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朗西埃的理论思想为核心，通过梳理朗西埃思想体系中的文学的概念、政治的内涵，进而探究与反思文学与政治的多重内在关系：文学与政治在最高层次上是统一的，即他们都体现了对平等生命和自由解放的不懈追求。
关键词：文学；政治；朗西埃。
所有的文学创作必然根植于其所存在的社会，而作为意识形态史一部分的文学理论也必然包含政治性。因此，文学研究必然存在政治的维度，特别是两种极端情况下：第一种就是“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时代，单一的意识形态使得文学成为政治宣传的喉舌，而政治目标成为评价文学的唯一标准；而与之相对的，在价值多元、众声喧哗的后现代，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再一次变得紧密，伊格尔顿就曾经指出：“1960年代后期以来，所谓的人文学科无疑第一次在西方成了畸形激烈政治抗争的竞技场，而文学研究向来就是人文学科的前哨。”①话语的多样性动摇了部分的既定价值，而文学以最朴素、最形象的方式揭示人性，重建社会生活的秩序，文学与政治执行着相同的任务。因此，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文学对于政治具有见微知着的功效。
雅克·朗西埃 （Jacques Ranciere） 作为当代法国最着名的思想家，是1968年“五月风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他早年致力于研究工人运动，以及相关马克思主义政治问题，1980年代后，逐步转向文学、美学、电影和戏剧研究，这种学术研究的转向使得朗西埃非常关注政治与文学、美学的交叉关系，他不断尝试模糊这些领域的边界，试图从两种不同的知识话语中找到新的道路，为当下时代的政治维度的文学研究提出新的可能。
一 文学的概念：言语与沉默。
所谓文学的政治性问题，首先涉及的就是“文学”的概念。在 《文学的政治》 一文中，朗西埃指出，“文学”是一个非常晚近的概念，从斯塔尔夫人的定义开始，文学才摆脱了那种古老文人学识的概念，指向写作艺术本身。在朗西埃看来，文学是出现于19世纪之后的历史性术语，是“言语和写作艺术所有生产的整体”,“是对写作艺术进行识别的一个新制度。”②接着，朗西埃借用“石化”这个既有概念来说明文学的特点。石化（petrefication） 的概念来自于萨特的《什么是文学》中对福楼拜写作的评价。福楼拜的小说中存在一种对细节的痴迷，对人物以及其行动的冷漠。这种对细节不厌其烦的堆砌，与核心情节的游离，产生了两种政治意向：其一，这是对文学艺术自律性的选择，抛弃了文学介入现实政治的伟大实践意义；而与之相对的第二重意义就是，语言的石化使得所有的词语一律平等，人物和事物之间的等级关系也被消解，成为一种真正的言语的民主。显然，前者是萨特的结论，他批评福楼拜让语言脱离了交际作用，而服务于资本阶级虚无主义战略。但是，朗西埃以及福楼拜的同代人看到了石化的第二重政治意向。
朗西埃认为，在福楼拜的写作实践中，应该抓住三个核心特征：写作的冷漠、症候性的阅读，以及症候性阅读中的政治可能性。在《包法利夫人》中，福楼拜始终冷静地铺陈爱玛生活的细节：哥特式脚灯、农展会的场面、爱意萌生时对头发、昆虫、阳光、水滴……这些细致、甚至有些冗余的描绘并不服务于情节的展开与人物形象的塑造，而看似无聊的文字实则打破了以往小说中约定俗成的社会等级，题材与人物的去中心化消解了高贵和低贱的界限。朗西埃从中解读出一种“风格的绝对化”,而这恰恰是“平等民主原则的文学程式”③。福楼拜的创作颠覆了旧有的诗学等级秩序，这个亚里士多德所确立的再现秩序通过虚构模仿人的行动，人物必须德配其位，国王哪怕犯错也是精神高贵的，而小人物只能是愚蠢可笑的。虚构的合理性与行动的因果逻辑相连，各种题材各安其位，文学的秩序也与现实世界的秩序形成显着的对应关系。而“风格的绝对化”实现了对古典秩序的背叛，它摆脱了故事情节、功能情感，不再将事物视作随意摆弄的客体对象，而只是在纯粹的感觉中展开它。
因此，石化的第一重意义就是诗学世界的瓦解、象征体系的断裂，词与物不再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价值高下的判别也随之消散。进一步来说，这种诗学等级的瓦解也意味着作者、读者和文本权力关系的重构。作家可以是任何人，读者也可以是任何人，语言的石化使得文本摆脱了作者的意志，而成为一种社会的表达。文字呈现出无政府主义状态，写作也成为民主行为的体现。
