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福建留日教育自甲午战争之后， 在官方政策、民间留日观念变化以及新式教育的推进下日趋高涨， 其发展速度远高于同期留美、留欧教育。这一留学趋势的变迁， 除受全国留日教育高潮的推动外， 也有福建自身诸多因素的影响。清末福建留日学生在留日期间积极学习西学， 学以致用， 翻译新学， 引进新知。归国后， 大多数福建学生选择回乡发展， 他们或积极创办新式学堂， 或在教育部门任职， 有些还参加民主革命， 活跃于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 从不同角度推动了福建教育的新陈代谢， 加速了福建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福建； 清末； 留日；
清末由于港口开放、甲午战争等因素， 福建民间开始正视日本教育的先进性。不少先进士绅开始创办新式学堂， 模仿日本学制， 培养留日人才， 积极选送学子赴日留学。福建当地官府对于留日教育的态度转变经历了犹豫观望、积极推进以及阻挠限制三个阶段。民间以及官府的因素导致福建留日教育在短短二十几年中经历了抛物线型变化。福建留日学子在这一段时间中， 也展现出其群体特征。对清末福建留日教育演进以及留日学生特征的研究， 有助于进一步厘清福建留日教育的发展动因， 从一个侧面反映清末福建留学教育的部分实况。
一、清末福建留日教育的历史进程
清末福建留日教育发轫时期较长， 经历过相对较短的快速攀升期后， 人数急剧下降。根据已掌握资料， 将清末福建已知留日学生人数进行了统计 （见表1） .有记载的福建留日生始于1894年。1902年至1903年， 福建留日生人数明显增多， 其中以自费生为主。1905年后， 官府以及民间对于派生留日的态度逐渐统一， 对留日教育皆持鼓励态度， 官费生数量迅速攀升， 伴随自费生人数稳步增长， 两者旗鼓相当， 共同促成了1906年福建留日教育的高潮。1907年， 由于清廷对于留日速成教育的限制以及留日学生学潮的影响， 福建省留日生人数迅速下降， 标志着清末福建留日教育进入尾声。
与同时期全国留日趋势相比较1 （见图1） , 清末福建留日教育发轫期与全国几乎同步。1904年全国留日趋势上涨时， 福建省也同时急速攀升， 1907年时全国留日人数下跌， 福建省留日人数也同步急速下降。唯一不同是， 福建留日顶峰时期与全国相比较为滞后。全国留日人数顶峰出现于1905年， 而福建省留日最高潮则是在1906年。
表1 清末福建留日学生人数统计表 （人）
图1清末全国和福建留日趋势
从现存文献看， 鸦片战争前， 鲜有福建学子赴日留学的记录。有学者认为陈寿彭 （1855-?） 即是清末首位福建留日生。2陈寿彭， 字逸儒， 祖籍福建侯官， 清末着名翻译家， 曾被船政学堂派送留英。据记载， 陈寿彭船政学堂毕业后， 1883年“游学日本”.3此次游学时间极短， 据其子记录“及冬， 家严归”.但未涉及其游学学校以及毕业等信息， 因此暂时只将其归为游学。
有记载的清末福建留日教育始于私费生。1894年4月， 福建学生林澄波到达日本， 开启其留学生涯。先入黑田寻常小学校， 后进正则中学校预备学校学习。4作为闽籍留日私费生， 林澄波早于官费生2年留日。最早福建官费留日生， 可追溯至1896年。1896年， 驻日公使裕庚决定依据日本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的建议， 派遣学生赴日留学， 于全国范围内派遣13位学子赴日留学 （当时未有福建籍学生） .然而不到三个星期， 李宗澄、韩寿南 （也有记录为韩筹南） 、赵同颉、王作哲4名学生退学。5是故， 使馆分别补充以22岁福建人黄涤清以及16岁安徽人吕烈煌。1899年， 嘉纳治五郎给其中7位颁发毕业文证。6确定毕业者有唐宝锷、朱忠光等8人， 但其中并无黄涤清， 可知当时这位闽籍最早福建官费留日生并未毕业。
随着全国留日教育逐渐兴盛， 福建省留日人数也逐渐增多。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 , 总理衙门转述日驻京公使矢野文雄建议， 获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支持， 杨上奏《议游学日本章程片》。后总署奏陈《遴选生徒游学日本事宜片》， 选派生留日， 人选中除衙门同文馆习东文之学生， 还要求闽浙总督在内的各地督抚， “就现设学堂中遴选年幼颖悟粗通东文诸生开具衔名咨报”7.虽此章程仅限公费生， 但已被视为“一种固定的政策”.8此后各省督抚相继派遣文武学生赴日留学， 国内留日生数量日增， 更多闽籍学子选择赴日留学。1901年《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 （自壬寅年一月起八月止） 中《共瀛录》所记， 1901年12月之前闽籍留日生共12人， 占总数272人中的4.41%, 其中官费生4人， 自费生8人。9
