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着名作家白桦一生命途多舛， 然而， 不管经历怎样的艰难坎坷， 他对祖国、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始终不改， 对真理、对正义的孜孜追求始终不改， 对至真、至善、至美的深切呼唤始终不改， 对一切假、丑、恶的犀利剖析和尖锐抨击始终不改。这是白桦文学一以贯之的生命底色和最为宝贵的精神品质。他的作品扎根于现实土壤， 饱含苦难与忧患， 又涌动着青春的激情和浪漫， 既是思想者的孤独道白， 也是大爱者的深情倾诉。
关键词：白桦； 文学作品； 精神品质；
2019年1月15日， 白桦先生与世长辞， 享年89岁， 这位从豫南大地走出去的着名作家， 给世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白桦文集》 （四卷） [1]涵盖了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和文学评论等多种文体类型， 每一种均有不凡之作。缪斯女神对白桦格外钟爱， 慷慨大方地赋予他充沛的文学才华， 他是真正的文学多面手。仿佛是与缪斯女神唱反调， 命运女神眷顾的甘霖却极少抛洒到白桦身上， 他一生命途多舛。然而， 不管经历怎样的艰难坎坷， 他对祖国、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始终不改， 对真理、对正义的孜孜追求始终不改， 对至真、至善、至美的深切呼唤始终不改， 对一切假、丑、恶的犀利剖析和尖锐抨击始终不改。这是白桦文学一以贯之的生命底色和最为宝贵的精神品质。
一、世界以痛吻我， 我报之以歌
1930年11月20日， 白桦 （原名陈佐华） 与其胞兄叶楠 （原名陈佑华） 诞生于河南省信阳县 （现平桥区） 中山铺。若干年后， 兄弟二人双峰并峙， 交相辉映， 被誉为中国文坛的“双子星座”, 在国际上， 有“中国文坛两棵长得一样的树”之美誉， 堪称中国当代文坛的一道独特风景。其父陈锡元生于民国初年， 幼小投军， 起于行伍， 退为乡绅， 在家乡买田置地， 兴办实业， 并热心公益和文化事业， 深得乡邻尊重。1939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信阳， 陈锡元被日军抓捕， 坚拒出任伪职， 是年冬， 被日本宪兵秘密活埋。父亲去世后， 母亲含辛茹苦地拉扯他们长大， 千方百计供养他们读书。父亲的爱国精神和反抗精神， 母亲的慈爱与坚韧品格， 在幼年白桦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烙印。热爱祖国、报效祖国成为他的终生追求， 也是他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之一。
1945-1947年， 白桦就读于河南省立信阳师范学校， 期间， 参加了由豫南进步学生组织的“人民文艺社”, 并在《豫南民报》主编文艺副刊《学生笔》 （其刊头为白桦创作的木刻） , 发表杂文、散文、诗歌等作品。1947年秋， 参军入伍， 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陈赓兵团四纵13旅， 开始军旅生涯。先后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及解放江南、西南等诸战役。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担任过宣传干事、教育干事、师俱乐部主任等职， 1952年调至贺龙元帅身边工作， 曾任昆明军区创作组组长。195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从事专业创作。1956年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
20世纪50年代中期， 白桦佳作迭出， 相继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边疆的声音》《猎人的姑娘》、抒情诗集《金沙江的怀念》、长篇叙事诗《鹰群》《孔雀》、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等广受好评的作品。可是好景不长， 1958年风云骤变， 厄运降临， 白桦被划为“右派”, 开除党籍、军籍， 调至上海八一电影机械厂当钳工， 被迫搁笔。1961年， 调任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任编辑、编剧。1964年， 重新入伍， 调至武汉军区话剧团任编剧。1979年获得平反， 恢复党籍， 在武汉军区文化部工作。
新时期以来， 白桦的创作进入二度辉煌期。1977年完成话剧《曙光》编创， 同年秋， 由武汉军区话剧团和中国话剧团联袂演出的同名话剧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公演， 引起轰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 白桦以长诗《阳光， 谁也不能垄断》唱出人民的心声和时代强音：“苏醒了的鹰/怎么能容忍窒息和黑暗？成长着的血肉之躯/必须冲破束缚， 现状已经不能使我们羽翼丰满。”“真理是人民的共同财富， 就像太阳， 谁也不能垄断”1.中国作协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组织诗歌朗诵会， 3万多人为这首诗欢声雷动、激情澎湃。还有歌唱爱与生命的诗歌《颂歌， 唱给一只小鸟》、赞美追求光明的《追赶太阳的人》、回忆峥嵘岁月的《雪原落日》等， 这些诗作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唱出时代最强音， 无不给人以启迪和震撼。1981年5月， 诗歌《春潮在望》获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诗人新诗奖。
