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汉俊早年十分关注朝鲜问题， 并与在华朝鲜独立运动人士有关系。1920年3月他代表中国人在朝鲜“三一运动”周年纪念会上致辞。李汉俊大力支持朝鲜人民的反日独立运动， 但他认为，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吞并必须铲除其基础--资本主义制度。因此， 他指出应当把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与全世界劳动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结合起来；只有实行社会主义， 人类的永久和平才能实现。
关键词：李汉俊； 朝鲜独立运动； 民族解放； 人民解放；
1919年3月1日， 朝鲜爆发了反日独立运动。这场全民族的伟大起义因日本殖民当局的血腥镇压而失败。之后， 很多朝鲜独立运动人士逃往中国， 并于同年4月在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同年夏， 朝鲜社会党委员长李东辉前往上海担任临时政府总理， 朝鲜社会党的总部随之迁沪， 上海一度成为海外朝鲜独立运动及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
“三一运动”爆发一年后的1920年3月1日， 七百余名朝鲜人和一百余位中西来宾在上海静安寺路夏令佩克大会场举行周年纪念会。朝鲜着名独立运动人士及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要员吕运亨、玄�铡⒗疃�辉、李东宁、安昌浩致辞、演说之后， 李汉俊作为中国人的代表致辞。他说：“贵国与敝国五千年间之历史， 有互相仿佛者甚多。而今日受人耻辱之情形， 亦复相似。是知贵我两国有不可离之密接关系， 而容易行共同动作。然至强中韩两国之责任， 则在于中韩两国人之共同方面。此今日吾两国人之不可不记也。夫权力资本之前， 皆可有�J。而正义之前， 则遂无�J。吾知大韩民国万岁之声， 行将遍于全世界。而明年此日， 诸君祝此会于汉城， 信而不疑。”[1]除了表明中国与朝鲜唇齿相依的关系和中国人民对朝鲜独立运动的支持， 还表达了中朝共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期望。这个重要纪念会的主办方之所以选李汉俊为致辞者， 不是偶然的， 因为在此之前， 李汉俊就很关注朝鲜独立运动， 并已与一些独立运动人士和社会主义者有联系。
一、李汉俊与在沪朝、俄人士的交往
1904年， 李汉俊到日本之初， 在附属于日本明治法律学校 （明治大学前身） 的经纬学堂就学， 该学堂“特为教授邻邦子弟游学”而设， 校内除了中国人， 还有不少朝鲜人。[2]从那时起， 李便结识了一些朝鲜青年。归国后不久， 他与一些朝鲜朋友仍有交往。杨之华回忆她在1919年年假期间去上海《星期评论》社后， 作为“该社的思想领导中心”的李汉俊曾带她去旅居上海的日本、朝鲜和俄国的进步朋友家， 并和日本、朝鲜的共产党方面都有联系。[3]李汉俊与哪些朝鲜朋友有联系， 杨之华没有提， 也可能她不清楚。
根据英日有关档案， 李汉俊接触过的朝鲜人至少有李光洙和吕运亨。1920年2月英国的一份情报显示， 在上海永安饭店举行的一次餐会上， 李人杰 （人杰为李汉俊的字） 、其他几位中国人、朝鲜人李光洙、俄国人李泽洛维奇商讨组成一个团体并创办杂志。与会者决定出版《劳动者》 （The Worker） 月刊。1同年3月， 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武官佐藤报告：“当地俄国人阿伽廖夫， 与中国人李仁杰和朝鲜人吕运亨等， 原计划发刊以俄汉两种文字出版的《劳动》杂志。”2
李光洙 （1892-1950） , 号春园。早年进入东学， 1905年起两次赴日本， 先后就读于明治学院和早稻田大学。一战结束后， 世界掀起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 李光洙等一些留日朝鲜学生认为争取朝鲜独立的时候到了。于是他与其他几位留日朝鲜学生在1919年1月6日集会起草了独立宣言， 并于2月8日正式发表， 《二八独立宣言》成为朝鲜独立运动的先声。不久， 这个宣言被带回朝鲜， 引发了朝鲜的“三一运动”.是年春， 李光洙潜至上海参与创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担任外务委员和政府机关报《独立新闻》编辑部长， 并任新韩青年党汉文刊物《新韩青年》主笔之一。3
