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初唱和词有着时代的特殊性，它因"易代"而起，却也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的召开，拉开了清初政治统治的新序幕，这也为清初唱和词提供了转变的契机。博学鸿词科这场"文治",深深地影响了唱和词的发展轨迹。
关键词：己未； 博学鸿词科； 唱和词；
康熙十八年，康熙帝开设了博学鸿词科，这是清初一次重要的政治举措。博学鸿词科的举办目的主要是吸纳人才，巩固政治统治。博学鸿词科不仅影响了清初政治，在文学方面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目前，针对博学鸿词科对清初文学艺术的讨论，多集中在诗文方面，在词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关于己未博学鸿词科与清词坛之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一是博学鸿词科与词人的词学活动之间的联系，二是博学鸿词科与词风转变之间的联系。关于己未博学鸿词科对唱和词影响的研究还有待更深的挖掘。
明末清初，易代之际，社会动荡，那些由明入清的士人需要一个排解复杂心态的方式，唱和词可以说是"乱世丕变时期词坛创作的独特赐物".随着清初"八大唱和活动"的陆续开展，众多文人墨客参与其中，清初唱和词之繁盛可见一斑。无论是从创作数量还是从创作质量来说，唱和词都有了全新的面貌和发展，这也是清初词坛之盛事。随着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的开展，清廷的统治逐渐稳定，一些由明入清的士人在身份和心态上也都发生了改变，尤其是以陈维崧、朱彝尊为代表的己未词科的中试者，这导致了唱和词也随之有了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京城再一次成为词坛的唱和中心，二是唱和主题中"历史感"逐渐淡化和疏离，三是唱和词风从"激扬躁动"转向"婉雅清丽".
一、唱和中心：从江南转移到京城
易代之际，特殊的时代，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唱和词在江南地区兴盛。"扬州唱和""江村唱和""广陵唱和"等重大的唱和活动纷纷在江南地区举行，大批的词家也在此处云集，此时江南地区成为唱和词中心。第一次唱和中心的"由南向北"转移是康熙七年陈维崧来到京城与龚鼎孽等人的"京城唱和".此次唱和由龚鼎孽主持，参与唱和人数22人，共存唱和词95首。本次"京城唱和"标志着清初"稼轩风"唱和由江南地区刮向了京城地区，随着曹尔堪、宋琬、王士禄等大批词人先后进京，尤其是康熙十年的"秋水轩唱和",京师词坛俨然成了词坛的唱和中心。而随着龚鼎孽、曹尔堪等人的相继离世，京城地区的唱和活动及其影响有所减弱。陈维崧康熙十一年回归故里，"专力致词",开始了"独与里中数子晨夕往还"[1]的唱和岁月。陈维崧作为阳羡地区唱和词的主力和推动者，在与阳羡众人的共同努力下，使得唱和中心又再一次回到江南。康熙十一年至康熙十七年，陈维崧的唱和词数量大约有200首，约占了其唱和词总数的二分之一。而反观此时京城地区的唱和活动及影响，则甚为寥寥。以陈维崧为中心的唱和活动在阳羡地区广泛展开，参与人数众多，江南重新成了当时的唱和中心。
随着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的举办，唱和中心再一次移到"京城".唱和中心转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的时代因素，又有唱和群体的主观因素，主要体现在唱和活动、唱和成员、唱和环境三个方面。首先，从唱和活动来看。康熙十七年，陈维崧离开阳羡后，阳羡词派群龙无首，"陈维崧唱和群体"也就自然解散，阳羡其地的唱和活动与陈维崧在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在群体步韵唱和词方面几为空白，仅有的唱和词也基本上是陈维崧与徐喈凤、史惟园等人的单独唱和。而京城地区，随着博学鸿词科的开展，众多文人墨客集聚京城，交往聚会，诗酒文宴，唱和词在"京城"再一次兴盛。尤其是康熙十八年的"拟《乐府补题》唱和",其规模、影响都象征着词学中心再次转移到京城。其次，从唱和成员来看。参与这场博学鸿词科并中试的彭孙�y、秦松龄、陈维崧、陆�|、朱彝尊、徐�、尤恫、严绳孙、毛奇龄都可以说是当时词坛上最主要的词人，代表了词学的主要流派。