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山西，以明代修筑的长城规模为最大。通过查阅地方志资料发现，除了军事防御功能外，长城还有着系列文化意义，比如开教化、正风俗、促进贸易发展和民族交流等，使修建长城的意义更加深刻和深远。
关键词：军事防御；设学校；忠孝；贸易；民族交流；遗迹
明代山西境内的万里长城区段，在整个明代长城修筑体系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明初在大同设重镇、屯重兵、筑城堡，建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清朝也一直不断增修，用来防御蒙古族的袭击，维护边境稳定。乾隆《宁武府志》中提到，天顺六年蒙古部入居套内，其后边患频亟，偏头、宁武之间时时突扰，以及于岢岚、五寨，当事者乃益议置兵设险以自固[1]55.
军事防御功能是修筑长城的本意，但随着边境的稳定和对内的屯田戍边，长城的修建也发挥着它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功能。
一、设学校，兴教化
明朝尊崇文教，自京师到郡县都建立学校，设立学官、教育贤才。《宁武府志》中载：“宁武始未有庙学也。明成化二年即设关守，至嘉靖七年戍子，守备谭�f告于巡抚江潮请之朝廷乃建儒学与诸卫等庙成。明弘治元年山西巡抚左钰上言偏关守御所近逼沙漠，地大人众，请设学校，教育英才，使移易风俗，朝议方许之。[1]66”边境的安稳，给当地的农耕和教育带来了重大影响。学校培养了一批弟子生员，也传播了文化知识。当有人认为设立学校没必要时，高文荐用秦朝的事情来说明学校的重要性。“余惟秦恃其长城之固却匈奴七百里至强盛矣，第以焚书坑儒不欲诵法孔子，以揭竿斩木之徒一呼而关门不守，则教化不兴之效，居然可睹假令学校之设于城堡无能为有，无秦城岂不甚固哉，是故一刚一柔者，天地之经也。[1]175”由此可见，在边境地区设立学校得到了地方官员的支持和帮助。《朔平府志》载：
“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其教，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而天下治学校之设所关攸重，历代以来莫不皆然，郡五属朔州、马邑建学久矣，右玉、左云始于前明成化，平鲁始于嘉靖。我国家敦本与行，首先教化远及边方。[2]99”可以看出，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学校发展，让边境也兴教化。
此外还通过书籍学习养士。如大同旧无书院，嘉靖四十年（1561）建云中书院，御史陈文燧捐赎锾购晋府善本置院中。[3]271
学校普及有赖于政府的支持和当地官员的倡导，人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更有利于当地的发展和边境守护。
二、重忠孝，正风俗
五伦以忠为先，百行以孝为先。孔子曰：“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用兵器甲盾当枕席，死而后已，这是北方的强，勇武好斗的人就具有这种强。边境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得当地矜勇尚武、不乐农贾。郡人多疆场死事之臣，是风气使然。孝悌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品质，不读书的人有孝行，熟读诗书的人更懂礼仪。《宁武府志》中记载，明清以来，忠节有12人（明8人，清4人），多为游击将军，都是寇贼侵扰，大战而死。如梁平，偏关人，为游击将军。嘉靖四十三年，抵御瓦剌进攻，杀数人重创而死。孝义有11人（明5人，清6人），多为事亲孝、亲死庐墓，对兄弟友爱。如韩万善，朝夕侍母，衣不解带，及母卒。侯广，宁武人。兄弟友爱，家无间言，兄被执，愿以家财赎兄，兄乃免。《大同府志》中记载，明代孝义36人，清代50人，多为对父母孝、兄弟悌，在乡里有义行、善举（助人、还遗金、赈饥、誓不再娶等）。《朔平府志》中，忠孝有37人，明27人，清10人。移风易俗莫先于鼓励良善，所以朝廷旌表忠孝节义之人，来正风俗。
忠、孝、悌、义是儒家倡导的道德标准，不论是平原地区还是边境地带，都应该具备这种品质，且代代传承。
三、邑人的迁徙和贸易的开展
