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先秦到六朝， 武侠文学多是男性豪侠的舞台， 到了唐代， 受胡族风俗影响， 加之战争频繁、商业发达、佛道盛行， 及蓄妓、狎妓之风流行， 女性得以走出家庭， 学习技艺， 走向广阔的世俗生活， 成为活跃在唐传奇中的女侠， 拓展了武侠文学的题材， 丰富了武侠文化的内涵。
关键词：唐传奇； 女侠； 民族融合； 商业；
武侠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学极具个性和生命力的一支，源流可远溯至先秦。早在先秦历史散文、诸子论着中，就常见侠客身影出没。上有门客数千，取重诸侯，显名天下的“战国四公子”,下有贵交重气，轻生报恩的北郭骚、灵辄、荆轲……两汉时期，《史记·游侠列传》、《史记·刺客列传》与《汉书·游侠传》，已较为详细的记述了朱家、剧孟、郭解等豪侠，曹沫、专诸、聂政等刺客形象。六朝志怪小说盛行，亦有不少歌颂侠义志士的作品，如《搜神记》中为父母复仇的赤比，舍生已诺的山中客等。我们站在千年时空外，回望这些德行高亮、行为勇毅，豪迈悲情的侠客时，会发现他们都是昂藏汉子，罕见女性身影，即使如《吴越春秋》中，那位身世离奇、剑术非凡的“越女”,《搜神记·李寄》中为民除害的斩蛇女童，也只是浮光掠影，偶见萍踪。后世武侠小说中极其重要的“女侠”这一类型，可以说是缺席的。到了唐代，这一令人遗憾的空白不仅得到了填补，审视唐人小说中的“女侠”形象，更是多姿多彩，豪迈动人，比之男性豪侠，可谓毫不逊色。叶洪生先生认为，“从唐人传奇在文学史上领一代之风骚起，武侠小说即开始萌芽。”如果说，唐以前塑造各型各色侠客形象的文字，只能称作“侠文学”,或者“类武侠小说”,那么从唐代开始，则是“有意为小说”,基于社会、情感、及文学自身发展的原因，创作出大量优秀的传奇作品，到了晚唐时期，反映豪士侠客生活的作品，更是大放异彩。
较之前代，唐代传奇中的武侠小说，除了数量、质量上飞跃，还出现许多新现象，其中十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塑造了大量“女侠”形象。据中华书局出版汪聚应《唐人武侠小说集》，共辑录唐传奇豪侠类作品134篇，其中以女性为主要角色的24篇。虽然比例并不占优，但很显然“女侠”题材，已经成为唐代武侠小说的重要类型，并且留下了《谢小娥》、《聂隐娘》、《红线》、《车中女子》等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深远的作品。除唐代传奇中武侠小说本身数量较多的原因，“女侠”题材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远胜前代，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受北方游牧民族风俗影响，妇女地位提高，具有尚武精神
唐代皇族是胡汉混杂血统，与鲜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周边少数民族鲜卑、回鹘、吐蕃、南诏等都交流密切，往来频繁。民族大融合使唐人吸纳了胡人部分文化习俗，如胡族妇女具有游牧民族豪放、尚武的气息，在婚恋选择、家庭地位方面有较多自由，都影响了唐人。《旧唐书·舆服志》记载：“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俄又露髻驰骋，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由此可知，从贵族到庶民都受胡俗影响，妇女胡服骑马成为时尚，这也是唐代妇女尚武的体现。此外，北方游牧民族的男女恋爱、结合较为自由，离婚或丧偶再嫁也很常见，没有汉族妇女的贞节观念，这种风气一定程度延续到了唐代，出现不少勇于追求爱情，聚散自由，甚至主动亲近男子的女性，如《聂隐娘》中就有这样的描写：“忽值磨镜少年及门，女曰：‘此人可与我为夫。’白父，父不敢不从，遂嫁之。”一见钟情，即自主结为夫妇。唐代传奇中的女侠荆十三娘、贾人妻都是丧夫再嫁。这些都表明唐代女性社会地位，人身自由，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为培育身怀武技的女侠，及相关文学作品的创作提供了条件。
二、战争频繁，迫使妇女具备独立生存和抗暴能力