当然，石化还有第二重意义，那就是将文本作为不说话的石头，它如同化石一般承载着书写的历史，“文学就是这些直接写在事物上的符号的展开与解译”④，而作者就是考古学家或者地质学家，他让历史的无声见证人开口说话。这里朗西埃引用的例子来源于巴尔扎克的小说《驴皮记》：主人公拉斐尔走进一个古董商店，商店里放满了各个时代和各种文明的事物，既有高贵的艺术品，也有平凡的日常用品。在古董店的时空中，所有的事物不再有实用价值，而成为见证历史的很多符号，他们无差别地存在于此时此地，共同构成了一首伟大而平等的诗歌。可以说，文学的真理就发生在平凡的事物和不起眼的词语之中，它向新的社会表露旧世界的历史，坦白旧时代真相。在这里，诗人的作用就是对这些事物解码，释放事物背后的潜能，探究存在其中的集体无意识。
显然，“石化”给出了两种“言语和沉默”的模式，前者是“主题的平等和任何词汇及句子的可支配性”,它致力于摧毁社会等级的差别体系，而后者则是“各种沉默的事物的民主”,它既对立于旧有秩序，也不同于与前者所倡导的无法律民主。然而他们自身的缺陷使其距离真正的政治性尚有距离：第一种石化容易导致追求无政府式民主的普遍狂热，所有的人都在絮絮叨叨，嘈杂的说话声使得整个世界都不可分辨；而第二种石化则容易导致现代都市的混乱状态，符号解码的持续展开，必然会在无意识中走向过度阐释，而过度阐释的背后往往又造成了一种词与物新的对应规则，诗学体系再度建立，一切又回到老路上。
朗西埃对此并不满意，他试图找到第三种“言语与沉默”关系--“无理由事物状态的分子式民主”,它不刻意要求能指与所指的对应或者断裂，而是转向对真实生命感受的关注上，这种感受是个体性的，这种个体感受之间也是完全平等的，艺术和生命成为同一件事情。还是福楼拜小说的例子，在《纯朴的心》中曾经描述过一个晴雨表，朗西埃认为这个晴雨表体现了女仆对气候的习惯性关注，虽然是一个多余的细节，但却是女仆生命痕迹的显像，“小说的平等并不是各民主主体的整体式平等，而是众多微观事件的分子式平等，是个性的平等，这些个性不再是个体，而是不同的强度差异，其纯粹的节奏将医治任何的社会狂热。”⑤并不是重要道具才有描写的价值，每一个细微的物品都能作为一个沉默的符号从意义的王国里解放出来，成为那些原本没有资格被再现的人的存在痕迹。
由此可见，朗西埃想要创造一个崭新的时空维度，“作为文学的文学介入这种空间与时间、可见与不可见、言语与噪音的分割”⑥，改变现有实践中言说与沉默的关系，改变既定的“感性的分配”,创造出一个或者若干个新的共同世界。
二 政治的概念：治安与政治。
在朗西埃的理论体系中，“感性的分配”（partagedu sensible） 的概念居于核心的位置--“我所说的‘感性的分配’指的是一种隐含的规则，它通过定义知觉模式确定参与形式，而这一感知模式就内嵌于参与的形式之中。对感性的划分就是对世界 （de monde） 和人（du monde） 进行划分，也就是建基于其上的共同体法则 （nomoi） 的分配本身 （nemein） ”⑦。 在法语中，“感性”是“被感觉到、被意识到、通过 （身体） 感官的”的意思⑧。而关于“分配”,朗西埃指出它具有双重意义：第一种意义是分离 （separate） 与排除 （ex-clude），而第二种意义就是参与（participation）和分享（share）⑨。概括来说，感性的分配就是通过感官体验确定了人与世界的关系。鉴于“分配”的双重含义，很自然就会产生两种感知模式。第一种感性的分配指向“排除”的意义，人们的感官事先就被预设假定了什么是可见的，什么是不可见的，什么是可听的、什么是不可听的，而这种单一的感知模式就是“治安”（police）。治安最根本的特点在于“空白和补充的缺席”,社会上的所有群体都按照特定的方式来行动与生存，职业、功能、地位都是完全匹配的，没有任何空白的地方，这种以“不”为核心的治安原则通常就是国家权力。而第二种“感性的分配”指向“参与”的意义，它对立于前者，允许多样性感知模式的存在，朗西埃称其为“政治”（politics）。对于政治来说，它的核心在于扰乱治安秩序既定的安排，补充一些不被原本社会所看见的人与物，政治逻辑就是不断地介入、否定治安逻辑，从而对现有的可见性秩序进行干预。
