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鲜卑是我国古代东胡族系的重要成员，不仅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统一政权——北朝（北魏、北周、北齐）政权，还有效地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为隋唐盛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本文从物质文化资源、精神文化资源两个层面，对鲜卑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包括生产方式、建筑、社会习俗、宗教、思想等层面的内容，重点探讨鲜卑历史文化的价值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关键词 : 鲜卑;历史文化资源;归纳;特征;
Abstract： Xianbei is an important member of the Donghu ethnic group in ancient China. It not only created the first ethnic minority unified regime in Chinese history-the Northern Dynasty(Northern Wei,Northern Zhou, Northern Qi) regime, but also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ethnic groups. It has 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Xianbei'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in depth and in detail from two levels of materi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including production methods, architecture, social customs, religion, and ideology. It focuses on the value of Xianbei's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its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Keyword： Xianbei;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Induction; Characteristic;
关于鲜卑文化的研究，多集中于文化的外在形态，对文化资源缺乏必要的归纳与总结。不仅如此，即使在外在形态的研究中，也存在着笼统化、含混化的特征，未能从文化构成的“子要素”出发，进一步深化研究。如在物质文化的研究中，一些学者仅仅论述了鲜卑物质文化研究取得的成就，却未能在此类成就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归类与特征上的总结，当然也就难以体现鲜卑物质文化的特性。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尽管在外在形态上存在着差异性，但文化资源上却具有共性和传承性。
一、鲜卑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资源的归纳
（一）物质文化资源归纳
物质文化，是以物质为载体的文化形式，主要体现在生产工具、建筑遗留、生活方式等领域。物质文化既包含人类生产进程中所采用的各种物质手段，也囊括了人类从自然界中所获得的一切成果。纵观现存的鲜卑遗址，可以明确地界定，在鲜卑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必须以物质文化作为先导。
匈奴攻灭东胡部落联盟后，整个东胡不再做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存在，而是分化为不同的小部族，依附在匈奴的羽翼下，渐渐壮大自身，这就给鲜卑族以独立发展的机会。由于匈奴的影响，鲜卑族也采用匈奴的政治体制，并随着匈奴向西的逐渐远遁，而取代其成为中原王朝的另一大威胁。在此期间，鲜卑族由一体逐渐分化开来，但直至魏晋时期，鲜卑诸部在发展历程、社会习俗、管理方式上还是有着很大的共同性，如政治结构相似、生活方式相同，当然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其政权的延续方式、嫁娶方式、墓葬方式也逐渐与中原类同，但仍保持着自己的特性。
