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塔宗是唐代佛教戒律三宗之一， 但《宋高僧传》对其记载很少， 以往的研究也对其关注不多。大中年间入唐求法的日本天台宗僧人圆珍的记载透露， 在当时东南地区的福建、浙南等地， 有东塔宗的活动。那里活跃着一些东塔宗的僧人， 有很多东塔宗的疏钞流行， 且这些疏钞基本都只见于圆珍的文字。尤其他提到的《开四分律宗记义镜钞》， 目前在韩国松广寺尚有残本存世。借助圆珍的记载， 我们既对当时东南地区的佛教戒律状况有新的认识， 同时对唐代东塔宗的历史也有新的了解。
关键词：圆珍； 东塔宗； 《开四分律宗记义镜钞》；
一、《宋高僧传》之东塔宗叙述
目前对唐代佛教戒律史的认识， 仍然建立在《宋高僧传》 （以下简称《宋传》） “明律篇”的基础上， 但《宋传》的叙述常有偏颇之处， 尤其在戒律方面， 因主要编纂人赞宁是律师， 他的个人倾向和好恶在这一部分体现的尤为明显。
佛教戒律发展到唐代， 已是《四分律》一统天下， 但内部又分为南山、相部、东塔三宗， 到宋初赞宁编纂《宋传》之时， 仍是三宗并盛1.赞宁作为南山律师， “自赞毁他”当然难免， 尤其对东塔多有贬斥。这种贬斥在两个地方表现的非常明显。一是衡岳寺昙清传， 昙清是南山律师， 传文中言及他与东塔律师义嵩关于结界的争论， 赞宁在正文后评论大大褒扬了昙清和另一位南山律师玄畅对义嵩的斗争， 称昙清“致其嵩公如填海底”, 而玄畅则“贬嵩又转沈尾闾中矣”2, 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另一处是圆照的传记， 正文主要叙述了代宗末年长安的相部、东塔僧人佥定四分律疏一事， 最后又有赞宁的系词， 站在相部的立场批评东塔， 称东塔“挟力轮摧相部， 独存于我， 专利于人”3.如果说赞宁作为一个南山律师称扬本宗律师对东塔的贬抑尚在情理之中， 他站在相部的立场斥责东塔就值得玩味了。相比之下， 《宋传》对相部就温和得多， 整个《宋传》都见不到有批评相部之处， 而且有一些律师是兼习相部和南山， 显示这二宗之间的关系是相对融洽的4.
赞宁何以对东塔有这种负面的情绪， 《宋传》的怀素传透露了一些玄机。三宗之中， 东塔最后出， 为了凸显本宗的立场， 怀素对南山、相部均有激烈批评， 所谓“相部无知， 则大开量中得自取大小行也；南山犯重， 则与天神言论是自言得上人法也”5.相部、南山对怀素的贬斥都不能接受， 相部方面我们知道定宾有十卷《四分律疏饰宗义记》， 主要是破斥东塔6.作为南山律师的赞宁显然对他的批评也非常在意， 在道宣的传记之末， 他又以一段系词专门对怀素的批评做出回应7.南山、相部与东塔的对立可能与东塔对他们的批评有很大的关系。
而这种对立就带来另一个问题， 即《宋传》在叙述中对东塔的刻意忽视。在整个“明律篇”中明确东塔身份的僧人只有怀素、义嵩、贞峻、澄楚四人， 这与相部、南山律师的数量在比例上是极不对称的， 且义嵩只是在昙清的传记中附带提到， 是被昙清、玄畅修理的对象。还有一些东塔律师， 虽在《宋传》有传， 但都有意或无意地掩盖他们东塔僧人的身份， 当然更多的是被排除在《宋传》之外8.
