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为改善国家形象并提升国际地位，构建经济、科技强国与文化大国形象，成为战后日本国家形象战略的核心理念。战后日本这一国家形象战略起源于占领下的文化国家构想与吉田路线，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逐渐成形。其中，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与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集中体现了战后日本塑造经济、科技强国与文化大国的国家形象战略理念，奠定了战后日本经济、科技强国与文化大国国家形象的基础。日本国家形象战略的经验教训，可以为我国当今的形象战略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高速经济增长；国家形象；东京奥运会；大阪世博会；文化外交
整体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国家形象战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世界几大权威国家形象排名中日本总是名列前茅。[1]而考察其主要内容可知，日本的经济、科技实力与文化影响力，是支撑日本国际形象的两大支柱。塑造经济、科技强国与文化大国是日本国家形象战略的核心理念。综合考察战后日本国家形象构建过程可知，其经济、科技强国与文化大国的国际形象，成形于高速经济增长末期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其中，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与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集中体现了战后日本塑造经济、科技强国与文化大国的国际形象战略，奠定了当今日本国家形象的基础。有关1964年东京奥运会与1970年大阪世博会的已有研究，尚未有针对性地从国家形象构建视角考察其历史意义[2],对于两次盛会中日本经济、科技强国与文化大国并重的形象战略理念认识尚不够充分。笔者利用相关原始档案材料，通过解析两大国际文化活动中日本的国家形象塑造，揭示战后日本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国家形象战略的成果、局限性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一、1964年东京奥运会与日本国家形象构建
自1912年日本第一次正式参加国际奥运会以来，参加奥运会成为日本增强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方式之一。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日本代表团人数高达190名，仅次于东道主美国。其目的在于缓和九一八事变后紧张的日美关系、激励美国西海岸的日系美国人与展示体育强国形象。[3]在奥运会中的日本国家形象战略初见端倪。而为了更充分利用奥运会改善并提升日本国际形象，1935年，日本举全国之力成功申请到了1940年东京奥运会主办权。但由于日中战争爆发，1938年7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主动放弃1940年东京奥运会主办权。
1952年5月，战后日本刚结束占领时代后的次月，东京都知事安井诚一郎正式对外表明了东京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意向。关于其目的，安井指出：“对外展示回归和平与国际舞台的日本国家形象，以及真心希求和平的日本人的朴素形象。”特别指出由于战争中止了战前东京奥运会的召开，出于“国际信义”也要再次申请东京奥运会的主办权。[4]通过举办奥运会来展示战后日本爱好和平的国际形象，特别是联系到由于战争中断了1940年东京奥运会这一点，战后东京奥运会对于日本国际和平形象塑造的意义十分重要。1957年6月文部省的《体育振兴审议会报告》中关于举办奥运会的意义是这样表述的：“不仅有利于振兴我国体育，深化国际理解与国际亲善，特别是为国际社会正确认识真实的日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5]借东京奥运会这一国际体育赛事改善、塑造战后日本国际形象，是日本积极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重要考量。1959年5月，日本政府成功争取到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主办权。
翌年，日本国会众议院关于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决议案中指出：“（借奥运会举办之机）推进国家间友好亲善关系的同时，也是提升我国国际地位的千载良机。”[6]利用奥运会提升日本国家形象无疑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之后的国会讨论中，积极推动东京奥运会的自治大臣安井谦解释众议院的决议称：“展示日本民族道义、增进国民体育、相关设施整备三位一体，正是东京奥运会的意义所在。”[7]其中“展示日本民族道义”与“相关设施整备”正是日本形象战略的核心。亦即，对外展示日本爱好和平的“文化国家”与战后复兴的“经济强国”的国家形象。东京奥运会筹备核心人物、东京奥运会担当大臣（1962.5-1964.7）川岛正次郎也指出：“向在奥运会期间来日的外国人展示战后日本复兴的形象……特别需要给外界留下美丽日本、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日本的好印象。”[8]
东京都的城市整备，成为日本在奥运会期间展示日本战后复兴形象的关键。战前1940年东京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展示日本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的复兴的“帝都”形象。[9]而战争末期美国对东京开展全面空袭，导致战后东京“仅存一些烧焦的房屋零星分布于瓦砾之中”.[10]50年代日本经济复兴过程中交通急剧膨胀，东京都城市交通混乱不堪，几近瘫痪。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战后日本举办东京奥运会的主要目的，在于借奥运会这一“盛会”实现其战前以来未竟的都市振兴之梦。[11]
为实现东京都战后重建，东京都规划局在战败之后就提出了“帝都重建方策”,提出要将东京打造为“文化都市·产业都市·观光都市·国际都市”的口号。[12]然而日本特有的社会特征限制了对于都市改造的大规模投入。御厨贵指出：“在平时，日本政府、自治体、社会舆论对于都市规划、改造缺乏支持，由此导致财源不足而难以推进。都市规划只有在非常时期……才能够施行。”[13]1964年东京奥运会，作为事关国家形象的大事业，为东京都市改造推进提供了历史契机。特别是东京都方面，特别强调以奥运会为契机开展彻底的都市改造计划。1961年5月10日，东京都东京奥运会准备协议会施行委员会提交给都知事的意见书中指出，“以东京奥运会为契机，推进东京都城市改造正是东京奥运会的意义所在”[14].对东京都而言，“东京奥运会事关东京都政事的成败，是评价战后东京都都政的决定性事业”[15].