虽然发轫时期较长， 但是在全国范围来说， 该时期， 福建留日学生数量处于先进水平。根据《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 自1899年至1903年福建留日学生共50名， 占所有672名中国留日学生的7.44%, 在19个留学省份中位列第5.10就全国当时人口比例而言， 福建总人口每万人留日学生数为0.040人， 浙江0.062人， 江苏0.049人， 留学生人口比例在沿海省份中排名第3.11
这一时期 , 福建省留日生仍以自费生为主。从全国来看， 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450名， 官费生占一半以上”.12该年留日生虽激增， 但1902年所有30名闽籍留日生以及1903年7名闽籍留日学生皆为自费生， 5年内福建籍官费留日生仅8名， 占此两年福建留日生总人数16.7%.与邻近的沿海省份相比， 福建省自费生比例较高。1901年， 各省留日自费生占比中， 福建省66.7, 广东省56.5%, 浙江省53.8%, 江苏省63.6%, 4省中， 福建省自费生占比最高。
1904年后， 福建留日学子数量大幅提升， 且速度极快。1904年福建留日学生人数较1902年翻了一番以上， 1905年达到107人。1906年福建留日学生共170人， 是清末福建留日的高潮时期。但与全国总留日人数相比， 人数不算太多。1906年全国21省派生留日数5418人 （未到使署报名者未计入其中） .14福建省占总人数3.1%, 排名第11位。排名第一为湖北省， 共1366人赴日留学， 占总人数25.2%.与之相比， 福建省留日生人数虽持续攀升， 但总数仍与留日大省有一定差距。
这一段时期， 公费生人数开始大幅提升， 逐渐与自费生人数差距减小并赶超自费生。据1906年《学部官报》7月记载， 福建籍自费留日人数为63人， 公费留日人数为69人。公费生总人数较之前5年大幅提升， 这与福建官方推进留日教育有一定关系。1900年起， 福建年年都有官派学生赴日留学， 如1904年， 福建官派45名学生赴日学习农、工、商各科。同时， 福建省各学校也积极派送学生赴日留学， 如福建武备学堂和福建高等学堂皆派学子留日。受全国留日潮的影响， 不少福建先进士绅也积极自费赴日留学。民间以及官方的共同努力， 使得福建留日教育进入了急速攀升时期。
20世纪初， 日本留学教育乱象频出， 不少学校为牟利激烈竞争， 提倡速成， 教学质量低下， 留学生管理混乱。1905年9月日本文部省为肃清这一乱象， 颁布《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由于多数留日学生听信日本报刊的一些失实报道， 将该规程误译为《清国留日学生取缔规则》等名， “取缔”一词在日文中意为“约束”“管理监督”, 在中文中则有取消、禁止之意， 造成不少清国留日学生的不满。加之日本侵华， 以及清末留日学生日常生活中所受种种屈辱以及歧视， 不少留日清国学生的愤怒情绪由此点燃， 11月底中国留日学生为反对此规则， 联合罢课。12月8日， 留日学生陈天华留下绝笔投海， 引发清国留日学生集体归国潮， 其中也包括部分福建留日学子， “留学日本学生之籍隶安徽、湖北、浙江、福建等省者， 闻已有七百余人前日乘法公司船先行来沪”.15
1906年2月， 清政府颁布《选送留日学生限制办法》， 规定留日学生至少中学毕业， 当年8月学部电告各省， 停派留日速成科学生。福建留日学生人数呈现骤减趋势。1908至1910年， 福建留日学生仅58人， 其中官费生20人， 自费生38人。16相比于1906年的巅峰时期， 人数不到当时的三分之一。与全国各省相比， 仅列第13位。171907年前后， 早期前往日本留学的福建学生也陆续毕业回国， 由于留日生在福建省往往受到重用， 因此学成归国返乡者众。留日人数减少， 归国人数增多， 在日留学的福建学生人数迅速减少。
二、福建留日教育发展的历史动因
福建留日教育发展的主要历史动因包括：清政府的政策驱动以及地方官府的行政推动、福建社会对于日本环境文化的印象改观及福建新式教育的兴起。19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10年代这20多年的时间中， 这三大因素共同作用推进清末福建留日教育发展。
（一） 清政府的政策驱动以及地方官府的行政推动
清末政府的教育政策驱动了全国留日教育的枯荣升贬， 福建留日教育与清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以及全国留日发展动向之间联系紧密。早期， 不论是1901年清政府颁布的《广派游学谕》以及1903年的《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 还是1905年的废除科举， 都不断刺激许多期望走向仕途的福建学子选择赴日留学这一条道路。在清末的《最近官绅履历汇编》中， 福建留日学生进士就有8人， 占全国169人中的4.73%, 人数比例而言， 在全国较高。这一系列政策及举措， 以功名和仕途为动力， 有力地调动了清末福建学子的留日积极性。而后期清政府的教育政策则将福建留日教育带入低谷。1906年学部颁发《通行各省选派游学限制办法电》及之后的通令各省一律停派速成学生， 福建留日生又有不少人选择速成学校学习， 导致了福建留日学生人数迅速减少。
