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安史之乱是唐代的重大历史事件， 除正史对安史之乱的记载外， 唐代笔记材料中亦有所反映。其中主要涉及笔记作者对安史之乱的认识与反思及安史之乱产生的社会影响。与官方正史记载相比， 笔记材料往往具有民间化、言论自由、擅发感慨等特点。唐代笔记为全面了解安史之乱及唐代社会提供了丰富材料与新视角。
关键词：唐代； 笔记材料； 正史； 安史之乱；
唐玄宗天宝末年， 安史之乱爆发， 这场耗时八年、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唐代史籍中多有反映。《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有记载， 唐人诗文集中亦有所反映， 除此之外， 唐代笔记材料中亦有关于安史之乱的零星记载。唐代笔记材料共约45种， 其中9种材料涉及安史之乱及相关人员。这9种笔记材料分别是《明皇杂录》《东观奏记》《封氏闻见记》《唐国史补》《因话录》， 以及合收于《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中的《次柳氏见闻》《开元天宝遗事》《杨太真外传》及《梅妃传》。这些笔记材料中有关安史之乱的记载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其一， 记录唐人对待这一事件的认识与态度及对安史之乱爆发原因的推测；其二， 记录安史之乱对国家社会造成的多方面影响；其三， 总结安史之乱的历史教训。笔者通过整理唐人笔记材料中有关安史之乱的记载， 考察笔记材料对安史之乱的描述与反映， 以期对这段历史作出更全面的认识与评价。
一、唐代笔记对安史之乱的认识与态度
唐玄宗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 战争迅速席卷大半个中国。玄宗幸蜀、肃宗北上灵武， 国家一度陷入国之无主的混乱之中。这一时期是唐诗创作的高峰期， 唐代众多诗人的诗歌中也有记述安史之乱的作品， 比如王维的《凝碧寺》、李白的《永王东巡歌》、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 除了诗歌作品外， 自安史之乱爆发至晚唐五代的笔记材料中亦有对该事件及相关人事的记载。从唐人的笔记材料中可以见出唐代文人对安史之乱的认识与态度， 如讲述唐朝开元、天宝年间逸闻遗事的唐代重要笔记《开元天宝遗事》。其中所记“枯松再生”条载：
明皇遭禄山之乱， 銮舆西幸， 禁中枯松复生， 枝叶葱�`， 宛若新植者。后肃宗平内难， 重兴唐祚。枯松再生， 祥不诬矣。[1] （80）
根据这则材料所载， 唐明皇遭安禄山叛乱而西幸之时， 皇宫中出现了“枯松枝叶复生”的神奇景观。这个现象被作者解读为：国运将如枯木再生。材料传达出的言外之意是， 安禄山之乱不过是一场普通的军事动乱， 玄宗到四川不过是巡幸之举。当玄宗幸蜀之时， 唐宫的松植枯叶再生， 这将预示唐王朝必将复兴的命运。
这则材料的作者是晚唐五代时期的王仁裕。王氏的材料来源未见此前他书记载， 很可能是据坊间传闻。无论王氏的材料来源为何， 抑或有作者本人杜撰， 在对这段历史的记载中， 并未反映出作者对安史之乱这一重大事件的正视与重视。唐代国运的兴衰与唐宫枯松再生的自然现象没有必然联系， 以某一自然现象解释或预示国运兴亡的看法表明了晚唐五代时期人们对安史之乱的认识不足及浓重的迷信思想。
《开元天宝遗事》所记“刀枪自鸣”条：
武库中刀枪自鸣， 识者以为不祥之兆。后果有禄山之乱， 大驾西幸之应也。[1] （84）
“泪妆”条：
宫中嫔妃辈， 施素粉于两颊， 相号为泪妆。识者以为不祥， 后有禄山之乱。[1] （95）
“风流阵”条：
明皇与贵妃：每至酒酣， 使妃子统宫妓百余人， 帝统小中贵百余人， 排两阵于掖庭中， 目为风流阵。以霞被锦被张之， 为旗帜攻击相斗， 败者罚之巨觥以戏笑。时议以为不祥之兆， 后果有禄山兵乱， 天意人事不偶然也。[1] （106）
以上三则材料是安史之乱爆发后， 后人以后来者的眼光看待这一历史事件， 并通过对安史之乱爆发前的一些日常现象的主观解读来说明安史之乱爆发的必然性。刀枪自鸣的情况不可能发生。武库中所收兵器众多， 或因摆放不稳， 或由外力作用而使得兵器发生碰撞响动的情况并非罕见， 但无法做到自鸣。武库刀枪声响与安禄山叛乱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 刀枪声响预示安禄山叛乱的说法全凭主观联系。