纵观从唐到五代，战争一直是国家社会的主旋律，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平定地方叛乱，镇压农民起义，以及军阀割据势力间的混战，持续不断。频繁的战争，对原本稳定的家庭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男子或主动从军，谋取军功；或者被征调入伍，戍守边疆，常年不能归家，甚至战死沙场，与家人永诀；又或者在乱世中遭受劫难，留下寡妻幼子。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会造成一个共同的结果，那就是众多失去父兄、丈夫庇护的女性，被迫独立生存，有一部分背井离乡，流落江湖。如《杨烈妇传》，就是因为唐德宗年间，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分其兵数千人抵项城县，盖将掠其玉帛，俘累其男女”,县令之妻杨氏，才会在其夫束手无策的危及关头，建言献策、激励斗志，成为仗义抗暴，勇拒叛贼的女侠。又如《邹仆妻》，讲述了一名男仆在乱世为盗贼所杀，妻子混迹于盗贼群众，寻找时机，擒贼复仇的侠烈故事。再如《村妇》一文，叙述唐末“歧凤诸州，各蓄甲甚众，恣其劫掠以自给”,成州某村庄男子被劫掠的州兵俘虏，妇女们机智的用药物擒杀匪徒的事迹。以上无不是战争与乱世，赋予女性以劫难与机会，使她们由弱质女流被迫坚强，成长为智勇侠客的动人篇章。
三、商业发达，迫使妇女更深广的介入世俗社会
唐代社会长期统一稳定，水陆交通便利，对外交流活跃，政府也重视商业发展，唐代商业因而空前繁荣，形成长安、洛阳、成都、扬州、广州等商业中心，中小城市的商业活动也很兴旺。张祜诗《纵游淮南》写道：“十里长街市并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杜甫诗《后出塞五首》之四写道：“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都表现了唐代商业城市的繁华。由于商业活动的兴盛，大量商人长期辗转异地经商，有同丈夫漂泊四海的商人妇，但更多的是同丈夫离居生活，《全唐诗》描写商人妇的诗歌有六十多首，大多表现“商人重利轻离别”,说明这在当时是较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商人妇多生活于市井，较少受到封建礼教束缚，同征人妇一样，长期独居的商人妇，具有独立生存、应对困难甚至开拓事业的强大能力，更深广的介入世俗社会，这些都是商人妇成为女侠的特殊条件。如唐传奇武侠类代表作李公佐的《谢小娥》，女主人公谢小娥就是“估客女”,婚后又跟着父亲、丈夫“同舟货，往来江湖”.当家人被害死，并得知贼人姓名后，谢小娥便“为男子服，佣保于江湖间”多年，最终手刃贼子，报了大仇，表现出一位商人妇的独立、坚强、刚烈的品格。又如薛用弱的《贾人妻》，女主人的公开身份，就是一位商人遗孀，“旗亭之内，尚有旧业，朝肆暮家，日赢钱三百”.除了具有独立生存，经营生意的能力，她还武艺高强，断仇人首级，无牵挂的离去。再如孙光宪的《荆十三娘义侠事》，女主人公荆十三娘本就是一个“女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萍水相逢的李三十九郎复仇、夺回被抢去的爱姬。以上女子均出身商门，往来市井，湖海漂泊，阅历丰富，最终成为智勇双全，刚强凛冽的女侠。
四、蓄妓、狎妓之风流行，出现技艺高超、交游广阔的女性
还有一类身份特殊的女性，也时常以女侠形象，出现在唐代传奇中，那就是娼妓。唐代蓄妓、狎妓之风十分盛行，娼妓人数众多，如欧阳炯在《花间集叙》中说到：“有唐以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令寻越绝；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唐代的娼妓分为宫妓、官妓、家妓和民妓，有的从事娱乐活动，遣宾娱兴，有的也以色事人。但不管哪一类娼妓，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接受过歌舞、技艺、游戏等方面的训练，具有寻常女子所不具备的本领，有的已可称之为武艺，甚至功力非凡。如盛唐诗着名舞者公孙大娘，就是“自高头宜春梨园二伎坊内人”,即籍隶教坊的宫妓。她的“剑器舞”乃盛唐一绝，杜甫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写到：“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描写了公孙大娘舞剑器的高超技艺和逼人气势。公孙大娘在教坊中，又有诸多的弟子传人，俱身负技艺，如弟子临颍李十二娘也善舞剑器。除了有机会习得技艺之外，具有一定人身自由，活动空间较大的民间娼妓，通常交游广阔，往来宾客之中不乏侠客。卢照邻《长安古意》中就曾写到：“挟弹飞鹰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桥西。俱邀侠客芙蓉剑，共宿娼家桃李蹊。”长安城内的少年游侠，在飞鹰走狗打猎，渭水桥西为人报仇后，就骑着骏马，带着宝剑，结伴到娼妓家中寻欢作乐。而以侠客自诩，曾经“脱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李白，也喜欢结识娼妓，诗酒风流。由此可以推想，唐代娼妓们与侠客往来，既能从他们身上习得武艺，又会受到侠客品格、风范、行事的影响，这也是“从来侠女出风尘”的原因之一。
