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越之地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传统，越地先民“励精图治、精耕勤战”的艰辛历程、“经商重商、事功践行”的地域传统以及越地学者倡导的“经世致用、义利并重”的学术思想与理性品格，塑造了越地民众“事功进取、崇尚道义”的精神内核。越文化的这一精神特质在当代社会发展中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需要更为深入的传承和弘扬。
【关键词】越文化精神；事功践道；创新创业；构建和谐
古越之地，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名家辈出，千百年来积淀形成了博大深厚、颇具特色的地域精神与文化传统。越地先民崇尚事功、注重实践，有着强烈的进取意识和开拓精神；越人重商擅商、尚智机变，并且还深深浸透着道义至上、以人为本的中华传统道德精神，其富于包容的价值内涵与颇具张力的实践品格，在经济社会实践中展现了良好的成效。越文化的“事功践道”精神在当今时代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功利时代的道德追寻：从“最美浙江”“大爱绍兴”说起
当下的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与繁荣，追求功利、谋求发展已经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然而，在经济增长与物质丰裕的同时，人们的道义精神却有所失落，这一现象已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如何在盛世繁荣之下构筑起坚实有力的精神基础，进一步推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与安定和谐，当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近年来，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与经济发达地区，浙江各地涌现出了一幕幕令人惊喜的“凡人善举”,“最美妈妈”“最美教师”“最美司机”等现象层出不穷、令人赞叹，争做“最美浙江人”、构筑“浙江最美”的“道德新高地”引发了巨大的反响，而在浙江文化即古越文化的核心区域--古城绍兴，更是频频上演着感人至深的道德义举，从政府部门到社会组织、从企业团体到公民个人，一波波声势浩大的社会慈善、扶危助困行动，爱心泉涌，“大爱绍兴”的美誉也广为传颂。在近年来的全国城市慈善事业评比中，浙江地区的绍兴、宁波、温州等城市表现突出，连续多届并荣获七星级最高奖项。可以说，一个温情有爱、文明和谐的现代化浙江正在形成之中。那么，为何率先致富的浙江人能在当今物欲张扬、拜金盛行的时代下，却还能够做到富而思源、富而思进、积极担当起社会道义责任呢？进言之，从改革发展成功经验的浙江模式到人文友善当代浙江的建构，营利举义、义利双赢，浙江人何以可能？
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最为深层的动力源泉。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地区的社会现代化，都离不开精神动力的支撑。当代浙江的改革与发展也主要得益于浙江地区独有的越文化精神的强力支撑，并在传承与创新中推进了越地文明的兴盛嬗变。“文明形态之所以能够具有生命力，能够发展与延续，能够再生与重建，主要是由其内在的活生生的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支撑的。”〔1〕换言之，正是越地人文精神的内涵价值与独特气质，驱动催生了当代浙江人的积极进取、务实实干，同时又还勇于担当、践行责任的辉煌业绩与文明成就。
二、“事功践道”:越文化精神的内核特质
论及越文化精神，通常首先指的是古越绍兴地区的文化精神，但因其在历史上的深广影响力与辐射力，尤其是作为当代浙江文化精神的重要源头，因而也可泛指浙江精神，在此权且不作过于明晰的界分。探析越文化精神的内核气质，需要溯源其生成演进的历史渊源，进而把握其深层的内涵意蕴。
1.越地先贤艰苦卓绝、开创基业的奋斗历程孕育了强韧的务实实干、图谋发展的进取精神。