尤其是陈维崧和朱彝尊，一位是阳羡词派的领袖，一位是浙西词派的主盟，二人所引领的两个词派在唱和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浙西词派".在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召开前后的唱和中，不仅见证着两个词派的此消彼长，更见证着唱和主题的演变、唱和词风的转变。最后，从唱和环境来看。康熙十七年至康熙十八年的唱和活动中，除了江南才子，还有京城官员如梁清标、王崇简、冯溥、纳兰性德等的热情参与，这使得唱和词从"文人间的自由交往、聚会唱和"[2],变成了博学鸿词科"文治".博学鸿词科促进了清廷政局的稳定、社会的安定，"京城"不仅成了政治统治中心，更成了文化控制中心。
二、唱和主题："历史感"的淡化和疏离
随着博学鸿词科的开设、政局环境的稳定，士人们的身份和创作心态发生了变化，这体现在其唱和主题上"历史感"的逐渐淡化和疏离。
在易代之际，文人们的内心还留存着对旧朝的感伤，尤其是在经历了顺治年间的"科场案""奏销案""通海案""哭庙案"等案件之后，文人们的心灵受到更强烈的冲击，怀旧、感伤、自悯等情绪成为当时文人们心理的主基调。那些由明入清的士人，情感需要一个排解口，被视为"小道末技"的词，正好成为文人们抒写内心情感的手段。因为相似的生存际遇，他们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唱和词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下随之兴盛。从顺治十八年的"题青溪遗事画册唱和"、康熙元年的"红桥唱和",到康熙四年的"江村唱和"、康熙五年的"广陵唱和",再到康熙七年的"京城唱和","故国之思""黍离之悲"的唱和主题逐渐淡化，而"一吐块垒，畅抒愁怀"逐渐成为唱和主流。这是由于清廷的统治逐渐稳定，人们对于"易代"之感已渐渐淡化，同时，唱和群体中既有平民，有遗民，也有贰臣。参加唱和成员身份的复杂性，也影响着唱和主题的演变。到了"秋水轩唱和",唱和主题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向。康熙十年，清廷在康熙的统治下已渐渐稳固，民族矛盾已经没有顺治朝那么尖锐。时代特征体现在这次的"秋水轩唱和"主题上。以往研究者对于"秋水轩唱和"主题多关注其"悲凉""惆怅""郁闷""叹世"等情感的宣泄，这种心灵上的契合"合奏出易代乱离的一曲悲歌".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在"秋水轩唱和"后期，除了那些"悲慨苍凉""陆沉之叹"的唱和词外，也出现了题赠词、寿词、贺词、应酬词等"俗趣题材",可见，唱和主题渐渐发生了演变。
博学鸿词科开设之前，虽然已有一批由明入清且在词坛有影响力的士人在新朝获得了官职，例如王士�G、曹尔堪、龚鼎孽等，但还有很多在文学界有影响力的文人并未入仕。博学鸿词科开设的目的是为了招揽人才、笼络人心、巩固清廷政治的稳定。陈维崧、朱彝尊等词坛重将参加博学鸿词科并入仕，他们身份上的转变也带来了唱和主题的转向。虽然此时仍有关于旧朝感伤的唱和词，例如在康熙十八年陈维崧与梁清标等人的"咏窝丝糖唱和"中，陈维崧的"摩��罢，仿佛梦华小记。依稀南内遗制",尤恫的"还停箸，忽忆西京杂记。�榷鸨鹧�新制。白头宫监传遗样，曾识开元妃子"等等还存有"怀旧"的意味，但是随着社会交替的即将完成，"怀旧"主题显然于现实有些脱节，影响力有限。这既显示出陈维崧的于时代落伍，也预示着唱和主题需要新的探索，开拓新的方向。
在博学鸿词科开设前后的这段时间里，词的唱和主题的改变是持续性的，它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稳定而向前发展，词的唱和主题"历史感"逐渐淡化和疏离。最有代表性的唱和活动当属康熙十八年的"拟《乐府补题》唱和".《乐府补题》是南宋遗民词人所作的咏物词合集，流露着家国之感、易代之悲。但是在"拟《乐府补题》"这场唱和中，较之"遗民之情"的抒发，"个人情思"的表达则更能代表新政策下词人的选择和倾向。由于唱和群体成员身份的多元性，其"情思"的表达呈现"复调"之音：有表达仕途幽洁情怀的，如徐喈凤的《水龙吟·白莲》"怕着朱衣，羞匀红粉，谁知幽意",曹贞吉的《齐天乐·蝉》"且莫哀吟，觅疏林宿处";有抒发归隐之思的，如陈维崧的《摸鱼儿·莼》"笑洛下、季鹰归也还由凭，思他则甚",王庭的《桂枝香·咏蟹》"堪劳客思，笑归计何迟。秋风方起，采已过时矣";有表达世路之叹的，如朱彝尊的《桂枝香·蟹》"便八跪、双螯都利。被寒蒲束缚，仄行无计",沈岸登的《齐天乐·蝉》"便送尽残声，寂寥情绪。鬓也萧疏，凭栏愁更浓"[3]307……这些参与唱和的词人经历了易代之变，其"历史感"虽然不会轻易抹去，但也开始在新朝寻迹新的创作主题，即"人性的关怀和情感需求","历史感"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淡出了唱和舞台。
