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亚洲毫无疑问是当今全球经济发展的中心和世界政治的主要焦点之一。其中，中国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中占据核心位置而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和发展前景。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对于这片广袤的土地和宗教历史错综复杂的区域，我们究竟了解多少呢？国家战略和政策立案的层面暂且不论，思想学术界是否已经具备了充足的亚洲意识，对于亚洲区域的人文科学研究之积累能否支撑起我们重新定义中国及其与亚洲关系的意愿和实践？这些还都是甚可质疑的。实际上，近代以来亚洲-中国被重新定义曾发生多次，而笔者认为影响到历史发展走向的大概有三次。首先，是在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而列强的殖民扩张渗透到亚洲之际，西方人包括革命前后的俄国领袖们对亚洲和中国的重新认识。其次，是该地区内部的新兴帝国日本自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以新的地区盟主姿态重新观察和论述亚洲与中国，并为此后的海外扩张开辟道路。第三，则是新中国创立之后毛泽东及其社会主义中国的三个世界和亚洲社会主义构想。从中国自身的角度而言，如果说前两次是被动的，那么第三次则是新生中国主动面对世界作出的自我定义。
前一个世纪，西方、日本乃至中国自身对亚洲-中国的论述呈现着极其复杂的形态。其中，既有为帝国主义殖民战争提供合理性的知识生产，也包含着世界革命理念下对亚洲-中国的认识重组。今天，我们又一次面临重新定义中国及其与亚洲关系的现实课题，而前一个世纪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可以为我们提供想象的灵感和思想资源。笔者一直认为，1970年代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和亚洲社会主义构想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议题，但它还停留在社会革命和世界战略的理念层面，而没有广泛深入的文化历史知识之积累作为基础。换言之，这个理念并没有获得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一部门的区域研究--亚洲论述的有效支撑，我们在新中国之后的学科建设中受制于科学发展和国力的局限，亚洲研究未曾确立起独自的知识体系，即使到了今天这种状况亦没有根本的改观。也因此，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转移到“改革开放”的建设阶段，这个深有意义的构想也便消失到了人们的记忆里。
而比起西方来，始于19世纪后期的日本对于亚洲-中国的知识生产，更具有思想学术和文化历史的深广度。这不仅仅因为日本也属于亚洲地区且最早实现了现代化，还在于战前有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国家战略作为政治推动力，战后则基于反思现代性和侵略历史的强烈意识而形成了认识中国革命和亚洲另类现代性的大视野。可以说，日本已经形成了系统的有关亚洲区域研究的学术传承，至今依然是生产中国和东亚知识的世界重镇。本文以下，将概述日本近代“东洋学/中国学”的起源和发展脉络，并以1945年战败为界分为两时期，系统考察其于亚洲广阔的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背景下如何定义和论述中国，怎样在战前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学而在战后以中国革命为参照又提出新亚洲论述的。我想，这些不仅可以给我们提供相关的知识参考，而且能够促发我们的思想方法和认识视野的转变。
两个七十年：从战前汉学/支那学到战后中国学
明治维新至今日本已经走过150年的历程，其中以1945年帝国日本的土崩瓦解为界，可以分成前后两个不同的70年。有关亚洲-中国的知识生产，也受到“战败”这一历史剧变的深刻影响而明显地有前后两个时期。这种区分，首先体现在学科的名称上。我们已知，战前日本称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研究为“东洋学”,研究中国的学问则为“汉学”（东京）或“支那学”（京都）。如果说，以东京帝国大学为中心的“汉学”秉承明治国家“忠君爱国”的儒教意识形态而直接延用了传统日本“汉学”的名称，明显具有服务于国家的官学色彩，那么以京都帝国大学为中心的“支那学”则在吸收清代考证学和欧洲文献实证方法的基础上，形成了远离政治中心而志在纯学术的“京都学派”.但是，随着1920年代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中国和亚洲广大区域推行殖民扩张战略，即使这个“京都学派”也未能幸免于被战争意识形态所污染的命运。如，中国社会停滞论、东方专制主义等，曾经是讨论中国历史的基本认识，无论东京的汉学还是京都的“支那学”.又比如，东洋文化中心移动说，即中国文明已经衰退其文化中心开始东移日本（内藤湖南），这虽是个别学者的观点，却也代表了视中国为落后保守而日本应该指导其改革的一般观念，从而成为日本征服中国的逻辑论据。
