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敦煌变文自发现以来， 便为人们提供了文学、语言学、历史及文化等有关方面的大量材料依据， 对后世研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而敦煌文集传世名篇《伍子胥变文》更是具有代表性意义。以当今眼光，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入手， 分析《伍子胥变文》， 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的诸多较为典型的语言学现象， 从中可分析发现晚唐五代时期西北方音方言的若干特征， 对当下的国内方言研究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伍子胥变文； 西北方言； 晚唐五代； 现象； 特点；
变文， 是兴于唐代的说唱文学。敦煌变文， 是对在清朝末年于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唐及五代时期俗文学写卷的统称， 是一批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意义的讲述佛经故事或历史传说的古典文献。它作为连接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的桥梁， 在语言方面上承先秦两汉的文言用语， 下启宋元白话口语[1], 因而在汉语语言学研究方面意义突出。同时， 敦煌变文中， 有不少文章歌咏的即为发生于西北当地的事， 如《韩擒虎话本》中韩擒虎击溃北方匈奴， 《李陵变文》中汉将李陵无奈投降匈奴。值得一提的是， 《张义潮变文》和《张淮深变文》不仅讴歌了当时河西地区的重大事件---张议潮叔侄率领归义军奋勇抵抗异族侵略护一方百姓平安， 就连它们的作者都是敦煌当地人。由此可以看出， 敦煌变文的产生和发展过程都是扎根于西北的历史文化土壤中的， 具有较明显口语特点的敦煌变文也就自然而然地包含了西北方言的部分特点， 从敦煌变文入手探讨方言无疑是意义非凡的。而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 邵荣芬的《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 张金泉的《敦煌俗文学中所见的唐五代西北音韵类》等着作也都从方言角度研究了敦煌变文， 为社会语言学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
敦煌变文浩如烟海、数量众多， 宗教性变文和讲史性变文兼具， 其中不乏名篇， 而《伍子胥变文》就是讲史性变文的代表之一。《伍子胥变文》取材于家喻户晓的伍子胥的悲剧故事， 将主人公机智果敢、坚毅无畏、恩怨分明、不惧强暴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当然， 《伍子胥变文》的成功， 不仅限于文学方面， 还在于语言学方面。如果说宗教性变文因为要说唱佛经故事， 民间色彩还不甚浓郁的话， 那么讲史性变文由于所讲述的故事吸收了不少西北当地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元素， 而变得更加口语化且具有地域特色。《伍子胥变文》中伍子胥与妻子相见时的答对， 浣纱女及渔父和伍子胥的交谈， 都流露出一种日常生活的口语习语气息。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伍子胥变文》， 可以发现其中诸多晚唐五代时期西北方言的典型现象， 从而对唐及五代时期西北方言的特点、惯用法和流变等加以归纳。
一、从《伍子胥变文》看晚唐五代西北方音
多数学者认为， 变文代表了唐五代西北地区的语音[1].《伍子胥变文》通过传世的文字形式确切真实地反映出了特定历史时期部分区域典型的语音现象。从文中的语言出发， 比照古代韵书以及现代西北方言， 可以探索出晚唐五代西北当地语音的一定规律， 也可以对历史上西北方言语音的流变加以归纳， 从而得出西北方音共时和历时的一些特点。
（一） 鼻收声渐趋消失
在现代西北地区方音中， 鼻音韵尾早已不复存在了。援引罗常培先生的观点， 这种鼻收声的消失趋势是始于有唐一代， 而在接下来的千余年间日益积累使然的[2] （P190） .试以“有一妇人出应， 远荫弟语声”为例进行分析。该句中“荫”字若遵其本意， 则不可解。有一个妇人出来应答， 远远辨识出是弟弟说话的声音。此处的“荫”, 应该通“认”.