福建当地政府， 在明确清政府的留日态度后， 积极配合清政府留日政策并大力宣传， 综合当地政治经济发展状况， 向清政府上奏要求增加留日生数量， 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福建留日教育的走向。首先， 福建官府积极配合清政府留日政策宣传以及执行。在福建地方教育报刊上， 及时刊登清政府留日相关消息。作为官方教育行政报刊的《福建教育官报》就刊登过如《本司咨移谕饬奉准学部冬电本年八月考试游学毕业生文》。18也刊登学生申请官费留日本的消息， 如《附批：批南安县优贡生陈世杰禀：请给官费游学东洋由》。19在留日教育相关事宜上， 福建官府也十分配合。1906年， 清政府要求各省登记清末留日学生人数， 福建省积极响应， 其调查表被作为模板， 供他省参考。20其次， 福建官府在经费上对于福建留日学生给予大力支持。在没有名正言顺的政府留学经费前， 从其他项目之下支取资金支持留日。1904年， 东文学堂派送12名学生赴日留学， 闽督李经义同意于商务局项下拨款资助其留日。1905年， 新任闽督魏光焘积极支持福建派生留日， 上奏朝廷认为“师范为国民教育根本， 非速储教员不能望教育之普及也”21.“欲多储教员， 非多派学生出洋专习师范不可”22.即使在省库经费入不敷出的情况下， 考虑到“学习师范为全省人才命脉所系， 不能不竭力”23, 申请在原有官派福建15人留日基础上， 继续增加官费生数量。1907年， 凡自费生能考入管理高等或专门学校及大学者， 由福建省督抚该给官费， 总计当年共82名福建学子接受官府资助， 每人每年450元。24经济支持推进了福建留日教育的快速发展， 然而政局动荡之下， 福建本省财政状况日渐拮据， 导致大量福建官费生无法及时获得补助。1907年“闽省目前财力实已竭尽无余， 拟请嗣后官费学生无论或由派往或由改拨， 总不得溢出此数， 以示限制”25, 并决定对留日官费学生“分年随时递减， 借节经费而免竭蹶”26, 速成学生一律暂停派出， 福建留日学生人数骤减。最后， 福建官府对于福建留日毕业生回乡发展教育积极支持。1910年， 福建当地官府还批准了留日毕业生林邦绥建立樟�o初等小学堂的申请27, 从侧面鼓励福建学子留日， 且毕业之后回乡报效祖国。
（二） 福建民间对日观感变化， 触发留日萌芽
洋务运动期间， 福建船政学堂于1877年开始派遣学生出洋留学， 拉开清末留欧学潮的序幕， 同时也让不少福建学生对于留日跃跃欲试。福建与日本联系久远， 早在明朝便已有贸易往来， 漳州月港贸易兴盛之后两地联系日益紧密， 一些福建海商定居日本。因此福建人民对于日本文化并不陌生。但当时不少闽人对日持负面印象。如清末福建首位游日生陈寿彭之妻薛绍徽就曾在《送外之日本》中曾表达了自己对于当时丈夫赴日游学的看法：“我闻瀛洲地， 弱水无浮根。神仙久不作， 雕题相并吞。”28该诗透露出作为妻子， 对于丈夫远赴东洋留学的隐隐担忧。薛氏自幼随母邵孺人学诗， 14岁诗作被评为福州“诗钟比赛”上选之作， 为当时福建着名的才女、诗人， 属于知识文化水平较高之女性， 但对于日本之认识也仅止于此。
福建人对于日本教育的改观， 主要在甲午战争爆发后。首先， 福建先进士绅对于日本教育兴国的方法持肯定态度。如陈宝琛等人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变用西法”, 仅30年时间， 便“励精锐进， 学校林立， 妇孺知书”29, 国力渐强。因此， 其意欲效仿此法， 希望通过教育兴国， 并产生在福建当地培养学生留日的想法， 开始于福建创建培养留日人才的东文学堂。其次， 由于日本独霸福建， 1900年甚至划厦门为租界。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日本人涌入， 其中不乏日本高级知识分子。据《字林西报》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报道， 当时的福建日人数量充分体现了日本对福建的野心， 这些人中多为良好教育背景的高级阶层， “有学问之上等人近日游历福建内地及福建矿山者络绎不绝。”301900年2月15日， 东亚书院于厦门成立， 日人长濑凤辅为主要创办人， 31其文化侵略之心昭然若揭。日本的文化侵略受到福建人民的强烈反抗， 在斗争之中， 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 部分学子开始萌生留日意愿。最后， 福建省早期留日学生成才率高， 回国后享受的留学红利也让民众看到了留日教育的优势。虽然与其他省相比， 福建省留日学生人数只属于中等， 但成材率较高。从1907年至1911年期间， 福建省留日毕业学生人数140人， 在所有省份中排名第8位。32福建籍归国留日生， 不少都在政府或当地教育部门担任要职。如刘崇杰回闽后， 担任法政学堂首任监督， 陈耀西回国后担任官立蚕业学校监督。