总体说来，鲜卑物质文化资源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1. 生产方式的演变与发展
鲜卑族随着部族力量的不断壮大而走向强盛，具有成熟化、封建化的特征。就农业而言，鲜卑的生产农具在未入主中原时就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从今天内蒙古各地发现的遗址可以看出，鲜卑早在东汉时期已有农业，到南北朝时期农业更是成为其重中之重的一项,各种省力、简便、高效率的农具层出不穷，如铁齿漏楱、木斫、陆轴、铁齿耙、鲁斫等，单《齐民要术》中记载的北朝农具就多达30余种。1由于冶铁技术的发展，北魏的新型铁制农具也有所增加，还出现了钢刃熟铁农具。
畜牧业原为游牧民族的主要经济形态，随着鲜卑崛起，尤其是入主中原后，给中原人民带来吃肉、吃奶酪的习俗，使得畜牧业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这也是鲜卑人的功劳。据《魏书·食货志》载拓跋焘时“马至两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2《魏书·宇文福传》也有“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3的记载，可见北魏时期畜牧业之发达。
手工业受战争的频发，以及人身依附关系强化等因素的制约，在刚开始的时候发展较为缓慢，但在个别领域仍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最为典型的便是各种器皿的研发与生产、纺织、瓷器的制作等。单以冶铁技术而言，不仅生产种类相当多元，包括生活用具、生产用具、武器等，而且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商业在两汉时期受到帝王的严厉压制，虽然士族之中的商业行为频繁，但整体社会地位受到歧视。鲜卑族建立北魏王朝后，随着门阀制度的强大，商业也快速发展起来，从现代敦煌考古发现中可以得出，有强大的北魏鲜卑政权，我国的丝绸之路得到了有力的保障，西域各国甚至中亚地区都有北魏商人的足迹存在，2这是在魏晋之前所不多见的。
2. 城市建筑的扩张与完备
鲜卑先是由东北向中北迁徙，而后又趁中原动乱的时机南迁、西迁，各部落在迁徙的同时，曾建立起不少区域型政权，其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对中国历史影响最深的则是拓跋鲜卑所建立的北魏。在北魏的长期发展中，先后有平城、洛阳两座使用时间较长、规模较为齐全、历史文化保存较为完好的都城，而这两座城市也代表了北魏自身发展的两个阶段。
平城为拓跋�所建，至拓跋宏迁都洛阳之前，平城一直扮演着北魏政治中心的角色。从现在发掘的平城遗址上看，其形制、规模虽然受大同地区地形特点的影响而比较狭窄，但仍规划齐整、结构合理、功能齐全，有着我国古代先进的城市建造特点。4自五世纪中期，拓跋魏统一北方以来，平城受地理位置与文化氛围的双重制约，已经越来越难以承担都城的职能，锐意进取的孝文帝拓跋宏决意迁都洛阳，因而洛阳成为北魏的政治、文化中心。
北魏在魏晋洛阳旧址的基础上，整修了外郭城，外郭城呈东西向长方形，规模比起魏晋时期的洛阳更为宏大，其中各个功能区域已经得到明显的划分，因而出现了划时代的变革�5为隋代的大兴城�唐代的长安城和洛阳城开创了先例。
除了都城的建设外，鲜卑还不断缩小两汉以来的行政区划，并在各个小单位的行政区划上进行城市建设。这些城市虽然规制等远远比不上都城的宏伟，但也给了当地以良好的开发，从这方面看鲜卑为我国边远地区经济的开发也做出了不少的贡献。此外，在鲜卑统治中原时期，中原的佛寺尤其多，据《洛阳伽蓝记》的统计，大小寺庙计有1000余所。同时，根据目前平城遗留下来的建筑遗迹看，其云冈石窟现存洞窟45个，造像51000余躯，是中国最大的石窟之一。难怪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感叹道“凿石开山，因严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6可见，石窟在我国雕塑史上影响深远，由此石窟雕塑的文化，也成为我国社会文化史领域的宝贵财富。
3. 社会生活的丰富与多元
社会生活是物质文化最直观的体现，相比于之前朝代，拓跋鲜卑所构建的北魏，社会生活更为市民化、多元化。一般而言，社会生活可以分为衣食住行四个领域。