为筹备好1964年东京奥运会，东京都的都政几乎实现了“奥运会事务局化”.[16]1959年6月，首都高速道路公团设立，10月，奥运会准备事务局成立，12月，升格下水道事务局为下水道本部。1960年4月，都知事直属相关街道规划室设立，7月，首都整备局设立，升格奥运会准备事务局为奥运会准备局。1961年4月，升格建设局为道路建设本部。1962年4月，升格下水道本部为下水道局，交通局内增设高速列车建设本部。1964年8月，升格规划室为规划局。[17]奥运会准备事业的大部分集中于首都圈整备事业之中。其中，1958-1964年的7年间，东京都为奥运会相关首都整备事业投入2456亿日元。其中大会运营以及运动设施建设仅占2.2%,东京都为中心的都市整备占97.8%.都市整备中，东海道新干线建设占40%,地铁整备占20%,道路整备占18.4%.[18]整备后的东京，开通了羽田机场到市中心的首都高铁、东海道新干线、世界最大的横跨式有轨电车以及新增地铁线路，奠定了当今东京都交通的基础。各类通信设施也渐趋完善，近代化的酒店如雨后春笋遍布东京。东京成为日本最大的“消费都市”.[19]
介绍日本传统文化，亦即“展示日本民族道义”的一面，是东京奥运会中日本国家形象战略另一核心。《奥林匹克宪章》第31条规定：“大会组委会在国际奥委会的认可之下，筹备艺术展示……艺术展示与竞技项目有着同等地位……组委会在相关宣传中也应当给予相应的重视。”[20]这也正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最大的文化展示---奥林匹克艺术展的法理依据。
在提交给国际奥委会质询回答中，日方称“将展示我国最高水准的艺术作品”[21].1961年6月，事务总长田烟政治提交给国际奥委会会长布伦戴齐的文件中，指出了日方艺术展的两项基本方针。第一，展示仅限日本艺术，不邀请参赛国参展。第二，展示不限于体育领域，所有代表日本艺术最高水准的展品都能参展。具体指出了以下四个方面日本代表性艺术品：古美术，近代美术，传统艺能（歌舞伎、文乐、能、雅乐等），民俗舞蹈、茶道、花道。[22]该方针旋即获得了奥委会方面认可。日本也为其后的奥运会艺术展示开了两项先例。第一，传统的多国艺术展变为只有主办国艺术展。第二，出展艺术品不限体育领域，所有主办国艺术品皆可参展。虽然早在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就已经附带艺术展示，但还主要局限于体育相关领域，并且是多国艺术展，1964年东京奥运会则打破这一惯例。从其基本方针可以看出，日本希望借东京奥运会集中介绍日本传统文化的形象战略意图。
1961年7月，以28名日本国内各领域代表性文化人士组成的艺术展示特别委员会成立。经过3年多的准备，1964年10月1日，东京奥运会艺术展开幕。到11月10日闭幕，前后展示41日。展示分美术展示与艺能展示两大部分，二者同时进行。前者主要是实物展示，总共展出艺术品877件，其中国宝154件，国家指定重要文化财产254件。而艺能展示主要是现场演出。以歌舞伎名家为首，雅乐、能乐、古典舞蹈等日本代表性文化，皆由该领域的代表性艺术家演出。[23]东京奥运会艺术展取得了巨大反响。仅日本古美术展在41日内就汇集了40余万观众，打破了日本古美术展参观人数历史纪录。[24]而对于其意义，正如日本着名美术史家�i田�i所言：“传播日本的古美术，通过古美术来展示日本国民热爱艺术的优雅国民性，此外，展示日本人优秀的审美观与精湛技艺等正是古美术展的第一要义……古美术展绝不仅仅是日本艺术的夸耀，也能借此消除对于日本人不正确的印象。”[25]亦即提升日本国际形象。
为调查1964年东京奥运会在国际社会的反响，1964年12月，日本外务省情报文化局海外报道课以欧洲各国的新闻报道为中心，编成题为“世界各国的对日观”的报告书。该报告书指出：
世界各国报纸在向我国国民的组织能力表示敬意的同时，大会的顺利展开以及我国近代化的面貌，改变了陈旧的对日观，赞美之辞溢于言表。这次大会来日的相关新闻报道人员，大多是第一次切身感受日本，高速铁路、有轨电车、东海道新干线、近代特色的酒店等目不暇接，全是被战后日本的复兴所震惊的报道。也有少数报道称“刻意展示了不必要的过多的机械文明”.但整体来看，我国国民的文明礼貌给来日外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东京奥运会和善的大会”“微笑的奥林匹克”“日本人提供了国王般的服务”“应该给组织了如此出色的奥运会的日本人颁发一枚金牌”“恶评如潮、卑劣野蛮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焕然一新，东京已不再是木头与纸片拼凑起来的都市”.[26]
