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究竟是不是科学？究竟可不可以把历史做成一门科学？这一系列相关问题是自西方自然科学兴起和发展以来一直困扰着西方史学家心中的巨大问题。自实证主义史学出现之后，人们为每一史观的变化而所作出的努力其目的都是为了使历史能够进一步地向科学靠拢，终有一日进入科学的神圣殿堂，其中就包括波普尔史学观点的提出，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波普尔的伪证主义系统地、直接地将“历史在进发科学的征途中其艰难性在于历史中的‘科学’具有深入其科学化与背离其科学性的双重同步趋向”的这一巨大的矛盾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历史中科学性的剧烈增强，那么随之同时而来的也是这种性质力量的减弱，甚至不复存在。
[关键词]反向伪证；科学性；客观性
毫无疑问，科学之所以称为科学，是因为科学是不断进取的、批判的、相对的，否则带有盲目崇拜色彩的科学其存在价值便将与上帝无异。但无论是对于科学的精神还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其中的质疑与批判，波普尔似乎有着属于自己的严格理解，因此波普尔提出了自己对于科学含义理解近乎苛刻的要求，即所有不能够被伪证的真理便不属于科学。当他将他的伪证主义应用于自然科学的时候，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再次向20世纪西方自然科学其科学性的方向迈进一步，但当他将他的严谨的批判主义与历史结合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化学反应既是一场华美的庆典又是一次巨大的灾难。其历史的科学性天生就具有着令人难以剥离与难以理解的双向走势，双方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
1历史科学性之间走向的双重特性，其中的原因在于历史中的客观记述与人为解释之间的矛盾
这一矛盾在上古时期人们自开始有意识地记录历史就已存在，早在科学诞生之前就已经产生。在波普尔认为的历史具有两种使命：一种是要对特定历史事件进行描述；另一种是每一特定的历史事件需要被解释。对于历史事实的还原波普尔的用词选择显然更加倾向于人为描述而不是复原重建，在这方面他将反对的集中点对准了以兰克为首的实证主义史学，史书如果仅仅追求绝对的历史事实，如实直书来作为历史学家终极目的显然是没有意义的，而当纯粹的历史真相被发掘出来后历史便将终结的结论更是荒谬的。其一，历史的全部真实内容并不容易被记载者全部观察并记录在册；其二，历史恢复所凭借的实证书籍，本身的客观性便有待于证明。另外，在挑选书籍材料的过程中，任何历史学家都逃不过主观因素的影响，人们平常理所当然认为的，甚至具有公认程度很高的根据史料而发声的历史真实，不过是历史学家出于自觉或不自觉地让其中一个方面的材料发声后而形成的史实。最后，各个历史受不同民族、政治派别、宗教信仰等的不同社群团体，眼中的所谓的事实也不尽相同。所以，任何历史学家由于自身的种种局限不可能去重建先人经历的一切，因此除了历史的基本事实描述之外，解释是必要的，失去了解释的历史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历史的解释本身就是历史学家的主观解释；退一层面来说，就算历史学家本身力图做到客观公正，但其解释的内容同样受到时代发展的时间差距、事前事后的心理状态变化、社会进步的客观环境的制约，一切历史学家人为的历史解释与科学真理同样具有相对性与可批判性。面临这样的矛盾问题，波普尔的回应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选择了一种较为讨巧的解释，他提出“三重世界”的观点，即世界上存在着三重世界，最后的第三世界的存在处于第一物质世界与第二精神世界之外，与之相并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对世界客体的理解构成了人文科学的中心问题”,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存在着另外一种世界，能够将主观与客观，经验与理性的融合到极致的完美，也存在着出自人们主观的思考却仍有着纯粹客观的一种事物，人文学科属于这样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人们能够将自己的头发拔起轻松地离开地球，从而圆滑地避免了历史的事实与解释关于主观与客观之间的无休无止地直接矛盾争论。这样，在有关人文科学的“理解”问题上，“理解”属于波普尔所称的世界，即无客观性保障的精神世界狄尔泰就曾说过，在所有的理解中，都有一种非理性的东西，正如生命本身就是非理性的，这种非理性的东西就是“直觉”.而直觉是纯主观的，完全得自人的主观体验科林伍德认为，理解历史就是用自己的思想重演前人的思想。
2第二个矛盾点在于历史中所总结的看似一般性的、普适性的规律往往来源于历史中的特例事件
