是那种动物的本能，那单纯的、无所顾忌的性欲：这就是足以摧毁党的力量。”但到后来，两人“引起的不是欲望，而是情爱”,通过“有性无爱”到“性爱自由”,这就是《1984》的反抗。
相比于前两部作品，《白银时代》中性与爱始终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全篇的性书写可谓是直露且粗野，洋溢着荒诞扭曲的色彩，但同时这也构成了王小波重要的写作特色。《我们》和《1984》中的性爱唤醒到这里变成了一种极其错乱的性爱关系，在这些故事里，人物的主体性在弱化，这四部分中的女性形象都没有一个具体的名字，而代之以“棕色的”、“F”、“穿黑皮夹克的女人”、“蓝毛衣”、“我的前妻”等，使得整部小说充斥着一种似梦非梦的荒诞感。而无论是“我”、“我的舅舅”、“王二”,似乎都没有体会到爱情，而是总是处在一种有受虐倾向的怪异性爱之中。
在《白银时代》里，我是一个写作公司的员工，正在写一本名叫《师生恋》的市场畅销书， 在这个故事里，我与老师的爱情是畸形的，老师是个阴影，“在她看来，我永远是写在墙上的X, X是性的符号。我就是这个符号，在痛苦中拼命伸张开来”,后来这种阴影转移到“公司”和“头头”身上，“这些故事送到了头头的案端，等着被红笔叉掉。红笔涂出这个X, 如你所知，X是性的符号。”在《2015》和《2020》中都有“我”因为犯了错误而由女管教押到碱厂去砸碱。女管教命令“我”与她做爱，“因为她在路上差一点把我打死，我犹豫了起来，过了一会才答道：‘报告管教，犯人王二正在服刑！坚决服从命令！’”小说还多次提到“我”的性器官不受“我”的控制，“让她对它轻声细语。过了一会，那东西就精神抖擞在那里……他是我的东西，却在听别人的命令。”处处体现出性作为肉体与“我”的心灵的分离，也就是一种权利对身体的规训的象征，作者大篇幅地展示性的不自主，以及灵魂与肉体的分离，实际上是在暗讽性对于服从于政治的服从，对于这个权利体系的服从。在王小波的小说中，两性交往遵循“由性及爱”,不能不看作是对《1984》的再传承，但比之更加悲凉的是，“王二”们并没有在性中的得到爱，而是在肉体的阉割下失去了爱。情的升华不能以“性”的剥夺为前提，所以他的小说中人物始终没有爱。在这种背景模糊化的“性”下，身与心的不协调被急剧放大，使得环境愈发显得滑稽可笑、荒诞不经，使其“黑色幽默”风格与“反讽”天然地联系在了一起。
由于性的宣泄，人们变相地获得了所期望的快感，获得了在压抑环境中难得的自由。所以性在反乌托邦小说中也是反抗社会现实的武器。而《白银时代》中的性受虐心理，实际上展现的是人们内心那种渴望被重视、被发现的情绪，暗示他们内心某种“出格”或者“犯错误”的冲动，也是对极权社会“物极必反”的警钟，这与温斯顿从与朱莉亚做爱所获得反叛感可以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极权社会之所以规定人的性生活，就是因为极权政府想要达到全面统治，就必须消灭人自身的差异性与独特性。而家庭是我们得以建立个性与人性的场所。极权社会为了使每一个个体保持一种绝对孤立的状态，所以需要避免以性关系为基础的现代家庭。人与人之间一旦无法建立亲密的联系，就会处于孤立无援的分子状态，这样以来，无论是“联众国”、“大洋国”“社会治安管理公司”都会坚不可摧。所以，性与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极权社会的消解方式，但是在三部小说的演变过程中，反抗的力度在加深，《我们》以爱来反抗极权，《1984》以性宣泄来获得快感，《白银时代》以性的不自主来嘲讽极权社会，但是从爱压抑到人最基本的动物性的性压抑，莫不是一种更大的悲凉？
（二）人物名称的演变
从《我们》到《1984》，作者展现故事情节与内心变化的方式从完全的自我话语表达开始加入了他者的态度，即一种冷静客观的叙事态度。如果说《我们》是纯粹的心灵独白，那么《1984》中，作者却加入了第三视角，有意识地拉开了与温斯顿的距离。再到《白银时代》虽是采用第一人称书写，但是同时采用的是有限视角，所以“我”好像是故事中的人物，又好像脱离于这之外，这样的模式一方面可以让读者客观真实地观察到那个世界，另一方面又能从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作者的反讽）中进行思考。
汉娜·阿伦特说：“极权主义的基础就是无结构的群众”.3三部小说都在尽力地阐述人在极权社会主体性的消失，从《我们》开始就显出了这种意识，作者将主人公冠以D-503这样一个数字，意指人自身的消失。但这里的D-50还是一个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人。到了《白银时代》，作品中的主人公逐渐显露出一种模糊性，王二这个人存不存在一直是处于一种未知的状态，王二的主体随时都处于一种可以被抹煞的地步，名字完全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符号，所以说在表现“人”的消失上，抹去人的存在上，王小波可以说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又取得了新的突破。可见三部作品中的主体话语消逝是逐渐变强的。“我们”作为集体符号的这一概念被书写的更加极致了，前者只是以数字代替名字来表现“人”的消失，后者则是通过多人同名的方式让你根本感受不到这个人的存在，人成为了无法自主的精神碎片。很多时候，躯体无需亲临现场，种种符号体系代替躯体行驶权力，消灭名字有时甚至比消灭躯体更有效。所以，“王二”这个名字正是权力对个人的完全消解的一种体现，在极权社会里，我们最终只能沦为“我们”.不得不说，经典的小说必有其经典之处，三部小说从思想情节到话语表现始终都保持着在以一种战斗的姿态反抗“乌托邦”,可谓用心良苦。
参考文献
[1] 尹霖。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俄罗斯反乌托邦小说探析[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5-06-01.
[2] 高尔聪、王盈盈。乌托邦文学与反乌托邦文学渊源之比较。[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报。2011-06-15.
[3] 姚建斌。乌托邦小说：作为研究存在的艺术。[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03-25.
[4] 王小菲。论乌托邦文学的三个维度。[D].广西。广西师范大学。2005-04-01.
[5] 刘象愚。反面乌托邦小说简论。[J].外国文学研究。1993-12-31.
[6] 龙慧萍。当代文学中的反乌托邦寓言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2-05-21.
[7] 白晓荣。乌托邦与反面乌托邦小说研究综述。[J].大众文艺。2011-05-25.
[8] 蒋娇。扎米亚金《我们》中的性与政治。[J].文学教育。2015-08-25.
[9] 姚建斌。乌托邦文学论纲。[J].文艺理论批评。2004-03-24.
[10] 李小青。《永恒的追求与探索：英国乌托邦文学的擅变》。[D].四川。四川大学。2006-02-23.
[11] 田晓庆。《我们》的新现实主义特征分析。[D].东北师范大学。2011-05-01
[12] 张广勋、汤卫根。失败的追寻：乔治·奥威尔的《1984年》解读。[J].云梦学刊。2006-05-15.
[13] 王静文。扎米亚京《我们》对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的影响。[J].文教资料。2016-12-15.
[14] 李文庭。性与爱对极权统治的摧毁与建构-论王小波对乔治·奥威尔《1984》的受。[].湘南学院学报。2017-12-25.
[15] 王小波。白银时代区。[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
[17] 〔俄〕尤金·扎米亚金， 着。殷杲， 译。我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18] 〔英〕乔治·奥威尔， 着。林东泰， 译。一九八四。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1.
[19] 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M].译林出版社，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