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 是传统社会指派给女人的命运。”--西蒙娜·波伏娃
“小说就像一个蜘蛛网， 四角附着在人生上。”--伍尔夫
聪明的你， 看到这个题目， 一定笑了。
没错， 它来自《加缪的〈日记〉》， 桑塔格以丈夫和情人来区分不同气质的作家， 我的答案你已明了。
桑塔格说：“在艺术中， 正如在生活中， 丈夫和情人不可或缺。当一个人被迫在他们之间做出取舍的时候， 那真是天大的憾事。”1盛可以全部的写作， 一句话归纳起来就是人从“憾事”中来， 到“憾事”中去。就像湖南厨师离开辣椒就无从下手一样， 盛可以离开“憾事”无所适从。长篇《道德颂》集中笔墨解剖广义的“憾事”.《北妹》《水乳》《野蛮生长》等诸多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呈现、描绘此“憾事”, 这构成盛可以的本色写作。
盛可以最出彩的是语言和激情。语言是作家辨识度的首要标志， 语言是风格， 也是意义和人格。乔伊斯感叹他的灵魂备受语言阴影的折磨。布鲁姆认为诗的本质是比喻， 文学“陌生化”的重要手段即“旧瓶装新酒”, 是对日常语言的挪用、变形和新语境的创造。盛可以的语言生动活泼， 方言俚语、家常俗语和宏大的政治话语在她的小说中察言观色， 见机穿梭， 读来惟妙会心。出色的驾驭短句的能力使文风冷峻利索， 先锋技巧和形式使文章灵动不俗。她擅用充满性暗示的比喻， 气息暧昧， 汁液饱满， 如出浴的贵妃水雾迷蒙， 若即若离， 含情脉脉， 诱惑的情状盈溢于字缝间， 如“两滴水碰到一起， 融于一滴， 在风荷中滚荡”, 又如作者执念的“花开阔绰”;带有哲思性的比喻也会拐到情事上来， 比如：“麻药已经没多少作用了， 人就像过了糊里糊涂的热恋阶段， 猛然回到现实里来。” （《手术》） 长篇中大段的景物描写百变不离其宗， 如“雨和大地疯狂交媾……像一场蹂躏的雨……” （《北妹》） 似锦繁花， 意象密集， 银瓶乍破， 时而清新时而猛烈。
当叙事逸出“憾事”的幽闭世界来到晴空之下， 盛可以就显得茫然， 她不大习惯窗外的烈日和暴雨。在我看来， 盛可以的写作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她的价值观有待商榷， 如果看不到商业对政治的巧妙征用和改写以及二者内部逻辑的某种一致性， 如果女性的个人解放不能与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 那么这种作品的力度会大打折扣；第二， 在向重大现实或历史事件突进的作品中， 严峻的外部现实、历史事件与内里的情欲书写互不交融， 其中的局限部分来自个人的思想修为， 部分则携带着性别写作和代际写作的共性， 值得同代人共同警惕。历史并非一件遮风挡雨的外衣， 而是一种贯穿当代心灵的精神。一切解放、进步、意义和价值都建立在历史当中。
年过“不惑”, 作家必定要遭遇突破自传、超越激情的考验， 如果仍不能将重心从卧室移向开阔的世界， 作家与作品的生命力必将遇见自我重复的瓶颈。对于持续终生的职业写作， “自叙传”和个人才华必须不断反省， 自觉转化、升华为思想力和理解力。
一、性
不管《北妹》是否是盛可以的处女作， 都可以作为她的写作起点来讨论， 她的长处和隐患都埋藏其中。这个小说超越了底层文学、打工文学的简单粗暴的诉苦方式， 呈现了城市被光怪陆离的消费符号所遮蔽的暗黑的底层经验。这不是一部精英替打工妹代言的作品， 其中和着作者自身的眼泪和决断后的痛楚。这个女性进城小说奠定了盛可以的叙事格局：两位女主角从老家出走进城逐梦， 女一号的身体具有“诱惑的天赋”, 她欲望丰茂， 内心强壮， 叛逆， 玩世不恭， 迷恋性事且不闪烁其词， 亦不将其当成交换工具， 无情地嘲弄男权。而女二号则将传统意识随身携带， 正好与女一号构成参差的衬托关系， 不是黑白分明的对比而是桃红柳绿一样互相映照。女一号虽然被现实弄得鼻青脸肿， 但内心还有一股子气撑着， 而女二号往往很难幸免被现实侵吞的悲惨命运。在她笔下， 城市虽然具有“诗和远方”的解放性力量， 但被呈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城市“嗜血”的本质， 是对主人公的侵害和剥夺， 进城被讲述为女性身体不断丧失的故事。