“泪妆”条记载， 嫔妃施素粉为泪妆， 识者认为“泪妆”不祥， 这种不祥之兆后来照应为安禄山叛乱。同样， “风流阵”条记载的玄宗与贵妃的宫闱嬉戏之事， 被解读为不祥之兆， 这一不祥之兆也被主观联系到安禄山叛乱。通过对这些日常现象的曲意解读来解释安史之乱爆发的做法说明， 安史之乱爆发后， 人们开始对这一事件进行思考。尽管人们对一些现象的解读带有明显的非“理性”特征与迷信思想， 但他们已经注意到了“刀枪自鸣”“泪妆”“风流阵”三个事件并非寻常事件， 某些时候确实有一定的特殊含义可供阐发。武库刀枪有声响虽然不能作为安史之乱的预兆， 但却是玄宗朝兵戈不断的力证。“嫔妃泪妆”, 据唐张祜《集灵台·其二》：“虢国夫人承主恩， 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 淡扫蛾眉朝至尊。”“泪妆”为贵妃姐姐虢国夫人发明的一种不施胭脂的妆容。从贵妃入宫开始， 玄宗沉迷女色荒淫误国的骂名便由此而起。这种妆容之所以被当时识者认定为不祥， 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玄宗一朝为世所诟病的女色祸国。“女色祸国”这种认识在历代对杨贵妃的评价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 始终有人认为， 玄宗朝国政衰败乃至爆发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就在于玄宗对杨贵妃及其家族的过分宠信。所以， “女色误国”“女色不祥”成为当时一种普遍的认识。“风流阵”条所记载的玄宗与贵妃的宫闱嬉戏这个事件本身并无祥或不祥之说， 与其称之为不祥， 不如说玄宗行为的失仪与失范。作为君主， 玄宗与贵妃醉酒嬉戏的行为本身是不合乎励精图治的开明君主的行为标准。沉溺于酒色是葬送国家社稷之举， 当时识者之所以将玄宗与贵妃的嬉戏认定为不祥之兆正是缘于这个道理。所以， 尽管“刀枪自鸣”“泪妆”“风流阵”等事件本身无法直接关联安史之乱的发生， 但这三个事件可以反映出玄宗朝的宫闱乱象与朝政乱象。笔记作者正是基于此， 才选取这三者加以附会。
这些笔记材料多来自坊间传闻， 笔记材料作者虽然以不合理的说法解释已经发生的事情， 但也表达出了他们对这段历史的积极思考及不甚清晰的认识。
二、唐代笔记中安史之乱的影响
安史之乱对唐王朝甚至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巨大影响不言而喻。正史、笔记材料及诗文作品中对此多有记载。其中， 正史材料偏重于记录国政大事， 如政局、人口、经济、军事、文化等， 诗文作品则侧重于表达诗人遭际、内心情感的变化。而笔记材料中所记载的社会变化更侧重于社会的细枝末节等常为人忽略之处， 但是这些变化同样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从这个角度看， 笔记材料起到了补充正史的作用。对此， 我们可以从《封氏闻见记》所辑五则关于安史之乱的影响的材料中略窥一二。“石经”条：
天宝中， 予在太学， 与博士诸生共论经籍失正， 为欲建议请立大唐石经；迁延未发而胡寇海内， 文儒道消， 至今四十六年， 兵革未息。呜呼， 石经之事， 亦俟河之清也。[2] （12）
“声韵”条：
天宝末， 平原太守颜真卿撰韵海镜源二百卷；未毕， 属胡寇凭陵， 拔身济河， 遗失五十余卷……[2] （13）
“明堂”条：
史贼入洛阳， 登明堂， 仰观栋宇， 谓其徒曰：“大好舍屋。”又指诸鼎曰：“煮物料处亦大近。”洎残孽奔走， 明堂与慈阁俱见焚烧。[2] （35）
“绳妓”条：
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 御楼设绳妓。妓者先引长绳， 两端属地， 埋鹿卢以系之。鹿卢内数丈立柱以起绳， 绳之直如弦。然后妓女自绳端蹑足而上， 往来倏忽之间， 望之如仙。有中路相遇， 侧身而过者；有着屐而行之， 从容俯仰者；或以画竿接胫， 高五六尺；或蹋肩蹈顶至三四重， 既而翻身掷倒， 至绳还住， 曾无蹉跌。皆应严鼓之节， 真奇观者。卫士胡嘉隐作《绳妓赋》献之， 辞甚宏畅。玄宗览之， 大悦， 擢拜金吾卫仓曹参军。自胡寇覆荡， 伶伦分散， 外方始有此妓， 军州宴会， 时或为之。[2] （55）
“道祭”条：
玄宗朝， 海内殷赡。送葬者或当衢设祭， 张施帷�浚� 有假花、假果、粉人、���之属；然大不过方丈， 室高不�u数尺， 议者犹或非之。丧乱以来， 此风大扇， 祭盘帐�浚� 高至八九十尺， 用床三四百张， 雕镌饰画， 穷极技巧， 馔具牲牢， 复居其外。[2] （61）