从声母方面来看， “荫”为全清喉音影母�椋� “认”为次浊半齿音日母�辏� 二者声母并不相同。那么此处影母字和日母字的借用是否有规律可循呢？其实这一现象并不算个案， 同样是在敦煌变文中， 《破魔变文》里有句“风伯雨师如前引， 夜叉罗刹后相随”.翻译为白话文：风伯和雨师在前面引路， 夜叉罗刹在后面跟随着。为与下句中的“后相随”相照应， 上句中的“如”必须作介词解， 即“在 （ 方位名词） ”, 因而此处“如”当借作“于”, 又是一处影母与日母相通的实例。由此可得出结论， 在敦煌变文中影母字与日母字混读的情况是具有一定典型性的。
在韵母方面， “荫”字为沁韵， “认”字为振韵， 二字的假借反映了敦煌变文中部分侵寻部字与真文部字通押的现象。此类现象虽不多见， 但从中所反映出的是唐代西北方言中-m尾、-n尾的逐渐趋合之势[3], 这种-m尾与-n尾混用的现象也暗示了鼻音韵尾逐渐脱落消失的演变。《开蒙要训》中用“禁”“敬”互注就已表明-m收声的消变痕迹[2] （P152）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 鼻音韵尾消失的趋势愈演愈烈， 以致在现代西北方音中， 鼻收声已难觅踪迹。例如， 以-m收声的侵部字在《千字文》中尚作im, 在如今兰州、平凉等地方言中却变成了i4, 在西安等地则作i~�u。以-n收声的谆部和文部字， 在《金刚经》中读音为un, 到了现在兰州、兴县方言中却成了y4, 在西安、三水等地读y~�u， 而在平凉、文水等地读y~u.此外， -�d韵尾也因转换和脱落等消失不见了， 在《大乘中宗见解中》读作o1的唐韵， 于兰州方言中现读~�俊�
可见， 现代西北方言中不见以-m、-n、-�d收声的字绝非一朝变化造成， 而是经历了由唐至今的漫长演变过程的。
（二） 入声收声渐趋消失
入声是古汉语的四声之一， 入声韵尾是由三种不同的塞音韵尾-p、-t、-k构成的。当今中国， 入声仍存在于南方广泛地区的方言之中， 但在西北方言中已然消失， 那么这种语音流变在历史上是如何表现的呢？
就《伍子胥变文》讨论， 敦煌变文的语音系统与《切韵》相比， 已有很大不同。有“远道冥冥断寂寥， 儿家不惯长欲别”句， 大意为：我的丈夫身处遥远的地方， 孑然一身， 非常冷清寂寥， 而我也不习惯同他长时间分离。此处“欲”字若作“想要、希望”等意讲， 则行文不通， 实应为通假字， 通“与”.“长欲别”即“长与别”, 长期与他分开。
欲， 《广韵》作余蜀切， 入烛以；《韵会》作俞玉切；《正韵》作余玉切， 皆音玉。与， 《广韵》作以诸切；《集韵》《韵会》作羊诸切；《等韵》作云诸切， 皆音余。此处“欲”和“与”的假借， 是音近使然， 其源于晚唐五代时期西北方言中入声韵尾的弱化[3].
与， 属遇摄上声语， 无韵尾。欲， 则属通摄入声沃 （ok） , 以入声韵尾-k收声。《广韵》言“欲”为烛韵， 反映了通摄入声字的同摄合并现象， 屋烛沃混注， 表明三者的主要元音日渐趋同。同时， 以-k收声的“欲”和无韵尾的“与”通假， 则展现了-k的脱落。-k的藏语对音写作-g, 在《开蒙要训》中， 读为ki的“巨”与“屐”互注， “屐”的收声本应为-g, 此处的互注却反映了入声韵尾消失的痕迹。再来分析《千字文》中的沃、烛二韵， 分别作ug、og, 到了今天的陇右方言中， 却变成了u或u�肌�y或y�迹� -k收声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脱落。
相似的例子还有《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义》中的“我皇帝去奢去泰， 既掩顿于八荒；无与无为， 乃朝宗于万国。”“无与无为”中的“与”亦通“欲”, 没有有非分妄想的欲求。