作家的叙事想象往往受个人经验的限制， 在“70后”这一代人身上， 面临的最大考验是对现代城市精神的理解。有些作家持乡土文明的道德优势歧视城市的堕落， 将城市讲述为一张血盆大嘴；有些作家则以城市的开放、自由和陌生解构传统道德而忽视传统的难于剥离， 凡此种种， 都受制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失之偏颇。由于盛可以独特的进城遭际， 她见惯了城市的幽暗， 所以她更钟情于书写心理创伤经验。
在《北妹》中， 钱小红被姐夫搞坏名声之后到城镇当洗头妹， 重复《二妞在春天》中二妞的情感实践， 后来受到远方的蛊惑， 与李思江结伴从老家到现代都市深圳“历险”.女人在情爱中的历险与古典英雄在险象环生的自然中历险没什么两样， 但命运走向完全不同， 英雄经历重重关卡和阻挠之后必定像“奥德赛”一样荣归故里， 接受民众的膜拜， 哪怕失败也堪称悲壮。女性在爱情中苦苦泅渡之后的结果往往遍体鳞伤， 灵魂死无葬身之地。钱小红的主体性启蒙依然离不开男性：她的身体启蒙来自姐夫；审美启蒙来自斯主管送的《唐诗赏析》；知识启蒙来自警察朱大常送的《辞海》……与姐夫发生关系是乱伦， 与斯主管和警察则含有权力关系， 她前进的每一步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文尾， 进城的钱小红没有得到金钱、婚姻和爱， 却患了巨乳症：
“她咬着牙， 低着头， 拖着两袋泥沙一样的乳房， 爬出了脚的包围圈， 爬下了天桥， 爬进了拥挤的街道。”
乳房， 这个开篇即“被看”的尤物！曾给她带来同性的妒忌和异性的觊觎， 最后病态发展， 成了遭主体厌弃的“泥沙”, 仿佛包含着钱小红对自我的仇恨， 又宛若对男权的幡然醒悟。
无法自控的身体隐喻了钱小红及所有打工妹的困境。
李思江义气行事地用自己的处女膜与村主任换来了暂住证， 同居、堕胎、被弃……最后莫名其妙地“被”结扎， 尚未结婚生育能力已被剥夺， 6万赔偿款则被口口声声要与她结婚的男友卷走了。李思江渴望自杀， 被钱小红挽救后只身返回故乡。而故乡是回不去的。在老家， 赚点钱的打工妹一律被认为是卖淫， 连亲生父母也无法相信她们， “熟人社会”的想象早将她们排斥在外。
每位打工妹的身体皱褶里都收纳了城市与故乡的双重歧视。盛可以让“北妹”们簇拥着女主角拍大合影：大方到磊落的朱丽野深夜被嫖客谋杀；未婚的李思江被强行搞了计划生育却百口莫辩；悉心计划要买深圳户口的张为美在卷走宾馆的钱之后干起了为别人生孩子的生意；吴樱在丈夫出轨后本来指望委曲求全， 最后下决心离婚却被剥夺了孩子的监护权……盛可以谱写了由男性的欺凌、同性的倾轧以及权力的压制共同构成一张无边无际的网， 在这张悲伤之网下我们能窥见打工妹们扭曲的性爱观， 恰如泰勒所言：“在父权制社会， 女人被迫接受她们自身卑贱低下的形象， 她们也就把这样一幅自身低贱的图像内化了……它还能造成可怕的创伤， 使受害者背负着致命的自我仇恨。” （2） 男权于这群不断丧失的女性乃生命无法承受之重， 她们只能自我放弃， 自我仇恨。
