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力逐步渗透到文学研究领域，在这样的市场语境中，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况遭遇严峻的挑战，精神堡垒也不断地蜕变与妥协。贺奕的《身体上的国境线》是以当代知识分子熟悉的环境作为考察对象和写作资源而创作的小说，是作为精神贵族的知识分子逐步向世俗解构自我的过程。
关键词：贺奕；《身体上的国境线》；知识分子；精神失落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史上，知识分子书写是一种传统的创作角度，这类型的文学创作从未停止过。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打开的中国国门，促使了知识分子写作的日臻成熟和完善，也使得传统的知识分子书写开创了全球化的新格局，中外文化精神内涵的碰撞与冲突不可避免。自古以“守道”为己任、勇于担当、具有坚毅人格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正遭受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文学创作环境中，知识分子的“本我”和“超我”的价值立场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肩负批判使命的知识分子是坚守亦或是妥协，身体的国境线与文化精神世界的国境线能否逾越，贺奕在他的创作过程中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一、孤独无依的灵魂
贺奕的这部长篇小说《身体上的国境线》，是以当代知识分子身边熟悉的环境作为考察对象和写作资源而创作的一部关于青春与情爱、隔阂与沟通的爱情小说，是精神贵族的知识分子逐步向世俗解构自我的过程。小说讲述的是在大学从事外教工作的老师庄祁，与数位外国女留学生的情感纠葛的故事。主人公在爱情中的成长与颓败在作者的笔下逐步呈现。作者十年前曾亲历跨国恋，作品中主人公在爱情之路的衰颓与起转浮沉都是有原型的。其实每个人的成长之路都像是一场多重奏，但值得铭记的却是其中的痛楚、纠葛、焦虑、甚至是迷失。小说以“那不是一段普通的情感，也就是说，它不会以人们常见的方式淡漠、枯朽和变质，那甚至不是情感本身，难以给它一个确切的命名”[1]1开始，奠定了一种前程未明、归宿不明的情感基调。
这部作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作是自我释放的成长小说。庄祁由一个不谙世事、自命不凡、喜欢远眺和沉思的大学生转变为浑噩轻狂、放荡不羁的情场老手。依莎贝塔起初对爱情怀有纯挚的信念和憧憬，而后逐步转变为对爱情的否定和抗拒。庄祁常常不能被外国姑娘认出是中国人，且被认为不是个普通的中国人。他从来没有去过国外，即便有多次出国的机会，懂得多国语言，仍然不愿意走出国门，蜻蜓点水、走马观花般地游走于多位异国女孩之间。作者反复地用大段笔墨刻画庄祁与多位女孩交往的场面，借此表现他内心的孤独、失望、迷惘与荒诞。他迷恋着虚浮与矫作，始终无法深入到任何一场异国爱恋的核心部分中去。庄祈在与初恋蒲佳莹的纯净而真挚的爱恋遭受创伤之后，开始自暴自弃、玩世不恭、放荡不羁、纵欲自我。同时，他在异国文化冲撞时的失落感、文化归属上的模糊感、精神上的浮游感，加剧了他的孤独无依感，近乎癫狂的迷恋眼下的欢乐，在与每一位异域姑娘相处时，庄祈始终是在一次又一次地剥离本我与自我，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置身于焦虑、孤寂、彷徨、苦楚的精神樊篱之中。
而夏拉、卡罗琳、塔米娅等，她们可以说是曾经在爱情这条“国境线”上的迷途者，在其上游走一番后，逐步地开始审视人生的来程和未来去路。除了男女主人公以外，最不可忽略的人物应是卡罗琳。“如果我可以把自己比做一个旷野中的跋涉者，那卡罗琳就相当于供我确定大致方位的天际地平线”[1]327.作者对于卡罗琳的定位尤为别致，她似乎是洞察和悟析了爱情的本质是人类、文化、情感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这样一个人物设定的本身就是一种思考和追问。游戏于爱情，其隐藏的实质是当代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失落和精神上的焦灼。
二、社会文化内涵差异之下的爱的本质