⑩很显然，在朗西埃的语境中的“政治”与我们的惯常理解有很大的差异。一般而言，我们总是把政治理解为“一组达成集体的集结或共识的程序、权力的组织、地方与角色的分配，以及正当化此一分配的体系”?,但是这在朗西埃看来，恰恰是治安的定义，即“治安在本质上就是较为隐晦的法律，用来定义成员的有分与无分”、“治安首先就是界定行动方式、存在方式与说话方式的身体秩序，并且监督那些身体被指派到某些位置或任务上”.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治安”的概念更接近于通常理解的“政治”,但是它也不等同于国家机器的权力实践，而是一种落实于个体感官的身体秩序和共识结构，它固化了每个个体的行动、存在和说法方式，规定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资格，并且借此隐蔽地确认社会等级。治安既可以是司法结构和伦理习性，也可以是美学规范和共享语言。因此，治安比任何国家、政府都更具有永恒性，这种已划分的可感边界不会因为政府更迭、经济改制的变化而消解，哪怕整个社会等级被彻底翻转，也只是可见者与不可见者的身份互换，并没有跳出可感性秩序的框架。千百年来，治安始终自诩为颠扑不破的真理，规定着人们的感知与言说，不管柏拉图的理想国与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有多大差异，本质上他们分享的是同一套治安逻辑。当然，不同国家统治方式也有不同，所以治安有好有坏，在朗西埃的理论中，它也并非贬义词。
既然治安占据了通常意义上政治的位置，那么政治又是什么呢？朗西埃在《歧义》中如此说明：“我提议将政治 （la politique）这个名词，保留给与治安对立的一种极为特定的活动，亦即，藉由一个在定义上不存在的假设，也就是无分者之分 （part dessans-part），来打破界定组成部分与其分额或无分者的感性配置。”这意味着，政治是一个只有形式没有内容的概念，它所涉及的对象、场域、运作过程都是从治安那里取得的，而它所做的就是随时随地对于固化的治安秩序的中断与打破。朗西埃对政治的定义非常惊世骇俗，他做空了政治的固有内涵，仅仅将其作为与治安相对的概念出现。如果没有治安这种固化的等级体系的先在性，政治将无法独立实践。
尽管朗西埃没有给出政治的具体特性，但我们还是可以根据治安的定义进行推导，我尝试对其所谓“政治”的特性概括如下：
首先是平等性。政治的唯一原则就是平等，政治没有自己的对象和议题，它最大的价值在于对于治安这种不平等逻辑的打破，平等不再是政治追求的目标，而是成为政治先在的、唯一的假设。政治在治安逻辑与平等逻辑相遇的地方出现，政治的出现使得原有的秩序难以为继，新的秩序得以产生。因此，如果说治安决定了可见与不可见、可听与不可听、可说与不可说的感官等级，那么政治则是一种干预日常的感觉分配的手段，它使得在原来的坐标中无法被看见的人得到承认。
其次是歧义性。歧义是政治的特性，它与共识形成一组对立概念，根据朗西埃的观点，歧义不是利益冲突的人之间的争论，而是拥有言说资格的人与无资格人之间的冲突，是无意义的呻吟与有意义的判决之间的冲突，“歧义的情况是，在争执说话内容的意义时，已经构成了话语情境之合理性”,歧义强调的是感知与感知的冲突，它打破了共识的一元性，打破了治安所构成的共同体，政治不需要共同人性的个人和群体构成的世界，它需要打破治安，以歧义让无分者介入治安秩序。
第三是动态性。在《关于政治的十个论点》中，朗西埃明确表示：“政治应当被界定为行动的一个具体模式。”政治是一种表达模式，也是一种行动斗争，它首先在偶然性的领域内发生，进而针对整个的等级制社会，以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为例，铁匠、木匠这些手艺人是不被计入公民之列的，他们只需要懂得制造、修葺的知识就足够了。而当某一天，铁匠、木匠们站起来，宣布要参与到决定城邦共同体命运的公民大会中，这些原本无法被听见的声音被听到，于是政治就发生了。这是政治动态性的第一个层面。
进一步来说，只要治安存在，就有政治存在，政治通过进攻当前的治安体系，不懈地追求着平等与解放。如果说治安是感性分配的静态结果，那么政治就是感性分配的动态过程，政治行动的平等追求扰动了旧有的治安体系，原本的不可见者变得突入场中，打破了既有平衡，治安体系随之震荡。虽然治安体系最终必然重新静止，但是政治可以一次次地重新发起新一轮的进攻，因此，治安和政治始终处于交互的平衡中，他们彼此交融，不可或缺。这也就是政治动态性的第二个层面。
三 试析文学与政治三重关系。
显然，在梳理文学与政治概念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朗西埃运用政治术语阐释文学，又运用文学、美学概念来解读政治。文学与政治在朗西埃的理论中呈现出交错复杂的关系，我们必须仔细考察两者的层层关系。
首先，文学具有政治性。根据伊格尔顿的说法，政治是集体时间的特殊形式，而文学是写作艺术的确定时间，两者都是某种时空的时间，因此，文正如朗西埃所说，文学必然具有政治性，但是这和现实政权无关，“它不涉及作家对其时代的政治或社会斗争的个人介入。它也不涉及作家在自己的书本中表现社会结构、政治运动或各种身份的方式”,作者对当政者的态度，作品对社会政策的批评，这些都不属于朗西埃所界定的“文学的政治”.