利用1964年东京奥运会，日本实现了抹去一片荒废的战败国负面形象，向世界展示了战后日本经济复兴的国家面貌，以及爱好和平的文化礼仪国家的一面，初步构筑起了经济、科技强国与文化国际的国际形象。特别是日本为扩大东京奥运会的国际影响力，1964年东京奥运会在美国的协助下，第一次实现了全球卫星直播比赛盛况。日本也巧妙地利用这一战后技术革新成果，将战后日本复兴后的国家形象与日本文化面貌传遍了世界，引起了广泛好评。佐藤荣作接替池田勇人上任后的第一次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评价东京奥运会称：“我国的飞速发展震惊海外。”[27]
二、1970年大阪世博会与日本国家形象构建
早在明治维新的前一年（1867年），日本就第一次正式参加了世博会。在1939年的旧金山世博会上，日本一改以往振兴输出贸易为中心的政策，提升日本国际形象成为日方参展的核心目的。山本佐惠指出，改善美国对日印象是其核心，另一方面，强化“迟来的国家”日本作为近代国家与欧美比肩的存在感。[28]旧金山世博会是近代日本世博会形象战略的起源。
同样由于中日战争，1938年7月，日本在宣布放弃1940年东京奥运会举办权的同时，宣布无限期延迟已经争取到的1940年东京世博会的召开。
虽然1964年东京奥运会召开之后，日本基本实现了消除满目疮痍的战败国形象，初步确立起了经济、科技强国与文化国家的国际形象，但正如吉见俊哉所言：“1964年东京奥运会尚不足以感受到‘所得倍增’的成果。”[29]为进一步巩固经济、科技强国与文化大国的国际形象，日本开始寻求主办另一大型国际文化盛会。正是出于这种考量，在奥运会召开前一年，日本政府也开始积极争取世博会的主办权。1965年9月，日本成功争取到了1970年大阪世博会的主办权。
世博会被誉为“产业与文化的盛典”,正是日本充分展示经济、科技强国与文化大国国际形象的绝佳选择。另一方面，鉴于两次世界大战中科技文明对于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战后世博会开始强调“复兴在机械文明与国际紧张局势中逐渐丧失的‘人性',构建更加和谐的社会发展”.[30]正是基于此，1970年大阪世博会基本理念为：“展示现代文明发展顶峰的同时，描绘出人类生活更加美好的未来。”[31]基于这一理念，大会主题被确定为“人类的进步与和谐”.其核心思想在于：“基于东洋思想之核---’和的精神‘中人类追求和谐的基本理念，在肯定技术文明’进步‘的同时，通过人类的睿智缓和由此带来的’异象‘---不均等、摩擦、紧张等不和谐，展示未来全人类更美好的’和谐发展‘的生活。”[32]特别是日本作为唯一原子弹受害国，深感机械文明不和谐发展带来的危害。作为人类进步与机械文明和谐发展的未来社会的缩图，1970年大阪世博会提出“未来都市”构想。
向国际社会展示主办国的存在感无疑是世博会第一要义。[33]为打造未来都市，日本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当时的通产大臣兼第一代世博担当大臣三木武夫指出：“为增进世界对日理解，通过展示日本传统文化与高端产业技术水准，推动与诸国文化交流，促进贸易输出的飞越发展。”[34]介绍日本传统文化与高端产业技术水准，是大阪世博会的核心目的。这也与大会主题“人类的进步与和谐”相吻合。亦即，日本的高端产业技术水准代表了人类的进步，而日本文化则是推动和谐的重要动力。大阪世博会日方出展由日本馆、地方自治体馆、两个公共企业体（日本专卖公社、日本电信电话公社）、28家民间企业（团体），共32个馆构成。其中，日本馆与地方自治体馆主要展示日本文化，而两个公共企业体与28家民间企业馆则主要是展示日本产业技术。