然而， 困厄再一次与他不期而遇。1980年底， 白桦与彭宁合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尽管已经进入“新时期”, 但“乍暖还寒”, “戴帽子”“打棍子”“上纲上线”的文学批评模式和思维惯性依然在很多人脑中顽固存在。《苦恋》对“文革”时期知识分子不幸遭遇的真实再现、深刻思考和尖锐质疑在新时期文坛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成为当时思想领域的一个焦点事件。首先发难的是《解放军报》， 1981年4月20日， 该报以通栏大标题刊发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能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 文章结论危言耸听：《苦恋》反映了“存在于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2].随后全国10多家报刊转载或配合发表批判文章。声势浩大的批判阵势， 让刚从“文革”走出、余悸未消的文艺界颇为不安， 时任《文汇报》总编辑马达的观点颇有代表性：“这样打棍子， 从政治概念出发， 用政治原则代替文艺批评， 人们是不能接受的。我们报纸不能转载这样的评论， 如果一定要评论， 我们可以自己写一篇文艺评论。”[3]235《文艺报》《文汇报》《人民日报》拒不转载批判文章， 表达了它们对乱打棍子、乱扣帽子的不满。事态发展引起了邓小平、胡耀邦的关注， 在“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 邓小平指示：“《苦恋》有问题， 应该批判， 但评论文章说理不充分， 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不周， 《解放军报》对《苦恋》可以不再批了。《文艺报》要写出质量高的好文章， 对《苦恋》进行批评。你们写好了， 在《文艺报》上发表， 并且由《人民日报》转载。”[4]389-393胡耀邦也认为《苦恋》“是不健康的， 有害的。但军报那种批评的措辞， 用的方法不稳妥”.他特别强调：“发表批评文章一定要用个人名义……要把批评作品和批评作者分开， 不要混在一起。要充分说理， 不要全国报纸一起登……不要强制人家转载。”[3]250邓小平、胡耀邦二人关于《苦恋》的“谈话”及时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展， 也为新时期如何开展健康的文学批评确定了原则、指明了方向。
后来， 在周扬、张光年、贺敬之等人的精心组织下， 由唐达成、唐因执笔， 历时3个多月， 写出《论〈苦恋〉的错误倾向》一文， 在《文艺报》上发表， 10月7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11月底， 白桦以给《解放军报》和《文艺报》编辑部写信的方式对批评进行了回应。在信中， 白桦分析了自己思想观念上存在的矛盾、偏激、片面等问题以及弥漫于心的“迷惘和孤傲情绪”, 反省自己“对十年动乱和十年动乱后留下的后遗症缺乏正确的观察、判断”.随后， 《人民日报》转发了该信， 历时2年的“《苦恋》风波”渐趋平息。
“《苦恋》风波”终于以正常的文艺批评方式结束， 成为“文革”后思想文化领域拨乱反正、使文学批评脱离“政治批判”回归“文学批评”之正途的明证。它得益于邓小平、胡耀邦两位卓越领导人的正确引领， 也得益于思想解放的时代大潮， 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领域治理、管控方式的转变， 标志着执政党领导文艺方式的重大调整， 即用文艺的方式指导文艺， 而不再是简单粗暴的行政干预和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 更昭示了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思想的活跃和文化的多元。2008年， 白桦接受《南方周末》记者访谈时说：“《苦恋》的本意是呼唤人性的复归， 是表达祖国的苦恋者们的苦难历程与真诚心迹。”“我以为它既是历史的产物， 就让它历史地存在吧。它如果真的有生命力， 它就会存活下来。它的魅力除了它的内涵， 也应该包括它的局限和它出生时的如晦风雨”[3]123.2013年12月， 电影剧本《苦恋》入选“《十月》创刊35周年最具影响力作品奖”.经过岁月的洗礼和历史的沉淀， 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终于为世人所认可。