众所周知，于越先民的生存发展是一部波澜壮阔、慷慨激昂的艰辛奋斗史，他们开疆拓土、不畏艰险、不辞辛劳、逾越前行。古越大地山环水绕，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灾害频频发生，早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勤劳勇敢的越民先祖为繁衍生息，就在这块土地上拒海潮，疏江河，披荆斩棘，开荒拓野，力事农桑渔猎，图谋山水之利。先贤大禹为了治理水患，“三过家门而不入”,并因势利导、终获成功，蕴含着极为宝贵的求实精神、敬业精神和献身精神。大禹的治水精神铸就了古代越族的精神丰碑，激励了越地民众世代相承、励精图治、建功立业，甚至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典范。及至春秋时代，诸侯称霸、列国争雄，外族的入侵严重威胁着越国安全。面对纷争，为了谋取国族的生存与社稷安定，古越民族再次展现了刚强坚韧的精神品格，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矢志复国，历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精耕勤战”,使越国转弱为强、最终消灭了吴国、成就了霸业，同时也历练了于越民族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抗争精神和愈挫愈勇、千锤百炼终成钢的“胆剑精神”.“慷慨以复仇，隐忍以成事”,越地民众勇于进取、坚韧不拔的意志品格得以形成。在进取与退守之间，绍兴人练就了果敢坚毅、雄浑激昂的精神气魄，深深浸透于古越大地，也使得越地名士辈出、侠骨柔情、义薄云天，出现了陆游、秋瑾、徐锡麟、蔡元培、鲁迅、周恩来等一大批越中士子，名扬天下、彪炳史册。正是越地先贤的文化精神支撑了越族后裔迎难而上的壮志豪情。
面临艰难险恶生存环境的倒逼、历经“治水”与“复国”的危机挑战，古越人民形成了精耕细作、务实实干的精神传统，而在这漫漫历程中又还滋养了越人多谋善断的处事智慧，“水之至柔”与“剑之至刚”交融汇合、协同并进，铸就了越地文化刚柔并济的精神品格，其包容阔大与强劲张力进一步塑造了越地人民剽悍坚毅、勇猛精进的气质特征。
2.越地先民经商、重商、擅商的历史传统锻造了越国民众诚敬敬业、追求事功的精神品质。
历史上的越国在兢兢业业、精耕勤战的同时，还展现出了另一方面的传统。作为中华商业圣祖的越国大夫范蠡，当年在辅助勾践复国、功成名就之后，舍弃了高官厚禄，妄顾于“士农工商”的世俗偏见，另辟蹊径，积极从事农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和商业的发展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强烈的功利意识开启了时代新风尚。并且范蠡在经商获利之后，还能“富好行其德”,不为金钱所累，“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居陶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2〕三次巨富、三散家财，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范蠡的经商谋利，突破了传统社会下的“君子耻于言利”与“贱商逐利”的思想藩篱，以其建构的强大事功实现了富民安民的心愿抱负，真正践行了中华儒家文化“修齐治平”的道义传统，开启了“商亦有道”的先例。范蠡的工商实践，彰显了儒家经典“仁义礼智信”精神的内含价值，通过实事实功的不懈追求与创业富民的躬身践行，极好地实现了功利与道义的有机统一，也丰富拓展了越地人文精神的内涵。为于越先民注入了“事功合一、义利并重”的精神新元素，越地的工商手工业得以兴盛发展，代代传承而经久不息，越地的经商传统也由此形成。通常越地商人阶层和手工业者，为了生存和发展，以求利为目的但又能严格恪守职业道德，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刻苦钻研、精益求精，以技致富、家业世传，重视技能道德荣誉与商业道德荣誉，注重打造品牌和树立形象。同时，越人还以其惯有的“尚智机变”,精于谋划、擅商谋利、做大做强，展现了过人的智慧。
越商先辈们的实事实功、以智取胜、诚敬敬业精神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从晚清民国至当代浙商、越商们的兴旺发达，越地经商重商擅商的人文传统，孕育了较为深厚的工商文化精神，也展现了与中华传统农耕文明多有不同的观念形态与地域特色。
3.越地学者经世致用、求心求实的思想传统建构提升了越地文化的价值内涵与精神人格。
观乎天象以察时变，观乎人文化成天下。一般说来，一定地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其人文思想的脉动是密切关联、相互激越的。越地先民的务实进取、事功践行，锻造历练越地民风民俗与精神品格，同时也深刻影响着越地学者的思维模式、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的形成。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大格局中的一脉，越地学术思想与文化既与主流的儒家文化基本一致，但又以其独特的历史实践而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与儒家士大夫惯常流行的空泛议论之风有所不同，越地学者更为关注社会实践，强调经世致用，追求实事事功，肯定个体的良知良能，倡导切实的躬身践行。汉代越地学者王充以其着名的“实学”思想开启了风气之先，在其名篇《论衡》中，提出了“疾虚妄、求实诚”的重要主张，反对坐而论道、不切实际的空谈，因而探求实事实理、建设实利实功，实现民生富足、百姓安康。