列维·斯特劳斯曾指出：“每一个文化都是与其他文化交流以自养，但应当在交流中加以某种抵抗，如果没有这种抵抗，那么很快它就不再有任何属于它自己的东西可以交流。”[2]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门打开不久，面对突如其来的异域文化，部分知识青年开始自我迷失，而其他者则始终保持着自我清醒和深切的人文关怀精神。作者在叙写庄祁与多国女孩的爱情故事的同时，时刻不忘梳理主人公的情感脉络，将爱情这一亘古不变的命题朝形而上的哲学方向引申，也切合了“身体上的国境线”这一颇具隐喻意味的作品名，追问着文化内涵差异之下的爱的本质。
小说名“身体上的国境线”是一个颇具生命力且蕴含着哲学意味的隐喻。对于主人公庄祁来说，每一个异国女孩子就像是一个国家，他与每个女孩的交往更像是在国境线上的游走。“国境线”一词源于庄祁儿时的一个美好梦想，那就是长大后做一名解放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伟大战争的将士，直到所有国家的国境线都飘满红旗。在和平与发展的当今社会，这个梦想是不可能的，但他却以一种更为荒诞的方式进行着，那就是通过与夏拉、塔米娅、依莎贝塔等各国姑娘展开身体游戏的“国境线梦想”.“身体上的国境线”隐喻着男性对女性身体的跨越，小说多次再现庄祁与多位女性的情爱游戏，每个女孩就是一条国境线。这种独特的视角和其颇具创新意味的语言元素和情节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读者对于知识分子小说的固有认知。
在小说的尾声部分，作者借着经验丰富的卡罗琳，对整部小说的主题有了一针见血似的阐释：“爱情的本质是一种文化氛围下性吸引罢了，是人性的某种本原冲动，但这种本原冲动已经经过人类文明的修饰，披上了看似圣洁和高贵的外衣。一旦男人和女人彼此间感受到性吸引，他们就会努力调动各种外在因素，去为实现这种性吸引营造和铺排一种精神上的氛围，如此而已。”[3]34在异域文化语境交织的情况下，庄祁在情爱的世界里日益病态化，渐渐失去了爱的能力，将爱情当作是短暂的避风港湾，带来的却是日渐深入内心的游离感、漂泊感、流浪感。
爱本应是身体与灵魂一路同行，然而文化观念和文化语境的差异导致他们对于爱情产生迥异的理解。即便是跨越了身体上的这条国境线，却永远也无法逾越隐藏在身体背后那条“文化国境线”,当他们身上承载着的“文化基因”凸显时，那是无法超越的生命距离，任何热烈的情爱也只是停留在异域文化冲撞的表面形态，虽然得到短暂的情感慰藉，最终都只能沦为异域过客或是文化旅行者。他们始终在颓败的情感游戏和理性的情感追问之间挣扎着，也曾努力地寻找两者之间的融合与平衡，却苦于无果，带来的是巨大的文化失落感和精神上的困惑和焦虑。
三、文化内涵差异的外壳之下，知识分子精神内核的失落与反思
在《论语·泰伯》中这样说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自古知识分子就被赋予神圣的重任，应当具有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坚毅品格。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门打开不久的时代环境下，中国人在与外国人的接触中逐渐产生了种种局限与困惑。情爱迷惘的背后，更为深刻的原因是文化差异碰撞之后的失落感，而异域文化的巨大差异是超越身体这条更加难以逾越的国境线。庄祁在与梅尔格伦这位具有浓厚宗教气质的姑娘交往时，他们的精神世界始终无法真正的达到交融，他们看待同一个问题常常是截然相反的，而庄祁也常常为自己话语中包含的欺骗成分在心底连连忏悔。再者，庄祁因诺克斯在汉语语法课上诋毁汉语是“毫无逻辑”“不可理喻”“令人发疯”的语言，将汉语当作一个劣等民族的标志而在课堂上勃然大怒。另外，庄祁拒绝依莎贝塔以结婚名义而离开中国去欧洲定居的请求。这都反映了在中西文化发生碰撞时，作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其精神内核的失落感。也启发着读者们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异国文化碰撞日益凸显、文化国境线日益模糊化的今天，处处渗透着不同的民族意识和异域文化，知识分子在融入其中时，当如何坚定自我立场、坚守个人的内心追求以及固有的信仰和灵魂，如何�I卫自我的社会责任感和坚守民族文化，这是值得每一个人深思的。
作者始终怀有清醒的意识，用略带冲击性的语言宣泄着人性深处的情感与欲望的复杂关系，揭示着当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困惑、焦虑、彷徨。其内心的恐惧、忧伤、失落，暴露的是精神中的病态和潜藏危机。作者也不忘追问着知识分子精神世界失落的背后因素，探索着一个个的精神信仰世界的救赎之法，反思着历史与当下，不断向前瞻望着未来。
