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在日本各地恢复了流觞曲水。流觞曲水也称为“曲水之宴”,它起源于中国并传到日本。原为三月上巳举行的祓禊仪式，魏之后定为三月三日的朝廷典礼，形成了流杯伴随赋诗的酒宴仪式。这种仪式何时传到日本并在日本延续发展，均有复杂的历史缘由与背景。
关键词：流觞曲水；中日交流；三月三日；祓禊；流杯；曲水；赋诗
20世纪后半期在日本各地相继恢复了“曲水之宴”,亦称流觞曲水、流杯曲水或曲水流觞，是旧时上巳节的一种饮宴风俗。其大致方式是众人围坐在回环弯曲的水渠边，将特制的酒杯置于上游，任其顺着曲折的水流缓缓漂浮，酒杯漂到谁的跟前，谁就取杯饮酒，还得赋诗一首。该活动起源于在中国河边举行的祓禊，从平安时代到江户时代作为朝廷定例的仪式，屡次于三月三日举行，东晋王羲之在兰亭赋诗的时候变成娱乐性活动。在日本文献中最早发现的记载不是祓禊而是流杯，这意味着流觞曲水在中国变成娱乐性活动以后，才传到日本。
关于在日本的流觞曲水变迁以及与日本风俗习惯的关系，和歌森太郎与山中裕两位先生已有研究，[1-2]而仓林正次与吉川美春两位先生从大陆的影响和两国关系研究了仪式的变迁。[3-4]从这些研究可知流觞曲水传到日本的时代，然而尚未研究其历史背景，尤其是流觞曲水在中日交流史有何作用与重要性还没论述。因此，这篇文章用古代的文献来研究古代日本是如何接受大陆文化的，以及流觞曲水何故传到日本。
一、古代中国的流觞曲水
依据《周礼》的记载，在河边的最早活动是女巫于春天举行的祓禊。[5-6]后来在郑国为了净心在今河南溱洧水河边举行。[5]到汉代官民于三月上巳在向东流的河里沐浴祓禊而举行流觞曲水。[5]东汉有个传说，郭虞于三月上巳生两三个女儿，可是都在两天之内夭折，他就在向东流的河边举行祓禊，引河水作曲水而流觞。[5]魏之后这个活动定在三月三日，以后在此日举行祓禊仪式。[7]到了晋代，官民在洛阳的洛水河边举行，而怀帝（306年-311年在位）让人在天泉池西边积石头做禊堂，在池南作水道，从此，饮酒赋诗的筵席就成为流觞曲水的主要部分。[7]王羲之于永和九年（353）在会稽山兰亭里坐在人工的水道旁，举行流觞赋诗饮酒祓禊的活动。同一时代，东晋废帝（352-386）与大臣们在钟山举行流觞曲水。[6]那么，钟山在哪里？在文献记载有两个钟山，一个是在国都建康（今南京），另一个是在会稽。[8-9]废帝于公元371年被废黜后，搬到会稽附近的吴县，此地离会稽不远，钟山很有可能在南京或会稽。宋代于元嘉二十二年（445）在建康营造了天渊池与景阳楼，在台城内（建康的宫城）引水到天渊池，于上巳觞杯，[10-11]在此之后，三月三日的流觞曲水定为朝廷的常例仪式。[12-14]
隋炀帝于大业元年（605）五月在洛阳城西苑里的积翠池东边修建“曲水池”与“曲水殿”,于上巳举行祓禊而品酒，[15]还在洛阳城里修建一所流杯殿与一条曲渠，跟宫人享受流觞曲水的游戏。[16]假如流觞曲水于大业四年（608）三月上巳举行的话，第二月朝贡的日本遣隋使虽然未能参加，不过当会看到其设备。
此外，因为隋炀帝令杜宝编辑的《水饰图经》编完于大业十二年（616），所以炀帝按照此书，令黄衮设计一个娱乐性设备，与大臣们在西苑内的水池旁边举行流觞曲水的筵席。[15][17]依据文献，该宴的情况如下：
雕刻木头，按照设计作成72个水饰，沿着曲水的水流，安放船、山、岩、宫殿等模型。装饰丝绸、金玉，长二尺的木偶与禽兽鱼鸟栩栩如生，在曲水池上流过。跟随它，十二只长一丈宽六尺的小船，上面有木偶或者演奏钟、琴、鼓等古代的乐器，或者舞动剑、环、绳、竿子等工具演杂技，都是由机械装置驱动。还有七只长八尺的小船装载酒瓶，船头上站着一个偶人双手抬着酒杯，后面站着一个偶人携带酒钵，下面坐着两个偶人划桨，在船尾上站着一个偶人撑篙（见图1）。此酒船沿着曲水池池边给客人斟酒。酒船到客人的前面，抬酒杯的偶人伸手给客人酒杯，客人喝完后把酒杯还给偶人，这个偶人回头转向后面，带酒钵的偶人就拿勺儿斟满酒杯，酒船再驶向别的客人。酒船的速度比水饰船快，在水饰船绕一圈的同时，酒船能绕三圈。