主办国政府馆被誉为“世博会之颜”.作为惯例，主办国政府馆皆是历届世博会规模最大的展示馆。日本政府馆由通商产业省世博准备室为中心，与其他相关省厅共同筹备。1967年5月，第五次世博会阁僚协议会达成了如下基本方针：作为一个综合体，符合日本世博会统一主题，整体上在和谐的精神之下，介绍日本社会、经济以及文化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历程，在加深世界对于日本人理解的同时，强化国民的民族自豪感。[35]这一基本方针的核心目的在于：“展现日本社会与日本人在过去、现在、未来与世界文化的积极接触，吸取世界文化精华而构筑起独特的日本文化，此外，立足未来，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贡献。”[36]日本政府馆一个基本核心在于打造一个日本民族博物馆，全面地展示过去、现在、未来的日本文化。因此，政府馆主题确定为“日本与日本人”.1968年3月，《日本政府馆展示构想》正式发表，日本政府馆实体建设也正式开始。
日本政府馆由五个小馆构成，呈樱花形状。其设计者大高猛解释称：“樱花象征日本，形象地展示了日本国家形象，五朵花瓣也象征五大洲，亦即整个世界携手参加日本世博会。”[37]樱花形状的日本馆建设，既富有日本文化内涵，同时也展示了将各国汇聚一堂的日本文化“和”的特征。日本馆的宣传标语为：“日本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日本人如何发展起来的？日本人现在专注于什么？日本馆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展示日本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38]介绍日本文化，让世界更了解日本文化是日本馆的核心。日本馆参观顺序分五部分：从入口开始第一部分（日本国家的历史），第二部分（国家的经营与现代），第三部分（传统与核心、中小企业），第四部分（太阳与水、农林水产），第五部分（开发与利用、科学技术），第六部分（21世纪的日本与未来）。[39]按历史发展脉络，全面展示了日本文化以及产业技术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两条主线贯穿其中。第一，介绍日本如何从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向经济大国转变，展示日本“进步”的一面。第二，介绍日本文化如何成功吸收东西文化而发展出日本独特的文化，展示日本文化“和谐”的一面。[40]这也正暗合“人类的进步与和谐”的大会主题，突出了日本文化“和”的特征。此外，日本馆附带展出的日本庭院与地方自治体馆也是集中展示日本文化的部分。
另一方面，日本民间企业出展主要突出日本进步的一面，也是大阪世博会最大的亮点。1966年9月30日，日本政府正式向2498家民间企业（团体）发出了参展邀请。同年末，最终将所有企业整合为33个参展单位，被誉为“三十三位新娘”.[41]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上，日本馆以“跃进的日本”为主题，渲染战后日本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然而事后却被批评商业色彩过于浓厚，与“人类与世界”的主题格格不入。[42]如何在展示日本战后经济、科技成就的同时，防止过于浓厚的商业主义，是参展前考虑的主要问题。特别是70年之前的世博会还没有大规模民间企业参展的经验，1970年大阪世博会尚属首例。在吸取1967年世博会参展经验的基础上，日本政府在发给各参展单位的出展要求中，强调了三方面的参展理念。第一，要求参展日本企业展示出不逊于欧美企业的实力。世博会起源于商品展销，其根本精神无疑还是在于展示国家经济、科技水准与商业实力展示。第二，排除过于浓厚的商业宣传色彩。基于之前参展的教训，以及整个战后世博会人文关怀强化的趋势，日本政府要求参展单位排除过于浓厚的商业宣传色彩。第三，与大会的主题相呼应，富有大众性、启蒙性。不是简单的经济、科技实力的炫耀，而是展示出日本经济、科技实力在推动人类进步与和谐中能发挥的作用。[43]整体上，展示日本经济、科技实力的同时，展示出机械文明人文关怀的一面，是日本民间企业参展的核心理念。
