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1992-2017年五大经济特区 （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 党、政首长的背景特征信息和相应区域经济增长的数据， 本文构造了逐年观察值的面板数据， 实证考察了地方党、政首长间背景特征差异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从经验上证实， 在经济特区中， 控制了区域效应和时间效应后， 党、政首长背景特征的异质性水平的确会对经济特区治理体制效能产生影响，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影响逐渐由负向功能转为正向；另外， 研究发现党、政首长背景特征的异质性越高， 其对经济发展的个体化影响越不明显。这些研究结论对我国构建地方治理高效决策团队和提升决策质量，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经济特区； 地方党、政首长； 背景特征异质性； 区域经济增长； 经济绩效；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分析先后经历了从“要素禀赋说”[1]到“制度安排说”[2]再到“政府激励理论”[3]的探源性历程， 其分析方法逐步呈现出从静态到动态的变化趋势， 形成了资源---制度---官员的原因变量链条。实务界与学术界逐步认识到， 地方官员作为我国经济政策、制度变迁的推动者和执行者， 其权力、行为以及施政经验等因素都将最终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业绩[4].因此， 作为解释我国经济增长绩效的新视角， 关于地方官员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内在关联关系的研究， 将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增长点， 并可在实践层面为我国地方官员的遴选和晋升提供经验参考。
当然， 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 地方主政官员包括党、政两条线的首长， 通常而言两位主政官员共同构成了地方的决策主体， 因而党、政首长间的差异对于决策的制定、确定以及推行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高阶理论为基础和依据， 尝试以地方党、政首长间的背景特征异质性作为一个测量指标或变量， 对地方党、政首长间背景特征差异与地区经济增长绩效的关联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由Hambrick等 （1984） 开创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高阶理论 （Upper Echelons Theory） , 因其预设的研究假定为“人口统计学变量可以作为管理人员认知和价值观的代理变量， 如年龄、性别、籍贯、政治背景等”[5], 使个体抽象的、不可观测的内在特征得以以具体的、可观测的外在表征进行体现， 从而打破了高管研究的“黑箱”.高阶理论的核心是“高层管理人员会对其所面临的情景和选择做出高度个性化的诠释， 并以此为基础采取行动， 即高层管理人员在行为中注入了大量自身所具有的经验、性格、价值观等特征”, 而这些个体特征是可以外显化为人口统计特征的[6].高阶理论认为， 决策团队的异质性能提供多样化的认知， 产生多种解决问题方案， 或给予问题全面的考虑， 从而有助于决策质量的提高[7].因此， 对地方党、政首长的个体特征及其异质性进行分析， 就显得十分重要且必要了。
为了更为直观地反映地方党、政首长间背景特征差异对于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高阶理论在测量上的应用价值， 我们参考了Hambrick、Mason和Flinkelstein对企业最高管理者的研究， 并结合地方官员的任职情景与执政逻辑来解释和预测现实的决策过程 （见下图所示） .
图有限理性与自由裁量权：地方党、政首长的政策选择
资料来源：参考了Hambrick、Mason和Flinkelstein对企业最高管理者的研究， 并结合地方官员的任职情景与执政逻辑进行了类比和适当扩充。
图中上面一条路径所示为地方党、政首长在有限理性下的政策选择的过程。地方官员面临着复杂的决策环境， 如经济条件、政策环境、文化氛围、历史模式、媒体影响、团体关联以及他人游说等， 其复杂程度都远远超出了地方官员所能完全认识并且全部理解的能力范围。面对情景的行为即“高层取向” （executive's orientation） , 由相互交织的心理特征和可观测到的经历所组成， 地方官员以该取向为基础， 通过信息筛选过程， 最终产生高度个性化的“诠释现实” （construed reality） , 从而， 这些“被诠释的现实”构成了官员做出政策选择的现实因素， 从而影响到决策的制定， 进而会对其执政绩效产生系统性的影响。
