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非裔女作家杰斯敏·沃德的小说《拯救骨头》荣获2011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从表面上看， 小说讲述了一个14岁美国非裔少女在父权制度与种族主义双重桎梏下的挣扎与困惑以及她的坎坷成长经历。然而， 小说深层的叙事目的在于， 作者通过这种叙事设计， 试图让主人公在身体叙事的过程中建构黑人女性主体性， 探讨黑人女性的自我救赎与解放之道。
关键词：杰斯敏·沃德； 美国非裔； 自由； 女性身体； 主体性建构； 《拯救骨头》；
杰思敏·沃德是着名美国非裔小说家， 现任杜兰大学的英语助理教授， 曾在南阿拉巴马大学和密西西比大学任教。她荣获2011年和2017年美国国家图书小说奖， 深受美国文坛的青睐与读者的热捧。目前为止， 沃德共发表了五部小说， 本文所要探讨的小说是荣获2011年美国国家图书小说奖 （National Book Award for Fiction） 的《拯救骨头》 （Salvage the Bones） .自出版以来， 该小说收获了如潮好评。《出版家周刊》 （Publishers Weekly） 称赞其为“美国文学的新声音”, 《奥普拉杂志》 （The Oprah Magazine） 赞沃德拥有“伟大的胸怀”, 因为她描述的是长期被文学界所忽略的“边缘人群”, 她让生活在主流社会的人们看到了与他们同样有血有肉、有喜有悲、有情有义的穷人。小说以一个14岁美国非裔少女的视角讲述了她在父权制度与种族主义双重桎梏下的挣扎与困惑以及她的坎坷成长经历。通过小说， 作者试图让主人公在身体叙事的过程中建构黑人女性主体性， 探讨黑人女性的自我救赎与解放之道。
一、身体的在场与女性主体性的缺席
纵观美国非裔文学史， 在对黑人女性的刻画上一般表现为女性身体的在场与主体性的缺席。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 黑人以奴隶的身份被贩卖到美国， 主要为美国主流社会中的白人服务。这种血色的历史烙印成为黑人融入美国白人社会的历史障碍， 饱受种族歧视的侵害。然而， 对于美国黑人女性而言， 他们不仅要面临与黑人男性同样的种族歧视， 还要面对黑人内部的父权主义的压迫。面对社会与家庭中的不公平， 她们最大的武器就是她们的身体。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认为， “身体是个体的文化资本的一部分， 所有的身体形象都带有人格， 身体是权利的记号”[1]467.但是， 在种族主义和父权主义的双重压迫下， 黑人女性往往被剥夺了权利、人格与灵魂。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 她们只能默默无闻， 在自生自灭的恶性循环中无法自拔。
在小说《拯救骨头》中， 作家沃德就塑造了这样一位典型的黑人女性形象。主人公艾斯自从母亲难产而去世后， 就与酒鬼父亲、两个未成年的哥哥和一个年幼的弟弟相依为命。在这种穷困潦倒的家庭中， 艾斯在她扮演的各种角色中迷离， 放逐了作为一名女性的自由， 失去了女性身体的主体性， 从而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作为一名少女， 她本应该享受公主般的梦幻世界， 然而艾斯并没被给予这样的特权。她连属于自己的一件衣服都没有， 因此“兄妹互相分享衣服穿……穿的都是男士衬衫和男士棉短裤”[2]88.此外， 艾斯还扮演着“母亲”和“妻子”的角色。她照养年仅4岁的弟弟， 负责为他洗衣做饭到洗澡入睡；她担心沉溺于狗“柴娜”和斗狗事业的二哥斯基特， “每晚， 一直等到他那里的灯被熄灭， 确定他安然入睡后我才从后门走出”[2]3;她担心大哥兰德尔受伤的膝盖， “每次打完比赛 （篮球赛） , 他的膝盖肿得像个水球”“有一次我看见了他发炎的双膝， 向他吹口哨， 让他停下来”[2]84;她还照顾整日酩酊大醉、游手好闲的父亲的饮食起居。艾斯每天为家里的男人们奔波忙碌， 二哥斯基特感慨道：“你知道吗？你很像妈妈， 而且随着你长大， 你会越来越像她 （妈妈） ”[2]222.在这些角色之间， 艾斯模糊了自己的身份， 被迫处于“失语”状态， 丧失了身体的自主权。她在内心不自觉地接受男权主义强加给她的所有的意识， 甘愿接受她作为女性的低劣的地位与观念， “自愿成为维护所谓传统风俗的执法者”[2]152.