就衣而言，胡服是少数民族衣着的统称，相比于汉服的宽袍大袖，胡服多紧身、窄袖，便于行动。未入中原时的鲜卑在生产方式上以游猎、畜牧为主，因而在服装上也必须契合游牧的需要，通常身穿小袖紧袍，着靴，腰间束隔带。正如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所言“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皆便于涉草”，7这和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差不多，并无太大的变化。拓跋魏迁都洛阳后，鲜卑族汉化进程加快，生产方式、政治制度转变的同时，生活方式也必然会发生相应的转变，服饰中融入了很多汉族元素，《北齐校书图》中所记载的“通天冠、绛纱袍”8等都是显证，从鲜卑人衣着变化的汉化程度，已看不出其游牧民族的特性。
鲜卑在饮食上与汉族也有着不小的差异。鲜卑早期，多以乳制品和肉食为主，至北朝时，由于对发酵技术的掌握，馒头、发面饼等日益成为主食。在古代汉族民众的饮食结构中，很少会有乳及乳制品，游牧民族的入侵以及畜牧业的发达，使得乳制品成为北方汉族人民经常使用的食物，以至于南朝大臣王肃初至北方时，竟不识酪浆等物。
在居住上，鲜卑民族未入主中原之前，住的是毡房，或者“天为幕地为席”。在与汉文化接触之后，鲜卑逐渐摈弃毡房的游牧居住方式，改为木结构的房屋式定居居住方式，这是鲜卑最显着的进步之一。随着北魏的建立，鲜卑开始修筑城池、规划街道、营造宫殿等，逐步与汉民族趋同，并再不分彼此了。
婚丧嫁娶是社会风俗与生活方式的典型反映，《礼记》作为古代礼仪规范的“教科书”，针对婚丧嫁娶的内容最多。早期鲜卑在婚姻习俗上与汉族相差甚大，妇女一定程度上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婚姻，甚至有部分还具有婚前性自由的特性，这在汉族地区是完全不可想象的。9如《北史·高车传》记载：“处女歌谣云：求良夫,当如倍侯”；10如《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了乌桓的婚俗：“婿随妻归，见妻家无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出妻家。故其俗从妇人计,至战斗时，乃自决之。父子男女，相对蹲踞，悉髡头以为轻便。”11至于其他生活习俗而言，尽管拓跋鲜卑还在有意无意地遵守某些“祖制”，但整体趋势已经向复杂的汉族礼仪发展，因而这些“祖制”也逐渐变成了象征。
（二）精神文化资源归纳
精神文化是指人类精神世界的文化，反映在宗教信仰、文艺创作、哲学思想、道德法律等层面之中。鲜卑源出东胡，故鲜卑的精神文化反映在骑马和摔跤上，这是大多数游牧民族的共性。当然也有异同性，比如在宗教文化上，鲜卑选择了大乘佛教，并留下大量的遗存；在文学创作上，也留下很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与南朝相映生辉；在艺术成就上，从云冈、龙门石窟，以及大量的佛教造像中，便能感受其中的高超，这是大多数少数民族所不具有的。
1. 浓厚的宗教文化
宗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精神文化的内核，无论是南方的汉族政权，还是北方的胡族政权都深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为佛教。当然，在佛教盛行之前，东胡各族，包括鲜卑在内，大都信奉萨满教等巫文化，萨满教以万物有灵为基础，是较为原始的宗教形式。
范晔《后汉书》：“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9萨满教作为原始宗教形态，其“巫文化”的特性很重，而且巫医不分家，使得在萨满影响下的鲜卑，社会功能很粗糙，生产力进步有限，基本上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早期，难以满足部族的发展和壮大。鲜卑建立北魏王朝后，其迅速从奴隶社会转向封建社会，宗教信仰也因封建化、汉化之后鲜卑政权的实际需要，日益为中国原有的道教和佛教所代替。但萨满教的许多仪式仍然保存了下来，《南齐书》载鲜卑祭天礼仪为“立四十九木人，长丈许，白帻、练群、马尾被”，12与汉族王朝的南郊祀天的严谨性、浩大性和神秘性迥然不同。拓跋鲜卑内迁之后，随着帝王威权的日益加重，能与其分庭抗礼的大祭司逐渐被抛弃，萨满教也走向了衰落，继之而起的是佛教。