上述的演出表明隋炀帝奢侈的嗜好，与当时工匠的超高水平，在中国近代化之前，历史上竟找不到其他例子。[15]翌年，大业十三年（617）二月李密等叛军进攻隋炀帝的洛阳城，隋王朝迈向衰微之路，在此后的文献中再也看不到这种活动的记载，黄衮的设计堪称空前绝后。
就隋代三月三日或上巳活动的历史而言，仪式的场所由河边演变为人工曲渠，内容从�禊逐渐演变为流杯筵席赋诗，也就是说，从宗教性的仪式功能转变为娱乐性的活动。参与的人员当初以女巫等神职为主，后来转变为官民，最后为朝廷或贵族，最终庶民性则荡然无存。在中国，此事到清代仍有举行相关仪式的记录，现在则仅可看到几个古迹①，流觞曲水只能从文献上追想了。
二、流觞曲水在古代日本
关于日本的流觞曲水，依据《日本书纪》，最早的“曲水之宴”举行于显宗天皇元年（485）三月上巳，第二年以及第三年亦于此日，天皇连续与大臣们于后苑举行，但此书中记载的不是�禊。
第二个例子是，圣德太子上奏后，将“中国天子于上巳举行的仪式”举办于推古天皇二十八年（620），与大臣及官吏举行筵席，接待海外僧侣与百济文人等外国客人，大家在此赋诗。两个例子都是如东晋一般，筵席流觞赋诗，但是举行的日子不是三月“三日”,而是三月“上巳”,这却是东晋以前的习惯。后来日本的流觞曲水于持统天皇五年（691）[18]与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19]改为三月三日了。山中先生认为改日子的原因是因为“大化改新”整顿律令制度与各种仪式，所以流觞曲水也改为中国当时的日子，[2]而仓林先生认为因中国娱乐性流觞定为三月三日之后才传到日本，其怀疑显宗天皇举行记载的正确性。[3-4]
日本的曲水之宴大多数是天皇与大臣们在朝廷筵席，但有时也在大臣的宅邸举行。依据文献，圣德太子于推古天皇二十八年（620）最初赋诗，圣武天皇神龟三年（726）以后，经常于筵席之间赋诗。在此天皇赐给“禄和盐锄”（笔者按：是奖赏），这意味着他们会竞争赋诗。[20]
关于流觞最早的记录是在孝谦天皇天平宝字二年（758）的“行觞”,第二个例子是于村上天皇应和元年（961年）三月三日大臣饮“流杯”献上诗歌。于康保三年（966）三月三日大臣们坐在“沟”的旁边，公卿以下将酒杯流在沟上，文人饮酒赋诗，音乐师演奏唱歌。[21]文献中曲水之宴的仪式程序罕见，不难看出天皇与大臣均参加仪式，“上卿”将赋诗的题目给予“公卿”“博士”“文人”等出席者，他们的诗歌由下级高声朗读，天皇的诗歌由“讲师”朗读，最后将禄赐给大家。[21]这个程序的记录虽然巨细靡遗，但缺少流觞的记载，笔者认为古代仪式有时是没有流觞的，不一定是必需的。
吉川先生认为，日本的曲水之宴，从中国传到日本的时候已经是个筵席仪式，在平安时代以前是没有祓禊的，但后来，因为大量书籍从中国带入日本后才能认识到原来的意义，才开始举行含有祓禊的娱乐性曲水，最早见于延历十一年（792），而散见于“摄关时代”（9至11世纪）以后。[4]中国的书籍于天平中（729-748）传入日本，就曲水之宴而言，应该是仪式举行在先，之后才由书籍认识中国文化。
何故屡次在日本举行曲水之宴呢？山中先生提及三月三日的仪式配合中国和日本的风俗，作为美丽的宫廷仪式，其存在具有一定程度的象征意义。[2]笔者还考虑其他原因。第一，它原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活动，从圣德太子称之为是“今日汉家天子赐饮之日”,大伴家持也在诗歌中说到“汉人也泛舟游玩”,由此可知，模仿中国文化就是日本王朝贵族地位高贵的象征。第二，在古代日本，如《万叶集》代表，“和歌”（日本的诗歌）流行，它对上流社会的知识阶层而言，是一种教养深厚的证明，该仪式的文化意义逐渐提高。第三，流觞赋诗别具风韵，受到知识分子阶层的欢迎。第四，御前应制诗赋竞作得以取悦天颜，官吏感觉荣宠，进而涌现热情和忠诚。总之，曲水之宴在日本广受欢迎，应当与上述这些日本上流社会的情况脱不了干系。