（三） 新式学堂林立， 推动留日教育兴起
福建留日教育真正兴起， 主要源于新式学堂的兴盛及大量留日预备人才的培养。戊戌变法前后， 福建新式学堂数量不断增长。1903年“癸卯学制”颁布之前， 福建各地已有东文学堂、蒙学堂、厦门的私立小学堂、官立丰州学堂等十余所新式中小学堂。1903年至1908年5年期间， 福建各类学堂从14所急速增加至385所， 在学人数由917人增加至21085人， 33不论是学校数量还是在学人数都比5年前增加了20倍有余。
首先， 这些中小学堂“以模仿日本学校为主”, 34使更多福建学生具备日语知识以及适应日式学制。如以派送学生赴日留学的福建东文学堂， 课程设置以日文为主、汉文为辅、兼修普通课程、教学层次分明。东文学堂设预习科以及本科。预习科主要学习日语， 修业一年。本科学校设立普通学术课， 以备将来学生进行专业学习， 修习二年。普通课中包括数学、万国历史大意、万国地理大意、书牍等。
其次， 当时不少福建学堂中已有部分日本教习， 部分留日归来的学生， 他们共同为本地学子了解留日情况打开了一扇窗。1902年蒙学堂所聘之体操教习， 乃从日本振武学校学成归国的方声涛。1904年至1905年期间， 先后有22名全闽师范学堂毕业的留日生回校任教。还有不少回到家乡在教育管理部门担任要职， 如钟麟祥、王振先等先后供职于福建学务公所， 他们倡导洋务教育。351889年至1901年， 桑田丰藏、冈田兼次郎、中西重太郎以及和森原道4名教习先后在东文学堂任教。36这大大提升了东文学堂学生的日文水平。
第三， 新式学堂大都积极派送学生赴日留学。如东文学堂每年选定2-3名优等生赴东洋学习。371904年， 在陈宝琛支持下， 东文学堂派送12人赴日留学。新式学堂创办者中不乏革命党人， 他们中有的利用新式学堂培养革命人才， 并送其赴日留学。为了推翻清廷统治， 黄展云于蒙学堂内秘密创办爱国革命组织“励志社”, 积极招纳成员， 从该社中挑选学生赴日留学， 如陈更新便被派送到日本陆军大学速成班， 进行陆军学习， 学费由学校拨给。38也有部分学生自费留日， 如励志社成员中的蔡世浚毕业后， 便自费赴日学习工业， 回国担任工学院教授。除派送学生赴日留学外， 由于缺乏新学教学以及管理人才， 不少学堂选派教员赴日考察或者留学。1903年福建武备学堂共选派11人赴日士官学校深造。福建高等学堂于1903-1904年， 派出陈遵统等十余人留日研习师范。福建学务公所于1906年派出40余人赴日， 皆选择师范为专业。
第四， 清末福建当地的台湾籍民学校， 多以日式教育或者源自日式教育的台式教育为主， 其招生目标除了籍民还包括福建当地学子。从一定程度上， 为福建当地学子提供了留日预备以及留日机会。甲午战争之后， 清政府割让台湾给日本， 日本殖民者在当地实施同化政策， 并妄图通过送台湾“籍民”到福建， 从而达到渗透侵占福建的目的。籍民即日本占领台湾之后编入日占“台湾籍”的台湾人。391899年， 厦门第一所籍民学校--东亚书院成立。其中学生40名， 日本教习1名， 中国教师3名。该校规定， 学生毕业后可以到台湾或日本接受深造。401908年， 另一所籍民学校--旭瀛书院在厦门成立， 由日人任教谕， 效仿日本开设一年制以及两年制专科课程， 同时招收台湾以及大陆学生。除此之外， 还有泉州漳华学堂， 漳州漳华学院以及石码瀛夏书院， 皆为籍民学校， 但也招收大陆学生。1907年， 福州东瀛会馆设立东瀛学堂， 以台湾学制为效仿对象， 学制6年， 由日人任教谕。籍民学校的教学内容、学制课程等方面， 体现了日本明治维新后教育改革的成果， 且又多由日人管理， 并多有日本知识分子担任教师， 因此作为一种留日教育预备学校， 无形中推动了清末福建留日教育的发展。
三、清末福建留日学生的群体特征
1906年的《学部官报》第6、7期记录1903-1906年福建官私费生共152人。《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记录1899-1903年福建籍学子48人。《清末各省自官费留日学生姓名表》记录1894-1908年福建籍学子137人。清宣统 （1909-1911） 左右， 《福建海外留学生联合会章程会员表》登记， 清末福建留日学生200人。将四表交叉比对， 无重复者323人， 重复者97人， 可确定清末福建留日生至少420人。通过对此420人的取样分析， 以获得清末福建留日学生的主要群体特征， 并对其背后成因进行分析。
（一） 生源多来自福州府
清末留日学子主要来自当时福建省内经济发达、距离地方权力中心近的区域， 如侯官、闽县等， 这一点与当时全国各省相似。随着时间推移， 福建其他地区的留日生逐渐增多， 主要来自沿海地区。但与福州府相比， 其他地区学生人数比例仍然较低。至宣统年间， 福州府仍为福建留日学生的主要来源。