但如果不把眼光仅限于《宋传》， 可以发现其他文献中保留了很多以往被忽视的东塔资料， 虽然也只是一些零碎的记载， 但可以丰富我们对东塔历史的认识， 进而更全面地把握唐代的戒律史。
二、圆珍的东南行迹及其所得东塔章疏
圆珍是日本继最澄、圆仁之后来唐求法巡礼的天台宗僧人。日本仁寿三年 （唐大中七年， 公元853年） 他与随从乘坐商船入唐。七月十五日圆珍一行人从博多登船出发， 途经值嘉岛， 八月十五日登岸。计划的登录地点大概是明州， 但因为海风的原因， 南飘到福州连江县9.这给圆珍的求法之旅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却给今天的我们意外的收获。登岸之后圆珍一行人沿陆路从福州经温州到台州， 抵天台山国清寺。他沿途住在当地的寺院中， 从寺院的僧人处学习各种佛教知识， 并从他们那里得到各种佛教经、疏， 这些都被他自己以各种方式记录下来。圆珍经过的区域正好贯穿了东南沿海， 且多较为偏僻， 不为大多数人所关注， 他沿途的记载显得越发珍贵。尤其对本文所讨论的戒律史议题， 圆珍关于福州、浙南的记录是目前所知仅有的文献记载， 他不仅告诉我们在当时的福州、温州等地有东塔宗存在， 而且还提供了很多可供发掘的细节， 这填补了《宋传》的空白， 对了解唐代东塔宗的历史是极重要的材料。
圆珍等人在连江县靠岸之后， 八月十九日上福州， 在这里他遇到讲律大德僧存式， “蒙舍予四分律东塔疏及嘉祥、慈恩两家法华经疏、华严、涅盘、俱舍等疏义近二百余卷”10.离开福州之后圆珍等人继续北行， 十月中旬入温州界， 在那里他又在当地的开元寺遇到临坛大德僧宗本�^梨， 蒙宗本“授四分新疏、俱舍论、楞伽经疏”, 四分新疏就是东塔疏。以上行程主要是根据圆珍回日本后自撰之《弘传真言止观两宗官牒》 （以下简称《官牒》） , 只是以简洁的文字简单提到他曾在这些地方取得东塔疏的事实， 具体有哪些疏钞， 有圆珍自己编辑的几种目录可以一窥究竟。
在福州时圆珍就开始为获得的佛教经论、章疏编纂目录， 目前所知， 回日本前他一共编纂了五份不同的目录， 这些目录成为了解圆珍当时活动以及他所到各处佛教情况的重要资料。五份目录中除《青龙寺目录》所录皆为其在长安青龙寺所得， 不在本文关注范围之内， 其他皆与本文所讨论的主旨有关。
福州所撰最早的目录是《开元寺求得经疏记等目录》 （下文简称《开元寺目录》） 11, 主要记录圆珍在福州所得的经文章疏。根据题记， 此目录作于大中七年九月廿一日， 此时他正身在福州， 入唐才一月有余。大中八年 （854年） 圆珍从国清寺前往上都长安， 他将此前沿途所得的大部分经疏寄放在国清寺， 又作了《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经律论疏记外书等目录》 （以下简称《福温台目录》） .大中十二年 （858年） 圆珍准备启程回日本， 为向国人证明自己求法经历的真实性， 循最澄之例向台州刺史求取公验。当年二月他上《乞台州公验状》12, 同时附上一份目录， 具载其“所抄习天台教法、总持真文及图像道具等”13, 这份目录应当就是现存的《日本比丘圆珍入唐求法目录》 （以下简称《求法目录》） , 根据目录后的题记， 此目录作于大中十一年 （857年） 十月14.除此还有《智证大师请来目录》 （根据内文， 目录最初题名为《大日本国上都比�鄙窖永�寺比丘圆珍入唐求法总目录》， 因此以下简称为《总目录》） , 作于“巨唐大中十二年五月十五日”15, 圆珍一行六月八日乘商人李延孝船过海回日本16, 目录作于出发前夕。这份目录所收经卷的数量比《求法目录》多出很多17, 应该是增补了最新获得的经卷章疏， 是圆珍对自己在大唐所得经文章疏的最后整理， 回国后他将这份目录送给了当时的太政大臣滕原良房18.四种目录编成的时间有先后， 先出的内容在后面的目录中均有体现， 但后出的并不是简单照抄先前的旧录， 每种目录在细节上均有不同， 可以互补之处甚多。