我们都知道人物不能等同作家， 但被叙事人赞赏或同情的主人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作家。在《北妹》众多女性中， 作家的情感天平明显倾斜于女主角钱小红， 叙述赋予了她“现代”气质， 让她的“现代性”具有话语权。让我们来集中看看钱小红的“现代”:当李思江不慎怀孕却被当地人坤仔抛弃而她却仍然顾盼流连时， 钱小红一语中的：“操！他添一点爱情的佐料来搞你， 就搞得合情合理了啊？感情， 真是样好哄人的东西！真有感情， 他就该拿五千。” （3） “真有感情， 他就该拿五千”这是否依然停留在交易逻辑链条中？五千和五百不正是五十步和一百步？怀孕被抛弃才是关键。妓女朱丽野的口头禅成为钱小红颇为欣赏的名言：“辛苦两三年， 幸福一辈子， 就那点破事。” （4） 消除性交易的道德障碍却不能消除交易的性质。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欲望的压抑， 如果将爱从性上面挪开， 人与动物何异？
在与黑社会的陈志颖发生关系后遇警察的审讯时， 钱小红大胆夸张地回顾了那次性交， 她讲的不是实情而是她添油加醋的浪漫想象， 她以此嘲弄警察的权力和男人的道貌岸然， 却变相地满足了他们对女性身体的窥私欲。
当一个因身材发福被称为“S”的官员试图以出手大方的小费引诱钱小红卖身时， 钱小红以自己的机智让“S”丑陋的身体暴露于灯光之下， 嫖客的身体反过来沦为“被看”的对象并遭到无情地捉弄。 （5） 叙述人颇为得意地将“S”置于“被看”的地位， 认为以“妓女”的方式报复嫖客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实质却南辕北辙， 女性主义的道路和目标绝不是简单地将秩序颠倒过来， 而是要将女性身体商品化、精神物化的状况连根拔起， 重新恢复其作为人的权利和地位。
端午节返乡， 钱小红遭到乡亲和父亲的歧视。临行前夜， 姐夫试图纠缠， 被她一顿臭骂， 回想往事， “忍不住一阵恶心， 觉得姐夫现在每一个毛孔里都透着牲口一样的肮脏与愚钝” （6） .厌弃姐夫的身体、廉价的避孕套……彰显了她对自己城市经历的认同。
小说明确表达钱小红的性爱观的“现代”气质是她与警察廖正虎在性交后的一次“辩论”:
“吃亏？我从不这么认为。又不是你强迫我。”
“你是女孩子啊， 被人搞总是件吃亏的事情。”
“我记得好像每次我都会在你上面。”
……
“可以这么说， 我们都满足了自己的身体。”
“妓女跟嫖客上床后， 嫖客拿的钱跟妓女身价不等， 那妓女吃亏了；被人强奸了， 也是吃亏；我不是妓女你不是嫖客， 你也没有强奸我， 所以不存在我吃亏的道理。”
“女人要都像你这样去思考， 这世界会不会乱套？” （7）
这段谈论单刀直入。钱小红的男女平等观貌似由自发变为自觉， 实际上仍在身体表层。钱小红敞亮了女性被抑制的身体欲望， 她对性持一种前所未有的理直气壮的态度， 且没有将性当成交易物， 尽管她与千山宾馆潘经理以及与医院同事夏及峰之间的性交都别有用心。性能量让她获得了以往文学画廊中的女性所不曾获得的自由， 但非常遗憾的是并没有借此打通通向主体性建构的道路。
撇开文明、道德、爱这类大词， 时代、思想的开放是否等同于性的开放？离开熟人社会的传统秩序， 人是否可以不加辨析地依循自身的动物性， 你情我愿的交欢是否值得大书特书？自律、自觉乃至洁身自好是否应该被嘲笑？我想这不仅是写作时要思考的命题， 也是消费社会每个人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文学人物的生命力一方面来自读者的认同和情感代入， 另一方面也来自文学谱系中人物基因的繁衍能力。“北妹”钱小红的基因非常强大， 她开枝散叶， 自我分化出一系列人物， 如左依娜、旨邑、李小寒、橘子……无不具有旺盛的情欲和清醒的性别意识， 对自己身体所向披靡的诱惑力无比自信， 并以性挑战既定秩序。挺拔苏曼和李思江的欲望和观念也被作家笔下的后继者所分享并发扬光大。我们时时能够从后继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命运深渊中午夜梦回， 依稀看到《北妹》的魅影幽魂。
继《北妹》之后， 盛可以接着创作了《水乳》， 左依娜与三个男人、四个女人与一个继女之间的故事， 完全在新兴都市深圳展开。左依娜没有钱小红的丰乳， 很快就接受了传统指派给女性的命运， 掉进“爱情的坟墓”, 但是她同样充满“诱惑的天赋”, 在平头前进和成功人士庄严、初恋情人吉姆郎格之间摇曳生姿。