然而， 除其个体因素的影响之外， 地方官员在不同的权力范围下也会做出差异性的政策选择。正如上图下面一条路径所示， 决策团队的异质性会使党、政首长间产生差异化的认知， 产生多种问题解决的方案或经济发展的思路， 这虽然能在一定条件下提高决策的质量和全面性， 但也会不可避免地使党、政首长间产生关于经济发展思路和路径的差异。应该说， 党、政首长在原则上具有不同的职能分工。例如， 我国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管理国家的行政事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主要是经济事务。周恩来在五六十年代就说过， 政府工作的重点， 就是组织领导经济建设[8].1992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报告也说， 国务院第一位的任务就是领导经济建设[9].然而， 从目前的实际运作情况来看， 党通过在政府机构中设置党组， 而成为政府工作的实际领导者：党组是政府工作实际的最高决策机构， 党组讨论和决定本单位的重大问题；做好干部管理工作；党组成员和负责人同时也是政府机构的领导人员和主要负责人， 党通过政府部门的党组和党员负责人， 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落实党管干部原则， 实现党和政府工作的一致性。因此， 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经济发展领导体系中， 党、政首长间关系对于辖区经济发展绩效必将产生显着的影响。根据高阶理论， 党、政首长间是否会在领导风格、执政方式、发展思路等方面产生差异甚至分歧， 则取决于党、政首长间背景特征的异质性程度；年龄的差异可以使决策团队既获得年长者丰富的经验又获得年轻者独特的创新力；任期的差异则赋予决策团队新鲜血液的必要补充和对决策情景的充分认知；教育水平以及任职经历的异质性则会使决策团队具有对不同问题差异化的认知视角和不同的观察层面。另一方面， 根据社会学关于群体异质性的两个相关理论---类似人相互吸引和社会分类理论， 异质性影响着团队成员的交流频率、沟通效果、整合程度、一致性等， 进而影响到最终的政策选择以及政策执行的效力。较大的团队成员的异质性会降低团队内部的沟通、合作， 提高情绪冲突水平。同时， 任职经历、干部来源等异质性甚至会影响官员的领导权以及决策的自由度， 会对地方官员个体特征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联关系产生调节甚至消解作用。
根据上述分析， 本研究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1:经济特区党、政首长间异质性越高， 则经济绩效表现越差；
假设1a:党、政首长间年龄差异越大， 则经济发展绩效越差；
假设1b:党、政首长间教育水平差异越大， 则经济发展绩效越差；
假设1c:党、政首长间任职经历不同， 则经济发展绩效越差；
假设1d:党、政首长间晋升方式不同， 则经济发展绩效越差；
假设1e:党、政首长间任期差异越大， 则经济发展绩效越差。
假设2:经济特区党、政首长间异质性越低， 则其背景特征对经济绩效影响越显着。
假设2a:党、政首长间异质性指数越小， 则其年龄特征对经济绩效影响越显着；
假设2b:党、政首长间异质性指数越小， 则其教育水平特征对经济绩效影响越显着；
假设2c:党、政首长间异质性指数越小， 则其任职经历特征对经济绩效影响越显着；
假设2d:党、政首长间异质性指数越小， 则其晋升方式特征对经济绩效影响越显着；
假设2e:党、政首长间异质性指数越小， 则其任期特征对经济绩效影响越显着。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1. 研究框架与模型建构
在上文的分析中， 我们对官员背景特征异质性对于绩效表现的影响大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官员作为决策和政策选择时的个性化诠释产生影响， 二是对官员政策选择自由度以及权力影响力的影响。前者可直接体现在党、政官员作为决策团队， 其政策选择对于经济绩效的作用表现， 可以作为辖区经济绩效的解释变量引入回归模型中；后者则是作为官员背景特征与经济绩效之关联关系的调节变量而发生作用的。调节变量的一个主要作用是为现有的理论划出限制条件和适用范围， 将地方党、政首长背景特征之间的异质性作为调节变量， 可以更加清晰、精细、准确地探究官员背景特征对辖区经济绩效的作用逻辑。
基于以上分析， 本研究以年龄、教育水平、任期、企业背景以及任职来源作为背景特征的衡量指标， 分别进行实证检验与分析。具体的实证分析过程是按照以下实证模型而展开的。
在模型 （1） 中， per-GDP rate是指以人均GDP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 （原因阐释以及测量方法可参见本文第三部“实证研究的结果与对假设的回应”） , β0为常数项， β1~β5分别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β6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age是指官员年龄， education是指官员教育水平， tenure是指官员任期， enterprise是指官员企业背景， source是指官员任职来源， control是指纳入回归模型的控制变量， η与μ则分别为固定区域效应与固定时间效应。
然而， 根据上文所述， 年龄二次项、任期二次项等变量的衍变同样对经济绩效产生显着的影响， 而学历水平以及干部培训班经历则同样可以作为衡量教育水平的解释变量；另外， 根据Mankiw等 （1992） 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所发展的实证经济增长模型[10], 本研究将人口增长率、资本折旧率和技术进步率纳入回归分析中， 计算时将三项加和取对数， 并统一以“其他相关项”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中。另外， 根据实际情况以及相关研究， 全国GDP增长率以及官员党政职位的区别同样会对地方党、政首长的经济绩效产生影响， 故也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中 （相关控制变量遴选以及测量方法可参见本文第三部分“实证研究的结果与对假设的回应”） .