确实，在朗西埃看来，文学的政治维度并不指向外部的社会用途，文学从其内部而言就是具有政治性的。文学来源于生活，是对现实的记录与再创作，但是每个时刻都有无数的事情发生着，并不是所有的声音都能够被听到，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有资格被书写，这里必然会出现一个写作对象分配的等级制度，文学书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它不可避免地是具有政治性的。因此，好的文学不是遵循三六九等的表现模式，而是要让原本没有资格成为文学书写的事物插入其中，让这些本来不被感知到的事物进入体系。这个体系本来呈现为各安其位的静止性和谐，但是当有新的、不被感知的东西加入，整个架构产生冗余，进而发生动摇，原来的平衡秩序被打破，而平等与解放的可能也在介入的过程中闪现。可以说，好的文学让人们看到无分者的故事，其中包藏着政治解放的冲动与平等实现的希望。
概括来说，政治的发生动能蕴含于文学之中，政治性不仅存在于文学的外部研究，也可以成为文学研究的内在维度，由此可以推导出文学与政治的第二重关系：文学与政治具有统一性。回看朗西埃对文学的定义：“作为识别写作艺术的历史制度的文学，作为词语意指制度和事物的可见性制度之间特殊扭结的文学”、“文学是一个识别写作艺术的新制度（regime），一种艺术的识别制度是一个关系体系，是实践、这些实践的可见性形式和可理解性模式之间的关系体系”.“体制”成为定义“文学”的核心名词。根据 《牛津英语词典》，“体制”（regime）是一个法语词，它原本指的是政府权力的运作方式，而朗西埃认为“体制的概念是允许我们重建涉及到感性分配出现的实践性和概念性网络。正如这个概念所表示的，体制的利害关系是政治性的，而主观性结构它”?,体制是对感性分配的再分配，既是政治性的，又是文学性的、美学性的。而朗西埃以“体制”作为“文学”的宾语，可见，在朗西埃的话语理论中，文学就是政治。
而约瑟夫·坦克 （Joseph J. Tank） 在 《当下为什么需要朗西埃》（Why Ranciére Now?） 中指出：体制应该被理解为一个松散的时间概念，它使得特定的概念和艺术实践进入人们的视野，朗西埃的“体制”概念与福柯的“知识”具有相同之处，但是朗西埃批评福柯的知识考古学遵循历史的必然性模式，而他则试图在体制中寻找超越和去历史化的可能性。那么哪一种体制具有超越的可能？朗西埃在《美学的政治》中按照历史进程罗列了三种答案：影像的伦理体制、艺术的再现/诗学体制、艺术的美学体制。第一种来源于柏拉图哲学，以共同体的伦理道德确定艺术的价值，第二种来源于亚里士多德，以模仿和再现来确定艺术的等级。而第三种“艺术的美学体制”（the aesthetic regime of art） 发端于康德、黑格尔、席勒的理论，直到福楼拜的小说才趋于成熟，“小说改变了现有的感知模式和发表形式，通过改变框架，尺度和节奏，在现实与外表，个人与集体之间建立新的关系。”朗西埃将艺术的美学体制视为最完美的体制，它解决了伦理直接性和再现中介化的问题，直接地切入到感官分配之中，等级体制被抛弃，作品不再是对生活的再现，新的美学体制对所有的题材都一视同仁，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之物可以进入艺术之中，真实获得重构，人性得以解放。在这个层次上，文学艺术与政治达成统一。关于艺术的美学体制，朗西埃进一步阐明：“艺术的美学体制的核心原则就是一种自主的生活方式”?,由此，我们看到了更高一层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政治之所以统一，是因为他们都拥有一份对于平等生命和自由解放的追求。
这也就不难理解坦克在评价朗西埃的理论时如此写道：“朗西埃感兴趣的是如何将美学体验带入创造新的艺术世界和新的公共生活的双重承诺。”文学艺术与公共政治形成同构，朗西埃不断地去试探可以看见和可以言说的极限，试验新的生活方式与政治可能，在他心里，“艺术是一种行动和创造的方法，它允许所有的撤消和重塑”,在“艺术的美学体制”中，朗西埃为所有的生命开放了一个可以被占据的主体性位置，而这之中蕴含了文学艺术最伟大、也是最艰难的承诺，那就是让人们生活得更好。文学和政治同时回归到人本位，认同了人人生而平等、追求终极解放的奥义，这其中所展现的对所有个人的体贴与担当，就是朗西埃在当代重要的原因。