三、唱和词风："激扬躁动"转向"婉雅清丽"
关于博学鸿词科对清初词风影响的论述已经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的开考是词风转变的契机"[3]277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但是，学界在将关注的热点集中在"博学鸿词科"与"词风"二者之间关系的时候，却忽略了"唱和活动"在其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无论是受"博学鸿词科"影响前的"稼轩风",还是"博学鸿词科"开展后转向"婉雅清丽"的风格，词风与唱和活动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对于"唱和词风"还需要进一步地探索和研究。
博学鸿词科开设前，在经历了"江村唱和""广陵唱和""秋水轩唱和"之后，"稼轩风"逐渐成为唱和主旋律。而自康熙十一年始，以陈维崧为中心的阳羡地区唱和，将"稼轩风"推向最高潮。唱和活动由南至北，唱和群体成员从中下层士人到高层官员，都在唱和中秉持着"稼轩风"的创作风格。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以陈维崧为中心的阳羡词派起到了关键性的引领作用。二是唱和群体成员有着相似的时代经历。虽然因个人境遇的不同造成情感抒发有所差异，但易代之感、世路沧桑的唱和主题仍能引起强烈的共鸣。三是博学鸿词科前，清廷的统治主要是以"武治"为主，文人内心的焦虑、恐慌、迷茫、悲伤等复杂情绪还较为强烈，唱和活动成为词人们在易代初期抒发个人情绪的一种方式。唱和者心意相通，在唱和中不用隐藏真实想法，"激扬躁动""畅叙幽情"也就成了博学宏词科前唱和词的主流词风。
随着博学鸿词科的开设，"辇下大臣"与新入京的士人之间、赴考词人与旧交之间诗酒集会，觥筹唱和，他们似乎都在为即将来临的盛世做准备，那些"怀旧""易代之悲"的唱和主题与当下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这从侧面反映出以陈维崧为代表的"稼轩风"唱和已不再适合当下的社会环境。而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在"拟《乐府补题》唱和"后开始跻身词坛唱和中心，浙西词派"和雅纯粹"的词风与博学鸿词科所带来的稳定政治环境相匹配，同时也符合新政策下唱和群体的心态，这引起了众多词人对"婉雅清丽"唱和风格的模拟和追随，其影响力渐及大江南北，"雅正"也就成为新的唱和词风。严迪昌先生在《〈乐府补题〉与清初词风》一文中认为："特定的时代需要一个应时的名流人物主持词苑。朱彝尊恰好成为最合适的人选。所以，与其说朱竹坨躬逢其'盛',倒不如说，正是时代选择了他。"[4]其实这也证明了时代在选择朱彝尊的同时，也在选择"婉雅清丽"的词风。不过，笔者认为，"雅正"之所以能成为博学鸿词科后的唱和词风，是因为它除了契合政治环境，也代表了唱和群体的共同主观选择。
唱和词在清初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里兴盛，成为词坛上的一道亮丽风景，有着特殊的时代原因。在易代冲击、社会动荡之时，唱和词成为文人抒怀的一个重要体式，其所承载的是浓烈的悲伤之情。而随着博学宏词科的召开，清廷政局的稳固，"历史感"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文人们对于未来生活的探讨和期盼。通过博学鸿词科对唱和词影响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文人们的不同心态和主观选择，都在潜移默化地向前推进。
参考文献
[1] 蒋景祁。陈检讨词钞序[M].清康熙二十三年天藜阁刻本。
[2] 于翠玲。康熙"文治"与词学走向[J].民族文学研究，2004（2）：40-44.
[3] 刘东海。顺康词坛群体步韵唱和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4] 《词学》编辑委员会。词学：第8辑[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