这几则材料分别记载了安史之乱对玄宗朝的石刻修建、书籍保存、明堂建筑、绳妓技艺传播、送葬道祭等几个方面带来的影响。
其中， “石经”条所载唐代石刻的修建因安史之乱的发生而迟迟未能付诸实践， 说明安史之乱造成了唐代石经文化发展的落后。笔记作者由此发出的“呜呼， 石经之事， 亦俟河之清也”的感慨表明作者已认识到：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安稳的社会环境。“声韵”条所载安史之乱造成了声韵类类书《韵海镜源》的散佚。毫无疑问， 兵燹之下， 纸质图书若非专人特意保存， 大都难逃亡佚的命运。从反面证明了“石经”条中所言之理--没有安定的环境， 文化事业也难以发展。“明堂”条所载之明堂， 蔡邕《明堂月令论》曰：“明堂者， 天子太庙”[3];《毛诗注疏》孔疏：“明堂者， 明政教之堂也”[4];桓谭《新论》曰：“王者造明堂、辟雍， 所以承天行化也”[5] （36） .明堂不仅仅作为单纯的皇宫建筑而存在， 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代表着君权的合法性。史思明带领叛军破坏明堂的目的在于摧毁李唐王朝统治的合法性。这一举动导致明堂建筑被彻底破坏， 原貌难以复原。“绳妓”条所载绳妓技艺原本是皇宫内的一种艺术表演， 艺人们生活在皇宫内为皇帝和大臣表演， 普通百姓很难看到。安史之乱爆发， 宫廷艺人遭遣散或逃亡， 这种技艺也随之在民间逐渐传播开来。对于宫廷艺人来说， 安史之乱使他们原本安稳的生活变得颠沛流离， 甚至有些艺人因不愿为叛贼表演而遭到杀害。但是， 对于绳妓技艺这种艺术形式的传播而言， 安史之乱制造了很多机会。如果没有安史之乱， 很多宫廷技艺向民间流传还要再经过一段时间， 甚或失传。从这一点来说， 安史之乱的社会影响并非完全消极。“道祭”条记载了安史之乱前后祭祀风尚的改变， 安史之乱前， 国朝富赡， 民间道祭的规模、形式稍嫌奢靡就已遭非议， 而在战乱之后， 奢靡道祭之风盛行， 道祭的规模不减反增， 进一步确立并增加了“祭祀”的仪式感。战乱造成的死亡人数越来越多， 人们通过祭祀表达对逝者的尊敬与缅怀， 祭祀活动也由此增多， 道祭形式也随之不断发展演变。
安史之乱对唐代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这些影响中有很多是破坏性的， 比如建筑物的破坏、书籍亡佚， 以及石经修建等文化事业的发展减慢， 甚至停滞。但其中仍有一些影响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比如， 在安史之乱的影响下， “绳妓”技艺由宫廷走向了民间， 技艺由此得以保留并广泛传承。“道祭”这一祭祀形式的规模更加繁复， 仪式感更强。笔记材料中所记载的这些细节方面的变化有些是正史材料中未见的， 在某些方面弥补了正史的不足之处。
三、笔记中关于安史之乱的反思
唐代笔记材料中有一部分记述了笔记作者对安史之乱及相关人员的思考。这些感慨与评论性文字有借当事人之口说出的， 有笔记作者以“赞曰”的形式直接表达的。其中， 借当事人之口说出的具有反思性、总结性的语言是否出自当事人之口真伪难辨。但是， 笔记中所记载的思想观点则是真实可感的。
《东观奏记》辑佚八二则：
明皇在南内， 耿耿不乐， 每自吟太白傀儡诗曰：刻木牵丝作老翁， 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浑无事， 还似人生一世中。[6] （66）
第一， 这则材料需要辨伪。首先， 《东观奏记》的作者裴庭裕是唐昭宗时期人， 不可能亲历玄宗朝事， 他的材料来源只能是传闻或此前史籍记载；其次， 玄宗所吟《傀儡诗》并非李白之作， 当是玄宗时期的另一位诗人梁�B的《咏木老人》 （或名《傀儡吟》《咏窟磊子人》） ;最后， 诗歌内容表达了人生如梦的虚无之感。这种感受究竟是否为玄宗后期的真实感受， 正史并无记载， 只能是一种推断。所以， 这则材料所记载的内容并不可靠。第二， 除辨伪之外， 我们还可以从中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首先， “别有兴庆宫， 号南内也”[7] （427） , 玄宗居南内， 当为两京初复自蜀归京。这是真实可考的。其次， 这则材料为作者托伪玄宗之作。尽管可能并非玄宗亲口而言， 但是作者认为， 玄宗很有可能有这样的人生感受。或者说， 作者正是出于对安史之乱后玄宗的处境与心态的思考才作出这一推断。
