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从战国到西汉时期，骑兵时代战斗力生成模式逐渐形成。以兵器由青铜材质向钢铁材质的转变、兵役制度由国家常备兵制向郡县征兵制的转变、作战形式由以车兵为中心的车步协同作战向以骑兵为中心的骑步协同作战的转变为主要标志，以军事理论、军事训练、军事后勤等要素的发展为辅助，最终初步形成了以钢铁兵器为基石、以郡县征兵制为支撑、以骑兵为中心的骑步协同作战为载体的骑兵时代战斗力生成模式。
关键词: 骑兵时代 战斗力 生成模式 战汉时期
一、新质战斗力生成模式建立的背景因素从战国时期到西汉时期，主要面临着两种战争，即各诸侯国从春秋时期的争霸斗争进入更激烈、更频繁、更残酷的兼并战争和中原统一王朝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袭扰的战争。这两种战争使得各诸侯国为了在兼并斗争中求生存、谋发展，都竞相发展军事实力，对影响战斗力生成模式的各个要素进行改革; 也使得中原王朝为了应对游牧民族的袭扰，被迫积极地发展骑兵，实行“以骑制骑”的方略。各诸侯国和中原王朝的奋发图强终于彻底瓦解了车战时代典型的战斗力生成模式，也促成了骑兵时代典型战斗力生成模式形成。
由此，在大约 350 余年的时间里，以青铜兵器为支撑、以国家常备军制为基石、以车兵为中心、以车步协同作战为主要形式的车阵时代的典型战斗力生成模式，各主要构成要素相继发生着质变:青铜兵器发展为钢铁兵器; 国家常备兵制发展为郡县征兵制，以车兵为中心的车步协同作战形式，经历了车兵地位不断衰落、步兵率先崛起为首位兵种后又被骑兵地位所超越的历史阶段，发展为以骑兵为中心的骑步协同作战形式。这一时期战斗力生成模式的演变中，有两个突出特点: 一是在群雄争霸的斗争中，军事理论的发展极大地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其在战斗力生成模式中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二是在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军事后勤特别是马政的作用突出，它直接决定着骑兵战争的物质基础。
二、各主要构成要素的转变这一时期的兵器，实现了由青铜兵器发展到钢铁兵器的重大转变。由于经济社会和军事技术所取得的进步，青铜兵器彻底退出历史舞台，钢铁兵器初步确立了其在武器装备中的主导地位。铁的发现与使用，始于商代中期，到公元 8 世纪，已经开始用铁来制造兵器了，到了春秋末期，随着找矿技术、冶炼技术的提高和铸造工艺的改进，比铁质兵器更锐利、更坚韧的钢质兵器在战场上出现，钢铁兵器代替青铜兵器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战国时期，由于铸铁柔化技术的运用，使通过热化处理脱炭过程的铸铁铸件强度和韧性大幅度提高，从而加快了钢铁兵器取代青铜兵器的历史进程。战国晚期时，钢铁兵器逐渐普遍，南方楚国和北方三晋都开始用钢铁兵器装备部队了。秦国统一天下后，秦始皇下令收天下兵器于咸阳，铸成铜人，加速了钢铁兵器取代青铜兵器的历史进程。
西汉时期，我国已经可以成批生产品种齐全的钢铁兵器器械，并且以钢质材料制造的箭镞，消耗量大，表明生产规模也相当可观。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和山东淄博齐王墓所出土的铁镞与铜镞数量之比来看，到西汉武帝时，钢铁兵器已经取代青铜兵器成为军队的主要装备。这种变化促使着车阵时代典型战斗力生成模式的瓦解，也为骑兵时代的到来起到重要基石作用。为了适应当时骑兵这个兵种的迅猛发展和骑兵集团机动作战的战争形式，戟和矛成为秦朝时的骑兵的主要长柄格斗兵器，弩的性能和结构形制也得到了不断提高和完善。汉代的骑兵更是增加了环柄长铁刀的兵器配备，可以用来在马上进行斩劈，大大增强了骑兵的格杀能力。一些新型兵器如钩镶、手戟、铩、�等也诞生了。
这一时期的兵制，实现了由世兵制与民军制结合的国家常备军制到郡县征兵制的重大转变。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一些国家将新兼并的小国建为县，到了战国后，各国逐渐都建立了县、郡，于是郡县为单位的征兵制也推广到全国。这种制度虽沿袭于春秋的民兵制，但是与民兵制又有较大不同: 一是春秋时征兵每家不超过一人，而且是数家轮流出一人，而战国时则是一切适龄、适役人员都要服兵役; 二是春秋时征兵一般只征男性，而战国时则一切适龄、适役女性也要应征入伍，特别是在守城战中，这种情况更为普遍。