另外文中还有句“子胥启吴王曰：臣今将兵讨楚， 必称所心”.这是伍子胥在吴王送别其征楚时启奏君王的话。众所周知， 伍子胥日夜思伐楚以报父兄之仇， 这里他所说的就是表明心志之语---我现在带兵征讨楚国， 一定会达成 （） 心愿。此时， “心”字之前还缺一个修饰词但这个修饰词的含义必定不会取“所”字本义。仔细推究可以发现， 该处的“所”字应该是通“宿”的。宿， 有平素、平日之意， 可通“夙”.宿心， 则指平日的心愿、一向的心志， 带入语境可知， 这里是在表达伍子胥想要完成素日里积久的心愿。含“宿心”或“夙心”的语料不胜枚举。《文选·嵇康》中载其《幽愤诗》中有“内负宿心， 外恧良朋”之句， 吕向作注时云：“宿心， 谓宿昔本心也”.《后汉书·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记“上欲不欺天愧先帝， 下不违人负宿心”.温庭筠《酬友人诗》中则有“辞荣亦素尚， 倦游非夙心”之语。
那么“所”与“宿”是如何形成通假的呢？所， 《广韵》作疏举切， 生母上声语韵。宿， 《广韵》作息逐切， 心母入声屋韵。屋韵当以-k收声， 作ug, 在此处却能与非入声韵的语韵通借， 其原因之一依旧是晚唐五代时期西北方音方言中入声韵尾的消失趋势。此外， “所”属遇摄， 语韵中作��u, 与“宿”, sug的主要元音相同， 皆为u, 因此“所”“宿”二字的读音实际极为接近， 音近假借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 语韵字与屋韵字音近通押的例子还有敦煌本《王梵志诗》 （伯三二一一） :“见有愚痴君， 甚富无男女。不知死急促， 百万更造屋。”
以上两条语料都展现了入声收声-k即藏音中-g韵尾的消变趋势， 不仅-k, 与藏音中-b、-r （或d） 所对应的-p、-t韵尾也是从五代时期开始逐渐脱落的[2] （P194） .也就是说， 在敦煌变文的声调系统中， 入声韵尾已弱化， 个别入声字的入收声已消失[4] （P26） .至于这种导致西北方音中入声韵尾消失现象的原因， 学界历来有着不同的观点。罗常培先生认为入声收声的消失源于清辅音浊化后失落， 也有学者主张入声韵尾的发音特点使其更容易混入其他声调而导致归并[5] （P128） .但总而言之， 始于晚唐五代时的入声收声渐趋消失的现象， 最终导致了现代西北方音无入声且不同摄入声合归一摄的结果。
（三） 真文、侵寻、寒先部字的通押
五代的敦煌方音， 在韵母方面， 梗摄的混合、止摄的变化都是比较典型的。但是还有一点值得一提， 那便是敦煌文集中所体现的真文、侵寻、寒先部字的通押现象。
如“昭王被考， 吃苦不前， 忍痛不胜， 遂即道父之墓所”一句， 是描写楚昭王被严刑拷问后的痛苦情状。“考”通“拷”, 指拷打。“忍痛不胜”指不能忍受如此大的痛苦， 与其相承接的“吃苦不前”却似不可解。据考证， 此处“前”当读为“禁”[3].“禁”为多音字， 作阴平时《广韵·侵韵》解为“禁， 力所加也， 胜也”.可见其与“胜”意同， 表示禁受、受得住。不禁， 即不胜， 忍受不了、经受不住。这样解释的话， 则前后文意相通且符合逻辑。“不禁”一词在古典文献中的使用极为广泛， 唐诗人杜甫就曾在《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诗之二中写道“巡檐索共梅花笑， 冷蕊疏枝半不禁”.而明代吴承恩则于《夏日》诗中以“高堂美人不禁暑， 冰簟湘帘梦秋雨”表现美人难耐酷暑的情态。