五、道教盛行，出现行动自由，身怀秘术的女冠
有唐一代，统治者都大力提倡道教，唐代传奇豪侠一类的重要作者中，段成式、裴�、杜光庭都有道教文化背景。唐代妇女入道成风，据《大唐六典》卷四记载：“开元时，天下道观凡一千六百八十七所，其中……女道士所住持者有五百五十所。”《全唐诗》中，描写女性入道的作品多达一百六十多首。道教盛行对于唐代武侠小说品的影响，主要在道家秘术和道家精神两方面。道教有所谓的“道门五秘”,即太极、丹鼎、玄真、剑仙和符篆，或通过炼气服丹，提高人体功能，以期长生甚至百里飞举的仙道；或炼钢铸剑，凌空运使，人剑合一；或以印诀、符�来移魂拘魄，变化时空与事物。无论哪一种，都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因此，唐代传奇的武侠小说中，常见身怀上述异术，甚至“法术”的女道或女侠。如裴�的《聂隐娘》，聂隐娘师父虽是一老尼，所修炼的，却是道教中的“剑仙”之门。可为人“开脑后，藏匕首而无所伤，用即抽之”,完全达到人剑合一的境界。聂隐娘还剪黑白纸驴为真坐骑，化作小幡与精精儿斗法，很明显受到道教法术的影响。袁郊的《红线》中，女侠红线“额上书太一神名”,便能“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经过五六城”,赫然是道家“符篆”一门，其夜行数百里的轻功，又有道家羽化登仙，临风飞举的痕迹。裴�另一作品《樊夫人》中，女侠樊氏“有道术，能檄召鬼神”,“以丹篆文字救疾于闾里”,“攘剑步罡�e水”,救洞庭湖百余人性命，种种侠行都使用到了道门秘术。道教对唐代武侠小说的影响，还表现在追求精神自由和个性发展。道家推崇回归自然，天人合一，“与天同心，与道同体，无所乐，无所苦，无所喜，无所怒”,谢小娥、聂隐娘、红线、樊夫人、荆十三娘等女侠，结局都是功成退隐，飘然远引，摆脱是非恩怨，遁迹于江湖天地之间，成为终极自由的精神存在。此外，唐代佛教也很流行，“众生平等”的教义，也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产生一定冲击。
尽管唐代妇女地位仍低于男子，但较之前代已有一定程度提高，也有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在不同领域施展个人抱负，上至朝廷庙堂，下到江湖草野，都活跃着更多女性的身影，流传着她们的非凡故事，被传奇作者写进作品，使唐代传奇中，“女侠”形象更多、更丰富、更光彩照人！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社会，女子多以男子附属的形象，出现在社会生活与文学作品中，唐代传奇塑造了众多女侠，使古典文学人物长廊中，出现了另一类风姿飒爽、豪情浪漫的女性形象，以各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展现了女性作为“人”的独立品格和存在价值，不仅丰富了文学作品中的“侠客”形象，并在传统“侠义”题材之外，拓展出了“侠情”一类，勇武悲壮与浪漫温情共生，影响深远，至今仍是武侠小说最主要的创作模式。
参考文献
[1]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2006.
[2] 曹正文。中国侠文化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4.
[2] 王汝涛。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M].长沙：岳麓书社， 2005:65.
[3] 李斌城。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4] 汪聚应。唐人豪侠小说集[M].北京：中华书局， 2011.
[5] 徐斯年。侠的踪迹[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