因此，二战以后在日本人自身反省侵略战争的意识推动下，也因为新生中国于1950年代初照会日本政府，要求其不再使用带有侮辱和歧视性意味的“支那”词语，日本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则改为“中国学”,大学教育学科中原有的殖民政策学也改成了“地域研究”,中国学成为此学科中的一项。这当然不单单是名称和学科的改变，更意味着日本战后有关亚洲-中国的知识生产，其基本立场和学术倾向有了根本的改观。
在追溯日本近代的亚洲-中国知识生产之际，我们关注学院之内的“汉学/支那学”同时，还应该注意学院之外的中国论述。它主要是由与新闻媒体有关联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或长期侨居大陆而了解并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人士，即“在野学者”承担的。他们置身于惊涛骇浪般剧烈变动的现实中国，努力从复杂龌龊的中日关系乃至亚洲和世界大势观察过去，其研究明显地与以古典中国为主要对象且学术传承有谱系可寻的学院派不同。同时，他们又和日本的亚洲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往往也未能摆脱帝国主义国家意志的笼罩，而成为“大陆政策”的建言献策者。其中的杰出者，如同情孙中山革命的大陆浪人宫崎滔天、大半生隐居北京而以《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一书闻名的中江丑吉、与鲁迅有一面之交并以《支那社会研究》、《支那思想研究》行世的橘朴，还有密切关注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尾崎秀实、直接投身1920年代大革命而留下名着《中国革命之阶级对立》的铃江言一等，他们以完全不同于“汉学/支那学”的视野和理路，成就了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卓越考察。这一脉学院派之外的中国论述，也是战后日本中国学的另一个学术思想传承的源头。
如果关注学术背后的权力政治，那么我们不能不意识到战前日本的“汉学/支那学”与其国家的密切关系。1870年代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全球国际体系时代，原有的东亚区域格局发生了根本转变。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和两场大的对外战争而一跃成为新兴的帝国和区域内中心国家。同时，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彻底走上“大陆经营”之海外扩张的道路。这种称霸世界的国家战略之形成，强有力地刺激和带动起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其中，特别是有关“亚洲-中国”的知识生产取得了显着的成就，在20世纪前期形成了足以和欧洲中国学相抗衡的鼎盛之势，同时也难以幸免地带上了或隐或显的殖民学色彩，或者宗主国观察殖民地那样一种帝国主义视线。就是说，学术上辉煌的成就和帝国主义知识生产的性格同在，构成了日本近代汉学/支那学极其复杂的知识形态。
而战后日本的亚洲-中国研究，也正是在对上述帝国知识去帝国化的过程中浴火重生的。这里，有两个学术“事件”值得关注。一个是1946年，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历史学家汇聚一堂成立了日本“历史学研究会”,从而实现了对战前西洋史、东洋史（中国史）和日本史三分天下格局的重组。新生的历史学研究会在深化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同时，提出中国史乃是生产形态发展史的概念，以反思战前的东方社会即中国“停滞论”.这场讨论后来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学派与继承了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的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等之间的论争，论争并未形成统一的见解，但无疑推动了战后中国历史研究新局面的出现。同时，京都学派的中国观也获得了新的发展。例如，宫崎市定的《亚洲史概说》、《中国史》等。而小岛佑马于1950年同时出版《中国的革命思想》、《中国共产党史》两书，则象征着伴随时代的变化，战前的“京都学派”重镇也开始将目光转移到现代中国，从而实现了对该学派中国学的重铸。
另一个是1948年成立“日本中国学会”和1953年“鲁迅研究会”的出现。前者是全国性的民间学术团体，在反省战争重建中国研究学科的时代要求下，汇集了日本有关中国文化、思想、文学等各学科的研究力量，以“中国”命名学会的同时也切实对战前“支那研究”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检讨，大力推动了对中国现代文化、革命思想和人民文学的研究。后者是以东京大学中国语中文学科学生为中心成立的小型研究组织，他们透过鲁迅文本的解读来感知中国革命和现代史的发展以反思日本的近代化，明显地参照了战争期间由竹内好、武田泰淳等创立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传统，而在文学史知识积累方面又超越了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不足与缺憾。