此外， 黑人女性的主体缺席还体现在两性关系中的客体地位。沃克曾说“黑人妇女是被动物化了”[2]52.黑人女性在与男性的性关系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 成为男性发泄的性工具， 被迫沦为被男权话语所建构的客体。对于艾斯而言， “身体是物质的”[2]8, 是她“融入”男性中间的一个工具。艾斯认为“做爱对她来说是如同在水里游泳， 是最简单的事情”[2]22, 为此她放逐了女性身体支配的权利， 在与男性的关系中永远处于被支配地位， 失去了女性主体性的话语。她整日混迹在家中兄弟以及他们的男性朋友中间， 和男孩子们一起在家附近的臭水沟里“光溜溜地游泳”[2]53, 并经常与这些男性伙伴在玩耍时发生关系。见到哥哥的好友曼尼后， 艾斯深深爱上了他， 并模糊了爱与性的界限。艾斯说：“在认识曼尼前， 有些男孩想要得到我的芳心， 我就随意答应了他们， 其实并不是我愿意的……但与曼尼， 就另当别论了；他是那么的帅气， 而且他还选择了我……他想要我的身体和我的心， 我都给他”[2]16.艾斯如此地倾心于曼尼， 以至于放纵他在体育馆阴暗的卫生间与自己发生性关系。天真的艾斯在发生关系期间， 一直期待着“他会看我一眼”[2]145-146, 然而曼尼不但没有正眼看她一眼， 事后把她扔掷一边， 走出了卫生间。
可见， 面对父权主义的压迫， 艾斯放逐了女性身体的主宰能力， 失去了女性主体性。主人公艾斯沦为沃克所说的丧失了主体地位“被悬吊起来的女人”[3]66.她们“被悬吊在历史的时空中， 选择非常有限---要么自杀， 要么被男人、孩子或各种各样的压力耗尽一生”[4]192.父权主义与种族歧视的双重枷锁使黑人女性艾斯注定在女性客体地位上受尽磨难。
二、“双重枷锁”下的黑人女性主体性的放逐
艾斯在年幼时失去了母亲， 从此打断了她获得最基本生活认知的源泉。父亲整日酗酒， 无暇顾及年幼孩子的抚养。迫于无奈， 作为家中唯一的女性， 艾斯依靠回忆母亲生前的做法来行为处事。她学母亲在鸡窝里找鸡蛋；学母亲照料年幼的弟弟和兄长；学母亲穿着打扮和行为做事；学母亲在暴风中避难；她甚至还学母亲说话。可见， 艾斯毋宁说是在模仿母亲， 不如说她就是她母亲的缩影， 一个在父权家庭中地位卑微的女性。正如玛丽·埃尔曼 （Mary Ellmann） 认为， “男性与女性的生活经验有差别， 所追求的价值以及世界观也会有差别， 但这种差别在父权文化社会被贬低或歪曲”[5]89.然而， 她并没有觉得如此的身份有何问题， 反而表现出良好的适应角色的能力。她放纵男孩对她进行性剥削， 认为这是“最简单的事情”.“我穿着衣服走进了水里。等我浑身湿透了， 我就从斯基塔那拿了一块香皂往身上涂抹， 直到衣服布满了一层白白的香皂泡。这时我就把衣服一件一件脱去， 把肮脏黏糊的衣服扔在泥泞的河岸， 光溜溜地在水里游泳。”[2]53当她发现自己怀孕后感到万般无助， 她没有人可以倾诉妊娠反应所带来的痛苦与内心的恐惧和挣扎。之后， 她在无意中听到学校女同学讨论“堕胎”的方法……“女生们说如果你不能负担流产费用， 如果你不能要这个孩子或者如果没有人想要你肚子里的孩子， 可以服用一个月的避孕药就可以进行堕胎；也可以通过喝漂白剂把孩子流掉；也可以猛击腹部或者撞向具有钢铁棱角的汽车上也可以流产。”[2]102可见， 艾斯失去了作为一个女性应有的自主性与独立能力， 整日除了照顾家庭， 剩余的时间都混迹于她的两个哥哥以及他们的男性朋友之间， 遭受这些男性对她施加的各种凌辱。在倾慕曼尼时， 她内心感到很自卑， 说：“妈妈说的是错的：我没有让自己引以为豪的东西。我什么都没有”[2]123.