因而， 模型 （1） 可进一步具体化为：
在模型 （2） 中， 除模型 （1） 已有的部分之外， age2是指官员年龄的二次项， degree是指官员的学历水平， training是指官员的干部培训班经历， tenure2是指官员任期的二次项， country-per-GDP rate是指全国人均GDP增长率， occupy是指官员的行政职位 （党/政） .
在统计学上， 明确了自变量 （X） 与因变量 （Y） 的因果关系之后， 异质性变量 （H） 的作用一部分 （作为解释变量） 需要作为自变量引入回归模型， 另一部分 （作为调节变量） 则需要用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乘积 （X*H） 来表示， 即：
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是β1, 异质性变量H对因变量Y的影响是β2, 异质性变量发生调节作用的大小则是通过β3表现出来的。
为什么调节作用的大小可以用X和H的乘积来表示呢？这是因为， 在上式中， 对Y关于H求偏导数， 可以得到：
也就是说， H对Y的影响是取决于X取值， 而这正是调节作用发挥的逻辑所在。如果β3在统计学意义上显着， 就说明异质性的确对官员背景特征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联关系存在调节作用， 而这正是我们所要关注的问题。
因此， 模型 （2） 进一步扩展为模型 （3） 和模型 （4） :
在模型 （3） 中， h-age是指党、政首长间的年龄异质性， h-degree是指党、政首长间的教育水平的异质性， h-tenure是指党、政首长间的任期的异质性， h-experience是指党、政首长间的任职经历的异质性， h-source是指党、政首长间的晋升方式的异质性。H指本研究在结合实际需要和现实情况的基础上， 构建了一个衡量官员背景特征异质性的测算指标， 并根据该指标所得到的官员背景特征异质性指数。在本研究的实际开展过程中， 我们分别按照模型 （3） 和模型 （4） 进行实证分析。
2. 异质性测度与标准化方法
在以往研究文献中， 关于决策团队异质性的研究往往是在分别测算个体背景的异质性后， 逐个将其与相应的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即根据模型 （3） 的研究框架开展。然而， 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述， 党、政首长间背景特征异质性会使党、政首长间在个体认知以及相互关系上产生影响， 从而调节党、政首长间对于经济特区经济绩效影响的显着性水平。因此， 探究官员如何在异质性水平不同的情况下其背景特征对治理效能的作用情况， 则必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本研究中， 我们构建了一个能够对地方党、政首长间的异质性进行测度的指标体系。
表1 党、政首长间异质性指标与测量方法
我们分别对同期、同辖区的党、政首长间的年龄、教育水平、任职经历、晋升方式以及任期的异质性进行了测算 （测算方式见表1） , 并对每一项独立的异质性水平进行标准化处理， 以使其可以在同一统计意义上能够进行相加等计量处理。在此基础上， 各独立异质性水平加总后即为异质性指数H.
在数据的标准化过程中， 本研究采用的是Z分数标准化方法。Z分数， 即为标准分数， 通常以Z符号表示。标准分数是某一原始分数与平均分数之差除以标准差所得之商。它是以标准差为单位表示某一分数在全体中所处地位的相对地位量数， 它是一抽象数值， 不受原始测量单位的影响， 并可进行代数方法的处理， 可以加减或平均， 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亦即， 标准化数据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 x是需要被标准化的原始数据， μ是原始数据组成的数据母体的平均值， σ是原始数据组成的数据母体的标准差。z值的量代表着原始数据和数据母体的平均值之间的距离， 是以标准差为单位计算的， 在原始数据低于平均值之时z值为负数， 反之则为正数 （当然，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计算z值时需要的是整个数据“母体”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而非“样本”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因此需要了解整个地方党、政首长的样群数据情况， 但是这一工作近乎不可能实现， 且本研究所选取的样本无论是在时间跨度还是范围广度都可视同总体样群， 因此不会产生较大的测度误差） .