1899-1903年福建籍留日生中， 闽县26人， 侯官18人， 长汀3人， 海澄1人。闽县以及侯官学生占总人数91.6%, 占绝大多数。1903-1906年期间， 福建留日官费生71人中， 闽县学生24人， 侯官学生23人， 占总数66.2%, 较前三年有所下降， 长乐次之， 共10人， 其余如莆田、福清、上杭、连江、古田、永福等也开始派生留日。此间福建留日私费生共81人， 闽县25人， 侯官26人， 占总人数63.0%, 并出现了晋江、连城以及南平等地的留日生。根据宣统年间 （1910-1911年） 的《福建海外留学生联合会章程会员表》所示， 闽县留日生达91人， 侯官留日生45人， 仍占总人数72.0%, 也有零星漳州、崇安等地的留学生赴日学习。在清末福建留日教育发展进程中， 福州府学生人数始终领跑其他各府。
清朝时， 侯官以及闽县皆为福州府管辖之县。民国二年 （1913年） , 二县合并为闽侯。清末福建留日学子更多来自福州府的主要原因是：首先， 科举传统优良， 文人数量较多。清末着名闽籍留日报人林白水也说过“当科举时代福建文化萃于省会”.41清朝以来， 福州府文化水平在福建12府中独领风骚。清代福州府举人数4607人， 占清朝福建举人总数44.5%.42进士总数735人， 占当时福建进士总人数51.7%.其中闽县、侯官进士人数达到557人， 在当时全国各县排名第三。43此两县文人数量以及文化水平皆胜于福建其余各县。其次， 戊戌变法后， 福州府的新式教育日趋兴盛。许多福建士绅纷纷出资建立大批新式学堂， 如苍霞精舍、福州东文学堂、游学预备学堂等， 44皆设有日文课程。福州府从官府到民间学堂， 不论是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 对于留日学习持积极态度。因此当时， 相比于省内其余各府， 福州府留日学子占多数也在情理之中。
（二） 留日教育在省内为主流
清末福建留学教育中， 留日教育占据中心位置。仅以清末宣统年间出版的《福建海外留学生联合会章程会员表》来看， 189名会员中， 除黄德椿一人未登记具体留学信息， 其余188人中， 留日者161人， 占总人数85.6%.其余27人中， 留法13人， 留学奥地利1人， 留英4人， 留学比利时5人， 留德1人， 留美3人。45留日学生人数在其中占据绝对优势。
一方面原因是， 相比于留学欧美， 留日费用更加低廉， 从官方到民间都更倾向于留日接受先进教育。清末留日官费生约每月30元， 相当于每年360元。46欧洲各国官费生费用月1000银两上下。471909年， 留美学生如读的是州立大学， 则学费40美元， 大城市学杂费每月约40-50美元 （1美元当时约为1.6两白银） , 则一年约1000两白银。留学欧美的费用基本是留学日本费用的2至3倍。日本还提供1年的速成教育， 费用更省， 因此福建官方以及民间都更偏向于留日教育。实际上， 在选派学生留学欧美一事上， 福建在国内是较为先进的地区。福建船政学堂从1877年起便开国内留学欧洲先河， 派遣学生赴英法各国留学， 学习先进海军技术。至1911年陆续输送达107人赴欧留学。4819世纪80年代， 福建教会就派遣其信徒赴美留学， 1883年许金訇由美以美会海外妇女传道会执行委员会资助， 赴美留学。国家的留美计划中， 福建学子也积极参与， 1909年至1911年3批的“庚款留美”生中， 福建学子有11名。1911年， 福建籍留美学子共18人， 以全国来看， 在所列14省内， 人数排名第5, 属于中上水平。49但这些留学欧美的闽籍学生， 多数都是依靠官费或者大型机构， 如学校等资助才能成行， 因此自费留欧美的福建籍学生人数不多。福建官府也倾向于派遣学生留日， 因为留日速成师范教育可以最低成本、最快速度填补福建当时新式教育师资不足的缺口。因此， 留日学生数量大大超过留学欧美学生数量也就不足为奇。
另一方面原因是， 福建留学日本的预备教育比留学欧美的预备教育规模更大。福建从初等教育到中等教育的新式学堂都以日式学制为主， 学习内容也多借鉴日本学校；甚至出现了专门培养留日学生的东文学堂， 以及留学预备学堂。而留学欧美的学生只能通过教会学校或者船政学堂才能获得相应的留学预备。清末福建教会学校虽然办学早， 但总体而言毕业生人数不多。如清末福建教会学校三甲之一的榕城格致中学， 1895年至1911年， 毕业学生总人数仅80人。50因此清末福建留日教育仍然为主流。
（三） 留学方式以速成为主
福建省清末留日学生的留学方式以速成教育为主， 且高于全国选择速成留日教育的人数比例。高等教育虽非主流选择， 但也开始有所发展。福建的军事留学以及女子留学虽然发端较早， 但都呈现后劲不足的态势。
清末福建学生选择留日速成教育者众多， 至留日教育高潮期， 选择留日速成的学生成为福建留日学生主流。1901年至1902年， 有5位福建自费留日生选择入速成学校学习。51至1906年， 这一数字进一步扩大。当时就读于经纬学堂的中国留学生672人， 福建籍学生占91人， 在全校15省学生中排名第3位。52从省内留日学生总数来看， 当年福建留日学生总共170名。选择速成学校如宏文学堂、经纬学堂的福建籍留日生共119名53, 即70%的福建留日生都选择了速成教育， 而同年全国选择留日速成教育的学生也仅占全国留日生人数的43.09%.54福建籍留日学生对速成教育的热衷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也导致清政府限制速成教育后， 福建留日教育人数迅速下跌。随着速成教育的衰退， 选择以此为跳板的福建留日生深造率也开始走低。1909年通过速成教育顺利考入日本高等专门学校的福建籍学生仅2人， 占全国95名同类考生的2.1%, 数量微乎其微。55