这两个规模不同的研究会注重中国革命和现代文学思想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战后日本中国学，在东西方冷战冲突的世界大背景下，努力从亚洲历史脉络出发观察中国或通过中国革命重新思考亚洲现代性问题，以摆脱日本政治上依附于美国而无法与受侵略战争迫害的邻国实现和解的被动局面，逐渐地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新亚洲主义论述。这个“新亚洲主义”,以反思西方现代性和追寻亚洲殖民地的真正解放为思考目标，而明显区别于战前的亚洲主义。日本进步知识界特别是研究中国的学者们，在1950年代反对旧金山和约的单方面媾和及1960年代日美安保协定的斗争中，深切感受到美国新殖民主义之下日本有被殖民的危险，因而认同“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个来自第三世界的口号，试图在二元对抗的冷战格局之外寻找实现亚洲联合的新路径。在此之下，中国被重新定义而其革命的典范意义获得了高度肯定，成为战后日本中国学的一个亮点。例如，日本古代史方面的石母田正、西�攵ㄉ�和近代史方面的远山茂树等注重从“东亚”视角关注历史问题，中国研究界则有竹内好等提出以鲁迅、毛泽东之革命为范型的新亚洲原理。
那么，战前和战后两个70年间的日本中国学，是在怎样的思想视野和逻辑结构中重新定义“亚洲”与“中国”的呢？
在东西两洋间定义“亚洲”
我们已知，通过明治维新以推动现代主权国家的建构，日本在不到20年间的1880年前后取得了制度建设上的重要成果，其中兵制改革（1879）和国民教育体制的确立（1881）最是关键，为此后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的国策乃至海外扩张的国家战略打下坚实基础。而改传统“汉学”为近代性的中国研究，其学科体制建设也正始于此刻。从幕末到维新，经过“兰学”的输入和“黑船”来航事件等，日本人在与欧美的接触中已经打开了视野和眼界，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传统“华夷秩序”观及在此之下形成的“汉学”传统逐渐衰退，新的世界观念和亚洲想象渐趋成型。在“东西两洋”之间重新定义“亚洲”并重述亚洲中的“中国”想象，这首先体现在国家教育体制的学科“改正”上。一般认为，日本蒙古史研究先驱那珂通世于1895年在高等师范学校首创“东洋史”学科，并将其与本邦史（日本史）和西洋史并列，由此开创了战前日本教学体制中把“支那史”定位于东西两洋之间的先河。他出版于1890年的《支那通史》全四卷，实际上已经在参照欧美历史教科书的基础上对传统“汉学”进行了脱胎换骨的重组。其中，历史事实的客观叙述和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以及中国文化停滞论，构成该书的基本特色。
至于大学教学体制中的学科“改正”则在十年之后。例如，京都帝国大学于1906年创立文科大学（文学部），为了对抗东京帝国大学而显示出自身的特色，开设了分别属于哲学、史学、文学学科的“支那哲学”、“东洋史学”、“支那文学”三个讲座，由此体现了大学创立当初重视东洋学发展的方针，并确立起“京都支那学”的基本格局。其中，“东洋史”的名称值得注意。虽然内藤湖南强调“所谓东洋史即支那文化的发展史”（《支那上古史》绪言），但在学科建制上坚持采用“东洋史”的名称，明显有着重新定位“中国”的意图。而东京帝国大学则在1910年，也将“支那史学科”改为“东洋史学科”,作为学科的东洋史学其制度最终得以确立起来。
总之，在20世纪初日本已然确立起崭新的汉学/支那学知识制度，中国则在西洋、东洋、日本这个三级结构中被重新定义，中国史又常常被涵盖到“东洋史”之中，而以往的权威地位和“世界意义”被相对化，成为亚洲区域内的一种地方性知识。“东洋史”吸收了传统的日本汉学，确立为以中国史为中心包括了亚洲各民族各国历史文化的学科。其时代背景则在于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促使日本人亚洲意识的觉醒，故有与西洋学分庭抗礼的东洋学诞生。其中，从对抗西方到联合东亚到后来征服亚洲，日本的国家战略在学科发展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当然，这个东洋学其核心依然是中国学，但在战前又有东京的汉学、京都的支那学之分。以东大为中心的汉学，更靠近国家意识形态--通过儒教确立忠君爱国的道德伦理秩序。虽然学问成就卓着，但其�I卫儒教服务于国家的政治倾向，乃至以儒教统一亚洲和世界的意识形态狂想，今天看来无疑是落后保守甚至是有害的。
相比之下，战前京都的“支那学”虽也未能幸免于被战争意识形态所污染的命运，但其坚持纯学术的基本态度确实推动了中国研究的发展。他们同样经历了一个将“中国”知识相对化地方化的过程。不过，京都学派在强调于新的世界观念下从外部关系来重新定义“中国”的同时，也注重从中国内部发现历史规律和方法，如狩野直喜尊重中国人价值观而努力从其内部观察历史的态度，以及由内藤湖南等对于章学诚和清代考据学的重视和开掘。