宋人乐史作《杨太真外传》， 在文末表达了他对这段历史的反思。史臣曰：
夫礼者， 定尊卑， 理家国。君不君， 何以享国？父不父， 何以正家？有一于此， 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误， 贻天下之羞。所以禄山叛乱， 指罪三人。今为《外传》， 非徒拾杨妃之故事， 且惩祸阶而已。[1] （146）
这是乐史个人对历史的感慨， 其价值如乐史自言之“非徒拾杨妃之故事， 且惩祸阶而已”, 乐史写作《杨太真外传》的目的在于“惩祸阶”, 即警示祸患。其中， 乐史指出了玄宗不遵循礼制、伦理， 为君、为父无道， 最终导致国破家亡的后果。这段文字具有总结历史经验的意义， 同时也起到了警示后世的作用。
作者不详的《梅妃传》文后所附赞文写道：
明皇自为潞州别驾， 以豪伟闻， 驰骋犬马�、杜之间， 与侠少游。用此起支庶， 践尊位， 五十余年享天下之奉， 穷极奢侈， 子孙百数， 其阅万方美色众矣。晚得杨氏， 变易三纲， 浊乱四海， 身废国辱， 思之不少悔。是固有以中其心， 满其欲矣。江妃者， 后先其间， 以色为所深嫉， 则其当人主者， 又可知矣。议者谓或覆宗， 或非命， 均其媚忌自取。殊不知明皇耄而忮忍， 至一日杀三子， 如轻断蝼蚁之命。奔窜而归， 受制昏逆， 四顾嫔嫱， 斩亡俱尽， 穷独苟活， 天下哀之。传曰：“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盖天所以酬之也。报复之理， 毫忽不差， 是岂特两女子之罪哉？[1] （156）
这则材料简述了玄宗此生的经历， 并从中指出其失国之误。穷奢极欲、贪恋美色、变易三纲、受制昏逆的行为最终导致浊乱四海、身废国辱的境地， 其中悔恨自知。这则材料比较全面地总结了玄宗为君的诸多失误之处， 并提出玄宗失国乃个人原因所致， 罪责并不在杨、梅二妃。对于玄宗误国及安史之乱的爆发， 历代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女色祸国， 如前引《开元天宝遗事》中“泪妆”条、“风流阵”条的观点；另一种观点则与《梅妃传》作者观点相同， 认为玄宗误国罪责在于自己， 与女色无关。两种观点体现出了不同的立场， 各有道理， 都体现出了后人对这段历史的思考。
在正史中， 总结安史之乱的历史教训， 反思玄宗为君之失的文字并不多见。而笔记作者却常常直书对历史事件及相关人员的看法， 予以直白的褒贬。这其中除了反映出笔记作者对历史的反思之外， 更重要的是表达出了其对历史人物的明确态度。一家之言可能存在偏颇之处， 但这些具体的描述与明确的态度可以帮助后人更感性地体认历史。从这一点上说， 笔记材料更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历史、反思历史， 而这恰恰弥补了正史之不足。
四、笔记材料与正史记载安史之乱的对比
通过整理笔记材料中有关安史之乱的记载， 我们发现， 笔记材料中表现的安史之乱与正史不尽相同， 二者各有侧重。与正史记载的官方正统性等特点相比， 笔记材料往往具有平民化、言论自由、擅发感慨等特点。
（一） 正史的特点
1. 对事件的客观记录
《旧唐书》《新唐书》《唐书》多通过个人传记零散地记录安史之乱， 以如实刻画人物在安史之乱中的行为为主， 很少对人物作出评价。《旧唐书·王维传》中记载了王维在安史之乱前后的行为：“禄山陷两都， 玄宗出幸。维扈从不及， 为贼所得。维服药取痢， 伪称喑病。禄山素怜之， 遣人迎置洛阳， 拘于普施寺， 迫以伪署。禄山宴其徒于凝碧宫， 其乐工皆梨园弟子、教坊工人。维闻之悲恻， 潜为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 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 凝碧池头奏管弦。’贼平， 陷贼官三等定罪。维以《凝碧诗》闻于行在， 肃宗嘉之。”[8] （3438） 关于王维在安史之乱前后的事迹， 《旧唐书》的记载言尽于此。史书客观地描述了当时的一些史实， 但忽略了人物的行为及心理更细化的描述与分析， 其中也无法看出史官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再如， 安史之乱爆发后， 《旧唐书》中记录玄宗皇帝的大段文字， 如“丁酉， 禄山陷东京……甲午， 将谋幸蜀， 乃下诏亲征， 仗下， 从士庶恐骇， 奔走于路……又曰：‘朕须幸蜀， 路险狭， 人若多往， 恐难供承。今有此彩， 卿等即宜分取， 各图去就。朕自有子弟中官相随， 便与卿等诀别’”[8] （1391） .这多是描述事件的发生， 对于玄宗“幸蜀”这一关系国朝命运的大事， 无评无论。这是一种客观而冰冷的呈现。