圆珍的东塔疏钞主要得自福州， 《开元寺目录》中着录的东塔相关文献主要有以下几种：
四分律音训一卷
……
开四分律宗记十卷
弘调伏录八卷
开四分律宗记镜十卷
四分律科文一卷
四分开宗纪八卷
城都抄一卷
……19
目录只记录了书名和卷数， 且部分文献不见于其他记载， 下面依次对这些文献做一些疏解。其中比较容易辨别的是十卷《开四分律宗记》 （以下简称《开宗记》） , 是怀素对《四分律》的疏解。怀素是东塔的祖师， 他的《开宗记》是东塔的基本文献， 在汉地久已散佚不存， 但在日本有存， 《�d续藏经》有收录20.除了福州所得十卷， 在温州宗本�^梨处， 圆珍又获得《开宗记》十卷。《求法目录》将二者合一， 记作“《开四分律宗记》二本二十卷”21, 但到最后的《总目录》， 却又变成了：
开四分律宗记十卷 （东塔）
开四分宗22拾遗抄十卷 （东塔） 23
《开宗记》变回十卷， 却多出了其他几份目录均未提及的《拾遗抄》十卷。根据《宋传》， 怀素对《四分律》的疏解有两种， 一是《开宗记》十卷， 一是《新疏拾遗抄》二十卷24.《拾遗抄》久已亡佚， 目前只在定宾的《四分律疏饰宗义记》等书中有少量的佚文25.《开宗记》作成后， 王勃曾为之作序， 序言不仅谈《开宗记》， 对《拾遗抄》也有较详细的说明。此序不见于《�d续藏经》收录的《开宗记》， 不过宋代编《文苑英华》时收录， 题为《四分律开宗记序》。据王勃在序中说， 怀素在《四分律开宗记》完成之后：
又以为仲尼述《易》， 申妙典于系辞；元凯谈经， �余文于释例。爰因多暇， 更辑旧章， 牢笼秘密之宗， 发挥沉郁之旨， 名曰《开四分律宗拾遗抄》， 凡十卷四十万余言。26
贞元年间韦皋作《宝园寺传授毗尼新疏记》， 亦提及《拾遗抄》的创作经过， 与王勃《序》基本相同， 但卷数和字数都有增加， 变成了二十卷百余万言27.由此可知《拾遗抄》是在《开四分律宗记》的基础上扩充而成， 二者在内容上一定有相当多的重和之处。可能正因如此， 圆珍开始一直将二者混为一谈。而到底存式和宗本， 谁舍予的是《拾遗抄》， 谁舍予《开宗记》， 已不可考。
怀素之后， 东塔的弟子们又对《开宗记》作疏解， 可惜这些疏解大都已经不存， 《宋传》也无一字言及， 在圆珍的目录中却提到了几种。《开元寺目录》中的《弘调伏录》、八卷《四分开宗记》、《城都抄》、《开四分律宗记镜》都是东塔弟子对怀素四分律疏的再疏解。这几种疏解中只有《开四分律宗记镜》现在仍存部分残卷， 其他几种都只见于圆珍目录。
《总目录》在大部分章疏后都以各式文字标注了作者， 《弘调伏录》下注的是“泾阳”二字， 因此该文献也被称为《泾阳记》。圆珍在《授决集》一书中曾引用《泾阳记》， 并注释曰：“呼《弘调伏录》为《泾阳记》， 即解《开四分宗记》之记也”28, 这位泾阳， 应该是唐代着名律师智舟29, 是思恒的弟子， 思恒则曾参与《开宗记》的修撰30.《开元寺目录》还有八卷《四分开宗记》， 书名全似怀素《开宗记》， 实际也是《开宗记》的疏解。《授决集》也曾引用并有简单的注释， 通过注释我们知道它与《城都记》也是同书异名， 这与《总目录》在此书下标注的“城都”二字正相符， 圆珍明白告诉我们这个城都指的是唐代僧人有则31.