如表1所示，日本民间企业共30个展览馆，除了少数文化馆（摩门馆、基督教馆等），几乎全是日本大企业（联合体）出展。正如吉见俊哉指出的，日本企业参展最大引人关注点在于，“一律描绘出了科技带来的’美好未来‘的场景”.[44]正如各个参展馆主题所示，日本企业参展馆很好地将日本企业的高端科技与人文关怀相融合，体现出人类的进步与和谐的大会主题。特别是各个参展单位匠心独具地将自身企业的特征紧扣主题。例如，三菱未来馆以最新的摄影技术拍摄了一组未来日本火山爆发以及海底牧场的场景，通过其独有画面制作科技，以极具震撼力的360度视角展示出“日本的自然与梦想”.住友童话馆精选60部世界童话，以立体形式将影像与实体表演相结合，体验童话带来的“美·爱·希望”.东芝IHI馆设计了一个500人的大观赏席，随着观赏席的不断转换方向，观众可以从9块屏幕上欣赏最新的音乐图像，感受“光与人类”的奇幻世界。除此之外，日本企业馆还创造性地构想出今后科技带给人类的便利，其中很多都在今天实现了，例如，“会动的人行道”（步行电梯），“无绳电话”（手机），“可视电话”（电视电话）等。
日本企业馆展区占了整个世博会规划区域一半左右。在事后的调查统计显示，三菱未来馆成为人气最高的展馆。松下馆、日立馆、汽车馆、立科馆等企业馆的人气率也十分靠前。[45]如果说日本馆展示了日本文化、传统，日本企业馆展示则集中代表了“经历高度经济成长后前卫的日本”的形象。[46]对于日本国家形象而言，正如日本《读卖新闻》评论称，“世博会企业展树立了经济大国日本的国际形象”.[47]
三、高速经济增长期日本国家形象构建的成果、局限性及其
启示1964年东京奥运会与1970年大阪世博会，为亚洲国家第一次举办，在参加国数量、入场人数等诸多领域创下了新的历史纪录。特别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第一次实现了全球卫星直播，两次盛会在全球范围内的波及力也空前提高。1964年东京奥运会与1970年大阪世博会给日本带来了什么影响？在事后进行的国民问卷调查中，整体上，东京奥运会与大阪世博会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加深对日理解”、“提高日本国际地位”、“弘扬日本文化”,“弘扬公众道德”等提升日本国际形象上。[48]经历两次盛会之后日本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国际形象有非常明显的改善。
首先，东京奥运会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展示战后日本复兴的成果，消除了日本战后一片废墟的战败国形象。为消除战败国形象，以整备道路为首的国内硬件设施是关键。也正因此，在1959年取得了东京奥运会主办权之后，以东京为首，日本国内掀起了一股城市建设热。密集的高速公路网、造型别致的竞技场、现代化的大型酒店、先进的下水道系统、完善的地铁系统等，为迎接东京奥运会在短短的几年之间相继完成。特别是东京奥运会正式开幕前夕开通的东海道新干线，作为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列车，展示了战后日本重建取得的巨大成就。以东京奥运会为平台，日本展示了战后复兴取得的巨大成果，战败的废墟国家日本的形象一去不复返。[49]
其次，大阪世博会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展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树立起日本经济、科技强国的国际形象。在东京奥运会之后的东京市民舆论调查中显示，71.2%的市民认为日本与西欧发达国家还有差距，92.9%的市民认为日本与美国还有不小的差距。[50]日本虽然完成了战后复兴，但大多数国民认为日本还“仅仅是中等国家”.[51]特别是1964年前后的日本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上升期，展现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形象是1964年之后日本国家形象战略的重点。[50]而世博会则是集中展示日本高速经济增长成果的代表性事件。吉见俊哉评价大阪世博会称：“大阪世博会描绘了一幅实现了高速增长的日本社会自画像，是一亿（日本）人在经济复活与高速增长上树立起来的日本社会的集体形象。”[52]如果东京奥运会尚不足以满足日本经济大国的民族自尊心，大阪世博会则毫无悬念地确立起日本发达国家一员的国际地位。