王充的思想立场对后起的越地学人影响极为深远，宋明以来随着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兴起与繁荣，越地学术大军--“浙东学派”学者也代际传承、蔚为壮观，他们思想活跃、特立独行，针对一些传统儒家学者的“崇义贬利”迂腐取向与“重农抑商”促狭政策，大胆提出了“义利并重”的价值观念和“工商皆本”的经世主张。南宋永康学派的陈亮认为义理存在于功利之中，“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农商一事”,“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3〕；而永嘉学派的叶适也反对义利两分，提倡功利，主张“以利和义”“义利并立”,“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因此要“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4〕。而明代的阳明心学更是重视实事实功的精神，反对记诵词章之虚文，主张事上磨炼，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之说，主张踏踏实实，从点滴小事做起，而不要好高鹜远，“不通其说，则不可以要其誉”〔5〕，不要图虚名。及至清代，大儒黄宗羲又进一步指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6〕明确提出来了“工商皆本”的主张。“浙东学派”的思想家们虽在学术视角与理路各有不同，但其基本主张最终均落脚于经世致用、民生为本，力主心性修炼与实事实功精到结合，实现“内外兼修”与“义利合一”.
浙东学者们的思想光芒令人振奋，超越了世俗成见、冲破了思想藩篱。尤其可贵的是，越地学者在执着于“求实”“实践”的同时，还不自觉地开启个体自由的时代先声，主张明心见性、自作主张，不依附权势，具有较多的叛逆精神和创新意识，其思想解放具备了现代文明的启蒙意义，也推进了越地民众个性品质的发育与道德自觉的形成，提升了越地经商重商、事功谋利但又诚敬做人、践行道义的文化传统。
三、创新创业、构建和谐：越文化精神的当代传承
当前我国正迎来了新一轮的全面改革、创新创业，全力构建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大繁荣与大和谐，因而作为改革先锋的浙江人理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更有作为。近年来浙江省委已经提出了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双富浙江”以及实现“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两创战略”.“双富”目标与“两创”战略，其深层依托仍然还在于进一步传承和弘扬越文化的“事功”意识与“践道”精神，实现更加积极自觉的与时俱进、跨越发展。对此，当代浙江人凝练建构了颇具地域特色的核心价值观--“务实、守信、崇学、向善”.可以说，在今天的浙江大地，无论是企业主体还是政府部门，都在精心谋划、力图突破，展现了壮士断腕、舍我其谁的勇气与胆略，诸如以阿里巴巴为代表企业家创新精神、遍布全省各地的“特色小镇”,商业模式的创新与实业强国的势头坚实有力，浙商、越商们的奋进精神必将再次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新航向。
当然，经济利益并非生活的全部，财富积累还应当与人伦道德同行。和谐文明才是社会建设的根本所在。基此，当代浙江人尚还需要更为审慎的自觉自省，探索更好的社会治理与健康发展，应当在法治浙江、和谐浙江的建设方面下更大的功夫，深入传承既有道义精神，吸纳鲜活的时代元素，切实推进经济社会的包容发展，关怀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积极培育社会正能量，建构人与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明秩序。因而需要将人伦道义精神进一步灌注到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民主民生的有序治理、生活生态的富裕良好中去。就主体层面而言，就是要打造更为清正廉洁、服务高效的有为政府、更具社会责任与创新活力的企业公民、更为自主自觉的公民道德与公共精神。在工业化、城市化与信息化的浪潮中，科学发展、协调并进、共建共享，营造诚信友善、公平正义、和合包容的社会氛围，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
【参考文献】
〔1〕衣俊卿。论哲学视野中的文化模式[J].北方论丛，2001.1.
〔2〕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
〔3〕宋元学案（卷五十六）·龙川学案[M].
〔4〕叶适。习学记言[M].
〔5〕王守仁。传习录[M].
〔6〕黄宗羲。明夷待访录[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