四 反思：文学政治性的现实意义。
在朗西埃的观点中：政治以追求平等为出发点，通过不断的介入，扰动着现存的治安秩序。这里其实存在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政治永远无法达到它所追求的平等。只要治安秩序存在，那么社会就是存在等级的高下之分，就是存在无法被听到的声音，而当政治介入治安，彻底瓦解秩序，从而呈现出无政府主义的状态之后，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平等，但是它势必会带来更大的混乱与茫然。而与此同时，因为治安的不复存在，依附于治安对立面的政治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因此，政治行动的出现，需要不停地树立斗争的对象。巴迪欧就在 《朗西埃的教训：知识和权力后的风暴》（The Lessens of Jacques Rancière: Knowledgeand Power after the Storm ） 中批评过朗西埃的政治理论：“群众组织也是权力的无组织。而这个原初的无组织在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新奇过程中释放了组织的可能性。然而，这种能力只能在一个政治组织内构建自己的暂时性”,朗西埃话语中的“政治”是一个矛盾、短暂、也很难实现的概念，所以“对朗西埃来说，有价值的总是某个多余项那转瞬间的刻写”.因为朗西埃的“政治”只能在介入治安的过程中闪现，所以这种“政治”平等其实在现实世界中不具有实践性和操作性。
退而求其次，假设朗西埃的“政治”平等性可以实现，它就存在于“美学异托邦”（Aesthetic Heteroto-pia）之中。这是朗西埃借用福柯的“异托邦”概念创造出概念，“是感知与感知之间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这是界定‘美学’特殊性的出发点”.美学异托邦并不在遥远的边外之地，而是就存在于治安的缝隙中，它始终为原本共同体中无声的人保留开放的位置。朗西埃很喜欢引用的木匠工人高尼的故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木匠高尼为富人铺设豪宅的地板，却很难拥有这样的房子，但是当他在工作间隙眺望窗外花园的美景的时候，他尽情享受着和房屋主人相同的风景，这个时候的他从原本等级森严的工人身份中解脱出来，从被劳动异化的世界中挣脱出来，感官从劳动的注意力转向审美欣赏，感性的固有分配发生变化，他享受到美所带来的平等与自由。 在朗西埃看来，高尼眺望花园时就处于“美学的异托邦”之中。而对于白天辛苦劳作的工人来说，当他利用用晚上的休息时间进行写作的时候，就开启了这个美学异托邦的空间。文学艺术将工人带入一种暂时摆脱“异化”的审美状态之中，促成了一种心灵暂时的解放。
然而，这种“美学异托邦”注定只能是暂时的，当第二天工人醒来，工人执笔的手又被迫重新拿起工厂的机械。由此，文学与艺术最终沦落为逃避现实的“桃花源”,无法导向彻底的自由与解放。在这种意义上，朗西埃试图试图通过改变“感性的分配”来实现平等自由，必然是无法成功的，更是不彻底的。其实，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就已经论证过了：劳动的个体必须通过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对个体的异化进行扬弃，达成人的完整人性，实现人类的终极解放。朗西埃的“美学异托邦”只能实现对自由王国的匆匆一瞥，而复杂而多变的社会现实却随时可以阻碍这种窥探。
以上种种，不免让人想到“五月风暴”迅速沉寂的教训，如果只从文学艺术来呼吁自由与解放，而不付诸政治经济方面的社会革命，一切都只是昙花一现。因此，“美学异托邦”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乌托邦”,它并不是通向人类终极解放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