章疏之外， 《开元寺目录》还有《四分律科文》一卷， 在目录中位列《开四分律宗记 （义） 镜》和《四分开宗记》、《城都抄》之间， 可知也和东塔有关。该科文在《圆珍目录》中作“《四分宗记科文》”, 《总目录》记作“《开四分律宗记科文》”.但在《福温台目录》中， 却没有名称可以对应的科文， 在类似的位置则有一卷不见于其他目录的《开宗血脉抄》， 《血脉抄》可能就是《四分律科文》。
圆珍取得的章疏中有大量科文， 大部分都属天台。这些科文中有一类似乎与“血脉”有密切的关联。有些科文的名称中就包含“血脉”二字， 如“《天台六祖摩诃止观血脉科文》二卷”32.有些科文虽然名称中不含“血脉”二字， 圆珍却特地在书名下附注“血脉”或“有脉”二字。如《福温台目录》有：
天台大经科文五卷 （血脉）
后分科文 （有脉）
一卷止观六科一卷 （有脉）
……
天台法华玄义科二卷 （有脉）
天台法华疏科一卷 （有脉） 33
这里“有脉”的“脉”应该也是指“血脉”.这种“有脉”的科文大概代表了科文的一个类别。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标注都只出现于《福温台目录》， 其他几份目录中均未见。圆珍获得的《四分律科文》应该也是这种有脉的科文， 所以在《福温台目录》中径被记录作《开宗血脉抄》。在中古佛教文献中， “血脉”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名词， 通常指的是某个宗派或祖师的传法谱系， 如唐代着名的禅宗史书《楞伽师资记》， 在一些文献中又被称作《楞伽师资血脉记》34.不过这些科文中的血脉， 是否也是表达这个意义， 还需更深入的研究。但可以肯定圆珍目录中的《四分律科文》和《开宗血脉抄》是同一种文献， 属东塔宗， 从书名判断是怀素《四分律开宗记》的科文， 作者和确切的年代则已不可考。
东塔的科文， 除了圆珍提到的这一卷， 宋代高丽沙门义天的《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中也收录有一种八卷的《开宗记科》， 作者澄素35, 也是《开宗记》的科文， 但从卷数看比圆珍所录的分量大很多， 作者澄素不见于其他文献， 履历不详。圆珍和义天提到的两种科文， 是目前所知东塔宗仅有的两种， 可惜原本都没有能够保留下来， 不能一窥其内容。
最后， 圆珍的目录中还着录一种辅助阅读东塔疏钞的工具书。《开元寺目录》有《四分律音训》一卷， 是圆珍在福州抄写所得。《圆珍目录》对此音训的信息介绍更为详细：
四分律东塔疏音训一本
四分律音训一本 （上两本合卷） 36
这一卷音训实际是两本音训合在一起， 一种解释《四分律》， 一种解释东塔疏。圆珍虽未明言， 但这里的东塔疏应当也是怀素的《开宗记》。圆珍可能是从一位东塔僧人那里抄写得来， 是这位东塔僧人日常用来辅助阅读《四分律》和东塔疏钞的。为佛经撰写音义在中古时期非常流行， 敦煌也发现了数种针对单部佛经的音义写卷， 这些分散的音义也可以汇总在一起， 成为像慧琳《一切经音义》那样的巨制。慧琳和敦煌发现的音义都是对翻译经典的音注， 像东塔疏音训这样解释章疏的音义则比较罕见。
三、《开四分律宗记义镜钞》与谭山行满
《开元寺目录》中还有一种《开四分律宗记镜》， 这是目前所知除怀素《开四分律宗记》之外唯一有残本存世的东塔章疏， 对进一步研究东塔的思想有极重要的意义， 故于此部分单独挑出讨论。
此书书名， 《开元寺目录》有缺字， 后面的几种目录均作《开四分律宗记义镜》。《总目录》在书名下标注“谭山”二字， 指称作者， 日本学者小野胜年据此认为可能是钱塘谭山寺僧惠鸾37.谭山寺惠鸾见于《宋传》扬州龙兴寺法慎传， 是法慎的弟子38.“谭山”在唐代佛教史文献中仅此一见， 故而小野氏有此猜测。但实际上在宋代高丽沙门义天的《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中， 明确提到此书的作者是行满， 而非惠鸾39.只是《总录》中书名又多了一个字， 称《开四分律宗记义镜钞》。