作者贺奕是“后先锋”文学创作探索上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始终围绕着人的这一主体，在“本我精神”和“超我精神”上探索着，表现出深切的人文关怀精神。他的创作是发掘个体的精神世界的创作，勇于直面地批判着现实，时刻不忘叩问自我的良知，力求创新与超越。他曾这样表达过他对知识分子的期待：“个人应当树立为他的行为负起全责的信念。每位中国知识分子迫切需要摆脱的正是这种建立在国家民族一类概念上的集体思维模式，回到纯粹的个人立场上来。他应抱有一种积极的心态立足于社会从事文化建设，既关心现实而又不与现实认同，既超离现实而又不与现实脱节，知识分子唯有立足于不受群体拘限的个人，才有资格与希望得到群体对个人的认同与呼应。”[1]
作者笔下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庄祁，渐渐迷途于异域文化相互交织的环境中，渐渐地偏离了个人信仰与梦想的惯常轨道，渐渐坠入了茫茫无尽的虚空世界。庄祁被牢牢束缚于自我构建的虚幻情爱世界，由惰性与挫折感交替摆布着，此时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和人格该如何来评说呢？在浑浑噩噩如浮油一般的日子里，庄祁似乎渐渐地主动放逐自我、虚掷青春，抱着不着边际的幻想，以一种玩世不恭的哲学鼓舞和麻醉着自己，沉浸于不曾真实的虚无的谎言外壳之下。面对频频转换的情感寄托对象，逐渐热衷于自我的迷惑，性格在某时某刻产生种种歧异和偏差，精神的航船逐渐分崩离析成一个个松散的难以成构的支点，陷入到一个个难以喘息的漩涡中。面对依莎贝塔这位特殊的姑娘时，一次又一次地选择逃避，无法控制自我精神上的焦虑与疏离感，当他的那只情海泛舟终于想要停泊憩息时，留给他的只有那些残缺记忆。
回顾与反思庄祁这一段段注定要分离的情爱旅行历程，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逐渐失去了信念，放弃了坚守，曾一度沦为徒有肉体的虚无主义者，逐渐地游离于自我精神的场域之外，其实质是一种逃避，在世俗的诱惑之下，放弃了知识分子“本我”的精神世界的诉求。在他所有的梦境中，有种冰凉彻骨的意识始终伴随着他，他没有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没有追求幸福人生的决心。这不仅是知识分子自我精神世界的失落与坍塌的问题，也是思想启蒙与文化复兴的矛盾在现代中国日益凸显之时，知识分子应如何坚守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传统的问题。
布尔迪厄曾说：“整个人类社会的结构可以概括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被统治者往往安于历史给定的命运，肩负批判使命的知识分子出现的意义就在于他们不相信这个历史的宿命，并以民主和平等的思想来起诉传统社会结构模式的荒谬。”[2]85当今市场经济的话语环境日渐成为主导力量，知识分子更有责任有义务承担着社会精神和信仰的建设、批判甚至是起诉。当知识分子面临着正剧烈更迭的时代历史环境时，他们的精神世界正遭受严峻的挑战，这样的挑战让众多的知识分子将精神世界倾向于自我生存状况的考量上，责任意识与本我精神的底线正逐步下滑，能否坚守立场，拒绝妥协，这是一条艰难的抉择之路。知识分子作为精英阶层，他们应是社会责任的肩负者，是社会良知的�I卫者。古往今来的知识分子总是处于矛盾中，他们不断地抗争着，不断地面对选择和批判，其中不乏永怀良知，勇洒热血，勇于挑战的斗士，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们的灵魂是至死不渝的。笔者认为，身为有识之士，无论身处怎样的历史背景和环境之下，都不能忘却本身固有的良知和敏锐的批判意识。这样的坚守并非易事，时常伴随着挣扎、焦虑与迷惘。因而在积极融入社会大潮的同时，要时刻不忘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坚持自身的信仰、人格与价值认同。
参考文献：
[1]贺奕。身体上的国境线[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11）。
[2]河清。现代与后现代--西方艺术文化小史[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8（11）。
[3]贺奕。群体性精神逃亡：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纪病[J].文艺争鸣，1995（5）。
[4]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