20世纪80年代至新世纪前10年， 白桦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激情和锐意创新的艺术活力， 每年都有佳作面世， 其中， 《蓝玲姑娘》《远方有个女儿国》《哀莫大于心死》《一首情歌的来历》《小鸟听不懂大树的歌》《每一颗星都照亮过黑夜》等小说、《追赶太阳的人》《从秋瑾到林昭》等抒情长诗、《吴王金戈越王剑》《李白与杜甫》《孔雀公主》等剧本广受好评。同时还发表了《作家的使命感与文学的未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失落与复归》《什么是最好的文学》《创作、反响和建议》《文学创作必须自由》等大量随笔、创作谈和文艺评论， 申述自己的文学观， 探讨当代文学的得与失， 呼唤创作自由， 总结创作规律， 具有珍贵的文学和思想价值。白桦还多次应邀参加国际写作交流活动， 先后出访苏联、美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日本、奥地利、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多个国家， 其作品亦以英、法、德、日、俄、韩等多国文字在海外发表和出版， 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
“岁寒， 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 白桦经历了各种风浪与坎坷， 然而， 正如他的名字一样， 始终刚毅坚卓， 默默坚守， 着名作家王安忆这样描述白桦的性格：
白桦是天真的， 这似乎不可能， 他经历了世事变迁， 世态炎凉， 他的天真何以保持着？白桦是简单的， 这也不可能， 他所身在的历史社会是复杂的， 应对起来需要用极心力与心智。白桦又是热情的， 这就更让人不安了， 因为他的遭际每每使人沮丧， 他的热情从哪里来呢？这些仿佛都源自于他的理想。
那么让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白桦的理想终究是什么？大约是一种希望， 希望世界变得更好， 人变得更好。这希望是那样殷切， 以至于可以忽略许多失望而不计。[5]
是的， 世事变迁和世态炎凉都不能更改白桦的天真、简单和热情， 因为“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理想和希望如此执着和殷切。“世界以痛吻我， 我报之以歌！”, 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句用之于白桦， 是再合适不过的。
二、没有思想就没有文学
时间回溯至1978年， 刚刚走出“文革”噩梦的文艺界终于迎来了文学的春天， 但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歌颂还是暴露？很多人忐忑不安、犹疑不决---毕竟阴霾刚散， 人们的心灵和精神还没有从沉重的压抑和桎梏中彻底解放。白桦则既不彷徨亦不观望， 而是旗帜鲜明、坚定勇敢地亮出自己的文学观， 他深入探析“为什么写”“如何写”“写什么”以及作家的精神品格等文学的本质性问题， 以理服人、以情动人， 学理性与艺术性相融相合、相得益彰。
在发表于1978年8月的《我们的创作基点》一文中， 白桦开篇提出问题：“我们为什么写戏、写诗、写小说？”“这是个最根本的问题”, 是“我们创作的基点”, “我们这一代文艺工作者”之所以“走了很长一段弯路”, 就是因为“没有把为什么写戏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搞清楚”.确实， “为什么写”即写作的价值观问题关乎一切文艺实践的“初心”和“归宿”, 是文艺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早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毛泽东就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 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原则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 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文革”10年， 文艺被政治绑架， 成为党同伐异、谋取私利的工具和手段， 大批优秀作品被禁锢， 公式化、概念化、假大空文学盛行。白桦明确提出“为什么写”的问题， 可谓抓住了文学“拨乱反正”的关键。他强烈谴责那些靠“打棍子”往上爬、靠辨认风向出风头的“文艺家”, 热切呼吁：“我们创作的基点是：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如果我们不是为了对今天的生活表态， 不是为了促使人类社会的前进， 促使经过千辛万苦才建立起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加完美， 我们写戏干什么呢？”将“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作为文学创作的基点， 体现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感。“文革”结束后， 白桦的创作激情如岩浆喷涌， 那是在“漫长冬夜等待春天”的过程中反复酝酿、深度思考的结晶， 是多年被迫沉默后的爆发， “有人说， 白桦写得太多太快了。他说：我迫切要求倾吐， 这是一个作家的责任”[3]155.