朱丽野摇身变成了挺拔苏曼， 她关于性爱的言论不再是两句口头禅， 而是有一套理论：
女人， 没长那东西， 怎么去操人嘛。
那东西， 是长在心里的。
女人左依娜诧异地盯着挺拔苏曼， 她的脸在酒吧的灯光里， 开始像只粉球， 慢慢地， 毛孔变得很大， 皮肤像猪皮一样粗糙， 眉毛色彩浓了起来， 嘴唇周围长出了一丛黑色的胡子。她打了一个嗝， 又招手要了两瓶啤酒， 嘴对着瓶子吹了起来。然后， 她借台上的蜡烛， 点燃了烟， 用两只关节很粗的手指夹着， 吸毒一样狠抽了几口。她把衣服从肩上半脱下来时， 女人左依娜尖叫了一声， 但她只看见挺拔苏曼强健的胸肌。
有什么奇怪？依娜， 那东西长在心里， 女人就是可以操男人。 （《水乳》）
这套言词听起来惊世骇俗， 实则是对男权统治逻辑的挪用， 而且非常浅。苏曼言论激烈， 举止粗犷， 抽烟、喝酒， 貌似充满男性的能量， 洒脱的人生态度赢得同性的羡慕， 最后却同样栽在男人手里， 裸露出一颗柔软而破碎的女人心。苏曼缺乏与饱满身体能量匹配的精神能量， 精神的困顿与突破才是文学书写的重点， 才能动人心弦。
袁西琳身上多少飘荡着李思江的幽灵， 受苏曼豪言壮语的鼓舞在泰国叫了一次鸭， 与此同时先生则在东莞与四川妹一夜情。事后两人均怀疑得了性病， 藏藏掖掖到私人诊所治疗。袁西琳道德冲动向先生诚实坦白反遭先生的算计， 借此瓦解了自己内里脆弱的婚姻。
《水乳》新房墙角越来越大的裂缝隐喻左依娜与平头前进婚姻的破碎， 并以台风隐喻婚姻所遭遇的风吹雨打。陌生的城市里， 每个人都是分裂的两面体：白天呈现道德的表象， 夜晚敞露身体的欲望。欲望就像一匹出笼的野马横冲直撞， 不受主体控制。
在每个爱情故事后面都补上了一笔经济账， 比如苏曼帮助吉姆郎格 （朱涵文） 在银行挪款；袁西琳给马小河提供了企业的启动资金；平头为了分房迅速与左依娜结婚；左依娜在跟庄严之后迅速地掌握了他的经济大权， 在与初恋情人吉姆郎格激情相遇时依然没忘记估量他的房产价值……《水乳》细致展示了男女即将进入婚姻时的游移、妥协， 婚姻中的谎言与相互背叛， 婚姻破产时的算计、不堪， 爱在苏曼这里约等于性；婚姻在左依娜这里成为换取物质生活的砝码， 依附心理还是顽固地残留着。
《干掉中午的声音》《取暖运动》《一场春梦》等系列小说从标题即嗅出性的味道， 小说打开了通往潜意识的暗门， 文学女青年闺阁中的寂寞、幽思、性幻想被细细勾勒玩味， 耽于“小我”, 无他。
中国古典爱情小说的核心矛盾来自门第， 如梁祝和宝黛；现代爱情小说破除门第障碍后将外部冲突内化为灵肉冲突：如《莎菲女士的日记》《爱， 是不能忘记的》。女性主义经过一个世纪的挣扎奔突， 发展到盛可以这里， 海枯石烂的古典爱情遭到抛弃， 爱情的精神性和人的神性均受质疑。将文明的面具扒下， 敞开女性的潜意识构成盛可以写作的强劲动力。她曾在讲稿《文学需要冒犯的力量》中说道：“小说家对恶的探索与思考， 是内心能量的巨大喷发， 是对于艺术的神圣冒犯。”探索恶、冒犯温柔敦厚的美学所表征的传统文化是20世纪现代主义转向之后文学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这使人对自我黯淡部分的认识变得更为深刻， 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囚禁， 切断人“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之间的联系。冒犯与恶本身并不产生意义， 其意义来自与历史的联系中， 来自恶与正念之间的对话、流动与重构， 最终目的是为了丰富和扩展人类文明， 就像女性主义运动是为了让被压制的“第二性”能够与男性共享人类的文明成果， 使全社会更开放、更美好。
二、命