然而， 艾斯作为黑人女性除了遭受父权主义的压迫， 还要注定经历种族主义所施加给她的牢固枷锁。巴提斯特一家一贫如洗， 衣不蔽体， 食不果腹。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是父亲做些杂活赚取的微薄收入。父亲又是个酒鬼， 除了与酒为伴， 无暇顾及其他。在暴风来临的危急关头， 白人社会给予他们的帮助极为有限。关于暴风的信息也是大哥兰德尔打开父亲车里的广播， 通过黑人广播台收到的。兰德尔说：“节目主持人让我们加固房屋， 迎接暴风。”[2]181骇人听闻的暴风雨终于来临， 艾斯一家躲进了他们认为最安全的地方---他们家的客厅。“这间房子的窗户由几根大小不一的木板钉补而成。”[2]176暴风横扫小村庄， 外面“在暴风雨的肆虐下金属物体在风中相互碰撞， 一些破损的机器部件被风卷上高空， 再像个下沉的墓碑一样砸在地上”[2]216, 不一会， “无情的暴风雨肆虐着我们的屋子”[2]225, 艾斯家一楼、二楼相继被淹没， 万般无奈， 他们逃到了阁楼上。经过几个小时的垂死挣扎， 艾斯一家终于幸存了下来。悬在在阁楼旁边的大树上， 艾斯幻想着得到外来的帮助， “在那边的树中间有个长长的深蓝色的东西。是一艘船。有人来救我们了。之后风力也减弱了， 我细眯着眼睛一看， 我终于看清了， 原来那不是船， 根本没有人来救我们。那是父亲的卡车。洪水把它从我们屋里冲了上来。”[2]227暴风雨过后， 艾斯一家流落街头， 无处可去。最终还是黑人朋友大亨利和他的母亲收留了艾斯一家， 拯救了他们。
小说中有些情节其实并非虚构。在一次访谈中， 沃德也坦言， “这部小说中的故事其实就是我家乡很多人的真实生活写照， 我自己也有过一部分这样的经历。当我八岁的时候我的父母带着我的兄弟姐妹们一起搬到了我姥姥家， 一家13口人住在一个屋檐下。本小说中的人物所经历的贫困和生活中的艰辛都是真实的。我说的都是实话。”[6]如小说中的描述， 沃德和家人也经历过同样可怕的暴风雨。无路可走的沃德一家向一户白人家庭寻求庇护被残忍拒绝， 最终是一个黑人家庭收留了他们。沃德说：“那场暴风太可怕了。也正是这次经历启发了我的写作灵感。”[7]可见， 作家沃德在小说中通过个人的经历， 在虚实辉映的叙事手段下激活了那段血色历史。
小说中， 面对父权制度和种族主义两座大山的压迫， 艾斯只能选择顺从， 正如斯皮瓦克所言“在父权制与帝国主义之间、主体与客体形成之间， 妇女的形象消失了， 不是消失在原始的虚无之中， 而是消失在一种疯狂的往返穿梭之中， 这就是限于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第三世界妇女’错置的形象。”[8]126因此， 斯皮瓦克在其《属下能说话吗？》一文中总结：“属下不能说话。”[8]128
三、黑人女性自我救赎与主体性建构
作家沃德并没有让艾斯就此沉沦， 正如沃克所言她“把跪着的黑人妇女拉起来”, 并在个体意义上将她们的地位“提升到王权的高度”[9]478-493.那么， 对于艾斯而言， 唯一可行的工具就是她的身体。福柯 （Michel Foucault） 认为， “身体是建构人的主体意识的一个主要的权力点， 身体既是权力的结果， 又是权力关系得以形成和反抗的一个关键载体”.并且， “权力是为了控制身体及其力量、能量、感觉和快感而组织的性经验机制中最思辨、最理想和最内在的要素”[10]116.对于黑人女性而言， 她们的身体成为男性压制女性的载体， 是女性的“软肋”.然而， 对于这些女性而言， 身体也可以作为她们反抗压迫的最重要的“工具”, 成为她们反抗霸权话语， 建构性别主体性的力量。沃克认为“如果妇女的身体供男人使用， 再独立的女人也会变成性交的对象”[11]52.因此， 艾斯的选择就是摆脱在两性关系中的客体地位， 不再成为“性交”的对象。
起初， 在与“男友”曼尼的关系上， 艾斯热恋曼尼， 心甘情愿为其“献身”, 成为他发泄的“性工具”.然而， 随着故事的发展， 艾斯逐渐发现了曼尼的“真实面目”.除了艾斯， 曼尼与多个女性发生性关系。当艾斯向曼尼告知自己的怀孕消息后受到了曼尼残忍的拒绝和辱骂， 他说：“你跟所有去你们家的男人们发生过关系， 现在怎么好意思告诉我这孩子是我的？”[2]204.见到曼尼如此的绝情， 艾斯突然醒悟， 反击道：“孩子会说明一切”[2]205.艾斯想通过生下孩子， 挑战曼尼的男性权威与话语， 摆脱曼尼的男性束缚， 建构属于女性的自主与主体性， 因为“一个被解放了的心灵最终必然被表现为一个被解放了的身体与精神”[12]26, 这也要求在两性关系中， 只有把客体地位变为主体间平等地位时女性才能实现身体与心灵的完整生存， 独立自主。正如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所言：“健康的主体自我有赖于‘更高层次的主体间性’的建立， 而健康的主体间性则归根于未被扭曲的交往关系”[13].