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魏晋时期最为显赫，这一方面和佛教所宣扬的轮回和现世受苦、来世享福的理论有关；另一方面也和统治者为强化统治，有意利用宗教维护统治、使治下百姓顺从有关。北魏统治稳定之后，佛教获得了长足发展，历代皇帝都广设寺院、雕凿石窟。13据统计，至北魏末年，北朝各地计有寺院3万余，僧尼200余万人。雕凿的石窟着名的有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
佛教的盛行虽然有助于麻痹民众的斗争思想，但也会造成兵源、税源减少现象。加之佛道之间的斗争日常激烈，个别君主曾有过抑制佛教之举，最有名的就是“三武灭佛”，14其中第一武便是魏太武帝拓跋焘，他的主要目的是从佛教寺院中获取财富和人口。
2. 兴盛的文学创作
魏晋时期的文学，上承秦汉之朴素，下启盛唐之宏大，创造出了独属于这一时代的绮丽，这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关键阶段。当然，受主客观各种因素的制约，以鲜卑为统治民族的北朝，在文学创作上较南朝有着一定的差距。
早期鲜卑因汉化不深，少有文学作品流传下来。迁都洛阳后的北魏，文学创作迎来了一波小高峰，这时文学创作的主体主要包括三种：汉化后的鲜卑人、北方地区原有汉人，以及从南朝归顺的汉人。以数量而言，北方地区原有汉人居主体；而以质量论，则南朝归顺汉人的文学作品更胜一筹。总体而言，南北朝的文学创作都存在文风绮丽乃至绮靡的问题，而北朝的文风绮靡主要为“偷师”南朝文学风格所致。
当然，还有一批经典的散文作家与作品，如郦道元、杨�之等人。郦道元的《水经注》虽然是一本地理学着作，文笔却非常自然、生动，成为古代文学经典，而成为这一时代别具一格的表现形式。
诗文创作是魏晋时期文学的主体，北魏初期诗文创作相当凋落，经太武帝、孝文帝两次汉化后，诗文创作走向复兴，且呈现出明显的南朝化倾向。但北方毕竟为金戈铁马之地，非南朝温柔乡可比，诗文创作中也多慷慨悲歌之词，如王肃的《悲平城》“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形式虽仿南朝，风格却迥异，又不见绮丽的感觉，给人以一种读起来朗朗上口的韵味。
3. 高超的艺术成就
佛教是魏晋南北朝精神文化的内核，这一点在艺术领域尤为如此，雕塑、绘画、舞蹈、音乐乃至书法等艺术门类无一不受佛教影响。因而，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懂佛学，就不懂汉魏以来的中国文化。”15雕像是北朝最具特色的艺术形式，现在中国境内留存的佛陀雕像，大都为北朝产物，尤以佛教雕像居多，木雕泥塑像最为典型，但不易保存，石雕则可以历千年而不朽。20世纪曲阳修德寺、博兴龙华寺发现出土的石雕俱是北朝产物。
大型石窟多依山而凿，比如众所周知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以及河北、山东一带的青条石汉服佛像等，莫不是如此。唯独起始于北魏时期的莫高窟却与此不同，莫高窟所在的玉门山，其质地疏松难以雕凿，因而佛像为泥和夹�制成，再涂以一定的色彩。
除了石雕、泥塑以外，金铜造像也比较普遍，不过留下来的很少，也多数随战乱而湮没了，留下来的大部分是从北魏贵族的墓葬中发掘出来的。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绘画艺术大发展的时代，绘画题材仍以宗教题材为主，各种形式的佛像画、故事画层出不穷。就佛像画而言，包括菩萨像、罗汉像、鬼神像、明王像、飞天像、供养像乃至高僧像等数十种。
故事画所描绘的多为佛教故事，兼具叙事功能和惩恶扬善的意味，来源多为佛经记载。到了现代，大量北魏时期的壁画和故事画已不多见，但从不断新发掘出来的墓葬中可以略见一斑：其色彩之鲜丽、人物之栩栩如生，而为后世壁画、故事画的鼻祖。
就书法而言，魏晋南北朝是我国书法发展的重要节点，其中魏碑以其古朴之气，尤为着名，后世书法名家，对魏碑体无不交口称赞。魏碑分方笔魏碑以及方圆兼用魏碑两大类，洛阳龙门、大同云冈都有着大量魏碑，尤以云冈石窟太和七年造像题记为最。该题记共341字，分布在长78厘米，高37厘米的碑面上，共计25行，每行14～16字不等，16由于年代久远，不少字已经斑驳不可读，体势、笔画、意态仍有浓厚的隶书遗风。受佛教东传的影响，鲜卑的音乐舞蹈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既有汉族原先的舞蹈形式，也有鲜卑既有的舞蹈遗风，当然也囊括了佛教的主题思想，最为典型的则是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和供养。
二、鲜卑历史文化资源特征分析