发表于1977年第9期《人民戏剧》上的话剧《曙光》， 在粉碎“四人帮”一周后就创作完成， 该剧与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并称为新时期文学“三只报春的燕子”, 开启了“反思文学”的先河。《曙光》取材于真实历史：20世纪30年代， 洪湖革命根据地因执行“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 在革命内部实施残酷的“肃反”, 导致大批革命志士被无辜杀害， 革命根据地落入敌手。以贺龙为首的红军将士不仅要与国民党反动派在战场上做殊死较量， 还要与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做尖锐斗争， 因而付出了惨重代价。当时， “四人帮”刚刚垮台， 思想界还在“反右”, 反“左”还没提出来， 《曙光》的出现无异于“怪物”, 有人说“这是一部共产党杀共产党的戏”, 很多亲人、同志给白桦做工作， 要他撤回剧本， 但他没有动摇。那时， 他还没有恢复名誉， 社会地位卑微。他说：“这个戏以历史的教训来告诫未来！要正视路线斗争的历史教训。”在白桦看来， “总结历史经验， 正视历史教训”是现阶段最迫切的问题， 也是他要跟全国人民高喊的一句最重要的话。他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为创作原则， 着力再现那段血雨腥风的真实历史， 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直面并艺术呈现中国革命历程中的这段历史悲剧。他并没有“神化”贺龙---尽管他非常敬重他。“我们不能要求贺龙同志在那个历史时期做他做不到的事情”, “贺龙同志的地位和他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他不能解决全党的路线问题， 也不可能在一个局部地区、一支军队里解决路线问题， 只能抵制、削弱它的影响， 不可能根本地解决”[6].
打破文艺教条主义， 有识无胆不行， 有胆无识也不行， 白桦胆识兼备， 因而能够站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潮头浪尖。他特别看重作家的思想深度和作品的思想性。在1979年4月的诗歌创作座谈会上， 白桦慷慨直言：“今天我们的诗是思想多了吗？不， 我们不能把口号等同思想。我认为我们今天的诗， 思想少了， 废话多了， 一首诗哪怕有一句是人民群众想说的话， 有一句剖析了现状， 提出了问题， 预见了未来， 就是有思想的诗。”“任何一位大诗人， 无不是由于他们的诗充满了思想的力量， 才成为大师， 没有任何一首只有美丽辞藻的空洞的诗歌能够流传下来。我们从他们的诗里， 能感受到他们那个时代的脉搏， 以及他们那个时代对今天仍然有着教育意义的思想的结晶”[3]46.显然， 白桦所说的“思想”绝不是空洞的口号， 更不是政治教条， 而是来自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正视、审视与深思， 使文学真正摆脱对政治的依附和盲从， 在艺术“自律”和“他律”的辩证统一中， 创作出“充满思想和美的光辉”的作品， 真正做到对历史、对人民、对党负责。1983年， 在讨论电影时， 他再次强调：“作品的大小既不在于它的篇幅， 也不在于是多么有趣， 而在于它包含有多少诗意的， 思想的光辉。”[3]71将“思想的光辉”和“诗意的光辉”并置， 而非强调一点不及其余， 体现出白桦文学观的辩证特征。孔子曰：“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孔子讲的是“君子”之道， 亦是“为文”之道。别林斯基说：“不管一首诗歌充满着怎样美好的思想， 不管它多么强烈地反映着现代问题， 但如果里面没有诗歌， 那么， 它就不能够包含美好的思想和任何问题， 我们所能看到的， 充其量不过是执行得很坏的美好的企图而已。”[7]414-415毛泽东说：“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 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 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 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 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 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8]习近平认为， 文艺精品之所以“精”, 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可见， “文、质”兼美， 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统一， 是中国传统美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共识。白桦呼吁文学作品要充满“思想和美的光辉”, 是对“文革”期间政治绑架文学的矫正和反拨。