边境地区土地贫瘠、且多山地，致使人民不乐农贾，需要通过与外地商人的交换来维持生活。比如宁武府4县的土地贫瘠且田少，耕种也少粮，大半要仰仗外地。水果蔬菜也少，又没有桑柘麻��，所以邑人衣食方面很艰难，妇女不从事纺织。有的人做些手工制品，无地耕种的人多去塞外租种土地，或迁徙他处。乾隆《宁武府志》载：“宁武人邑居者，往往惰而拙于计，执工技者，或作为弓矢、马鞍，远之归化、绥远诸城，鬻艺于军营；或无地以耕，亦多去家出佃塞外。[1]132”《灵丘县志》载“贫者以樵采、佣保自食其力，稍不遂，挈妻、子他之他邑。民亦多至止为庄农、佃仆，大都迁徙无定，边俗之性使然。女子不�织、不刺绣，井臼掺作维勤。[4]148”邑人的迁徙有利于各地人民经济的交流和感情加深。
在边境做生意的多是山西其他地方的人，与当地人结婚并世代居住于此。康熙《灵丘县志》中载：“邑人皆不事贸易工作，有一二商贾皆阳汾两郡人，世侨寓此与土着相娴娅。[4]88”《大同府志》中也提到“其商贾俱山右人，而汾、介为多，踵世边居，婚嫁随之。[3]132”《灵丘县志》中载：“凡贸易工作悉居之，士民亦杂处焉。双日为集，不过肩蔬负薪、粟粮布匹之类。集初设关厢内，近数载，贸易颇伙，往来拥挤，士民咸以市集起色，三十年未有，请移集于关外闲旷处为便，许之。[4]148”在边境地带，部分城堡是军屯、民屯合一，军民一起生活、开市集，进行贸易。
四、开设马市，促进民族之间的交流
明代北部边境有蒙古诸部的侵扰，发生战争牺牲重大，在边境地带建堡筑城后，边境稳定，通过开展马市等贸易活动，增加与蒙古诸部的交流，用利益来制约战争的发生，减少摩擦，促进民族融合。
《明史·食货志》中记载“大同马市始正统三年，巡抚卢睿请令军民平价市驼马，达官指挥李原等通译语，禁市兵器、铜铁。帝从之。十四年，都御史沈固请支山西行都司库银市马。[5]1982”这是大同第一次开设马市。明代的大同被列为九边之一，是蒙古族入贡的必经之道，也是蒙汉贸易的场所。当时马市分官、民两市，在官市里，蒙古送来的马匹，由明廷发给马价，每匹马值金、银、绢、布各若千都有定数。官市完毕后，才允许将剩余物品进行民间交易，称之为民市。在民市，蒙古用马、牛、羊、骆驼、毛皮、马尾等物与汉族商人交换缎、绢、布、针、线、食品等。[6]大同马市的开设对蒙汉两族来说影响重大：明朝廷得到了优质的马匹，可以用来提高战力；蒙古族得到了生活用品，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能力，推动了游牧文明的进步。
随着贸易发展，蒙古诸部有了更多需求，明朝限制互市的规定和明英宗时期的宦官专政，导致土木之变。“时也先贡马互市，中官王振裁其马价，也先大举入寇，遂致土木之变。[5]1982”明英宗御驾亲征兵败被俘，马市中断。
嘉靖三十年（1551年），在宣府、大同重开马市，俺答仍然扰乱、劫掠边境，皇帝后悔。然而由于诸部好马市的利益，也不敢公然大举进攻，边臣用互市的利益来引诱他们。第二年罢大同马市。“隆庆四年（1570年），俺答孙把汉那吉来降，是封贡互市之议起。而宣、大互市复开，边境稍静。然抚赏甚厚。[5]1983”隆庆五年，在大同新平堡、守口堡、得胜堡、山西水泉营堡设立马市。这段期间的边境贸易十分频繁，且派兵驻扎，秩序良好。比如，大同得胜堡自5月28日至6月14日，官市顺义王俺答部马千370匹，价万545两；私市马、骡、驴、牛、羊六千，抚赏费981两。互市期间，蒙古部派300名兵驻于边外；明朝廷派500名驻于市场，并委官专司其事。[7]
在大同马市的开设和关闭期间，蒙汉两族对贸易往来和经济交流的需求十分迫切。由于明朝廷的一系列限制和蒙古族日益增长的野心与要求，常常引发掠夺和战争，最后因经济之间的联系和贸易新的发展而停战。马市的开展加强了两族人民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
五、关堡文化的遗迹
长城不仅有城墙，还有城墙、关隘、古镇、城堡等值得探讨。
古堡有天镇县新平路四堡，即新平堡、平远堡、保平堡、桦门堡。光绪《天镇县志·关隘志》记载：“新平堡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置，隆庆六年增修，堡城砖�L。东南为平远堡，又东南为平定堡，西南为保平堡，又西南为桦门堡。平远堡，据《方舆纪要》载，嘉靖二十五年筑，隆庆六年增修。周二里有奇，分边十二里零。内大红花林极冲，边外红花林，回回墓，头二道河、白海子，俱属部驻牧。保平堡，嘉靖二十五年设，隆庆六年增修。周一里有奇，分边七里零。内平虎城极冲，外腰火儿诸处，建在山后。桦门堡，万历九年设，十九年增修，周不及一里。堡设在山坪。[8]441-442”除桦门堡外，其它3堡都是村堡合一。新平堡镇依托浑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的古迹遗址资源入列“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录。