义天着录之后， 该疏钞就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直到二十世纪初， 此疏的一个残本意外发现于朝鲜 （今韩国） 全罗南道曹溪山松广寺。日本学者大屋德城作《高丽续藏雕造考》， 在图录部分刊载了此残本的四页书影40, 使我们可以一睹此残卷的真容， 也可从书影中获知此疏的部分内容。松广寺的残本的是原书的卷四， 但被拆分为上半、下半两卷。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何此书在圆珍的目录中是十卷， 义天则着录为二十卷。大屋氏在书中所附的四页书影是上、下二卷的首尾两页。根据书影， 此书为方册式的活字本， 页十一行， 行二十字。首行标题作“开四分律宗记义镜钞卷第四 （上半/下半） ”, 次行标明作者， “谭山沙门 行满述”, 卷末有尾题， 但无题记， 不知具体的刊印年代。
书名显示此书与怀素《开宗记》有关， 根据书影提供的的部分正文文字， 可确定此书就是对怀素《开宗记》的疏解。残本卷上的标题下有双行小字注释曰：“释第二余。始自煞戒， 至三谤戒竟。”而此卷首末两页所解释的文字与怀素《开宗记》卷二的后半部分正好对应。下半卷首句作“次明僧残”, 和《开宗记》卷三的首句“次解僧残”也正好吻合。只是下半卷末页只印有书名尾题， 无正文内容， 故这一卷结束于何处暂无从得知。
此残卷甫一面世， 即引来日本学者的注意， 但不是就其内容， 而是从文献学的角度， 在讨论朝鲜的佛教文献及刻经时经常提到它。关于残本的刊印年代， 因无题记， 无法知道确切的年代， 江田俊雄认为它是李氏朝鲜刊经都监刊印41, 大屋德城虽然未明言此书是刊经都监印行， 但也认为印出年代在明天顺年间 （1457-1464年） , 此时正是刊经都监设立和活动时期42.神尾�o春在讨论刊经都监刊行的佛典时， 此书也在列43.神尾和大屋二位均未给出判断的理由， 江田氏的判断理由为何， 因暂无法阅读其文章， 也不得而知。因义天在《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中着录此书， 而刊经都监又确实覆刻了很多续藏经本， 因此大屋德城又认为这个活字印本是高丽续藏经的覆刊本。
即使认可这个残本是刊刻于天顺年间， 续藏经覆刊本这一看法仍然值得商榷， 因它和目前发现的刊经都监时期的续臧经覆刊本在板式上存在诸多差异。目前发现的刊经都监时期的续藏经覆刊本， 均为木刻本， 无一为活字本， 而且这些覆刊本均有题记， 注明是刊经都监所刊刻， 但《义镜钞》却无任何刊刻题记。因此在有新的证据之前， 对于《义镜钞》残本属于续藏经覆刊本的说法仍有疑义44.
目前所知唐代文献中有多个行满， 《义镜钞》的作者谭山行满似乎与他们都无法对应。第一个行满出现在代宗皇帝给不空的制书中， 制书提及他是五台山圣玉华寺的上座45, 应当不是我们讨论的谭山行满。第二个行满在《宋高僧传》有传， 是天台宗僧人46.但根据《宋传》， 他生活在唐末五代时期， 圆珍入唐之时， 不可能见到他的着作， 因此也可以排除。第三位也是天台宗僧人47.他在《宋传》无传， 只在另一位天台僧人元浩的传记中被简单提及48.但在天台宗的历史上， 他的影响力其实高过元浩以及《宋传》单独作传的行满。他和元浩、道邃同为荆溪湛然的弟子， 现在一般的天台宗史均称接湛然法脉的是道邃， 但在某一些天台宗史的叙述中， 行满取代道邃， 被认为是天台七祖， 接续湛然的法脉49.对于入唐求法的日本天台僧， 他就更为重要了， 他对天台宗东传日本有直接关系。唐贞元二十一年， 最澄入唐时曾在天台佛垄的禅林寺向他学天台教法， 在《传教大师全集》的附录中， 还收录有《行满和上印信》和《行满和尚施与物目录》50.圆仁入唐时曾见到禅林寺僧人敬文是行满弟子， 圆仁和他的笔谈中也提到行满， 提供了一些关于他的重要资料51.圆珍入唐之时， 也结交了行满的弟子季皋， 而圆珍在着作中每提及季皋时都要强调他是“满和上”弟子52.这个行满生活在圆珍之前， 和圆珍又有间接的关系， 但仍然没有证据表明他就是《义镜钞》的作者。