精神文化资源是建立在物质文化资源基础上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因此想要分析清楚鲜卑的精神文化资源，也必须从物质文化资源上入手。根据文献记载以及现存的鲜卑文化遗存，可以发现鲜卑民族拥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鲜卑的部落性特征。部落性的对外表现形式是游牧民族的逐水草而居和部落联盟制，鲜卑的发展亦如此。因此，部落是鲜卑最为明显的社会组织，部落内部的所有事务都由部落协商决定，部落酋长在其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在部落之外是部落联盟，由无数小部落联合成为大部落，有几十支大部落联合成一个比较松散的部落联盟。而在部落联盟之上，又有中央集权制的韵味，即由实力最强大的部落酋长担任“大单于”，其他大部落酋长以各个“王”的爵位分别担任部落联盟制中的重要官位。17
在实力最大的“大单于”中，他的兄弟和儿子也各有属于自己的分部落，一旦政权需要更替，除了担任下一代“大单于”的儿子或兄弟成为自己部落中最大部落的酋长外，其他儿子和兄弟也可以分别领一些分部落单独发展。因而越到最后，游牧民族中的外姓部落逐渐边缘化，自己姓部落实力庞大，并持续性地不断分化。因此，如果追根溯源的话，早期的鲜卑，各部落都有同一个祖宗。
尽管鲜卑后来融入了汉文化，但在融合的过程中，部落时代形成的心理因素仍然深深地影响了其文化形态。比如，畜牧业在北魏经济中的地位一直相当重要，便是部落时期游牧特征所决定的；士族制度发展变化成门阀制度，这也是鲜卑进入中原后，由部落制演变而成的。包括后世着名的府兵制，也是这种部落特性的进一步延伸。
第二，鲜卑的融合性特征。民族融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底色，拓跋鲜卑自身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民族融合的历程。而民族融合又是拓跋魏的主要国策，因而，拓跋魏时期的所有物质文化，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融合的特征。
融合性当然就成为其物质文化资源的典型属性。北魏迁都洛阳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政治制度乃至文化上都向汉族靠拢。反映到服饰上，便是传统的紧身胡服，转变为汉式的宽袍大袖；反映到文学上，便是北方文人在文学创作中会吸收借鉴南方的绮丽，而南方也会利用北方的古朴来矫正文学创中的俗媚；反映到生活方式上，就是农业逐渐上升成为主要的生产形式，各种面食取代畜牧业的肉食而成为鲜卑人的主要饮食对象。18
第三，鲜卑的封建文明性特征。进入中原后，鲜卑受到了中原封建文化的强烈影响，首先的表现特征是他们开始建立城市，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农业，但在最初时候，封建文明性的特征还不是很明显。不过，在五胡乱华期间，凡鲜卑人建立的政权，都比较看重对汉人的保护，诚然这种保护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供养鲜卑政权的延续，但不可避免地，因汉人的影响，这些鲜卑政权不再自称“大单于”，而是按照汉人的礼制开始称王称帝，并初步将政权建设完备起来。
到了鲜卑建立北魏政权后，鲜卑人的封建文明性的表现越发明显。其最主要的变化在于，不再靠掳掠来维持政权需要，也不再靠破坏和杀戮为乐，而是注重“养民”。19在这种状态下，鲜卑族内的各个部落迅速瓦解，并逐渐变成了门阀，掌握数个州郡的军政大权，并形成隐形的割据，以应对北魏中央的统治。而北魏政权也依靠这种门阀制度站稳了脚跟，并根据与自己的亲疏程度，以及在国内地位的高低予以门阀的承认和支持，同时予以“九品中正制”的官职任命，进而形成中央集权和地方门阀并存的局面。这给中原汉人迅速恢复元气奠定了坚实基础，也给北魏后期持续几十年的动乱带来了很大的弊端。
除此之外，还有在服侍、饮食、宗教、生活、丧葬嫁娶上，都表现出了鲜卑人的封建文明特性，这些在中原各地都有遗存。
从以上三个特征中延伸，鲜卑物质文化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首先是生产力不断发展，表现在鲜卑作为游牧民族，相对于汉民族来说，本身就很落后。拓跋鲜卑建立北魏以后，在强烈的汉民族文化影响下，以及出于统治的需要，鲜卑的生产力才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其次是物质文明不断提升：鲜卑作为游牧民族，物质文明远远低于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汉族，这在战争初期给汉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到了后期，随着鲜卑统治地位的逐渐升温，民族大融合、大发展的关键期也随之到来。表现比较明显的是汉族物质文明不断渗入鲜卑，鲜卑逐步从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变，其生活方式、民族认同、统治方式也趋于一致，并最终融入汉族之中。如鲜卑族建立的第一座城市王庭，就在高柳北弹汗山（现内蒙古包头一带的大青山）上；9其后的第二座城池平城，就建立在现在的山西省大同市。