从“前”和“禁”的字音方面推究， 《广韵》载， “前”为昨先切， 从母先韵；“禁”为居吟切， 见母侵韵。敦煌变文中侵寻部字和真文部字可以通押， 而周大璞先生在其着作《敦煌变文用韵谱考》也具体阐释了真文部字又可与寒先部字通押。由此， 先部字“前”和侵部字“禁”在当时河西一带的方言中读音相近， 故而通押通假。
可见， 受晚唐五代时期敦煌方音的影响， 真文、侵寻、寒先部字的读音实则极为接近， 所以在敦煌遗书中留有异部通押的凭证。
（四） 开口合口的混同
与现代汉语的似乎不同， 中古汉语中没有齐齿呼和撮口呼， 只分开口与合口。理论上开口呼与合口呼在韵头上有着严格的区别， 但在敦煌变文中却发现了不同的开合口混同现象。
《伍子胥变文》载， 伍子胥在楚王追捕下， 一路逃至颍水边， 恰巧逢着一位打纱女。该女同情子胥， 更以餐食相待， 子胥赋诗答谢。在伍子胥的这首答诗中， 末两句“蒙赐一餐甚充饱， 未审将何得相报。身轻体健目精明， 即欲取别登长路。”根据平水韵部， 其中韵脚“饱”属“上声十八巧”, “报”属“去声二十号”, 二者韵母皆为“ao”.然而在“即欲取别登长路”中， 尾字“路”属“去声七遇”, 明显不符合押韵原则。徐校：“据前后韵脚， ‘路’当作‘道’”.按“路”字与前后韵脚“报”“讨”“抱”相押， 当是由于当时敦煌方音如此[6] （P159） .可见在当时的西北方言中， “路”字读音极有可能与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lu”不同， 其韵母读音应近似前响复韵母“��o”[��u], 由此取得与“饱”“报”韵母相同的效果。
其实类似现象在敦煌文书中也有发现。据罗常培先生考证， 从敦煌汉藏对音写本中可发现， 合口韵母在唐五代西北方音p组声母后， 都变成了开口[2] （P199） .由此可推测， 受声母异化作用的影响， 唐代“路”中的韵母由合口呼变为开口呼也是有极大可能的。同时， 现代平凉、西安、三水方言中， 仍将“路”读作“lou”, 亦是将合口呼读作开口呼， 大抵是在语流音变的过程中保留了部分古音特征的结果。此外， 在《破魔变文》中也可找到例证。有“�ソㄖ�云空里报”句， 校记云：“乙卷‘报’作‘布', 同声通用。”是由当时西北方言中“ao”“u”音近使然。所以在敦煌遗卷中， 受古方音影响， 开口合口混同的现象当并非个案。
二、从《伍子胥变文》看晚唐五代西北方言语汇
受产生和流传的地域因素影响， 敦煌变文的用词被打上了河西地区的独特烙印， 《伍子胥变文》也是如此。从语汇方面剖析《伍子胥变文》， 可以发现一些当时流传于西北地区的用词习惯和民间习语元素， 甚至某些方言词汇如今仍在使用。
（一） “笙”与“星”
文中楚平王在听完使臣汇报情况之后， 怒起痛斥子胥， 其中有一句“一寸之草， 岂合量尺， 一笙毫毛， 拟拒炉炭”.这里的“一笙毫毛”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说文》云“笙， 十三簧， 象凤之身也。笙， 正月之音。物生， 故谓之笙。大者谓之巢， 小者谓之和。从竹， 生声。古者， 随作笙”.笙， 为形声字， 本义指古代传统簧管乐器。但在本文中， “笙”字既然用以形容毫毛， 便明显不能取其名词含义， 而应被解释为量词。敦煌变文中的同类语料还有《燕子赋》中的“借问[二子], 比来争竞， 雀儿不[能]退静， 开眼尿床， 违他格令。赖值凤凰恩择 （泽） , 放你一生草命；可中鹞子搦得， 百年当时了竟。”以及《前汉刘家太子传》中的“至七月七夕， 西王母头戴七笙花， 驾云母之车， 来在殿上， 空中而游。”
在以往研究中， 项楚、郭再贻、张涌泉等先生皆认为敦煌变文中存在着量词“笙 （或生） ”, 与之恰恰相反的是， 赵家栋、董志翘先生结合汉语史和汉语俗字的研究结果， 阐明了敦煌变文中并不存在量词“笙”的观点， 主张“笙”当为“茎”的俗讹字[7].