首先， 最澄、圆仁和圆珍均与这位行满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他们的描述中均未提及他有戒律方面的造诣与相关着作。且以圆珍对行满的熟悉程度， 如果此书真是天台行满所作， 很难想像他会只字不提而只以“谭山”二字指称之。再者， 最澄入唐时行满就住在禅林寺， 且根据《行满和上印信》， 行满早年从湛然学习教法， 湛然终后就居于佛垄， 据敬文所言他最后也终于此寺， 目前所存的几种行满着作， 皆自称天台沙门行满。圆珍在天台时曾得一本《释观无量寿经记》， 是行满旧藏， 有他本人题记， 也自称天台老僧53, 与《义镜钞》的行满自称“谭山沙门”不合。又敬文自称“童年时随和尚行满见最澄�^梨来取天台教门”, 是行满的弟子， 但他却学《四分律南山钞》， 行满的老师湛然据称曾从昙一学律54, 大概也宗的是南山， 赞宁也是在天台山受戒55, 可知此地戒律一直宗南山， 很难想像行满是宗东塔， 且专门作疏钞。
因此， 作《义镜钞》的行满和上面三位中的任何一位均不能匹配， 是我们目前所知唐代另一位称行满的僧人。这位行满我们只知道是谭山沙门， 在新的文献出现之前， 这里的谭山可暂认为就是《宋传》提到的钱塘谭山寺， 这位行满也是一位活跃于东南地方的僧人
四、结语
宋代以后南山一枝独秀， 东塔的历史早已湮没无闻， 但有赖于圆珍的记载， 使千载之下的我们可因此对唐代东塔历史有一些了解， 虽也只是一些片段， 吉光片羽， 亦弥足珍贵。圆珍的记载告诉我们， 在当时的福州、温州等地， 有大量的东塔章疏留存， 而且章疏的种类异常丰富， 既有祖师怀素的《开四分律宗记》、《拾遗抄》， 也有怀素弟子对《开宗记》的疏解， 还有学习《开宗记》所必备的音义和科文等工具书。这其中， 除了怀素本人的作品和《义镜钞》， 其他都只见于圆珍的目录。
这些东塔文献种类之丰富，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圆珍获得它们并不只是偶然， 当时在当地活跃着很多东塔律师。《官牒》在记录圆珍福州经历时， 只提及僧人存式， 《福温台目录》显示在福州时舍予圆珍东塔疏的僧人并不止存式一人， 他还从义雄处取得《开四分律宗记义镜》十卷和《四分开宗纪》一卷56.另外， 圆珍到温州横阳县时， 还从张德真家中得到怀素根据《四分律》所集的《比丘尼羯磨》一卷57, 这只是怀素辑录的羯磨文本， 不是东塔的疏钞， 但也说明怀素一系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义镜钞》的存在更说明当时东南地区的东塔律师不仅学习祖师的着作， 也开始自己创作新的疏钞。这些都说明在唐代的东南地区， 东塔曾风行一时， 存式、义雄、宗本等僧人就是活跃在这一地区的东塔律师。
《宋传》对东塔着墨少， 除了赞宁刻意的淡化， 地域的差别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赞宁曾担任吴越国僧统， 《宋传》的编纂也是在杭州58, 所以宋传“明律篇”所收录的僧人也以这一地区为主。圆珍取得东塔疏钞的区域则主要在吴越以南的福建、浙南地区。他从福州一路北上， 经温州至台州。在福州、温州其所得戒律相关文献基本均与东塔有关， 而没有和南山、相部有关的， 而到了台州， 则转以南山为主， 这种地域上的分野在他的目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而如果作《义镜钞》的行满真的是杭州谭山寺的僧人， 说明这个界限也非绝对， 且在圆珍的记载中完全见不到相部的踪迹， 当时东南地区戒律三宗到底呈现何种状态， 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 都有待进一步的探究。