在盛可以这里， 命并非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命运， 而是指生命：这头是死， 那头是生， 以她的喜好叙事难免要拐个弯到性上去， 性命性命， 由性及命。相对于人物一步一步走向命运的必然性， 盛可以更偏好于使生命分岔的偶然性、突兀性。她早期的写作以情欲为内核， 后来有所扩展， 部分作品开始对生命本身进行扫描、检阅和省察。
《喜盈门》从标题到开篇无不充溢着反讽--“姥几 （方言：曾祖父） 要死了。他的泥屋里头一回充满了欢笑。”生命的价值遭到嘲笑。生之毒、欲之恶借儿童视角展开：亲人们从城市赶回乡村为曾祖父送终， 他们打着麻将、嘴仗， 想着心事与往事， 计算着时间和经济损失……曾祖父迟迟不肯撒手， 打破了孙辈的日常安排， 一直伺候曾祖的我爸爸只好悄悄地在茶水里添加了安眠药， 帮助曾祖父上路。儿孙满堂， 却只有我这个被生母抛弃的曾孙子感到些许悲伤， 想起老人曾给我玩具、教我写字的温馨片刻。在中国， 死者为大， 葬礼往往是一场虚伪而铺张的演出， 大家急于以号哭、浪费、喧嚣的葬礼来表演自己对亲人离别的复杂感情。大人们都在盘算和表演， 真正的悲痛往往只属于尚未经事的孩童， 他们能以自己有限的经历和无限的深情回忆起老人那不假言辞的爱。《喜盈门》中的曾祖父与《野蛮生长》中的老人李辛亥一样老到遭人嫌弃的地步， 只有孙辈心头尚流淌着儿时从老人那里学诗、画时的温情。“洗砚之时曾染指， 种花以外不低头”这副对联反映了中国古代乡村读书人内心潜藏的清高隐逸， 而麻将生涯则展示出枯燥现实对生命力的缓慢磨蚀。
《香烛先生》中智商有障碍的“九天”迷恋乡村的丧葬仪式， 只因为在这样的时候， 他不仅可以吃饱而且沉浸在热闹中无人干涉他、嫌弃他。当母亲有了二胎， 他所依恋的母爱变得若有若无， 于是一个傻子用自己的智商谋杀了弟弟丰收：在弟弟与小伙伴捉迷藏的时候， 他引诱弟弟进入已经装好尸体的棺材并盖上。棺材迅速被钉紧了， 母亲再也找不到弟弟， 凄厉的呼号声随晚风飘荡。就像《喜盈门》文尾的“我”无意中偷服了冰糖罐里杀死爷爷的安眠药一样。此际， 叙述被一股内心的邪恶力量所挟持， 甚至顾不上生活中的合情合理。当叙事人沉迷于解构、颠覆之执念， 就像中蛊的人一样被带到邪路上。在死亡灰色的暗幕上， 再叠加一次有意地谋杀除了增加阅读的惊悚感之外， 对于增进我们对智障人士的理解与同情并无帮助。
在透过死亡仪式窥视生命真谛的作品中， 我比较看重《在告别式上》， 这是盛可以感情非常投入的一个短篇。人到中年， 同学之死如此切近， 忙碌的我们不得不挪开手头的一切来凝视死亡， 它像魔鬼也像天使， 将万花筒般的人生之谜仓促置于面前。
这个世界是需要一些谜的， 答案后面往往是谎言和谬谈。就像如果圣艾格苏伯里没有被找到， 我们就真的以为他和小王子在小小的星球上冲着地球微笑；就像无须追究‘三星堆’之谜， 就让它继续谜思下去吧--没有明确的答案， 美就有了不确定性， 就是美上加美…… （《在告别式上》）
这段话既像世界观也像美学观。盛可以大抵是沿着不确定性来营造小说的空灵氛围。不确定性是虚， 《在告别式上》盛可以充分调动了虚的魅力以达成虚实相生的美学效果。主角小碗自杀了， 她是缺席的存在， 她的坠楼将一群同学召集到特别的人生路口， 死亡让我们摆脱各种现实羁绊袒露真实的自我， 各式人生暗疾：癌症、自私、不忠、婚外情被摆到台面， 原来光滑璀璨的“袍”被撕裂， 虱子被放大， 被小心翼翼地包裹着的种种不堪得以展露。小说设计了当年排演《雷雨》的剧组来隐喻人生如戏， 大家均为舞台过客。同学们关于小碗的记忆千差万别， 互相矛盾， 互相抵牾， 回忆越多越难以拼凑出一个整体的小碗来。每个人留存在他人记忆中的是某个难以言表的侧面， 携带着回忆者的自我和偏好。客观和真相随小碗远去了， 隐匿于时间的荒野中。追索小碗自杀的原因形成小说的叙事动力， 但最后秘而不宣， 关于海归情人的猜测以及妇科检查的线索将小碗的自杀往烂俗之路上引。从枝蔓庞杂的追忆和讲述中， 大概可以窥见作家的人生观， 种种抽象的、形而上的艺术升华抵不过一桩疯狂的爱和具体的怀胎。