新平堡镇不仅是边关重镇，还是边境贸易的主要场所。《天下郡国利病书》云：“平远堡、新平堡，系一处大市，乃黄酋子松木段奈何哈木阿摺等台吉部落。每年一市，有赏宴，则在万历后黄台吉受封通贡市后矣。[8]441”可以看出，当时的市井繁华景象和蒙汉人民的交流。
关隘有明长城的外三关，即山西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宁武府志》中载：“宁武关关城始建于景泰元年（1450），又云成化二年（1466）建。城北据华盖山，因其高而俯其东南西三面，上建重楼。弘治十一年（1498），巡抚魏绅拓广之，加辟北门，亦建飞楼于上，名之曰镇朔城。至三十四年，宁武道郭光复始�L以砖，又筑东西关城，皆砖�L。万历二年，宁武守备某筑护城墩于城北山上方，广二十八丈、高二丈为基，基上为台，台上为楼，三重楼，外列堞二十四，登之可眺百里。乾隆六年（1741）东关门楼圮，知府魏元枢重葺之，并修南北二角楼。城南接凤凰山，宁武人又呼为凤凰城。宁武关除关城外，还有宁文堡、阳方口堡、盘道梁堡等。[1]55-56”
偏头关，初置关，统堡十有八。关城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筑，宣德四年、正统十四年、天顺二年增修。东西南三面为门，上建重楼，增修加高加厚，范大儒砖�L建楼。建有楼沟堡、老牛湾堡、老营所堡、水泉营堡等。[1]58
雁门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北部的边防要塞，有着悠久的历史。《舆图志》曰：天下九塞，雁门为首。光绪《代州志》中载：“雁门关在州西北四十里，关城洪武七年筑，周二里有奇，嘉靖中增修，万历二十五年复筑门楼。清同治六年雁平道贵肇重修。关外大石墙三道、小石墙二十五道，北为广武站。雁门十八隘自宋有之，明皆建立城堡。惟白草沟、水峪、壶峪等。[9]321-325”除此之外，还遗留下很多古迹、村落等等。
明朝时，建关隘、城堡用来避免战火，维护边境的稳定，也是晋北与蒙古族通商交易的场所。清朝建立后，晋蒙边境逐渐稳定，虽有大同、山西之乱，仍被平定下来。如今关隘、城堡虽已失去建立初期的作用，却成为后人还原古代社会真实面貌的证据。
在这些地方，还有很多文人墨客写下了着名的诗篇，比如在新平堡，明徐渭写下了《新平诗》：“旗卷黄云暗，弓弯白日斜。健儿鸣羯鼓，稚子奏清笳。野味�@生肉，盘餮蕨吐芽。尊前歌出塞，豪兴满龙沙。”在偏头关，明人有诗云“半壁孤城水一湾，万家烟火壮雄关。黄河曲曲涛南下，紫塞隆隆障北环。”雁门关历史由来已久，诗句更为多，比如明李贽的《过雁门》：“尽道当关用一夫，昔人曾此�I匈奴。如今冒顿来稽颡，李牧如前不足都。”陈毅元帅的《再过雁门关》：“百尺雄关气郁森，驱车登览感丛生。能兵李牧难终任，多计刘邦仅免身。慷慨捐躯悲继业，从容谪戍念南星。纷纭千古伤心事，端绪由来封建根。”文人墨客的诗句赋予古迹更多的文化色彩，也使后世之人更加深刻地懂得其意义。
注释：
①乾隆时期宁武府辖宁武县、偏关县、神池县、五寨县。
②雍正时期朔平府辖右玉县、朔州县、马邑县、左云县、平鲁县。
③乾隆时期大同府辖大同县、怀仁县、山阴县、应州、浑源州、灵丘县、广灵县、阳高县、天镇县、丰镇厅。
参考文献：
[1]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乾隆）。宁武府志[M].江苏：凤凰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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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乾隆）。大同府志[M].江苏：凤凰出版社，2005.
[4]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康熙）。灵丘县志[M].江苏：凤凰出版社，2005.
[5]（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白翠琴。明代大同马市与蒙汉关系刍议[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
[7]葛钢。隆庆和议与大同马市[J].沧桑，2009（6）。
[8][9]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光绪）。天镇县志[M].江苏：凤凰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