三、大陆文化的收容与流觞曲水的传来
在日本的“古坟时代”,从朝鲜半岛来了很多人，当大和朝廷的技术师。日本的倭国也派遣使者到朝鲜的乐浪郡（今朝鲜平壤），由他们与中国交流。乐浪郡截至公元313年被高句丽灭亡，一直是重要的消息中心，将中国文化和社会制度传到朝鲜与日本。
根据加藤谦吉先生的说法，从朝鲜半岛到日本的“渡来人”移居原因不同，分为亡命等自发性意义的移居、因倭国邀请而朝鲜诸国赐予的公务性移居以及由战争或侵略等强制移居等。[22]从五世纪后半期到六世纪前半期，许多渡来人归化大和朝廷，被置于其大王的统治之下，主要从事手工业技术工作。这种情况令日本的技术飞跃提高。
另一方面，依据中国方面的文献，在五世纪中倭国五个大王至少向中国南朝国家派遣十次使者。[23]这五王被定为履中天皇、反正天皇、允恭天皇、安康天皇和雄略天皇（见图2）。当时大陆方面的消息即经由朝鲜，也有可能直接朝贡到中国南朝国家而接触到流觞曲水。
如前所述，公元445年天渊池与景阳楼修建于建康宫城里，也在此修建了流觞曲水的设备，梁武帝大通元年（527）改修同泰寺与法宝寺之际，其迹尚存。公元五世纪，流觞曲水也在建康的乐游苑、凤光殿、林光殿、华光殿等地方举行。[12-14][24]在这个时期，日本使者可能访问建康而看到曲水设备。令人不解的是，日本的曲水之宴未在朝贡的天皇时代举行，而是在末代朝贡的第二个天皇时代，也就是显宗天皇时，才连续三年举行三次曲水之宴。笔者认为显宗天皇没有派人到中国，但可能从安康天皇或雄略天皇派的使者收集信息而举行。
那么，雄略天皇何故未举行曲水之宴，最早的曲水之宴却在显宗天皇之际举行呢？雄略派使者到中国南朝宋国的目的是：在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观念下，因自称为其外藩，欲谋求取得对朝鲜百济的军事全权。[25-26]可是截至公元478年的派遣为止中国仍未正式任命，倭国决定废除中国朝贡，离开它的世界秩序，要形成以倭国为中心的天下。对倭国而言，当时有两个大天下，因此未向别的对手学习发展，很有可能亦未模仿中国文化，如曲水之宴。当在雄略掌握政权时，显宗的父亲遇到了雄略的杀害，显宗他们三个子女无奈在野隐居，不谙政治。雄略驾崩后，清宁天皇即位，因他没有儿子，显宗被搜出为太子，而起居在宫廷里。清宁反对雄略的战乱时代，企图稳定政治，并希冀建设文明的国家，屡次邀请大陆的外宾举行酒宴。[27]他逝世以后，显宗即位，根据文献，他曾经屡次举行酒宴，如三次的曲水之宴，可能是延续清宁的政策态度。可是，显宗仅在位三年就逝世，继位的下一个仁贤天皇，为显宗的亲兄，在位十一年，并未举行曲水之宴。之后到圣德太子时代，文献都没有举行曲水之宴的记载，似乎并未成为朝廷正式的仪式。
仓林先生从其他朝廷仪式的成立过程看来，怀疑显宗天皇举行曲水之宴的史实。[3]但是，考虑雄略天皇强硬的对外政策和以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清宁天皇与海外宾客举行酒宴、显宗天皇的政策延续与举行曲水之宴等种种故实，其曲水之宴记载的真实性似乎不应该轻易否定。
约130年后的公元620年，圣德太子为了接待海外僧侣与百济文人，模仿中国而举行流觞曲水。公元618年隋朝灭亡，唐朝代之而起，高丽派使者到日本传播大陆消息。日本于公元600年、607年、608年和614年先后派遣隋使，而隋炀帝公元614年出兵到高丽，公元616年在洛阳举行曲水之宴，日本遣隋使在四次的派遣中不可能看到其设备。