吕运亨 （1886-1947） , 号梦阳。早年因参加反日活动被日本殖民当局通缉而赴中国， 1914年到南京金陵大学修读英语专业。1918年在上海发起创建新韩青年党， 任该党首领， 曾派金奎植向巴黎和会呈递韩国独立请愿书。1919年春吕运亨在上海参与筹建统合各方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先后担任外务次长、议政院长， 还创建上海韩侨自治机关居留民团， 任团长。1920年他参加高丽共产党， 任翻译部负责人。4
可以说， 李光洙和吕运亨都是在朝鲜独立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物， 也曾参与早期东亚社会主义性质的活动， 接触了一些在上海的俄国人。李光洙、吕运亨、李汉俊接触的俄国人中， 李泽洛维奇是一位在沪与欧美社会主义团体及布尔什维克有联系的俄侨， 曾把来自英美的社会主义报刊和宣传品转给李汉俊等编辑的《星期评论》和朝鲜人朴荫植、李光洙主笔的汉文刊物《新韩青年》等。吴廷康赞赏李泽洛维奇所做卓有成效的工作， 称其为“同志”;5英国情报部门认为他“在布尔什维克组织和中国人之间起着中介者的作用”;实际上， 李泽洛维奇也充当了欧美一些社会主义组织与东亚人联系的重要中介。 （6）
他们接触过的另一位俄国人叫阿伽廖夫， 其人早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因从事革命活动而被迫流亡国外。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返回俄国， 历任符拉迪沃斯托克市苏维埃执委会委员、该市市政负责人， 曾编辑俄共 （布） 远东边区和滨海州委的机关报《红旗》。1919年5月他到上海， 先后编辑《英文沪报》俄文版及《上海俄文生活报》。1920年5月他作为滨海政府的代表到北京从事外交工作。据说他来华前便秘密为布尔什维克工作了。关于阿伽廖夫的情况， 详见李丹阳、刘建一的论文。[4]
此外， 吕运亨和李光洙等早先还与一位1919年5月来自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叫罗扎多维奇 （J. Rozardovtch） 或鲁扎芮奇 （J. Ruzaruichi） 的俄共党员取得了联系。[5,6]在英国档案中， 李汉俊也曾与1919年“从英国经符拉迪沃斯托克来上海的拉宾诺维奇 （Rabinovitch） ”接触过。6此人大概与曾跟朝鲜独立运动人士联系的Rozardovtch或 Ruzaruichi为同一人。这几位中朝人士共同接触过的俄国人及后来认识的吴廷康均曾为《上海俄文生活报》工作。据笔者研究， 该报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华宣传机关， 其报社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华工作据点及联络中心。[7]
韩国学者金秀英认为， 1919年3月至1920年2月， 中朝日俄社会主义者间有互动；而后来成为中共领导的人中， 只有李汉俊“与朝鲜、日本社会主义者有密切联系”.[6]87从1920年3月李汉俊参加的“三一运动”周年纪念会上有李东辉参加来看， 他很可能与李东辉等朝鲜社会党领导人有联系， 至少曾接触。
李汉俊除了与一些在沪俄、朝社会主义人士有互动， 还与一些普通的俄、朝左翼人士有联系。1921年3月， 在上海法租界电车、电灯及其他电气行业职工发起的罢工中， 从事电气业的朝鲜人和居住于法租界的一些俄国人大力援助作为此次罢工组织者的李汉俊。7这也说明李汉俊在东亚社会主义运动中有一定的声望和地位。
二、李汉俊对朝鲜独立运动的看法
李汉俊一直注意了解世界的历史和现状， 特别关注东亚的局势， 写过一些涉及朝鲜的文章。如他在1919年9月发表的《谢米诺夫与张作霖》 （署名先进） 一文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想让满蒙“再抄从前对付朝鲜独立的旧方法， 使之归入日本的版图”.[8]李汉俊常把中国命运与朝鲜遭遇联系在一起， 希望国人引以为鉴。发表于1920年1月的《排日问题》 （署名李人杰） 一文中， 他对于日本吞并朝鲜不是侵略是“自防之计”的谬论， 他驳斥道：“日本合并朝鲜”, 日人毁掉韩人所避村庄， 焚毁其教堂， 枪毙无辜妇女， 残害无辜儿童， “果非侵略耶？……韩人果未受亡国民之待遇耶？”并指出， 朝鲜曾受日本之指导与借款， 朝鲜兵士、警察曾受日本士官及警察之教练， 朝鲜之领土亦曾割为日本特殊势力范围， 尽管日本曾宣称“永久保全朝鲜之领土与主权”, “然朝鲜卒以是亡， 日本卒以是攫其主权、夺其领土矣”.进而， 他写道：“日本以朝鲜不知自振、不思自立、唯强是依， 恐为他强所得危及日本之故， 取而吞之。今日之吾国， 亦日本认为不能自立之国也， 亦有为他强所得危及日本之忧， 则安知日本亦不取而吞之耶？”揭露日本所谓中国领土之保全， 是想“将中国领土完全入其统制之下”.他申言， 朝鲜国民的独立运动及中国国民的反日爱国运动完全正当， 且“吾人之排日， 非排日本之国民也， 惟排日本政府所取之侵略政策耳”, 日本国民只有“努力于打破日本政府之侵略政策”, 中日国民才能“得真正之亲善”.[9]在稍后写的一篇文章 （作者署名先进） 中， 李汉俊把这个基本观念表达得更加明确：“我们排斥日本， 是排斥军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日本。……我们的努力， 是对于‘当然世界’的努力， 不是要屈从必然世界。倘若只是屈从于必然世界底下， 那就什么进步都没有了。”[10]