另一方面， 艾斯决定生下孩子不仅仅是对曼尼的报复与挑战， 也是她获得独立身份， 建构主体性的一种渠道。“克里斯特瓦将母性看作是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一种挑战， 怀孕和养育打破了自我与他人、主体与客体、内部与外部的对立。”[14]86正是在这种自我与他人、主体与客体、内部与外部统一的基础上， 母亲被赋予了独特的身份。格罗兹说， “母性通过将女性特质永久地等同于生殖和哺育， 从而抹消了妇女的诸种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特殊性”[2]109, 这也意味着母亲拥有女性所有的一般身份特征， 与父亲相对应， 具有独特的主体性。在小说中， 母亲是艾斯心中唯一的寄托， 是独立与主体性的象征。然而“妈妈死后， 再也没有人能够给予我依靠”[2]59, 艾斯只能学着母亲寻找鸡蛋、学着母亲穿着打扮、学母亲处理小伤口、学母亲在暴风雨中躲避灾难……母亲的“独立能干”的形象让艾斯决心要做一个像母亲一样的人。在家庭中， 她承担了母亲的责任与义务， 早已在这一角色中得心应手。而她意外的怀孕， 让她的“母亲梦”彻底成了现实， 她决心要生下孩子， 做回真正的母亲。在故事结尾， 艾斯通过对“柴娜”的描述表达自己对独立自由母亲形象的诉求， 她说：“柴娜会回来， 站在那里高大挺拔， 乳房里的乳汁已耗尽。看到我们为她留的小屋外的灯在地上投射出光圈， 她会知道我们一直等着她， 我们一直在寻找她。柴娜会吠叫， 并叫我姐姐……她会知道我已经是一个母亲”[2]258.
此外， 艾斯对主体间健康关系的构建也体现在小说中与其他男性关系的缓和上。在家中， 起初大哥兰德尔沉迷于篮球事业， 幻想着通过在篮球比赛获得大学奖学金。二哥斯基塔全身心投入到他的“柴娜”与斗狗上， 无暇关心其他的事情。父亲整日与酒为伴， 荒废了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然而， 经历了暴风雨的生死磨难后， 一家人变得更加团结。艾斯向家人坦白了怀孕的事情， 并得到了他们的原谅。而艾斯邻居大亨利对艾斯的无微不至的关怀让艾斯“健康主体间”关系的诉求变为了可能。他默默暗恋着艾斯， 随时为艾斯提供帮助。暴风雨结束后， 艾斯一家流离失所， 是大亨利与他的母亲收留了艾斯一家， 让他们得以幸存。他安慰艾斯， “孩子有父亲……他伸出了他柔软的大手， 扶我起来。这个孩子有很多的父亲……不要忘了我永远在你身边”[2]255.家人的理解与大亨利无私的爱， 让艾斯重新获得了自由， 建构了女性主体性。
此外， 在小说中， 作家沃德还通过对“白色”的巧妙应用， 通过解构以白色为特征的主流社会的压迫， 从而为以艾斯为代表的黑人女性的主体性建构赋予了更多的希望和未来。小说中“白色” （white） 共出现了142次， 主要用在描述斯基塔的狗、周围的白人和曼尼的特征上。这些群体所表现出的共同点都是以失败或消失告终， 间接达到了颠覆主流地位的目的。
首先， “白色”用于形容斯基塔的狗“柴娜”和它狗仔的颜色。在小说中， “柴娜”有着“白色亮光的上肢”[2]40“光滑的白色的头”[2]223“长长而又白白的身体”[2]255.斯基塔带着“柴娜”斗狗时， “站在这些男孩面前， 柴娜像做珍珠的沙子一样的白， 而斯基塔像牡蛎一样的黑， 但是他们是一体的， 因为没有哪个男孩像斯基塔这么的爱自己的狗”[2]162.可见， 对斯基塔而言， 白色的“柴娜”是他的最爱， 但它仍然是一条狗， 是斯基塔通过斗狗而赚钱的工具。与此同时， “柴娜”下的狗仔的颜色都是纯白色、黑白相间或棕白相间的颜色。从这些对狗的颜色的形容可见， 作者解构了代表“白色”为主的权威势力， 颠覆了主流社会对黑人社会的偏见和傲慢。