假定上述中历史主观描述与客观解释之间的矛盾已被解决，但一个客观历史事件的发生走向与结果形成，就其本身的单纯发展趋势来讲，所属事件本身的每一结果都有其自然发生的平均概率，而之所以促成事件的最终趋势及结果是因为在当即事件发生的绝对瞬间节点上，受各因素的集中影响使得其事件结果原本的、某一概率的可接受性骤然加大，而其他本应均等发生的“最终趋势及结果”,从此便与之区别对待，永远成为后继历史学家在某些研究领域中不能假设但一定程度上又值得去假设的历史契机。从这一解释层面，波普尔认为每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本应都是处于一种相对的、瞬时选择的、永无规则的变速运动之中，因此物理学的理论法则在研究方法上并不适用于历史，历史当中在所谓“放置四海之内皆准”的法则普适性中，也同时具有观点假说的主观独立性，无法说清历史的瞬时选择。从伪证的角度来说，时间无法倒流，历史发生的既定事实无法重复也无法假设，因此支撑历史普适法则的，仅有与法则推导方向相顺应的实证事实，没有与推到方向相悖的伪证事实。绝对的人类历史发展模式是不存在的，所谓的欧洲中心论获得的优越感，不过是人们仅在欧洲历史中发生的无数特殊事件建立之上的、此前欧洲历史学家一厢情愿的自负。存在主义代表人物雅斯贝尔斯说得更加明白：历史是偶然事件的堆积，是某种单纯的一次性东西，绝对没有普适性的历史。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则更把对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观点，等同于宗教的宿命论。这一层面上波普尔的观点将历史学科拒绝在了科学的大门之外，也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唯物史观的关于历史发展终极规律的批判。
3第三个矛盾点来自逻辑理性与科学检验之间的批判矛盾
波普尔的历史哲学是批判性的，其批判的对象，他称为“历史决定论”照他的理解，历史决定论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节律，或模式、规律，倾向来达到这个目的。而且他认为，几个世纪以来，社会科学之所以不尽如人意，这样的矛盾建立于相对意义上，历史当中存在着客观的解释和一条符合所有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普遍规律之上的假设前提，并且其中的普遍规律能够完整地追溯至过去进行背向地伪证检验。毫无疑问，历史的发展演变历程借助于时间的尺度来体现，而历史的发展同样受着时间条件的制约，布罗代尔在所提出“天才遐想”式的长时段理论，一定程度上来说，引起了史学研究对于时间在历史中的作用的重视进入了一个新境界，在他的理论中就不乏将历史学科科学化与推翻历史科学性的双重方向。因此理性的逻辑法则和批判的科学检验之间中时间因素的影响有着重要作用，波普尔认为历史科学的价值恰好体现于它的解释对象与解释人的时空间距，因为人们在常规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中无法做到针对过去史学的研究而复制建起一个同等的平行时代，所以不同时代的人永远都具有所处当时时代环境一种强制植入的分析问题时所特有的固有习惯，所持有的看法观点就不尽相同。因此，没有完全终结的历史，就算同样既定的历史事实即使能够在现在的时代当中解释完结，也完全有可能在下一个发展时代产生新的难题，出现新的困扰，在有限的事实面前对其阐释的宽容度能够因时代的变迁而无限宽大，甚至出现完全颠覆此前前人留下的历史观点也是合乎情理的。波普尔认为人类历史的行程是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的，因此，客观的历史事实能因过去而神圣，客观的历史解释也能因现在或是未来的批判更改而自由。也由此表明，时间是历史解释内容检验的重要手段之一，历史研究只有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才能向其科学性的神圣灯塔的航线上不断靠拢，在这一层面的问题上波普尔更倾向于将历史向科学的方向上更进一步。
汤因比曾说过：“人类能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历史当中得不到任何教训。”这句话从人类生活的经验与固有人性的角度来说，这是曾是汤因比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在人类多次陷入无谓的重蹈覆辙中，对于人性弱点的关心流露自肺腑的悲悯。但从波普尔史学的角度这一层面来理解，历史的向前发展不是一种平面的、机械重复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多维的复合式运动，一切都处于波普尔理论所创造的相对主义框架下的瞬息万变之中。历史学科的科学化追求就好似在一片汪洋大海中必须有能够了望到的一条作为坐标参照的海岸线，总有一天，我们将会比之前看得更远。
参考文献：
[1]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2]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3]波普尔。思想自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4]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