李汉俊很注意观察了解朝鲜独立运动， 1920年2月， 他写了《朝鲜的独立精神何如？》 （署名先进） 一文， 直率地对朝鲜独立运动中存在的弱点谈了看法， 认为在独立运动中， “宗教的色彩太浓厚。耶教的、佛教的、天道教的独立运动， 是不是朝鲜人民前途的好现象呢？多少年来被幽囚在他力主义下面的民族， 倘若要要求解放， 就应该从他力主义里面去求解放。倘若从甲的势力里面逃出来， 再跑到乙的势力里去， 这个解放， 恐怕依然是一个束缚。在这一点， 我很替朝鲜人担忧。比如上一次李纲 （原文如此， 笔者注） --朝鲜人所谓义亲王--要逃出朝鲜到上海来加入朝鲜临时政府的那一件事， 我觉得也是很奇怪。觉悟的朝鲜人呵！历史是你们的良教师。中国的革命史， 请你们仔细研究点罢， 不要‘再蹈覆辙’了。”[11]在另一篇《求神救我》 （署名先进） 的短文中， 李汉俊写道：“我隔壁一家朝鲜人， 大约也是朝鲜的志士。天天总要唱三四次的赞美歌。声音的凄怆， 很令人听着难受。唉！走投无路的时候， 不去做人的奋斗， 却去向神讨生活， 这也是极大的弱点！”[12]李汉俊曾对国土遭侵占、吞并的朝鲜人民表示道义上的深切同情， 大力声援其独立运动， 也对某些朝鲜独立运动人士迷信宗教、尊崇王室、依靠外力， 却不靠自己的力量起来奋斗提出了善意批评。
当时， 确实有不少朝鲜独立运动人士试图依靠外国的力量来争取朝鲜的独立。1907年， 3名持朝鲜国王亲笔函的密使到荷兰海牙， 向出席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的列强呼吁干预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但列强不惜牺牲弱小的朝鲜， 均承认《日韩保护协约》的有效性， 把3人驱逐出海牙大会。1919年，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代表向巴黎和会提交请愿书， 控诉日本吞并朝鲜的罪行， 阐述“三一运动”的目的， 要求和会决议恢复朝鲜独立， 还特别致函美英首脑陈述这一要求。8没想到， 曾提出包括民族自决在内的十四点和平原则的美国政府不仅未替朝鲜主持正义公道， 反而称朝鲜问题纯属日本内政， 并否认日军在朝鲜的残暴镇压。因列强对日本的纵容， 巴黎和会始终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独立请愿置之不理。这就是李汉俊在1920年的朝鲜独立节纪念会上谆谆告诫朝鲜独立运动人士“夫权力资本之前， 皆可有�J”的原因。
三、李汉俊论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
李汉俊曾写了一系列文章， 发表对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看法。他曾多次阐述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不可避免， 且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在国际上为弱小国家主持正义、公道。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汉俊在《排日问题》一文结尾处写道：目前世界上， 虽然“一人私有之专制国家”被打消， “不过由独尊之一人变为万能之资本而已”, 故“战争侵略之所以犹有不能免于今日之世界也”.[9]在发表于1921年的《太平洋会议及我们应取的态度》 （署名汗） 一文里， 他写道， 资本主义的发展， 有取得殖民地的需要， 因此英日俄在东亚激烈争夺， 尤其“满洲、朝鲜是新兴日本向外发展和保卫本国必争之地”, 故日本于1910年在英国援助下吞并了朝鲜。他还提醒“美国对东亚的野心”.由此他得出结论， 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冲突不可避免， 并预言今后“太平洋底战争--尤其日美战争终究是不能免的。”[13]