秦朝实行郡县普遍征兵制。凡适龄男子都必须在专门的名册进行登记，即所谓“傅籍”。国家根据需要，按郡县行政组织进行统一征调。普遍兵役制的特点是耕战结合，兵役与徭役结合，预备役与现役结合。西汉沿袭秦的做法，只是在傅籍人员年龄上进行了适度的调整。到西汉武帝时，由于连年对匈奴作战，生产受到一定的破坏，造成小农破产流亡，而富室豪强又多以钱买得免除兵役的特权，因此兵源缺乏，仅赖征兵已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于是开始兼用募兵制。这种募兵制，对应募者要求较高，实际上含有选锋的意思，是战国时期招募制度的继承与发展。这种变化促使着车阵时代典型战斗力生成模式的瓦解，也为骑兵时代的到来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由于服役的人数较之前代有了非常迅速的膨胀，军队规模的扩大，由此而带来战争规模的扩大、战场情况的趋于复杂，作战指挥便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这要求指挥官不仅必须具备专门的军事素养及与战争有关的各种知识，还要有一定的才能和经验，才能胜任管理、训练与指挥作战的任务。因此，由于新上台的统治者，大多由旧贵族中分化出来，对军政大权集于卿大夫之身会造成权力下移的情况非常了解，因此为了集中君权，春秋及以前的“文武同途、卿将合一”的情况被改变，文武分职和独立的军事系统开始出现。所谓“明君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从此，军政分工更加明确，有了专门的将帅领导军队进行战争，使得军事指挥艺术、军事管理艺术、军事训练水平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这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作战形式，实现了由以车兵为中心的车步协同作战发展到战国时期的步、骑、车协同作战、进而向西汉前期以骑兵为中心的步骑协同作战的重大转变。早在春秋后期，步兵从原来兵车的隶属兵逐渐独立为建制兵，车兵地位则逐步衰落。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军队成分的改变。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国野”分界的传统被打破，普通民众大量加入军队以后，由于野人没有经过“射”、“御”等专业训练，只能充当卒徒，造成步兵数量剧增。二是战场范围扩大的缘故。北方的戎狄擅长步兵作战，受地形限制，攻防阵式较呆板的兵车部队难以对付机动灵活的步兵进攻的现实，极大地推进了步兵的发展。此外，当时战争已蔓延至南方地区，该地区受丘陵、水网等特殊条件的制约，故步兵十分发达。三是兵器改良。战国时弩机的发明，使得“积弩连发”成为步兵在宽大正面上遏制密集车阵进攻最具威力的手段。另外，当时铁兵器已较广泛应用于战争，铁资源丰富，价格低廉，这为大量步兵的组建提供了必要物质基础。自春秋后期始，随着步兵的重新崛起，车兵的地位相对降低，这一过程嬗递到战国，表现为步兵得到全面发展，成为战场的主宰和军队中的主要兵种，兵车不再是战争中的核心，而成为步、车、骑协同作战中的一部分。同时，战国时期还迅速崛起了一个新的兵种———骑兵。以赵武灵王“毁车为骑”，推行“胡服骑射”为发端，步战为主开始向骑战转变，骑兵逐渐成为各大国军队的主力兵种之一。“步为腹心、车为羽翼、骑为耳目，三者相待，参合而行”，反映了战国时期作战形式。而骑兵在军队中的作用还是在步兵和车兵之下的。秦朝和西汉王朝主要作战对象则为全民皆兵、全军皆骑的匈奴政权，因此骑兵在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则更为突出。秦代的骑兵，已经配备有齐全的鞍鞯，但尚未产生马镫。没有马镫，骑士双脚悬空，没有着力点，很不利于马上格斗。加之秦时还未出现用于斩劈的长刀，一般使用击刺性兵器。这些兵器对敌作战，杀伤力小且非常不便，所以秦的骑士只装备有弓箭和弩，适于远距离作战，这就使得骑兵优点发挥受到了限制。因此，秦骑兵总的来说还不是一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力量。楚汉相争时期，在军队编成上，突出的特点是骑兵部队的日益壮大，并显示其作战威力。那时，军队已设置了专门指挥骑兵的“骑将、骑千人将、骑都尉”等军职。楚汉战争时期虽然基本上还是以步兵为主的步骑车协同作战，但是汉将灌婴所率骑兵部队却屡建奇功，最后在垓下决战中追击项羽的也正是这支骑兵部队。以公元前 205 年彭城之战①和公元前 200 年的白登之战②为标志，这两场大战清楚地表明骑兵已经逐渐成为战争中的决定性力量。高祖、文景三代都大力发展骑兵，以求有一支与匈奴抗衡的骑兵力量。到了武帝时，车兵因受地形、天候影响较大，运用也欠灵活，车兵已逐渐被淘汰，车辆已仅用于输运粮秣和伤病员了。而骑士、战马、财力等储备的发展，使建立起骑兵战略兵团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在彭城反击作战中，项羽以三万精锐骑兵，远程奔袭，几乎全歼汉军 50 多万以步兵为主的军队。