最后，东京奥运会与大阪世博会还极力展示日本丰厚的文化底蕴，消除了战前军人给外界留下的野蛮、残忍印象，树立起了文化大国的国际形象。1945年9月5日，战后日本第一届内阁首相东久迩稔彦在其第一次国会演说中指出，“建设和平与文化的伟大国家新日本……向着建设和平的文化的日本迈进”.[53]塑造文化国家日本的国际形象，成为战后日本改善国际形象的主要战略之一。东京奥运会与大阪世博会期间，日本丰富的传统文化与文明礼貌的国民素养给国际社会留下了深刻印象，奠定了当今日本文化大国国际形象的基础。现今日本之所以受到国际社会尊重，除了其经济实力之外，日本人的个人素养、社会秩序以及传统文化的完整性被认为是更为重要的原因。[54]
着名的民意咨询专家安霍尔特指出：“国家形象就像企业、商品的品牌形象，对于其发展、繁荣、经营至关重要……可以说国家声誉、形象是一国最重要的资产。”[55]提升国家形象是受到当今各国普遍重视的外交战略之一。特别是对于放弃了战争的日本而言，提升国家形象显得尤其重要。其中，1964年东京奥运会与1970年大阪世博会，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体现日本国家形象战略的最重大事件，奠定了战后日本国家形象---经济、科技强国与文化大国的基础。这一形象战略思想也一直延续至今。继续巩固经济、科技强国与文化大国的国际形象，依然是当今日本对外形象战略的核心。
另一方面，战后日本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形象战略也有其局限性。（1）过度高扬经济、科技强国形象，相对忽略了文化国家形象，经济成长与文化建设呈现不平衡状态。从上述两次盛会中可以看出，日本国家形象战略强调兼顾经济、科技强国与文化大国的塑造。但是整体上来看，其核心还是重点偏向经济、科技强国，相对忽视了文化大国形象塑造。也正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东南亚诸国开始反感日本的经济侵略，指责日本为“经济动物”.而在80年代中后期，当日本经济极速进军欧美之时，又出现了“日本异类（质）论”.这无疑是其过于偏重经济成长，忽略文化建设的后果。（2）忽视了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给日本国家形象带来了负面效果。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一味追求高增长率，国内各类重化工工场林立，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出现了光化学烟雾等严重污染环境现象。特别是在东京奥运会与大阪世博会召开的1964年、1970年分别出现了水俣病、斯蒙病等工业污染疾病。这些也无疑对于日本国家形象构建带来巨大负面效应。（3）历史问题模糊不清，限制了日本国家形象提升。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也刺激了因战败而压抑的文化民族主义。肯定日本文化优秀论的文化民族主义迅速抬头，开始公开否认侵略历史，为侵略历史辩护。篡改历史教科书，国家领导人公开惨败靖国神社等事件频繁上演。由此招致了以亚洲邻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纷纷指责。在历史问题上模糊不清是限制日本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因素。[56]
战后日本持续18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腾飞十分相似。其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国家形象战略，对于当今我国的国家形象塑造具有十分有益的借鉴意义。
第一，经济发展与文化、环境的平衡发展。如上所述，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过于偏重经济成长，相对忽视了文化建设以及环境保护。这无疑对于日本国家形象也是有害而无益的。在经济高速成长过程中，如何有效避免重经济轻文化，以及以环境破坏为代价促经济成长等问题，是我国今后国家形象战略中面临的重要课题。
