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身体转向”背景下, “身体资本”为运动员的身体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 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的具身化形式入手, 探讨运动员身体资本的生成逻辑。认为运动员身体资本的生成, 依赖于在一定的体育场域中获取资本时间的长短以及经受的一系列历练。并从三个维度对运动员身体资本生成逻辑进行分析:从自然生成维度来看, 要重视运动员的选材工作;从技术生成维度来看, 运动员必须选择具有个人特征的技战术, 这是其立足赛场的重要依据;从文化生成维度看, 中国运动员身上既具有奥林匹克文化气质, 还背负着国家使命感。建议运动员正视身体问题, 遵循身体资本的生成逻辑, 积极建构身体资本。
关键词：运动员; 身体; 文化资本; 身体资本; 生成逻辑;
在人类社会实践中, 身体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讨论对象。正如梅洛·庞蒂所说:“世界的问题, 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1]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开始“身体转向”之后, 社会学家才放弃之前“忽视”或“缺席”的姿态, 将目光聚焦在了我们最为熟悉的身体之上。在中国体育进入新时代、体育改革进入攻坚期的重要关口, 我们讨论身体资本、关照运动员的身体, 探究身体资本的生成逻辑, 并非只是社会学想象力的简单发挥, 而是期望社会各界特别是运动员自身要正视身体问题, 积极建构身体资本, 为可能异化的身体找寻理想的归宿。
1 理论逻辑:文化资本与身体资本
1.1 文化资本
几乎与“身体转向”同时, 文化资本理论在西方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领域成为研究的热点话题。虽然“文化资本”一词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 但在布迪厄的著作中我们并未找到“文化资本”的确切定义。所以我们只能从布迪厄对资本的理解中, 对文化资本窥视一二。资本概念是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大厦的重要基石。他认为, 资本是积累的劳动, 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 即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 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具体化的或活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2]。资本可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欲全面掌握布迪厄文化资本的内涵, 需要了解文化资本的三种形式[3]。下面将结合体育实践对此解读, 一是具身化 (embodied) 的形式, 即以一种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力比多 (libido, 即性欲、生命力) 形式存在。比如体育领域中运动员的教育背景、家庭背景、身体素质、技术特点等;二是以客观的 (objectified) 形式, 主要以体育文化产品的形式存在, 比如奥林匹克运动会、体育书报、运动器械、体育建筑等;三是以一种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ed) 的形态存在, 如奥林匹克章程、竞赛规则、竞赛礼仪、技能等级等可视为是制度化的文化资本。考虑到主要是关注运动员的身体问题, 有必要对具身化的文化资本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1.2 身体资本
当代消费主义的崛起导致了对身体相关研究的复苏[4], 对身体的意义或价值的研究成为嗅觉灵敏的社会学家们关注的焦点。布迪厄在建构文化资本理论体系时, 就一再强调身体的主体地位, 而且认为身体实际上就是个体文化资本的一部分[5]。
国内对身体资本的研究, 最初局限在特殊教育领域[6], 之后在社会学等众多领域逐渐升温。国内研究者对社会弱势或特殊人群保持着较高的关注[7,8], 这不仅是研究者坚信他们因“特殊”而生发出普遍意义, 更是因为身体资本囊括了个体的文化、教育、修养、技能等多重意蕴, 可为研究者进行人文关怀和伦理审视提供多样的视角。
身体资本可以理解成是一种具身化的文化资本。从资本的投入来看, 具身化的文化资本的投资主要基于两个维度:时间和力比多。时间的长短很好理解, 而力比多则很难去衡量。因为力比多本身具有建构性, 如果进行力比多式的投入, 那么也就意味着在开展某项工作时需要忍受某种匮乏、某种痛苦和某种牺牲[3], 而每个个体能忍受的程度一般是各异的。可以说, 个体的身体资本的获得, 要依赖于在一定的实践场域 (家庭、学校、赛场等) 中获取资本时间的长短以及经受的一系列历练。
1.3 体育与身体资本
身体是体育的载体, 是体育最基本的维度, 离开身体的体育就像无源之水, 只能是精神上的空想[9]。我国运动员往往被标榜成“特殊性”的社会群体。高强[10]基于布迪厄的场域论, 指出运动员“在体育运动的场域背景下, 身体的意义就能得到突显”, 如果身体与资本相结合, 那么运动员的运动行为就成为体育运动背景下特有的“身体资本”。在体育场域中, 运动员的身体并非简单的自然身体 (或物理身体) , 而是具有作为权力、地位和特定符号表征意义的社会身体。因而本文会更关注在自然身体基础上形成的社会身体。
在体育运动实践中, 运动员身体禀赋各异, 自然身体的差异或不平等最为直观。譬如在一场比赛中, 胜负或排名必然会产生身体“价值”的大小。对于此类不平等, 布迪厄建议人们应当摆脱经济至上主义的片面性, 将目光集中在文化障碍问题上, 因为“文化障碍和经济障碍已共同成为生产与再生产社会阶层以及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因素”[11], 而文化障碍有时比经济障碍更难逾越, 也更重要。这也说明社会身体的积累, 是运动员身体资本生成最重要、最关键的途径。可以认为, 在体育场域中, 那些占有某种自然身体资本优势的运动员, 必须通过一定时间的历练, 形成一种身体心智或认知结构 (即“惯习”) , 然后借助教育、市场、法律等手段合理运作, 才能将这种资本得以传承和发展。这便是运动员身体资本生成的理论逻辑。