着名诗歌评论家谢冕先生曾对白桦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诗歌进行了细致解读， 认为白桦的诗风较之50年代有很大改变， “诗人的才华， 集中地通过他对于时事尖锐抨击和热情的阐发显示出来……他的思考具有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他追求的是’有思想的诗‘”[3]173.从书写“适应性文学”到试图用文学“纠正生活”, 白桦作为一个“觉醒”了的现代知识分子， 坚定地走在求真之路上， 其诗歌充满了正义感、反思精神和批判激情[9].白桦历时10年创作的抒情长诗《从秋瑾到林昭》是“有思想的诗”的典型代表， 是古稀之年的白桦为纪念辛亥革命女英烈秋瑾和与她有同样为真理献身精神的当代女诗人林昭的泣血之作， 是我国当代诗歌史上的一首闪烁耀眼光芒的悲情史诗。白桦浓墨重彩地刻画了百年中国两位美丽、刚毅的女性：一个曾用“那双白皙的手引爆雷电/使得紫禁城内外一片狼藉”, 一个“在绝对禁锢中探索思想/在完全孤独中追求自由”.她们犹如两座巍然的丰碑矗立在20世纪中国的精神巅峰和思想高地。如果说， 秋瑾是用自己的鲜血和头颅来推翻腐朽的国家政体， 那么， 林昭则是以自己的生命代价冲破思想牢笼， “偏偏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观察被封锁、被冻结的大地”.相较这两位“可怕的异端”, “林昭比秋瑾要艰难得多/林昭比秋瑾要孤独得多”, 因为“她发现/大多数中国人的眼眶里都没有眼珠/亿万人只能瞪着空洞的眼眶/按照一双眼睛来认知世界”.林昭的卓然不凡， 就在于她“不愿放弃思考”“她对那颗超自然的太阳/产生了理所当然的怀疑”.全诗激情澎湃， 凝练庄严， 雄浑悲壮， 引领读者一同表达对屈死者的怀念， 让苟活者忏悔。它凝聚着诗人的真诚、激情与胆识， 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诗人屠岸说：“《从秋瑾到林昭》将在中国新诗史---不， 中国诗史---上， 占据重要地位。作为一名读者， 如果他的血还有一点热度， 如果他的心还有一点红色， 那么他读这首诗时， 就不可能不流眼泪， 不可能不思考， 不可能不自省！”“就这首诗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深度而言， 它抵达到一个几乎空前的水平”[10]90.“真的猛士， 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鲁迅先生的话是白桦精神风骨的真实写照， 也是他九死无悔的选择。
人， 砸碎别人强加的精神桎梏比较容易；砸碎自己给自己套上的枷锁却很难， 因为自认为那是闪光的项链而不觉得沉重。在大转折时代， 文学要具有“思想解放运动的锋芒”, 前提是作家本人的自我解放， 只有打碎各种精神枷锁尤其是自己套上的精神枷锁， 才能真正拥有自由与自信， 才能突破各种窠臼陋习、条条框框， 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诗人的个性是诗人的自我， 没有个性的文艺作品是不存在的。……如果诗里没有’我‘, 诗歌哪能有个性？哪能百花齐放？”[3]47白桦心仪那些清醒、洞察世事而痛苦的知识分子， 他引用罗曼·罗兰的话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目世界的真面目---并且爱世界。”[3]85他终身敬仰鲁迅先生， 敬仰他不屈从而且竭尽全力高声呐喊的精神品格。“真正的诗人是没有媚骨的！”这是白桦对诗人的定义， 他宁愿去歌颂民主墙上的一块砖头， 也不刻意去歌颂什么救世主。晚年的白桦回顾自己20世纪50年代的作品颇为遗憾：“早年的诗歌散文都比较平面化， 没有认真地把笔触转向人们的内心、人性的本来面目。……没有把生活的复杂性、深刻性写出来， 我感到很遗憾。”[3]145对《山间铃响马帮来》这部广受欢迎的作品， 白桦的自我评价却不高， 认为自己没有写出生活的复杂性和深刻性。鲁迅先生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 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我自己。”白桦正是在无情地解剖自己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解放和自我超越。
三、唯爱、唯美、唯艺术