第二，国家形象的塑造需要兼顾国家“软”形象与“硬”形象。约瑟夫·奈提出将国家实力区分为“软实力”与“硬实力”,强调软实力的重要性。但软实力的内涵绝不限于文化、国民素养等无形吸引力，有形吸引力同样重要。与日本类似，软实力国际排名靠前的大部分国家不仅注重国家文化吸引力，国家的科技、设施等硬形象同样受到重视。在我国今后国家形象战略问题上，不仅应重视国家文化软实力“软”形象的提升，在科技实力、城市交通、教育设施等“硬”形象方面也应当同等重视。
第三，充分利用奥运会、世博会等国际文化盛会提升国际形象。国家形象塑造被认为是一项长期的高投入、见效慢的事业。然而各式各样的国际文化盛会，以其投入相对低、短期见效快的特征，相对有效地避免了这一国家形象构建的问题。如上所述，奠定战后日本国家形象基础的正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与1970年大阪世博会。今后我国在国家形象战略问题上，也应当充分利用好奥运会、世博会、世界杯等国际文化盛会来提升国家形象。
参考文献
[1]具体包括着名民意咨询专家西蒙·安霍尔特（Simon Anholt） 与民意调查公司捷孚凯（Gf K） 联合发表的“安霍尔特-捷孚凯国家品牌指数”（Anholt-Gf K Nation Brands Index）、着名形象咨询公司未来品牌（Future Brand） 发表的“国别形象指数”（Country Brand Index,CBI）、着名生活杂志《单眼》（Monocle） 发表的软实力调查报告。
[2] 少有研究从国家形象战略视角考察1964年东京奥运会与1970年大阪世博会的意义。相关研究参考： 清水谕编『ァ￡ンピック·スタディ�`ズ』株式会社せりか书房，2004年； 藤原庸介「东京ァ￡ンピック招致活动とその波及�抗�」『日�U研月报』2009年第9期； 吉见俊哉『万博と�獒崛毡尽唤蔡干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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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越�g明『东京都市计画物语』日本�U�g评论社，1991年，第222页。
[14]「ァ￡ンピック东京大会准备促进に�vする意见书」（ 东京都�诒�h外局『第十八回ァ￡ンピック竞技大会』，第62页）。
[15]大野木克彦，川崎房五郎编『东京都百年史·第六��』，第290页。
[16]��田�「东京ァ￡ンピックと首都改造」，吉原直树编『都市�U�婴嗡枷搿磺嗄臼榈辏�2000年，第118页。
[17]御厨贵『东京： 首都は国家を超えるか』�i�有挛派纾�1996年，第129-130页。
[18]ァ￡ンピック东京大会准备��策协议会「ァ￡ンピック东京大会准备��策事业�v系予算事项别一�E」1964年7月1日，第2页（ 外交史料馆�i史料I�@11004-6-3）。
[19]�c田潮『东京は燃えたか』PHP研究所，1985年，第143-144页。
[20]「ァ￡ンピック宪章」第31条，『第十八回ァ￡ンピック竞技大会公式报告书·上』ァ￡ンピック东京大会组织委员会，1966年，第675页。
[21]「第18回（1964年） ァ￡ンピック竞技大会开催希望都市に��する质问への回答书（ 案）」，东京都�诒�h外局『第十八回ァ￡ンピック竞技大会』，第9页。
[22]ァ￡ンピック东京大会组织委员会『第十八回ァ￡ンピック竞技大会公式报告书·上』，第297页。
[23]ァ￡ンピック东京大会组织委员会『第十八回ァ￡ンピック竞技大会公式报告书·上』，第298-300页。
[24]ァ￡ンピック东京大会组织委员会『第十八回ァ￡ンピック竞技大会公式报告书·上』，第297页。
[25]�i田�i「ァ￡ンピック东京大会日本古美术展について」『东京国立博物馆研究志』1964年第162期，第3页。
[26]「东京ァ￡ンピック大会の世界各志（ 主としてヨ�`ロッパ） における反响」，外务省情报文化局海外�诒�课，1964年12月（『第十八回ァ￡ンピック竞技大会』，第299-302页）。
[27]「第四十七回国会における内阁�t理大臣所信表明演�h」（ 日本政治·国际�v系デ�`タベ�`ス：http:/ /www. ioc. u-tokyo. ac. jp/~ worldjpn / documents /）山本佐�{『�槭毕陇瓮虿─取溉毡尽工伪硐蟆簧�话社，2012年，第258页。