其次， 小说中的白人， 在作者笔下和艾斯眼中以“弱者”形象出现， 故事结尾与黑人一样， 被飓风席卷一空。艾斯和哥哥们去临近的白人那里去偷窃， 他们发现白人的房子是一间“白色的小屋， 它有着高高倾斜的锡制的房顶和几扇小小的窗户”[2]64, 房子的主人是“年老的白人夫妇”.可见， 小说中的白人并非是年轻力壮的青年白人， 而是年老体弱的老夫妇。他们住的也不是豪华的庄园， 而是农场里的一间小屋子。在故事的结尾， 代表白人优越地位的“加油站， 游艇俱乐部和所有面朝海滩的有白色圆柱的房子都消失了。曾经， 这些地方我们坐着父亲的卡车过来给车子加油， 买点薯条或者买我们夏季钓鱼时用的鱼饵的时候， 那些白人总是不给我们好脸色看， 他们嫌弃我们卑微、肮脏和贫穷。然而现在这些房屋不是被毁坏或者变成瓦砾， 而是彻底消失了。”[2]252-253作者笔下通过艾斯内心的独白， 颠覆白人高高在上的权威， 表达黑人想要进入主流社会， 与白人平起平坐的诉求和愿望。
通过以上分析， 艾斯表面上接受了父权制和种族主义歧视带来的压迫和欺辱， 但她用静默式的反抗解构了父权制度和种族主义的霸权地位， 找回自己的信心和自我。可见， 经过一系列的磨难， 艾斯意识到女性的独立不仅在于对身体的主体性的控制上， 更是在与两性关系中的平等与自由上。而前提就是要求女性与父权主义进行抗争， 最终建构女性主体性。
四、结语
在小说中， 主人公艾斯在父权主义与种族歧视双重压迫下苦苦挣扎。埃尔曼将男性话语中所表现的典型的女性特征概括为11种， 即“不定性被动性、不安定 （歇斯底里） 、局限性 （狭隘） 、实用性、纯洁性、物质主义 （现实性） 、精神主义 （空想性） 、不合理性、顺从性、反抗性 （魔女） ”, 并指出， 在西方某些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女性一般被分化为天使和魔女两个极端。所谓天使型是将女性束缚于家务和养育子女而美化为顺从于家庭和睦的天使， 魔女型则是为了压抑那些挑战于男性权威的自主女性而构思的。“[5]90虽然艾斯具有埃尔曼所说的绝大部分特性， 但是她既不是”天使型“, 也不是”魔鬼型“, 而是两种类型的合并。面对这两座大山， 艾斯并没有直接给予直面反击， 而是通过自己的身体来进行默默的反抗。经过暴风雨的洗礼后， 艾斯的父亲与兄弟更加醒悟， 犹如从梦中惊醒， 开始思考家庭的意义。在这种条件下， 艾斯在家人与大亨利的鼓励与帮助之下逐渐醒悟， 开始反思自己的女性身体以及作为女性的尊严与地位。她不再做任由男性”性剥削“的、逆来顺受的失语者， 而是通过自己的反抗， 建构了自由、独立与自主的女性。
通过本小说， 作者沃德试图赋予被工具化与客体化的黑人女性权利与话语， 把他们提高到主体性地位， 实现黑人女性走出沉默的他者边缘， 逐渐在身体与精神方面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地位与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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