“生命的价值是爱的深与浅， 绝不是时间的短和长”, 这是经历了战争洗礼和“文革”磨砺之后， 白桦对生命价值的认知。他在诗中吟咏：“我并不想做一个胜利者， 只愿做一个爱和被爱的人。”他在看来， 作家、艺术家如果失掉了爱， 他的作品就干巴巴的。终其一生， 白桦始终保持着对爱和美的执着信念和坚定追求， 唯美、唯爱、唯艺术， 是贯穿白桦作品的一根红线。无论时事变迁， 身在浪尖或谷底， 他展示给你的总是浅浅的笑容， 无怨无尤的一个硬朗的背影---风度翩翩， 潇洒优雅， 才情横溢， 他固有的善良、坚强、挚爱、天真、浪漫、单纯等性格特征在坎坷岁月的磨砺下， 发出愈发炫目的光芒。他将自己对爱与美的执念熔铸在作品中， 形成震撼人心、隽永悠长的艺术魅力。正如他的自述：“人类在历史的进程中， 每一天都有那么多豪迈， 都有那么多惨烈， 那么多生离死别， 那么多荒诞， 那么多的追求， 那么多的无奈。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 无论哪种情状， 即使是隔着时间的层层雾霭， 我都会觉得美不胜收， 那是一种苍凉的美。我多么希望把我看到和感受到的美尽可能都写出来！”[11]49
在中国电影文学史上， 白桦的《今夜星光灿烂》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存在， 作品最早发表于《收获》1979年第2期， 次年即被着名导演谢铁骊搬上荧幕。影片以淮海战役为背景， 以农村姑娘杨玉香在战斗中的成长历程为主线， 颂扬了青年战士们在那场改变千百万人命运的正义战争中所表现出的牺牲精神和高贵品质， 如同一首“悲欢交集”的革命抒情诗， 意境深远， 韵味隽永， 沁人心脾。白桦摒弃了“宏大战役、卓越将领、伟大胜利、高大全人物”等中国战争题材影片的常见模式， 将叙事重心聚焦于战争中的青年人， 将笔触深入到这些青年的灵魂深处， 写他们的质朴、坚强、美好和牺牲， 让残酷的战争烛照他们纯真、透明的心灵。正如白桦所言：“虽然我只写了几个人， 但实际上是一代人， 他们都是英雄， 又都是当时非常普通的人， 正直、单纯、心地善良、勇于追求、勇于幻想……我写了一群好人， 互相爱着， 和星光那样互相照耀着， 互相影响着， 互相推动着， 互相震撼着各自的心灵。……不仅让中国人也让外国人知道中国这个民族的文化素养和丰富的感情、高尚的情操。”[3]54老作家冯牧赞誉它“是一部由于它所具有的美好的思想境界而能够提高和丰富人们的思想境界的影片”, “能够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那种有血有肉的人们所具有的思想、心灵和性格的力量”[3]194.白桦的诗人气质赋予影片浓郁的抒情色彩， 事实上， 影片整体上是“向内”而非“向外”的， 淡化外在的戏剧性矛盾冲突， 着力表现人物内在的情绪情感运动， 人物的心理逻辑成为叙事的逻辑基础和结构性力量。白桦以亲切的柔情为那些牺牲的战友们唱出最真挚深情的歌谣， 但不是悲壮的哀歌， 而是激情的颂歌。作品在主旨、人物、风格等方面实现了对中国革命战争题材影片的拓展与突破。
长篇小说《一首情歌的来历》在俄罗斯套娃般的结构中， 在对云南民歌《小河淌水》来历的追溯中， 在对真情的追慕与抒写中， 在极具民俗色彩的情境和诗情画意的境界中， 讲述一个个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 讴歌爱的忠贞与执着， 是作家发自内心的爱情呼唤， 使作品成为一部可歌可泣的爱情交响曲。以中篇小说《蓝铃姑娘》为代表的边地传奇系列， 以超凡的想象力， 离奇的故事， 唯美的爱情， 浓郁的民族文化， 构造出亦幻亦真的艺术境界， 再次引起文坛的瞩目与惊叹。小说中那个残暴的雪松头人与温柔的蓝铃姑娘合二为一的神秘形象， 让人不觉想起梅里美的卡门。蓝铃姑娘集“冰火”于一身， 白昼为飞扬跋扈的部落头人， 夜晚则为柔顺如羔羊的痴情少女。她虽将两个角色饰演得天衣无缝， 最后却因情之所钟， 秘密败露， 以死殉情。如此诡谲瑰丽的想象力和爱恨分明的奇女子形象， 让人难以忘怀；白桦的笔触驱遣自如， 极尽张弛之能事， 时而热烈， 时而冷漠， 时而天真， 时而诡谲， 时而顾盼多情， 时而杀人不见血。这样纯正的“浪漫传奇”在当代文学中实不多见。小说结尾陡然翻转， 出人意料， 蓝铃姑娘果断舍弃头人权位， 还原她本真的女儿样态， 毫不犹豫为爱殉情， 她以生命为代价， 最终摆脱了金钱、权势、虚荣等因素对人类自然本性的束缚、压抑和扭曲。作品以浓烈的悲剧彰显了“爱”的强大力量---源于人类自然本性欲求的纯真之爱最终升华为抵抗人性异化的解放性力量。这正是《蓝铃姑娘》这部边地浪漫传奇的深刻之处， 也是白桦对“爱”与“美”的笃信和赞颂。
四、结语
白桦从血雨腥风的战场走来， 历经“反右”和“文革”磨难， 尽管命途多舛， 却始终如昂扬挺立的白桦树， 在风雨中坚守， 在阳光下歌吟。苦难、抗争、忧愤， 是他的诗意人生， 热情、悲悯、自由， 是他的诗意方向， 愈到晚年， 心智愈坚愈净愈纯。他是思考的大树和思想的精灵， 更是勇于表达和善于表达的诗人。他的文学一头紧系着自己的良心、热血和硬骨， 一头紧系着大地、祖国和人民， 他的作品是思想者的孤独道白， 也是大爱者的深情倾诉。斯人已去， 精神长存， 白桦的文学遗产尤其是白桦文学的精神品质将会随岁月的流逝而益发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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