注释
1 赞宁：《宋高僧传》， 中华书局， 1987年， 第406页。
2 赞宁：《宋高僧传》， 第376页。
3 赞宁：《宋高僧传》， 第380页。
4 如会稽开元寺昙一、余杭宜丰寺灵一等， 都同时受学于南山、相部， 润州招隐寺朗然从昙一学相部律， 又有解释南山钞的《古今决》十卷。 （以上皆见《宋传》） 东渡日本的鉴真， 一般认为是南山律师， 但同时也被认为是相部的祖师。 （凝然《律宗纲要》卷下） 根据思�撰《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 鉴真对相部评价甚高， 对相部律师定宾着疏破斥怀素非常的赞赏。 （《唐大和上东征传》， 中华书局， 2000年， 第109-112页）
5 赞宁：《宋高僧传》， 第335页。
6 思�鉴真传提及定宾此疏时， 明确称“今福先宾律师作《饰宗义记》， 大破素疏”. （《唐大和上东征传》， 第112页）
7 赞宁：《宋高僧传》， 第330页。
8 从目前发现的碑志材料可知唐代有一些重要的东塔律师《宋传》未收， 如思恒、智舟等， 还有一些《宋传》有收录但未表明其东塔身份， 如如净、乘如等， 拙文《中唐以前两京地区的东塔宗--兼及〈宋高僧传〉之编纂》 （《汉语佛学评论》第五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年） 有相关内容的考证， 可为参考。
9 唐代从日本来唐， 主要有三条路线。北路从九州先过对马海峡到朝鲜半岛， 再沿海岸线航行， 到登州登岸。南路则从博多出发， 到值嘉岛等地停留， 待顺风时直接横渡东海， 到长江口附近的明州等地登岸。南岛路是先沿着九州的西岸南下经南岛再横渡东海， 到长江口登岸。圆珍一行从博多出发， 到值嘉岛， 大概是计划走南路到长江口登岸， 但因方向偏差， 南飘到福建。较圆珍略早入唐的空海， 也因风浪南飘到福州。
10 圆珍：《弘传真言止观两宗官牒》， 圆城寺编《智证大师全集》下卷， 大正七年 （1918年） , 第1314页。
11 《大正藏》第55册， 第1092页。虽然此目录只提到开元寺， 但从之后的记载可知这些经疏并非都得自开元寺， 还有一部分是得自大中寺。
12 《智证大师全集》下卷， 第1304页。
13 圆珍：《进所写经卷目录状》， 《智证大师全集》下卷， 第1306页。关于此事之经过， 圆珍在《官牒》中记载道：“ （大中） 十二年正月， 刺史朝散大夫敕赐绯金鱼袋严修睦新下台州， 圆珍二月初头至州相看， 笃蒙存问， 便修拾求法来由及经论目录， 准贞元例请押判印。” （《智证大师全集》下卷， 第1317页）
14 《大正藏》第55册， 第1097-1101页。
15 《大正藏》第55册， 第1107页。
16 圆珍：《官牒》， 《智证大师全集》下卷， 第1317页。
17 《圆珍目录》称共收录各类经文、章疏共“三百四十一本七百七十二卷”, 《总目录》则为“四百四十一本一千卷”.
18 此目录《大正藏》底本为圣护院藏天安三年 （859年） 写本， 在大中年题记之后， 有天安三年题记， 称“此求法目录一卷谨送上太政大阁下， 伏奉结来缘。日本天安三年岁次己卯四月十八日， 僧圆珍录上”, 太政大阁下指的就是滕原良房。
19 《大正藏》第55册， 第1092页。
20 《�d续藏经》第一辑第六十六套第四册。
21 《大正藏》第55册， 第1100页。
22 《大正藏》所据写本作“家”, 《智证大师全集》所据本作“界”.按：界、家皆误， 当作“宗”.