具体而言，今天我们所谓的“京都学派”是由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文学部）首任学长狩野直喜（1968~1947）等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学构想，为其开端的。后来，逐渐形成了内藤湖南为首的中国学派和始于桑原�\藏的东洋史学派，两大潮流并行发展的局面。其中的“中国学派”,则又有狩野、内藤等的东洋史及中国文化史研究和铃木虎雄、青木正儿等的中国古典诗文研究，两个学术方向平行发展的现象。京大中国哲学史研究也创始于狩野直喜，其学术特征在于建基于清朝考证学上的文献实证研究。此外，则是由小岛佑马（1881~1966）开创的社会思想史研究，即视思想为社会的产物，通过导入社会科学的方法来考察哲学的历史意义。就是说，小岛佑马与狩野直喜一起共同构筑起了京都学派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术传统。而另一个方面，重视中国文化精神特别是文学艺术考察的学术特征，如内藤湖南（1866~1934）的唐宋变革说，提出中国的“近世”始于唐末宋初而东洋一千年前早已有了独自的资本主义萌芽，以对抗西方学术界亚洲不曾产生资本主义要素的历史叙述，其断代的依据和方法主要是汉魏六朝的政治变迁和唐宋两代的文化一书发展。铃木虎雄（1878~1963）则自始至终以考辩中国诗文为志业，影响及于青木正儿和吉川幸次郎等中国文学艺术研究大家的出现。
另一种亚洲、世界视野下的中国论述
以上，笔者主要考察了战前日本学院派汉学/支那学的发展概略，在注意其有关中国的知识生产内在地具有一抹挥之不去的帝国主义殖民地学色彩的同时，阐述了其于新的世界观念下在“东西两洋间”重新定义亚洲、重述中国的学术演变过程。那么，战后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的确，1945年的战败和帝国日本的土崩瓦解造成了历史的深刻断裂。但是，这种断裂更体现在政治经济的制度层面，思想学术虽然在战后也有了崭新的面貌和发展路径，但与战前的批判性继承关系还是依稀可见的。东京的汉学和京都的“支那学”与战后中国史研究的关联是如此，战前日本学院派之外的中国论述与战后得到巨大发展的有关中国革命研究的传承关系，更是如此。以下，笔者想只就战前两位杰出的中国论者橘朴、尾崎秀实与战后竹内好等的继承关系略述一二，以讨论日本学者在另一种亚洲、世界视野下如何论述中国革命及其亚洲意义的。
橘朴（1881~1945）被视为日本战前最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日俄战争后来他到中国侨居京津大连等地长达30多年之久。期间，他亲身经历了现代中国激烈的社会革命和历史变迁，写下了大量有关中国的着述。1936年出版的《支那社会研究》、《支那思想研究》是其前半生文章的结集，不仅有对国共两党社会革命的考察，而且其研究从民间道教到中国社会性质并一直上推到古代，形成了一个有关中国的自足阐释架构。其中，涉及底层广大民众的思想信仰（通俗道教）、上层社会的阶级关系（官僚阶级统治论）和基层社会的自治组织形态（乡村自治体论），是一个贯通社会历史的多个层面又与现实密切关联的系统，由此得以获得有关“中国”的总体描述，而被鲁迅称之为“比中国人还了解中国”的日本人。
橘朴称自己为在野的“布衣学者”,与学院派的汉学/支那学学者不同。他观察中国的视野在于实际的社会革命，坚持以“中国人的尺度”作为标准评判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发展。他反复批评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对中国的无知和蔑视，在同情中国革命的同时努力建立起自己独特的中国论述。不过，橘朴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其思想认识有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九一八事变前后他发生“方向转换”,从“在野的”民间人士转向投身日本国家，成为提倡“王道”的伪满洲国建国理论家。这使他后来在中国研究基础上提出的有关东亚社会的知识构想，如“满洲国王道自治”论和“东洋共同社会”论，则成了对日本殖民扩张行径的理论论证。就是说，后期橘朴试图在因日本殖民扩张而导致大变动的亚洲区域中重新定义中国，于大战爆发后又提出东洋共同社会论。他阐明了印度、中国文明的伟大以及日本与之平等联合的必要，但坚持日本人在融合东洋各文明中必将发挥指导的作用。也因此，他那具有反西方资本主义“利益社会”的东洋共同社会论，不能不带上右翼意识形态的色彩。
如果说橘朴在后期于亚洲中对中国的重述是一个失败的企图，因而导致人们连同他前期中国研究的成就也遗忘掉了，那么同样是日本战前杰出的中国论者尾崎秀实（1901~1944），其由“社会革命”和“亚洲社会主义”理念而构筑起的观察现代中国的方法论视野，则在战后日本得到了有力的继承和发展。尾崎秀实参与了二战期间轰动一时的佐尔格红色国际谍报团，于1944年被日本军国政府绞杀，是一个传奇人物。但在笔者看来，他的历史功绩不仅在参与佐尔格国际谍报团，更体现在他于中日战争年代所发表的大量杰出的中国论述方面。其《暴风雨中的支那》、《现代支那论》等着作，至今读来依然有理解中国其真诚深刻力透纸背之感。