2 运动员身体资本生成的实践逻辑
对身体资本的生成逻辑进行探讨, 应以身体问题为逻辑起点, 同时还要坚持问题和结构的统一、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运动员身体资本的生成, 必须在一定的实践之下方能实现。国内学者薛岚基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 提出了通过自然身体、技术身体和文化身体来构建球星身体资本[12]的实践逻辑。在此基础上, 我们从自然生成、技术生成和文化生成三个实践维度, 讨论运动员身体资本的生成逻辑。
2.1 运动员身体资本的自然生成
人的身体的生理性元素造就了自然性的品格, 身体就此获得了为后人极端崇拜的动力[13]。运动员自然身体的形成和表现都是由先天条件及其所生存的内外部环境条件所决定的。运动员选材工作发挥着重要作用, 只选材指标就包括身体形态、生理机能、心理状态等[14]。可以说运动员选材工作是培养优秀运动员重要的一步, 也是运动员身体资本生成的一个必要阶段。以邹市明为例, 他最初从事的是武术项目, 可是在训练过程中, 他发现有太多条条框框的武术无法给他提供自由发挥的平台。而拳击不同, 那些相对简单粗暴的得分规则, 可以任由他施展才能, 因此邹市明最终选择了拳击项目。事实也证明, 邹市明的身体素质与拳击项目实现了完美的契合, 他的身体成就了自己的拳击运动事业, 也可以说拳击运动选择了他的身体。
作为两届奥运拳击冠军, 邹市明输掉了与日本拳手木村翔的比赛, 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其实这一比赛结果存在一定的必然性, 邹市明过度涉足娱乐, 必然影响自己竞技水平的保持和进步。处于运动生涯末期的运动员, 身体机能和技术水平已过巅峰, 伴随消费主义的侵袭, 自然很难做到“独善其身”。
2.2 运动员身体资本的技术生成
运动员为有效地管理身体, 需要对运动技术或身体技术有全面的了解和掌握。从运动训练学的角度看, 运动技术既是完成体育动作的方法, 也是决定运动员竞技能力水平的重要因素[15]。对于运动员来讲, 由于个体的身体素质特征不同, 只有选择具有个人特征的运动技术, 才能取得优异的成绩。曾有学者专门研究了邹市明在职业拳击比赛中制胜因素的运用变化特征[16], 总结了在面对不同对手以及在不同的情势下, 他会采用何种技术和战术。这些技战术特征成为了运动员立足体育赛场的参考依据。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认为身体技术指的是“人们在不同社会中, 根据传统了解使用他们身体的各种方式。”[17]他的理解带有某种文化象征、社会建构的意涵, 而且他强调在人们日常生活中, 人与人交际的对象并非具体的身体, 而是各种各样的身体技术。运动员在与周围世界的交流和接触中, 身体技术既是一种手段, 也是某种目的。随着媒体信息技术的发展, 运动员的身体技术得以更广泛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而且比赛规模越大、水平越高、重要性越强, 其承载的社会意义就越大。”[12]反过来, 随着社会意义的提升, 也在推动身体技术的变化, 但要注意这种变化的走向会产生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
2.3 运动员身体资本的文化生成
竞技体育, 特别是拳击、足球等贴身对抗类项目, 具有极强的情感宣泄功能。我国体育观众并不满足于从激烈的身体对抗或精湛技术中获得美感, 而是将民族情感、国家认同作为出发点, 寻求一种胜利或失败的别样刺激。通常来讲, 发展中国家往往更急于在竞技体育领域寻觅突破口, 借以显示自身竞争力的强大, 祛除弱国国民的自卑感和弱小感[18]。在体育职业化、商业化的浪潮中, 运动员在竞技场上取得优异的成绩, 不仅会获得精神上的荣耀感, 还会获得物质上的丰厚奖励。然而, 成长于举国体制文化背景下的我国运动员, 从步入运动生涯伊始, 便要承担起国家甚至社会的种种使命。换言之, 中国运动员先天背负了某种责任或压力———胜利则名利双收, 失败则备受冷落甚至咒骂。
当下我国运动员的身体受到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程度上的规制。透过中国运动员的文化身体, 可以感受到他们在国际赛场上形成的“国际范儿”———奥林匹克文化气质, 还能隐约地看见近代中国历史形成的某种使命感。
随着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深化, 我国运动员在经纪团队的规划和帮助下开始频频走出“圈外”, 甚至在职业生涯初期就做好了退役后的长远打算。知名运动员的跨界表演并不鲜见, 但不是每个运动员都能进退自如、成功转型。分散精力、消耗自然身体和技术身体的风险一旦被触发, 将使文化身体无所依附。
3 结语
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以及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时期, 体育领域也在试图“打破体制壁垒、深化体育改革”, 这将为我国运动员自身价值的实现提供保障。然而在国家、社会和市场的裹挟之下, 以邹市明为代表的中国运动员的身体正在被反复地“征用”[19], 尤其在消费主义的刺激下, 他们的身体既面临着机能衰退、技术迟滞的困境, 还极可能深陷被异化的危机, 由此可能造成运动员身体资本的不平等。我们可能无法消解不平等, 但我们必须正视问题, 给予充分的认识。
身体资本作为一种具身化形式的文化资本, 是其他形式文化资本的重要基础, 对它的研究将有助于拓展体育学特别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视野。运动员的身体资本, 既具有文化资本意义上的理论逻辑, 更具有在体育运动场域中以多个维度进行解读和分析的实践逻辑。也正是在这个实践过程中, 运动员的身体资本得以生成。建议运动员正视身体问题, 遵循身体资本的生成逻辑, 积极建构身体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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