雄略天皇的世界观是以倭国为中心，而圣德太子拥有与中国对等的意识，对朝鲜仍是日本的臣属国。[25]但是随着隋朝统一中国，朝鲜诸国陆续接受中国的册封，日本也意识到新的东亚形势正在形成，必须派遣隋唐使与中国交往。雄略天皇时期未模仿中国，但圣德太子面对新的强大中国，希冀能够与其共有共享相关的价值系统，曲水之宴也会是其中之一。
从显宗天皇到圣德太子之间的公元六世纪，佛教从大陆传到日本。佛教传到日本的时期有几种说法，一般公认是公元538年，被认为是学术界的主流提法①，不是从中国直接传播，而是经由百济使者传来。公元618年到619年，在举行曲水之宴前，经过朝鲜，向日本传播了许多中国的情况和消息，佛教僧侣从百济与中国来到日本。[28]圣德太子举行的曲水之宴可能是由他们传播的。
众所周知，流觞曲水的样式详见王羲之的《兰亭序》（353）。那么，此书何时传到日本？日本最古的墨书是约公元615年圣德太子亲笔的《法华经义疏》，具有中国六朝抄写佛经的风格，与王羲之的书风并不一致。到了天智天皇（661年-671年在位）时代，才出现类似王羲之风格，如《法隆寺金堂药师如来光背铭》和《船王后墓志》。圣武天皇（701-756）学王羲之的《乐毅论》（四世纪），使用中国六朝、隋、唐等诗文，编辑《杂集》，他的光明皇后（701-760）临帖《乐毅论》。公元759年成立的《万叶集》用“手师”或“义之（羲之）”表示“てし”,②[29]这意味着在日本“王羲之”代表着书法家。按照饭岛太千雄先生的说法，唐高宗赠送日本120卷王羲之全书，从此以后，王羲之的书风在日本大行其道。[30]圣德太子的曲水之宴以后，王羲之的书法方才传入日本，因此圣德太子的曲水之宴并未遵从东晋时代的仪式。
总而言之，从大陆和日本的交流史来看，流觞曲水传入日本，并非直接从书籍或兰亭序等文献学习，而是间接通过来到日本的中国人士认识相关的仪式与内涵。
四、结论
源自于中国的曲水之宴，现在只能从文献上与古迹中追想以前的情况，而日本引用其活动以后，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在很长时间里继续举行流觞与赋诗，近年来又恢复了。
从分析日本与中国的交流关系，曲水之宴很有可能于雄略天皇派使者到中国南朝宋国时以及圣德太子从外籍客人见闻时传到日本。日本人又在中国建康与洛阳等地见闻，又参考从大陆来到的消息，才能举行流觞曲水。可是，其形式不是古代中国的，而是以流觞与赋诗为主的筵席仪式先举行，原来的祓禊仪式是在中国文献与书法传到日本以后才添加进去。
雄略天皇为了希冀构筑以日本为中心的天下与世界观，摆脱中国的国际、经济与文化的影响，因此并没举行中国的流觞曲水等仪式，可是显宗天皇却执行相反路线而举行其活动，这体现了后者对前者的憎恶。以后的天皇，继续执行雄略天皇的外交政策，也未举行曲水之宴。圣德太子也处在此外交的延长线上，但为了拥有与中国势均力敌的条件，除了必须学习中国的情况和大陆的形势，还要拥有与中国共同价值观，这才举行曲水之宴。
综上所述，在古代日本，当流觞曲水从中国传到日本以后，其在宫廷举行与否，反映出日本领导对中日交往的政策。传入的年代久了，流觞曲水已作为民间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上层社会知识人士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并增加对先进文化的憧憬，加之“和歌”的流行，形成了一种颇为众人喜好的曲水之宴并成为日本传统文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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