尾崎秀实自大学时代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以来，便形成以社会革命的视野关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方法，大战爆发后又逐渐构筑起战争导致革命进而实现亚洲社会主义的理念，这使他从思想到信仰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他有关中国的评论活动集中在1936年到1941年期间，这正是日本的侵略战争导致中国全民族抵抗运动上升的阶段，他努力聚焦于中国的“民族问题”并与更为深远的“社会革命”连接在一起。其中国论述能够于表面上四分五裂衰败不堪的“假死现象”背后，发现中国民族抵抗外来征服的主体力量之凝聚。而从世界革命理念延伸而来的有关亚洲社会主义的构想，也是在这个认识过程中产生的。1942年2月在回答司法检察官的审讯时，他清晰地阐述了自己对作为世界共产主义之过渡形态的亚洲社会主义构想：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转变为世界共产主义社会，正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孕育了苏联一样，这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将诞生更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最终导致世界革命的完成。日本因陷入中日持久战争的泥潭，国内社会各方面疲惫不堪，因而必将爆发社会革命。这时的日本，“需要苏联以及摆脱了资本主义体制的日本和中国共产党完全掌握了领导权的支那，这三个民族之间的紧密提携。以这三个民族的紧密合作为核心，首先确立东亚各民族的民族共同体”.
帝国主义战争将引发资本主义内部的混乱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并导致社会革命的爆发，社会革命必将推动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区域社会主义出现。这是以经典马克思主义为原点，经过共产国际推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革命实践逐渐形成的社会主义构想，它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亚洲主义全然不同。而在尾崎秀实那里，这个理念又明显地来自对中国民族运动乃至社会革命的持续关注及其对社会主义走向的坚定信念。在1939年出版的《现代支那论》一书序言里，尾崎秀实深情地期待日本中国研究更高层次的深化，将有赖于上百万从中国战场获得切身理解的新一代日本青年返回祖国后。这一点得到了战后日本中国研究辉煌成就的印证，竹内好包括野村浩一、藤井升三、丸山升、沟口雄三等，就是其代表。
竹内好（1910~1977）在中日战争末期曾赴中国战场，其痛苦的体验成为他后来研究中国的基础。战后，他通过考察鲁迅和毛泽东而为中国革命构建起一个不断持续发展的叙述架构，并充分肯定了其内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在鲁迅方面，他看到了被压迫民族作家的反抗精神，并推导出亚洲追求另类现代性的模式。在中国革命方面，他在辛亥革命到共产党建国再到“文化大革命”之间发现了其历史的内在逻辑性，这自然与其倚重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有关，更是因为他在近代中国三个伟人--孙中山、鲁迅、毛泽东之间看到了这种连续性。另外，他透过“文革”中“造反”这一新而旧的概念，看到了革命根据地的理论象征意义。总之，土地革命、根据地与解放区构成三位一体的结构，代替国家履行了抗击侵略者之“解放战争”的使命。同时，它也成为中国革命的原型。
这无疑是竹内好在1960年代反抗日美安保和谋求民族独立的日本，建构起来的一个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乌托邦，但也有其独自的思考语境和外部现实的背景。第一，他认为在1950年代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世界大潮中，包含民族独立运动在内的中国革命的成功，至少在亚洲具有取代明治维新的日本而成为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样板作用，因为日本的现代化最后走向了殖民战争，故其民族主义失去了处女性。第二，竹内好激烈反对源自1960年代美国的现代化理论，认为其背后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形态动机，且有一种理论的等质量化倾向，它或许可以用来说明日本的现代化过程，却无法解释中国革命的历史。因为，中国革命及其现代化乃是独立于近代西方的另一个现代性。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竹内好之中国革命论的反西方中心主义性格，以及在亚洲中理解中国，或由中国认识而及于亚洲区域的方法论特征。这与上述尾崎秀实的中国-亚洲论，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亚洲中的中国”或“中国与亚洲”是一个互为关系的结构。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中国地处亚洲其发展需要处理好与亚洲邻国的关系。此外，亚洲并非被动的地理经济场域，它还是拥有复杂文化历史和多种民族构成的政治疆域。中国需要在亚洲中不断地确定自身的位置，同时那个活的变动中的亚洲也在不断认识和接受中国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建构起一个能够相互认识彼此沟通的有关亚洲的区域研究体系。日本近代东洋学/中国学的发展历史，既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足以为我们提供丰富的思考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