[28]吉见俊哉『万博と�獒崛毡尽唤蔡干纾�2011年，第39-40页。
[29]通商�b业省「日本で万国博�E会」『官报·资料版』1965年10月6日。
[30]「第3回テ�`マ委员会会议议�h」『日本万国博�E会公式记�h资料集·别册D-1』日本万国博�E会协会，1971年，第48-49页。
[31]「日本万国博�E会の特性と国内出展者への期待に�vする件」『日本万国博�E会公式记�h资料集·别册B-6』日本万国博�E会协会，1971年，第99页。
[32]吉田光邦『万国博�E会』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5年，第233页。
[33]参议院商工委员会22号（1966年5月10日） 三木武夫の�k言。
[34]『日本万国博�E会日本馆运�颖ǜ媸椤唬�日本贸易振兴会，1971年，第1页。
[35]（ 外交史料馆�i史料E'. 1. 2. 2. 7-7-1-2）「日本万国博�E会 政府出展报告」，第31页。
[36]（ 外交史料馆�i史料E'. 1. 2. 2. 7-7-1-1）前田昭夫『千里への道』万国博グラフ社，1970年，第121页。
[37]「[�诟�] 日本と日本人/日本馆」『�i�有挛拧�1970年3月15日，朝刊。
[38]「サクラ型の万博政府馆『日本と日本人』をテ�`マに出展」『�i�有挛拧�1967年8月22日，朝刊。
[39]『日本万国博�E会日本馆运�颖ǜ媸椤唬�第6页。
[40]丸之内リサ�`チセンタ�`『日本万国博事典』丸之内リサ�`チセンタ�`，1968年，第338页。
[41]前田昭夫『千里への道』，第234-236页。
[42]「日本万国博�E会の特色と出展者への期待」1967年8月23日，丸之内リサ�`チセンタ�`『日本万国博事典』，第357-358页。
[43]吉见俊哉『博�E会の政治学』中央公论社，1992年，第236页。
[44]『日本万国博�E会日本馆运�颖ǜ媸椤唬�第329页。
[45]吉田光邦『万国博�E会』，第222-225页。
[46]「日本万国博 进�iと调和の祭典」『�i�有挛拧�1970年2月19日，夕刊。
[47]「日本万国博�E会に�vする世论调�恕埂喝毡就蚬�博�E会公式记�h资料集·别册B-16』日本万国博�E会协会，1971年，第21-22页。主要调查内容及其比例如下。大阪世博会： 振兴日本产业27%; 加深对日理解26%; 提高日本国际地位20%; 弘扬日本文化18%; 促进日本理解海外13%; 吸引观光客10%; 道路整备9%; 弘扬公众道德2%; 其他2% .东京奥运会： 加深对日理解41%; 道路整备25%; 提高日本国际地位23%; 吸引观光客16%; 振兴体育13%; 竞技场整备11%; 弘扬公众道德9%; 城市美化7%; 其他4% .
[48]イアン·ブルマ着，小林朋则�U『近代日本の诞生』ランダムハウス讲谈社，2006年，第10页。
[49]『东京ァ￡ンピック』日本放送协会放送世论调�怂�，1967年，第224页。
[50]中屋健一「东京精神で世界を结ぼう ァ￡ンピックに相�辘筏ぁ憾�京精神』运动」『�i�有挛拧�1964年5月31日，朝刊。
[51]小仓和夫『日本の文化外交』国际交流基金，2010年，第6页。
[52]吉见俊哉『万博と�獒崛毡尽唤蔡干纾�2011年，第58页。
[53]东久迩稔彦�t理大臣第88回帝国议会（ 临时会） における施政方针演�h，1945年9月5日（ 日本政治·国际�v系デ�`タベ�`ス）。
[54]Hanscom Smith:Toward a Universal Japan:Taking a Harder Look an Japanese Soft Power,Asia Policy,No. 15,January,2013,pp. 115-126.
[55]英国外务省�诒ē�ドバイザ�`サイモン·アンホルト，橘明美�U「日本は『二つの难问』を解决できるか」『外交』2010年第3��，第8-9页。
[56] Peng Er Lam:Japan's Quest for“Soft Power”:Attraction and Limitation,East Asia,No. 24,2007,pp. 349-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