在《太平洋会议及我们应取的态度》一文中， 针对有人认为美国是民主国家， 是“向来主张正义人道的国家， 这回提议太平洋会议， 完全是维持公理， 惩戒日本多年来对中国的横暴行动”, 李汉俊反问“美国是真正德谟克拉西的国家么？德谟克拉西是‘全体支配全体’的意思， 美国是不是全体人民支配全体人民？不是少数资本家压制大多数劳动者么？ ……自家坚持孟绿主义， 9禁止外力底侵入；却主张人家门户开放， 机会均等；这是正义人道么？美国是世界有名的资本主义的国家， 资本主义与正义人道能够并立么？”他认为：“资本主义不破灭， 侵略就不能免；侵略不能免， 利害底冲突就不能免；利害的冲突不能免， 战争就不能免。”由于在世界上一些国家里还存在有产阶级“剥夺无产阶级的生存权、劳动权、教育权、自由权”的现象， “在同胞间都还没有正义、人道、平等， 在国际上能够有正义、人道、平等么？”“我们要求正义、人道、平等、和平底实现， 非从根本打破资本主义不可。”所以， 他号召同胞“不要希望什么太平洋会议， 速行社会革命罢！”[11]这个社会革命， 他指的是社会主义革命， 如他在《排日问题》里写的“今日之多数人民， 已觉悟矣， 已知要求真正人民公有之国家”.[9]
李汉俊认为， 爱国的观念不应以尊崇统治阶级及其利益为前提， 应当顾及普通国民， 特别是劳动者的利益。[14]他明白， 中国工人原本对国家的意识很淡漠， 但受到朝鲜“三一运动”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 使学生们看到“只有工人阶级才真正能够救国”, 于是主动接近工人， 同情其处境。于是， “学生从工人学到精神， 开始了社会主义的研究；又把研究结果教给工人， 使工人们的模糊的感觉有了一定的轮廓。……由此， 他们就成为中国任何革命运动中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从此， 有着“社会主义的肉体和灵魂”的社会革新运动“裹上民族外衣”, 很容易成为国民运动， 并带有国际色彩， 从而迅速发展壮大。 （11）
在大革命时代， 李汉俊进一步提出将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与争取劳动阶级解放的运动结合起来， 同时并进。他吸收了列宁的观点， 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运动的特征》 （署名李人杰） 一文中阐述道：“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点的一种形式”, 掌握了全国命脉、站在统治者地位的人不仅“任意妄为地压迫国内各阶级的民众， 榨取无产阶级的血汗， 增加他们的资本”, 还“因为要满足无止境增加资本的欲望， 又藉着武力征服弱小民族， 缔结不平等条约， 以期在政治上取得特殊的地位， 使其领土变为伊之市场 （如英之在印度， 法之在安南， 日之在朝鲜、台湾， 各国之对华） 增加货物之销路， 并且用贱价购买原料， 购买劳力 （如各国在华设立工厂虐待工人） ……总之， 帝国主义是利己的、侵略的”.所以， 他明确指出：“反帝国主义运动实有两层意义： （一） 各国下层阶级人民要求经济解放。 （二） 世界弱小民族要求民族解放。”主张“各国下层阶级的人民和弱小民族”应当“结成联合的战线形成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运动。”[15]
李汉俊说的“各国下层阶级的人民”, 包括弱小民族的下层人民。因为， 只靠少数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从事民族独立运动不易奏效；没有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参与， 民族独立运动就没有力量。而处于经济压迫之下的大多数人也很难“爱国”, 即认同少数本民族人以资本力量统治的国家。马克思曾说：“爱尔兰问题不单纯是个民族问题， 它是一个土地问题， 生存问题。不革命， 即灭亡”;还指出由于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性质改变为“政府只是大地主 （和高利贷者） 的工具”, 因此导致“芬尼亚运动”10产生了“社会主义的运动， 下层阶级的运动”的新特点。[16]
大概源于对马克思有关论述的理解， 并基于对中国反帝爱国运动和朝鲜独立运动具体情况的了解和分析， 李汉俊认为， 若要求得一个民族的解放， 也应当争取本民族劳动人民的解放， 二者相辅相成。在他看来，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应当铲除其基础--资本主义制度， 故也要支持帝国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的斗争。概而言之， 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才能获得世界各民族的解放和全体人民的解放， 最终实现人类的平等和世界的和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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