盛可以敏感于女性身体易遭的侵害， 怀孕、堕胎、乳腺疾病的侵袭和失去生育能力的恐惧往往与男权的统治相关。她细致入微地描绘冰冷的器械对身体带来的恐怖和伤害、女性对怀孕的渴望以及丧失繁衍能力带来的打击。洞穴般的子宫使女性沦为第二性、遭遇性侵的同时却可能带来快感、诱发母性和超越性。身体的真理及其悖论、性的复杂性是女性命运的根本困局。如果不努力碰触精神层面的独立自主和男女平等， 女性写作很快就碰到了“此路不通”的警示牌。
《小生命》以男孩视点呈现故事， 他懵懂未明的姐姐被弄大了肚子无法收拾之后回家。两边家庭艰难谈判， 本已谈好了十万块， 最后父亲将心比心， 只要了对方一万块手术费。在谈判过程中， 叛逆期的姐姐也认清了男友不负责的真实面孔和父母对她朴实无华的爱， 结局皆大欢喜：姐姐母性爆发， 母亲让姐姐将孩子生下来， 懵懂的“我”即将当舅舅。这个短篇在盛可以的创作中属于少有的， 伴随生命而来的光亮、力量的尊严终于战胜了精明的算计。《佛肚》讲述一个满心荒芜、曾准备求死的姑娘在与世隔绝的“佛肚”慢慢获得了生之喜悦与安详。这类小说呈现出超越性的价值取向， 既表达了世间的险恶、晦暗和寒凉， 又展示了生命本身的高贵和超越过往热爱生命的美好。
新作《福地》集中展示了消费时代女性子宫的商品化。在一个类似“集中营”的“代孕基地”, 代孕妈妈们被高度简化为子宫--福地--生育工具--“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的传统价值过去让有钱男人三妻四妾， 今天遵循一夫一妻制则可以找人代孕。张爱玲将婚姻比喻为长期卖淫。男权文化将女性物化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并以贞操观束缚女性生命力的逸出。盛可以很早就意识到女性的物化处境， 比如《青桔子》中桔子姑娘先后用自己的身体贿赂了先生的哥哥和家公以获得平等的结婚待遇；《北妹》中李思江的处女膜换来了村长的暂住证， 未婚的她被结扎得到6万的补偿款；曾在宾馆工作的女同事张为美干起了代孕的生意， 若怀的是男孩可以得一万二， 女孩则只得八千……代孕被明码标价， 虽是一笔带过， 但作家对这个职业有所关注。当读到一则代孕基地被查封的新闻， 盛可以立即有了《福地》的创作灵感。
小说以一位有微微弱智的少女的视角来呈现这个特殊的环境， 弱智可以降低身体的羞耻感和敏感度， 她能将一些不堪之境和盘托出。“福地”是一个非常精到的隐喻， 福地是子宫， 是生命的摇篮；女性拥有的依然是物化的身体， 她们依然要依靠性器官 （钱小红的乳房， 李思江的处女膜、子宫， 原碧的“金莲”） , 流产在她笔下反复出现， 有些因为偷情， 有些因为超生……机械探入阴道的寒冷与阴茎进入身体的温热形成尖锐的对比， 生命的诞生与消灭就在这一冷一热之中。
在中国文化中， “无后为大”, 传宗接代具有无上的优先权。多子多福、重男轻女是将女性沦为生育机器的诱因。“福地”貌似可以让那些不能生育的家庭重获幸福， 但这是建立在代孕妈妈丧失自由和幸福的基础上。每位代孕妈妈都饱经沧桑， 携带着难以言喻的创痛。代孕是将女性赤裸裸地商品化， 即“产品”, 代孕妈妈就是标准化的流水线上的产品， 所以要先消灭人之为人的感情、欲望、意志和尊严， 被驯化成一台按指令运转的机器。“福地”被“牛老板”严格管理着， 商业利润最大化的追逐使他完全借鉴了“集中营”的管理方式， 满口僵死的集权话语在“福地”上空飘荡。消费社会将一切都纳入消费的怀抱， 性如此， 孕育生命亦然。“福地”是一个很锐利的切入口， 能由此窥见社会的各种隐疾， 一切都商品化了， 金钱无所不能， 情感无处可遁。由于是依新闻题材发酵， 缺乏现实经验的参与， 颇似当代学术文章中的引文， 未能与内文构成真正的对话关系而显得游离。领养的孩子不亲， 题材没有经过长时段的咀嚼、消化、沉淀， 很难生成作家的血肉， 这也是创作当代题材的普遍挑战。现实瞬息万变， 作家要成为“伟大的捕风”者， 从万象和一念中捕捉恒常与变化， 从翻腾不息的欲望中觉知人的良知， 从内心的风吹草动中省察人之为人的道德和高贵。