章炳麟先生在《新方言·释言》中“今称至微之物曰笙， 音如星， 重言曰零星”之语， 则无疑提示了另一种思路。星， 《广韵》中为桑经切， 平青心， 本就可以作量词形容细小之物， 虽多与不定量词“一”连用， 但并不能排除它也可以与个体连词搭配的可能。笙， 《广韵》中为所庚切， 平庚生， 如果大胆地猜测它是借自“星”, 也是有依据可循的。在《千字文》藏语注音中， “笙”为9e, “星”为sye, 两字的主要元音相似。现代西北方音中， 兰州、文水、平凉、兴县等地方言将“笙”读作？4、“星”读作��4, 二者的韵腹相同， 由此推测在晚唐五代时期西北方言中“笙”“星”二字很可能因为音近而通假， “笙”也就随之具有了形容细小、细微之物的量词内涵。
（二） “认”
上文已经具体阐释过， “有一妇人出应， 远荫弟语声”一句的“荫”通“认”, 而“荫”的通假字“认”字的语汇意义也值得一提。认， 《玉篇·言部》中说， “认， 认识也”.其字本意为认识、便是， 多用于指人或物。如《后汉书·卓茂传》中“时常出行， 有人认其马”即指“认识他的马”.但在本文语境中， “认”被赋予了辨识语音或声音的含义， 这一点在“认”字通常的各种释义中是比较特殊的。这一用法应与当时的习语有关[3].南宋的《夷坚志》中“一夕， 窗外有呼廿八者， 认其声不审， 未应”和《夷坚志补》中“叶三郎”条：“适有唤我者， 认得是叶三郎声音， 走赴之， 杳无所见”的“认”也均是用以指辨识声音， 因此， “认声”这种用法当为古代西北民间习语惯用法， 与字源本意有所区别。
（三） “巴”
在伍子胥与其妻子一问一答的药名诗中， 作者通过谐音、双关等方式嵌入了诸多药名。如“豺狐”与“柴胡”, “之子”与“栀子”, “藿乡”与“藿香”, 但有一例则需重点分析---“巴戟”.“巴戟”本是一种亚热带藤本植物， 但在此处， 若只作植物解， 则语意不通。梳理上下文不难发现， 此段着重表现了伍子胥翻山越岭的路途之艰辛。“巴戟”应与前文的“披岩”对应， 表面上指中草药， 实则指攀登山脊的动作。谐音双关， “巴”通“爬”, 指攀爬， “戟”通“脊”, 指山脊[8] （P18） .蒋冀骋先生在《<敦煌变文集>校读记》中认为“巴”谐音“把”, 取“持”之意， 但若依此解， “戟”无法给予确切阐释， 所以此说恐难成立。其实， “巴”一字， 在西北等地的方言中， 常作“登、攀、附”讲， 从而可以和“爬”或“扒”同义互换[8] （P19） .正如“巴山越岭”和“爬山越岭”同义， “巴山虎”与“爬 （扒） 山虎”同义一般。典籍中也有类似记叙。《水浒全传》第三十六回：“行了半日， 巴过岭头”, “巴”即作“攀援”讲；《红楼梦》第九十九回：“他不多几年， 已巴到极顶的分儿”, “巴”意为“爬”;《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二回：“我也不怕人笑话我奴才亲戚混巴高枝儿， 我今日可算认定了干娘咧”, “巴”为“攀”意。时至如今， 在兰银官话中， 仍存在“巴 （扒） 着桌子偷看”“巴 （扒） 着窗户观察”等说法， 此时的“巴”或“扒”则取“附、攀附”意。
通过以上语例， 皆可看出以《伍子胥变文》为代表的敦煌变文用语受晚唐五代时期西北地区方言词汇的影响， 而变文中的别字异文更是值得重点探究的。
三、结语
众所周知， 文学作品从其产生便是深深植根于社会土壤的， 这一点在语言层面表现得尤为明显。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化会催生语言等因素的变化， 反之， 从语言等因素出发， 也可对社会环境的情况探知一二。方言学立足地域， 就某一特定地区的语言现象进行深入探索， 对探索语言的地域差异及其在历史上的变迁发展等都有积极意义， 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流传于敦煌及附近地区的敦煌变文， 其语言印证了当时的西北方言。其中传世名篇《伍子胥变文》更是蕴含了晚唐五代时期西北方言的众多语言现象。从社会语言学， 特别是方言学的角度出发， 对《伍子胥变文》的语言进行分析， 无疑对还原当时陇右方言语音、语汇等方面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分析《伍子胥变文》中的具体语料得出， 在晚唐五代时期的西北方音中， 鼻收声和入声收声渐趋消失， 真文、侵寻和寒先部字可以通押， 开口合口流露混同迹象， 这些发现对于归纳唐五代时期的西北方音特点具有普遍性意义， 在其他变文篇目中也有类似佐证。而对“巴”“认声”等西北方言语汇的探索， 则有利于丰富对晚唐五代时期西北方言习语的认知。对照同一时期的藏文写经， 对藏汉互注的认知也可以提高一个层次。此外， 比照现代西北方言， 通过语言的历时变化， 对方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流变也能够形成一种认知， 对当今河西等地区方言研究工作的推进大有裨益。从长远意义来讲， 于全国范围内方言语料库的建设完善， 这一研究也是不容忽视的。
可以说， 敦煌变文是西北方言研究学界的一块活化石， 而保存较为完整的《伍子胥变文》更是意义非凡。纵观对敦煌变文语言方面的研究， 是直到建国以后才加速推进的， 因而变文语言与区域方言俗语相结合加以研究讨论必定是一件需要长期坚持的艰巨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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