再次，物质文化遗存有着明显的巫文化和流传中原的佛教及道教色彩。物质遗产主要指鲜卑遗留下来的各种物质文化遗存，如日用品以及建筑等，从2014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发掘的两座贵族大墓中，20就可以看出其受萨满巫文化（不置棺木、不起坟茔）的严重影响。随着鲜卑族的南下，其逐渐受到中原地区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因而鲜卑的宗教色彩也从巫文化转变为接受佛道二教的影响。从现在流传在山西、河北一带的壁画上看，鲜卑族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存大都烙上了佛教的印迹。
三、鲜卑历史文化资源的价值及其影响
（一）鲜卑历史在民族史的地位
首先，鲜卑是我国民族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各个民族在相互的交流与融合中，共同促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当然，民族融合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战争、杀戮也是民族融合的常态，因而鲜卑作为兴起于我国东北地区的民族主体，其在中华民族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体现在以下四点：第一，鲜卑民族活动的范围在现代中国的辽宁省、内蒙古及中原地区。尽管鲜卑起源于边疆地区，但在匈奴被迫西迁后，便从边境的部落制国家逐步发展为黄河流域的封建王朝。第二，鲜卑主动追求民族间的融合。与其他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民族相比，尽管在民族融合初期，鲜卑贵族予以坚决的抵制，但在魏孝文帝拓跋宏的坚持和实际行动下，鲜卑的汉化过程非常迅速。易汉服、采汉姓、习汉语，这样的做法在北魏之前几乎没有，北魏孝文帝的全面汉化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汉族、鲜卑两大民族的融合，也为中华民族日后的大一统打好了基础。第三，鲜卑彻底融入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之中。鲜卑在北周代西魏、北齐代东魏后，仍有吐谷浑这样强大的地方政权存在，直到被吐蕃灭亡。隋唐以后，鲜卑独立的民族地位不复存在，但关陇集团中的绝大多数都有鲜卑的遗迹和影响存在。具体表现就是汉民族出现的复姓：慕容、宇文、长孙、独孤等。由此可见，鲜卑族的消失，不同于匈奴等族的远遁，更多的是彻底地融入汉民族之中，从而影响隋唐以后历史一千多年。第四，鲜卑的历史成就奠定其民族史地位。鲜卑从东汉时期一直屹立到隋唐时，其由游牧民族转为农耕民族，又由农耕民族融合成为汉人，其在五百多年的发展中为我国的封建文化贡献了不少的成就。
其次，鲜卑是维护中原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秦汉以来，帝王多奉行将少数民族迁入内地的政策，但不进行主动的融合。因而这样的政策，使得并州（今山西）的移民最多，其中匈奴为最。少数民族移民与汉民族在思想、信仰乃至行为习惯层面存在着很大的异质性，导致了后来的五胡乱华的产生。比较明显的是汉戎杂居，双方之间的戾气日益旺盛，不少有识之士已经感觉到北戎对中原的危害，江统在《徙戎论》中不无忧虑地表示：“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21永嘉内乱以来，各族之间的斗争纷扰不休，社会动荡异常，给北方人民带来了深重的战争灾难。直至拓跋魏统一北朝，这一汉戎杂居、汉戎相互仇视的状态，才得到有效缓解。这也使得中国进入总体分裂、局部统一安稳的对峙态势，尽管南北朝之间还经常会发生战争，如东晋就屡次北伐，但战争多集中于边境地带，战争影响范围也不广，进而使得北方的生产力获得快速恢复和发展，也为未来的大一统制造了良好的条件。