2. 民间事迹的阙失
史官供职于朝廷， 接触百姓生活较少， 所以正史中有关民间事迹的记载与笔记材料相比往往有所阙失。以安史之乱的影响在正史与笔记中的记载为例， 《旧唐书》《新唐书》中涉及安史之乱所致影响的主要有藩镇割据的形成， 如“安史乱， 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 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 护养孳萌以成祸根”[9] （2189） .正史关注的是人口、经济、政局等一系列大的国家社会问题。而对于像“道祭”“绳妓”之类百姓生活中的琐事， 均未见正史记载。
（二） 笔记材料的特点
1. 民间特色
与正史记载相比， 笔记材料中所记事件更具民间化， 这一点与笔记作者的身份与笔记材料的来源有关。“有志于修史者若不能为史官， 则只有以杂史、笔记形式补史之阙， 以满足修史之志。”[10] （17） 笔记作者往往是有志于修史却未能任职史官的人员， 他们以笔记杂史的形式补史之阙。他们更多关注百姓生活中的琐细之处， 如“绳妓”与“道祭”条中记载的绳妓技艺在民间的传播及道祭仪式发生的重要变化， 二者都是百姓日常生活之事， 但正史均未有记载。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变化只有深入百姓之中才能体会， 所以笔记材料的来源常常是坊间传闻与亲身经历。而这些深入坊间百姓之中的经历则决定了笔记材料的民间化特点。
2. 自由性
由于笔记作者的非史官的社会身份， 他们的创作比史官更加自由， 可以在笔记杂史的创作中融入更多的个人观点。这些观点可能直斥君主、后妃、权臣， 但是他们并不需要过多担心由此获罪。如宋人乐史在《杨太真外传》中指斥玄宗：“君不君， 何以享国？父不父， 何以正家？”这种言论在当朝的正史材料中毫无见出。真正“不虚美， 不隐恶”地自由抒发对历史的看法， 往往是笔记材料相对正史写作而更加突出的特点。
3. 擅发感慨
史官修史的最大特点是“秉笔直书”, 很少掺入个人情感因素， 而笔记作者却尤其擅长在这方面大做文章。在笔记材料中， 作者除了记录事件之外， 往往在文后附上评论性文字， 并阐发对所记之人与事的感慨。如《旧唐书》《新唐书》中的《杨贵妃传》与笔记《杨太真外传》， 正史与笔记中对杨贵妃生平的记载出入不大， 但是《旧唐书·杨贵妃传》文后未见“赞曰”等评论性文字， 《新唐书·杨贵妃传》文后所附“赞曰”并未对杨贵妃其人其行作出评论。1而笔记《杨太真外传》文末写道：“君不君， 何以享国？父不父， 何以正家？”[1] （146） 作者并在文末评论中指出玄宗失国的原因--不遵伦理与礼制， 交代写作《外传》的目的--不仅叙述杨贵妃的故事， 还在于警示祸患。笔记作者通过这些感慨与评论表达个人对历史的看法， 这一点是笔记材料与正史之间明显的不同。
笔记材料中表现的安史之乱与正史中记录的安史之乱在基本事实上出入不大。但是笔记材料更多地表达了笔记作者个人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功过的思考与评价， 并且他们更关注普通百姓的生活在大事件影响下的细微变化。这些记载与评论补充了正史的不足， 有助于对历史进行深刻体认， 为后世全面了解安史之乱及唐代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参考文献
[1] 王仁裕， 等。开元天宝遗事十种[M].丁如明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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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桓谭。新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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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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