23 《大正藏》第55册， 第1106页。括号内的文字在原文中为小字注释， 此下同。
24 赞宁：《宋高僧传》， 第334页。
25 佚文可参见拙文《中唐以前两京地区的东塔宗》。
26 《文苑英华》卷736, 中华书局， 1966年， 第3832页。
27 《全唐文》卷453,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 第2050页。
28 《智证大师全集》上卷， 第58页。
29 《唐上都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之碑》， 《全唐文补编》卷四八， 第575-576页。
30 《思恒律师墓志》， 《金石萃编》卷七十七。
31 《智证大师全集》上卷， 第58页。拙文《中唐以前两京地区的东塔宗》对智舟、有则以及他们与东塔的关系有详细的考证， 此处不再赘述。
32 《福温台目录》， 《大正藏》第55册， 第1095页。
33 《大正藏》第55册， 第1095页。
34 《历代法宝记》， 《大正藏》第51册， 第180页。除了《楞伽师资血脉记》， 此书“亦名《师资众脉记》”.
35 《大正藏》第55册， 第1173页。
36 《大正藏》第55册， 第1100页。
37 小野胜年《入唐求法行历の研究 （智证大师�艺淦�） 》 （上） （法藏馆， 昭和57年） 一书研究圆珍行历， 书中引用《福温台目录》， 在此书下有“[惠鸾撰？]”的标注 （第81页） .
38 赞宁：《宋高僧传》， 第347页。本传材料主要根据李华《扬州龙兴寺经律院和尚碑》， 碑文见《文苑英华》卷862.“钱塘”碑文作“杭州”.
39 《大正藏》第55册， 第1173页。
40 大屋德城：《高丽续藏雕造考》， 第53-56页。
41 江田俊雄：《李朝刊经都监と其の刊行佛典 （1） 》， 《朝鲜之图书馆》第五卷第五号 （1936） , 第10-36页。本文转引自神尾�o春《朝鲜国刊经都监の刊行佛典》， 载神尾着《东方文化�S考》， 第一书房， 1943年， 第177页。
42 大屋德城：《高丽续藏雕造考》， 国书刊行会， 1988年， 第84页。该书最初出版于昭和十二年 （1937） , 比江田俊雄的文章晚出一年， 但从参考文献看， 大屋�猿切创耸槭辈⑽醇�到江田的文章。
43 《朝鲜国刊经都监の刊行佛典》， 第177页。
44 大屋德城《高丽续藏雕造考》一书在续藏经本的判定上， 确实存在问题， 除了不能确认的《义镜钞》之外， 还有一些根据题记也可以确定不是续藏经刊本。如《华严经内章门等杂孔目》 （书影见《雕造考》第65页） , 卷末的题记显示是义天入宋寻求章疏时带来， 此时续藏经尚未开始刊刻， 显然不能算是续藏经刊本。
45 《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二， 《大正藏》第52册， 第834页。
46 《宋高僧传》卷二十二“宋天台山智者禅院行满传”, 第571-572页。
47 这个行满与《宋传》的行满都属天台， 因此《佛祖统纪》将二人混为一谈 （志磐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 第253-254页） , 陈垣的《释氏疑年录》因之， 苏晋仁在《〈释氏疑年录〉补》 （《佛教文化》1989年创刊号） 一文对此错误有所纠正。
48 《宋高僧传》卷六“唐苏州开元寺元浩传”, 第120页。
49 宋晁说之《宋故明州延庆明智法师碑铭》提到天台法脉， 称荆溪传行满， 满传广修。《佛祖统纪》否定这一说法， 坚持是道邃接荆溪法脉。 （《佛祖统纪校注》， 第202页。）
50 《传教大师全集》第五卷， 比�鄙酵际榭�行所， 昭和二年。
51 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7年， 第107-108页。
52 《行历抄》讲他在台州临海县龙兴寺遇“满和上弟子季皋” （《智证大师全集》卷下， 第1226页） .《总目录》着录有《仁王护国般若经》二卷， 下有小字注明季皋贞元年中曾造此经送日本， 也特别在季皋名字前加“禅林寺满和上小师” （《大正藏》第55册， 第1102页） .
53 《大日本史料》第一编之一， 第752页。
54 赞宁：《宋高僧传》， 第117页。
55 王禹��：《左街僧录通惠大师文集序》， 《小畜集》卷二十， 四部丛刊本。
56 《大正藏》第55册， 第1093页。
57 《福温台目录》， 《大正藏》第55册， 第1093页。
58 王禹��：《左街僧录通惠大师文集序》， 《小畜集》卷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