《汉书·匈奴传》中记载，在白登之战中，兵力均约为 30 余万的汉军( 以步兵为主) 与匈奴( 以骑兵为主) 交战，刘邦被围困于白登，而其步兵主力无法应援，后买通阏氏，才得以逃脱。成为可能，因而武帝时开始采用骑兵大兵团远程奔袭和千里迂回的大机动战法来进行作战。在百余年汉匈大战中，特别是漠南、河西、漠北三大战役为中心的反击匈奴之战，凸显了大规模超远距离的骑兵集团机动作战的优越性，改变了传统的中原地区作战方式，使中国古代骑兵最终完成了向战略兵种的转变，原来只是军之“耳目”的骑兵成为军队中战斗力最强、最活跃的兵种和作战中的主要兵种，成为战场上的主导力量。自此，骑战成为中国古代战争中攻击力最强、机动性最大的作战方式，多数战争的胜负与骑兵的关系紧密相连，而传统的车战则渐被挤出历史的舞台，这是一个重大的变革。
三、相关辅助要素的转变这一时期的军事理论的发展实现了由不系统到系统、由兵家论兵到诸子论兵和由作战到治军的重大转变。战国时期，战争活动的频繁、战争方式的变化、战争规模的变化、战争激烈程度的提高，以及文武分职、将相殊途等新情况的发生，为军事理论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兵家、法家、道家、儒家、墨家等流派对战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战争观、作战指导、作战方法、军队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理论成果，如《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商君书》、《韩非子》、《庄子》等等，构建起体系完备、成就辉煌的军事理论大厦。到了秦汉时期，军事理论主题发生变化，由“取天下”转变为“安天下”，作战指导理论研究弱化，更注重治军理论的探讨与阐发，如《三略》、《淮南子·兵略训》等兵书。同时，为应对匈奴的强大军事压力，军事理论的发展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如《言兵事疏》、《屯田制羌疏》等奏疏对着力“屯田”、加强边防思想给予了特别的重视。这对于提高当时军队战斗力有着积极的指导价值。
这一时期的军事训练在专业规范化程度和内容形式上实现了向骑兵时代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其突出特点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军事训练专业化和人员职业化。春秋时已开始对士兵进行训练，但仍是一般性训练。到了战国后，由于战争对士兵体质及战斗技术要求大为提高，没有经过专门的严格训练，很难完成战斗任务，所以各国都加强了对常备军的训练，并提高了士兵的标准和待遇，采用从应征人员中招募的常备军制度。这种专业化、规范化的军事训练主要内容包括队列训练、识别信号的训练、阵法的系统训练、将士的技击训练等等。经过训练并考核达到标准的，才能编入常备军。由于得之不易，当然不可能很快让他们退役。他们长期在军，并且有特殊的待遇，于是就有了一定的雇佣性质，成为职业化的专业兵，并开启了后世募兵制的先河，极大地提高了当时军队的战斗力。二是军事训练围绕骑兵大发展的重心展开。汉初由于战争的需要，建立训练有素的大量骑兵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为此，汉统治者不惜重用秦朝故将，以训练统御骑兵，《史纪·灌婴列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到汉武帝时，一方面与匈奴作战，另一方面也用匈奴降官降兵，以训练和壮大自己的骑兵力量。射箭技术对于骑兵作战也非常重要，因此，当时各级军队中都有掌管教练和考课射法的专门军官———仆射。每年秋季，要对边塞的“候、长、士、吏”普遍进行一次射法考核。根据考核的成绩，进行奖励和惩罚。
这一时期军事后勤的地位开始崛起。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扩大，战争进程旷日持久，参战人员大大增加，军队行动机动性增强。所有这一切，决定了军事后勤保障十分重要。早在春秋晚期，《孙史纪·灌婴列传》中记载: “西收兵骑于荥阳，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令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 “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付之。……乃拜灌婴为中大夫，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子兵法》就肯定了军事后勤的重要作用，如“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