福建留日学子选择其他留日方式的也有不少， 但人数上不如速成教育多。尽管速成教育是高潮时福建留日方式的主流， 但选择高等教育的福建学生也日益增多， 其中以法政类最为流行， 该类福建留日学生人数在全国也属于中游水平。1906年， 日本法政大学中， 福建籍学生20人， 在全国21省中排名第11位。清末福建省在军事留学方面， 较全国而言， 发端早， 但总人数不多。早在1900年， 福建学生刘荃业便自费入成城学校学习陆军。561900年至1910年， 全国有20省分9期派遣学生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福建省10年内共派遣19人， 在全国排名第12位。57与有派遣军事留学的其他省份相比， 福建省属中下水平。在女子留学教育方面， 福建省未落人后。1902年， 全国赴日留学女生仅十余人。58当年， 时年13岁的方君笄 （方声洞之八妹） 便赴日留学， 进入帝国妇人协会， 后进入实践女学校， 师从下田歌子。591902年至1903年期间， 全国留日女生共17人， 福建女性占2名， 与广东浙江并列第2位， 属领先水平。然而， 这一优势并未持续。1906年至1911年， 清末留日女学生共106人， 其中福建籍女生仅2人， 60与陕西、山东并列第10.清末福建留日女子教育虽起步早， 但后劲不足。
（四） 专业选择以法政、师范为主
清末福建留日生主要以法政和师范专业为主。而当时全国留日生则是以法政、商科以及工科为主。福建留日师范教育的发展与当地官府的大力推进息息相关。1906年， 福建省留学日本官自费生共144人， 具体科目选择情况如表2.选择法政、师范专业的学生分别占20.1%、35.4%.当时全国最受欢迎的留日专业为法政、商科和工科。1907年至1911年的“游学毕业生部试合格者信息表”中， 在全部1237名留日举人以及进士中， 修法政科者占807人， 其次为商科142人， 工科125人。61专业选择上， 福建与全国主流选择存在差异。
从官自费生区别来看， 福建留日官自费生的不同点体现其专业选择呈现的两极分化形势， 官费生以师范为主， 而自费生则以法政为主。据1906年《京外学务报告：福建省留学日本官费生调查表》所记载， 此时闽籍留日官费生习师范速成科以及全师范科49人， 约占总官费生人数69%.而私费生中习速成以及政法速成人数35人， 占闽籍私费生总人数43.2%.1903年张百熙等奏定的《学务纲要》要求各省“速派人到外国学师范教授管理各法”62并要求分别选送人员学习师范以及完全师范科。当时福建官府意识到缺乏新学教育人才， 对于此条例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福建官府派送学生赴日留学， 主要以快速培养熟悉日式教育的相关人才为目的， 因此多数福建留日官费生选择师范专业。
福建留日自费生中选择法政较多的原因， 与福建当地法政教育兴盛休戚相关。宣统年间的《福建海外留学生联合会章程会员表》中所记载福建留日学生中法科或者法政科人数为60人， 占其中所记载200名福建留日学生的30%.1907年， 福建官立法政学堂成立， 以日式教育为主。1908年， 开办预备游学法政科学堂。63法政学堂还创办《福建法政杂志》， 大量翻译法政类文章， 其中以日人作品最多， 如有贺长雄论述何�L先译的《意大利》， 积极向福建当地学子传播日本法政教育， 培养不少福建法政专业留日人才。另一方面， 当时日本法政类专业， 速成科多， 也是不少福建留日学子选择法政专业的原因之一。
表2 1906年福建省留学日本官自费生学习科目人数对比表 （51）
注：入成城学校肄习2人， 早稻田学校肄习1人， 未指肄习学科4人。
福建当地的实业发展， 使福建留日生在专业选择上呈现多样性。1874至1883年， 民族资本近代新式工业企业开始在福建出现。64至19世纪90年代初， 新式产业开始在福建进一步发展， 因此也产生了新式商业人才缺口。福建当地官府对于引进日本先进的农业以及实业技术的意识已慢慢觉醒， 寄望留学培养本地实业及农业人才， 官府开始派遣学生赴日学习农、工、商等实业。如表2所示， 除速成科， 留日福建官费生中还有学习如制糖、染织、手工、制丝等实业， 以及渔业、森林学、蚕学等农牧业的学生。1903年福建督署派出40多名闽籍学子赴日学习农、工、商等实业。除师范、政法等科目外也有9人学习实业， 有2人学习铁道。根据宣统年间的《福建海外留学生联合会章程会员表》， 其中学习商科的人数达到22名， 占总人数11%.同时也出现了进入如东京音乐学校、白马西洋画科等艺术类留日学生， 体现了清末福建留日教育专业多样性。
（五） 留学动机以学以致用、报效祖国为主流