无论是何种宗教信仰乃至革命事业都必须首先面对欲望如何讲述的问题， 这是道德生活的起点， 也是意义的根。加缪认为放纵的性会导致一种世界无意义的哲学， 而禁欲却可能带来一个意义。禁忌带来稀缺， “物以稀为贵”, 城市的解放性力量首先表现在“食、色”上。食即超市里堆积的物；“色”乃灯红酒绿。过于拥挤的、与饥渴无关的物加上泛滥的与爱无关的性是消费社会普遍弥漫的无意义感的根源之一。
道德的力量与欲望的力量此消彼长。道德约束欲望， 安顿身心， 这恰是急于反叛的盛可以所忽视的维度。《道德颂》这个标题像一张伪装的“羊皮”.随着女主角从打工妹变成文学青年甚至知识分子， 她的女性观也在发展：
“如果是石子儿， 小命就被你拿下了。弹弓是男孩子玩的， 女孩子玩它， 长大了可能就是个女性主义者。”秦半两揉着额头， 没料到她真有两下子。
“我相信人会是潜意识地‘选择’自我， 决定自我采取男性的生存方式还是女性的生存方式。人的性是心理的性， 性差异不仅仅是文化因素， 它总是超出单纯性别上的不同。”旨邑心想女性主义者是否会陷入她这样的处境？
“女性其实本来就是自由的。女性一旦意识到自己完全是自由的， 她就必须自己拿主意， 自己来塑造自己， 而不是听从男权文化的安排。”秦半两对女性主义有自己的理解。 （《道德颂》）
此际， 女性主义终于具备了男�M女对话的性质， 比起出自本能的“独白”和对男权话语的全盘挪用， 的确有所进步。但谈论对象秦半两的见识并不匹配， 以玩弹弓来为女性主义贴标签浮浅， 流于皮相。而且他的头痛比之真实的疾病更倾向于隐喻， 是疾病还是女权主义和女人让他头痛至死？！“自由”被简单地图解为性自由。她与水荆秋的婚外情掉入了“狗血”的俗套：有妇之夫拒不离婚， 旨邑犹豫之后打掉三胞胎陷入“怨妇”的幽暗之境。吊诡的是， 伴随着作家本人生活状态的稳定， 受过教育的旨邑反而逐渐丧失了钱小红的独立性。她所渴望的是重新领受传统女性的命运--婚姻。女性离精神独立更远了。
与旨邑构成陪衬关系的是原碧， 她的绰号叫“现代金莲”, 原本对自己的身体尤其是脚羞于谈起， 但发现男人们都喜好之后将计就计， 将“金莲”公布于博客。消费文化对歧视性的传统符号进行改写， 换取“粉丝注意力”, 引发性联想， 再度“被看”, 掉入了男权主义的陷阱。
小说堂而皇之地使用形而上的标题《道德颂》， 颇为反讽的是再度回到爱情与现实婚姻的陈旧冲突， 笔墨之间专注于描摹争风吃醋的心理韵致， 对道德、责任以及灵的层面涉入甚少。盛可以服膺于欲望之丰， 渴望从身体内部发现真理。直觉、感受的力量也许的确是抵御理性、规约的利器， 但歌颂直觉是由于清醒地意识到理性和规约的存在。欲望越泛滥， 道德越神圣；社会愈开放， 自觉的价值愈高， 自由的意义愈大。书写情欲得先透彻理解道德的意义。
三、史
中国文学很难摆脱历史的诱惑， 漫长的文学传统和文学史的召唤不仅塑造了作家的创作动机和读者的阅读期待， 也形成了批评的历史标准。今天， 作家、读者和批评家共同维系着一个对历史需求大于文学需求的文学场。《一九三七年的留声机》《死亡赋格》《野蛮生长》等作品力图让叙事的毛细血管往历史、现实和权力之维伸展， 显示了作家突破小我， 进入历史的努力。
“70后”的成年期是20世纪90年代， 世纪末世界格局发生了剧变。在中国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加入WTO和全球化日深、流动性加剧。市场在给人提供一种计划经济不曾有的解放力的同时让一切都转化为商品和交换价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化再次遭遇消费文化的冲击， 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关系以及整个民族的心理结构都在“现代”的刺激下发生变化。