为了更为清晰地识别地方党、政首长间背景特征差异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及其方式， 本研究选择我国经济特区作为样本数据来源， 其原因在于：一方面， 经济特区的创立初衷与评判标准都是基于经济增长的， 党、政首长都有着清晰的目标定位， 其作用和能力的发挥也有着明确的界定和评价依据；另一方面， 经济特区的设立伴随着独特的政策和制度创制， 给予了其党、政首长极大的制度空间和自由裁量权以推动特区经济的超常规增长。因此， 官员个体的价值取向、思维模式以及行为选择都会直接影响特区政府的政策输出， 进而影响区域经济绩效。以经济特区为研究场域， 可以有效克服以往地方官员研究中控制变量复杂多变的困难， 从而能够更为直观和清晰地观察地方党、政首长间背景特征差异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联关系。
三、实证研究的结果与对假设的回应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从整体上了解数据结构并初步预测分析结果， 本研究首先对地方党、政首长间背景特征异质性和经历异质性调节的各背景特征， 以及分布相对应的相对经济绩效 （辖区经济绩效与全国总体经济绩效之差） 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经过初步统计， 党、政首长间之间年龄相差平均为3.59岁， 故以差值3.59岁作为党政官员年龄特征是否为同质的划分边界标准， 即同辖区、同期内党、政首长间年龄相差�3.59岁， 则认定为同质， 否则为异质；党、政首长之间任期相差平均为1.33年， 故以差值1.33年作为划分党、政首长任职特征是否同质的判断标准， 即同辖区、同期内党、政首长间任期相差�1.33年， 则认定为同质， 否则为异质；经过计量处理过的党、政首长之间异质性指数平均值为1.12, 故以1.12作为判断是否具有显着异质性的标准依据， 即同辖区、同期内党、政首长间异质性指数�1.12, 则认定为同质， 否则为异质。
表2 对于党、政首长间异质性水平与背景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根据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党、政首长间年龄、任职经历、晋升方式等三个特征同质的官员， 其经济绩效要高于异质的官员， 分别为年龄同质的4.69和年龄异质的4.17、任职经历同质的4.27和任职经历异质的3.01、晋升方式同质的4.05和晋升方式异质的3.13;而任期和教育水平两个特征同质的官员， 其经济绩效则低于异质的官员， 分别为任期同质的2.63和任期异质的6.31、教育水平同质的4.02和教育水平异质的4.66.而从整体来看， 党、政首长间背景特征异质性越高， 则其辖区内的经济绩效越差 （异质性指数低时， 平均相对绩效为4.67;而异质性指数高时， 平均相对绩效则为4.61） .不过， 随着时间推移， 总体趋于稳定。
描述性统计结果部分支持了假设1, 即党、政首长间异质性越高， 则经济特区经济绩效表现越差， 对于子假设1a、1d、1e也在不同程度上给予了数据支持；然而却与子假设1b和1c相反。为了更深入地剖析数据所蕴含的现实语义， 我们进一步对其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
2. 对党、政首长间背景特征异质性的多元回归分析
为了更加深入地探究经济特区党、政首长间背景特征异质性对经济绩效的内在关系与作用逻辑， 我们分别以年龄、任期、教育水平、任职经历以及晋升方式的异质性和异质性指数作为解释变量， 分不同年份 （总样本、1992-2004年样本、2005-2017年样本） 将其与被解释变量 （GDP增长率） 使用STATA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结果详见表3） .
由表3中的模型1可知， 官员的年龄和晋升方式的异质性对于经济特区经济绩效的提升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 相关系数分别为0.031、0.859 （分别在0.01和0.05的显着性水平上） , 且这一积极影响在近年 （2005-2017年） 表现得尤为明显， 相关系数为0.029、1.583 （分别在0.01以及0.05的显着水平之上） .与此相对， 官员的任期、教育水平以及任职经历异质性则明显不利于经济绩效的提升 （分别在0.05、0.05和0.01的显着水平之上） .对此可能的解释是， 官员的年龄和晋升方式可能只会对党、政首长之间的决策产生影响， 不同的年龄和差异的晋升方式能够带来差异化的认知， 使决策更为全面、科学、合理， 从而促进经济绩效的提升；然而， 官员的任期、教育水平和任职经历则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对党、政首长间的协作关系产生影响， 较大程度的异质性不利于良好的党政关系的形成， 容易引发意见分歧， 且调和难度更大， 从而影响决策的一致性和高效性， 无助于产生较高的经济绩效。
表3中的模型2则直接对党、政首长间的异质性指数进行了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党、政首长间的异质性在整体上不具有统计显着性， 然而如果考虑不同年份则会有显着不同的统计结果。例如， 在1992-2004年间， 党、政首长间的异质性水平与经济绩效具有负相关关系但不显着 （0.1） , 而在2005-2017年间， 党、政首长间的异质性水平越高则越能促进辖区经济绩效的提升 （0.05） .对此可能的解释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党、政首长间的关系愈发规范化和正常化， 彼此间的背景特征的差异性可能会在更大程度上促进决策质量的提升， 从而产生更好的经济绩效表现。
表3 党、政首长间背景特征异质性与经济绩效的多元回归分析
注：1.***:P<0.001;**:P<0.01;*:P<0.05;-:P<0.1;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2.所有统计量均经过Eicker-Huber-White调整；3.在多元回归中控制年度效应的虚拟变量和控制区域固定效应虚拟变量， 表格中未列出；以深圳、1992年为基准变量。
3. 对异质性调节作用的多元回归分析
由表3可知， 经济特区党、政首长背景特征异质性对经济特区经济绩效的确会产生影响， 这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了假设1, 也印证了我们在前文中关于党、政首长间背景特征异质性水平可能会产生影响的假设。这种影响是否会对党、政首长的个体效能产生调节或中和的作用呢？为了回答假设2提出的问题， 我们按照模型 （4） , 对异质性调节作用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 （见表4） .