最后，鲜卑是民族融合的重要推动力。北魏作为统一中原的鲜卑王朝，无论是统治区域、统治时间以及历史影响都要远远超过其他异民族政权。因而中国民族融合的关键期便发生在北魏及其后的东魏、西魏、北周、北齐时期，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不仅仅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也是北魏统治者的自我追求，最典型的便是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当然，拓跋魏并非一开始就看重民族融合与汉化政策，在魏明元帝时还有大臣主张“京师杂人，不可保信，宜诛其非类者”，22即希望驱逐非鲜卑族的其他民族人民。然而，随着拓跋魏地方的扩大以及统一进程的加快，汉化、封建化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而出现在拓跋统治者面前时，魏孝文帝拓跋宏便力排众议，坚决执行汉化政策，并为此迁都洛阳，从而减少拓跋贵族对汉化政策的阻力。拓跋宏采取的鼓励民族通婚、评定士族门第政策，以及易衣服、语言、风俗、典制等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汉族与鲜卑的融合，为中华文化走向隋唐时的全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鲜卑历史文化在草原文化体系中的缔造作用
首先，吸收融入鲜卑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相比于宋以后的民族纷争和民族仇视，魏晋南北朝时的民族更为多元，参与到民族混战中的民族除五胡以外，尚有丁零、吐谷浑、铁弗等族。鲜卑作为这些民族中影响力最大的民族，早在南迁之前，便已开启了民族融合的进程。此时的鲜卑文化主体多为草原游牧民族，因而可以视作草原文化。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拓跋魏全面汉化之后，鲜卑文化的主体地位不复存在，但其作为一种无意识共同心理，仍然影响着北朝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如南北朝时，无论是汉人居统治地位的南朝，还是鲜卑居统治地位的北朝，都普遍信奉佛教，南朝的佛教信仰偏向于理论性，北朝则崇尚实行，此即鲜卑固有文化理念在宗教信仰中的作用及表现。
其次，拓跋鲜卑文化为汉族文化注入了活力。在民族融合中，除了鲜卑人的汉化政策外，也给汉人带来很多游牧民族文化及来自中亚的外来文化。比较着名的粟特人的迁居，以及胡凳、胡床的传入和奶制品的普及等，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贡献了力量。此外，鲜卑人的尚武精神也极大地刺激了汉民族，使得汉人在接下来的王朝建立与兴盛过程中，得以始终保持血性进行斗争，而不是成为待宰的羔羊一般，等待整个民族灭绝命运的降临。
最后，拓跋鲜卑继承发展了传统中国政治文化。北魏崛起之初，在民族政策上对汉族持仇视态度。但随着王朝政治军事的不断发展，以及统治的需要，北魏统治者的策略发生了变化。登国元年，拓跋�改称魏王，十年后称帝，且定国号为魏。此举的目的就是昭告天下，拓跋魏才是曹魏政权的合法继承人，是中华之主，从而打击、消解东晋长期以来占据的“正统”优势。这表明拓跋魏对中华文化，尤其是玄机颇多的政治文化在理解上又上了一个新层面。魏太武帝、道武帝时期活跃的清河崔氏家族，对拓跋魏政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推动，日益使拓跋魏从鲜卑化走向汉化，如宗庙社稷、官制爵品、雅乐朝仪等都是汉族王朝立政之初的首要工作，此举是拓跋魏王朝具有了汉族王朝的特征。至魏孝文帝时，在拓跋�、拓跋焘的基础上开启全面汉化改革，北魏政权由此成为地地道道的汉族化政权，而拓跋宏本人也被汉族知识分子吹嘘为“四三皇而六五帝”的圣主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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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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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收.魏书·宇文福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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