清末福建留日学子归国后， 成为了清末民初福建重要的社会力量。不少福建留日学生从日本带回的新知， 以实践或者教学等方式反馈给福建社会， 部分清末留日学子甚至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他们中多数人， 对于福建以及清朝中国的社会变革皆积极支持。如宋渊源就曾慨叹“清失纲纪， 国事蜩螗， 长此以往， 民何以堪”.65由于当时福建省先进书籍输入日渐增多， 民族思想勃发， “革命潮流已在闽潜滋暗长”.66不少福建学子在留日前已具备先进革命思想， 有的已投身秘密活动， 如宋渊源翻印邹容遗作《革命军》， 传播新思想。郑权、郑祖荫等组织益文社等先进团体。朱腾芬曾化名“朱达三”, 隐喻为达到三民主义之意， 不停为国事奔走。67因此他们赴日留学之后， 对于同盟会革命组织积极响应。清末福建留日学子， 不论官费或私费都十分团结， 那些声望高者往往振臂一呼， 应者云集。因彼此之间联系十分紧密， 往往一人入会， 带动更多同乡加入， 如方声洞加入同盟会后， 介绍自己的哥哥方声涛、姐姐方君瑛、嫂嫂郑孟勤、曾醒以及自己的妻子王颖加入同盟会。由于同盟会中闽籍留日生人数众多， 同盟会专门成立了东京闽支部。这些福建留日学子归国后为福建民主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同盟会中福建留日学生数量众多， 黄花岗起义中牺牲的七十二烈士中， 来自福建的留日学子就包括林文、林觉民、方声洞、林尹民、陈与�觥⒊驴删�等6人。
除革命义士外， 清末福建留日学子在留学期间以及归国之后， 投身各项事业， 都积极以实际行动表达其振兴家国的愿望。许多福建留日学子投身教育第一线。1909年， 福建师范学堂聘请的102名教员中， 留日闽籍师范生达22人。私立法政学堂的教职员中， 留日闽籍学生21人。福建留日生宋渊源留日回国后， 与乡人共同创办永春中学堂、新智小学堂。还有不少福建留日学子组织建立报社等机构， 传播先进思想。何�L先与郑作枢一起创办《健报》， 摘录当时先进人士创办的《晨报》以及《时事新报》的文章， 支持爱国学生， 为掀起福建民主革命预热准备。部分留日学子归国后， 在政府部门内担任要职， 为民请命。朱腾芬曾担任福建临时议会议员、政务院参议、总统府顾问等政府要职。在众议院中， 朱腾芬不断提出议案， 为乡民请命， 如他曾提出“福安、宁德、邵武、光泽、泰宁等县洪水为灾请咨政府速行赈灾建议案”.68另外， 福建留日学生在翻译新知、引进新学方面不落他省之后。1904年成立“闽学会”, 主要成员包括林长民、王学来、萨端等人， 他们在日期间及时发掘日本和西方先进教材、着作进行翻译。闽学会刊发《闽学会丛书》， 主要翻译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教育学等方面书籍。
注释
1 《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中1899-1901年福建籍留日生共12人， 《各省自费、官费毕业学生姓名表》1894-1901年共2人， 无重复姓名， 总计14人。
2 《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中1902年福建籍留日生共29名， 《各省自费、官费毕业学生姓名表》中1902年共2名， “林长民”一人重复， 总计30人。
3 《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中至1903年福建籍留日生共7人， 《各省自费、官费毕业学生姓名表》中1903年共4名， “林肇民”、“刘崇澎”两人重复， 总计9人。由于《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中1903年所登记人数仅至当年2月止， 因此当年人数应该不至于9人。
4 《京外学务报告：福建省留学日本官费生调查表》、《京外学务报告：福建省留学日本私费生调查表 （未完） 》以及《京外学务报告：福建省留学日本私费生调查表 （续完） 》中1904年福建籍留日学生共49人， 《各省自费、官费毕业学生姓名表》中共41人， 重复“郭章�]”、“高梦熊”等13人， 总计77人。
5 《京外学务报告：福建省留学日本官费生调查表》《京外学务报告：福建省留学日本私费生调查表 （未完） 》以及《京外学务报告：福建省留学日本私费生调查表 （续完） 》中1905年福建籍留日学生共72人， 《各省自费、官费毕业学生姓名表》中共48人， 重复“丁��”、“何璜先”等11人， 总计109人。
6 《京外学务报告：各省留学日本学生人数表》， 《学部官报》1906年第8期。
7 《各省自费、官费毕业学生姓名表》所登记仅为已毕业学生， 故实际福建留日学生必大于此数。
8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教育志》， 北京：方志出版社， 1998年， 第299页。
9 《闽海留日学生同乡录》， 1919年， 福建省图书馆藏， 档号：258.1 863-1.