表4 经异质性指数调节后的官员背景特征与治理体制效能的多元回归分析
注：1.***:P<0.001;**:P<0.01;*:P<0.05;-:P<0.1;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2.所有统计量均经过Eicker-Huber-White调整；3.在多元回归中控制年度效应的虚拟变量和控制区域固定效应虚拟变量， 表格中未列出；以深圳、1992年为基准变量。
根据表4, 经过异质性指数调节后的年龄、任期、教育水平、任职经历以及晋升方式， 除年龄仍在0.01的显着性水平上与经济增长呈现相关关系之外， 其他变量皆未发现与经济增长存在显着的相关关系 （均未通过0.05的显着性水平检验） .这样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着不同于上文中未考虑党、政首长背景特征异质性时的数据分析结果， 这表明党、政官员的异质性越高， 则党或政府官员对于辖区经济发展的个体影响愈加不显着， 从而支持研究假设2.这样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 党、政首长异质性越高， 则其产生意见分歧的可能性越大， 从而导致其越难以形成合力， 不利于经济绩效的提升。
四、实证研究的结论与延伸性讨论
在本研究中， 笔者根据自行编制的党、政首长间背景特征异质性测算量表， 对同辖区、同期内党、政首长间背景特征的异质性以及异质性指数进行测算， 以此为基础， 分别检验了年龄、任期、教育水平、任职经历和晋升方式异质性与经济特区经济绩效的相关关系， 并实证检验了能够衡量党、政首长间异质性的异质性指数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内在关系。另外， 为了检验党、政首长间相互关系对于官员实际施政行为的影响， 我们还以党、政首长间异质性指数为调节变量， 通过数据分析检验了官员背景特征异质性水平对其背景特征与经济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首先， 地方党、政首长间背景特征的异质性水平的确会对经济绩效产生影响， 且年龄、晋升方式等个体性背景特征的异质性有利于提升辖区经济绩效， 而任期、任职经历、教育水平等与党、政首长间相关性较高的背景特征的异质性则不利于产出较好的经济绩效。对此的启示是：在官员的拔擢和晋升中， 应着力避免能够对党、政首长间带来不良影响的特征因素， 注重不同年龄水平的党、政官员的搭配， 以期党、政首长间能够建立合理、规范、健康的相互关系， 发挥不同背景特征官员在认知多维性、决策全面性等方面的优势， 从而提升辖区经济绩效。
其次，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党、政首长间的异质性对经济特区经济绩效的影响逐渐由负向转为正向， 对此可能的政策解释为：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 党、政首长间相互关系逐渐趋于规范化、高效化， 党、政首长间背景特征异质性的不良影响逐渐减弱， 决策的全面性和政策的科学性则愈发得到强化。因此， 在官员考核过程中应注意不同背景特征官员的相互搭配， 丰富地方决策团队的价值观念、认知视角以及行为模式。
最后， 党、政首长间背景特征的异质性越高， 则党、政首长间对于经济发展个体化影响越不明显， 这表明来自不同区域、不同晋升方式， 具有不同年龄、不同任期和不同教育水平的官员所组成的地方决策团队， 能够有效避免或制约个人权力过大、“一言堂”等集权行为的发生， 从而能够提高决策质量， 促进辖区经济增长。
当然， 文章在异质性指数测量等方面也存在不足， 没有考虑不同特征异质性之间的中和或调节作用， 如何有效克服这一研究不足将是今后的学术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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