10 王豫生主编：《福建教育史》，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4年， 第349页。
11 陈铿：《先妣薛恭人年谱》//《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 791》，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年， 第78页。
12 佚名：《各省自/官费毕业生姓名籍贯学校证书号次表 （自宣统元年七月起至宣统二年六月止） 》//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五十辑》， 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8年， 第112页。
13 吕顺长：《清末浙江与日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 第8页。
14 实藤秀惠：《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谭汝谦， 林启彦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年， 第20页。
15 北洋洋务局：《约章成案汇览·乙篇·三十二卷 （上） 》， 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1969年， 第16页。
16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年， 第16页。
17 陈学恂， 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留学教育》，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年， 第373页。
18 房兆楹：《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62年， 第1-53页。
19 洪亮：《清末福建留日学生研究》， 华侨大学硕士论文， 2017年， 第22页。
20 实藤秀惠：《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谭汝谦， 林启彦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年， 第28页。
21 李喜所主编：《中国留学通史晚清卷》，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0年， 第236页。
22 《京外学务报告：各省留学日本学生人数表》， 《学部官报》1906年第8期。
23 《各省新闻：留日学生纷纷回国》， 《山东官报》1905年第103期。
24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教育志》， 北京：方志出版社， 1998年， 第299页。
25 佚名：《各省自/官费毕业生姓名籍贯学校证书号次表 （自宣统元年七月起至宣统二年六月止） 》//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五十辑》， 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8年， 第1-264页。
26 《本司咨移谕饬奉准学部冬电本年八月考试游学毕业生文》， 《福建教育官报》1908年第2期。
27 《附批：批南安县优贡生陈世杰禀：请给官费游学东洋由》， 《福建教育官报》1908年第4期。
28 《京外学务报告：福建省留学日本官费生调查表》， 《学部官报》1906年第6期。
29 魏光焘：《闽督魏跪奏近年各省风气渐开官费私费出洋游者皆不乏福建人》， 《新闻报》1905 年4月18日 （0017） .
30 《文牍：闽督奏遣生留学日本并编发教科书折》， 《教育世界》1905年总第97期。
31 彭寿松：《闽督咨送闽省赴东留学各项高等专门学生清折文》， 《学部官报》1907年第42期。
32 《附批：批留日毕业生林邦绥禀倡设樟�o初等小学堂请立案由》， 《福建教育官报》1910年第19期。
33 陈铿：《先妣薛恭人年谱》//《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 791》，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年， 第77页。
34 唐文基等主编：《陈宝琛与中国近代社会》， 福州：陈宝琛教育基金筹委会， 1997年， 第431页。
35 《广东福建新闻：日人游踪 （译日本九州日报） 》， 《知新报》1900年第118期。
36 实藤秀惠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谭汝谦， 林启彦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年， 第436页。
37 沈殿成：《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 1896-1996》，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年， 第213-215页。
38 刘海峰， 庄明水：《福建教育史》，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6年， 第251页。
39 王豫生主编：《福建教育史》，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4年， 第329页。
40 唐文基等主编：《陈宝琛与中国近代社会》， 福州：陈宝琛教育基金筹委会， 1997年， 第369页。
41 黄庆法：《福州东文学堂述论》， 《华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02期。
42 刘海峰， 庄明水：《福建教育史》，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6年， 第260页。
43 蒲汉子：《撒播革命种子的清末侯官两等小学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福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辛亥革命专辑》， 1981年， 第60页。
44 黄新宪：《闽台教育的交融与发展》，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年， 第135、137页。
45 林白水：《福建人之自量》//林伟功主编：《林白水文集 （上） 》， 福州：福建省历史名人研究会林白水分会， 第248页。
46 刘海峰， 庄明水：《福建教育史》，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6年， 第214、221、252页。
47 《福建海外留学生联合会章程会员表》， （清宣统1909-1911） φ258.1 863-4, 福建省图书馆藏。
48 李喜所：《中国留学通史晚清卷》，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0年9月， 第228、287页。
49 留美学生会：《杂记：留学界各团体职员一览表、各大学中国学生以省类分别统计表》， 《留美学生年报》1911年第1期。
50 郑瑞荣主编：《榕城格致书院福州私立格致中学简史 1848-1952》， 福州：福建省、福州市计委， 1995年， 第16-20页。
51 房兆楹辑， 宜��室丛编：《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68年 , 第1-53页。
52 《京外学务报告：各省留学日本学生人数表》， 《学部官报》1906年第8期。
53 沈殿成：《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 1896-1996》，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年， 第206-212、216页。
54 周一川：《近代中国女性日本留学史 1872-1945年》，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 第28页。
55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谭汝谦， 林启彦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年， 第55页。
56 唐斌：《清末留学进士、举人群体研究》， 西南大学硕士论文， 2013年， 第52页。
57 张百熙：《学务纲要》//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上） 》，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年， 第201页。
58 《开办预备游学法政科学堂》， 《时报》1908年1月7日 （0005） .
59 《京外学务报告：福建省留学日本官费生调查表》， 《学部官报》1906年第6期。
60 苏文菁总主编；许通， 陈幸， 曹宛红， 李道振副总主编：《闽商发展史总论卷近代部分》，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第24页。
61 黄文标：《福建护法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福建文史资料·第19辑》， 福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8年， 第153页。
62 宋渊源：《闽省参加革命经历纪要》//丘权政， 杜春和选编；肖屏东责任编辑：《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下》，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 第127页。
63 陈海亮， 朱挺光：《同盟会会员朱腾芬》//福鼎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福鼎文史：旅游特辑第二十三辑》， 2004年， 第139页。
64 朱腾芬， 欧阳钧， 陈承萁：《福安、宁德、邵武、光泽、泰宁等县洪水为灾请咨政府速行赈灾建议案》， 《众议院公报》1922 年第3期
65 李华兴， 陈祖怀：《留学教育与近代中国》， 《史林》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