盛可以的《野蛮生长》主体对应着这段剧变的历史。乡村家族叙事以太祖母的遗照始， 爷爷的遗照终。爷爷高寿的一生也是“乡土中国”现代化的见证。全书人物命名都采用天干地支纪年和节气， 对应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
爷爷被命名为李辛亥， 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标识。不过叙事害怕担负历史的庄重迅速撤回家族内部：一边是不成熟的革命的枪声；一边是十八岁的太祖母死于难产， 这一笔让我迅速联想到《金陵十三钗》的开篇：少女书娟在初潮见红的同时听到南京大屠杀的隆隆枪声， 身体的成人与精神的成人同时降临。叙述人使用了调侃的语气--“是我爷爷把她折腾死的”--消解我们对历史、祖先的虔敬之心， 这是叙述的策略， “我注六经”, 主语在“我”.《红高粱》之后“我爷爷”已经成为新历史小说、家族叙事的标配。现代文化借第一人称叙述凸显“自我”与个人主义， 对以“仁”为标记强调二人关系的传统文化和君父同伦进行改写。在《野蛮生长》中， 家、国同构关系松绑， 而且颠覆了我们对家的温暖想象， 家内部是分崩离析的、藏污纳垢的、令人压抑的：父不慈、子不孝、夫妻不忠、兄弟姐妹不亲。家是男人对女性实施统治和压迫的在所；家是一个必须离开、仅仅用来回答“我从哪里来”的地方。从小小的“家”中出走、到广大的社会中去是女性独立的必由之路。
写作让盛可以声名日显， 她已有余暇学画写字。《野蛮生长》中的叙述人李小寒比钱小红强大多了：“我”北上人民大学读新闻， 又辗转南下开创事业， 身为无冕之王， 南方尽收眼底， 但女性的处境似乎离现代十分遥远。
让我们回来看看“野蛮生长”之地。“我爷爷”李辛亥是个无所作为的读书人， 他吟诗不过为了调情， 并像乡村一切无聊的人一样沉迷赌钱， 哪怕妻子去世也坚持打完手上的牌。情仇横亘在爷爷和我爹李甲戌之间， 他们终生不和。我爹李甲戌也不是什么慈父， 他继承了祖父的寡情， 还继承了君王的暴戾、专制。他就是父权的象征， 重男轻女， �I卫所谓的正义和男权秩序。他打老婆、骂孩子， 他的眼里没有“人”, 只有物。所以姐姐李春天的身体烙着被掐死的记忆， 她少女时代的任务就是去土地庙诅咒他， “我姐就在这儿跪拜， 双手合十， 咒我爹病死、淹死、被水牛顶死， 被疯狗咬死、被汽车轧死， 怎么死都行， 就是别让他活着。”这是中国文学中罕见的父女关系。父子关系经过现代文学的书写早已你死我活， 势不两立；传统现实中女儿虽然常常像牲畜一样被贱卖， 但父女关系的虚伪面纱却被男作家们处心积虑地维护着， 从来并没有像《金锁记》一样敞开来。姐姐出于负气， 草率匆忙地将自己嫁给家徒四壁的乡村货郎；但父亲却亲自为她打衣柜， 沉默地反复刷油漆， 这个细节耐人寻味。虽然是“泼出去的水”, 但父亲对女儿出嫁仍百感交集， 复杂难状。
大哥李顺秋青春期因为严打而进了监狱， 出狱后谨小慎微地过日子， 抓田鸡得了血吸虫病；娶了嫂子后更是言听计从。
二哥李夏至乃一伏笔， 文尾， 狠心的叙述人给了他一记耳光， 他不是李家的骨血， 而是母亲与马社长偷情的结果。让这位终日围着灶台转的农妇一个外遇的机会， 这无论对于推动情节还是丰富母亲抑或二哥的人物形象， 都没有必要性。这一笔有点像《尘埃落定》中傻子的汉人母亲， 最后来一笔说自己是妓女， 我想没有一位母亲会主动去跟儿子谈自己的妓女身份。从叙事逻辑来看， 这种八卦细节对小说的情节发展毫无必要， 纯粹为满足作者自设的潜理论：有婚姻就有外遇， 婚姻乃囚笼， 从来没有人能在里面待一辈子， 这无疑是作者的曲解。
《野蛮生长》中， 只有我姐姐李春天的婚外情才具有情节意义。她遭受了全部乡村女性的厄运， 刚出生就差点被父亲扼杀；在夫家继续受虐， 生了两个女儿， 在怀儿子的过程中尝尽了计划生育政策之苦， 鸡飞蛋打。刘芝麻身上集中了乡村男人的恶习：游手好闲打老婆。李春天后来随大嫂到城里车衣， 试图离开丈夫却被死缠烂打， 这种情形下有了外遇。父爱匮乏， 丈夫虐待， 离乡进城自己赚钱， 这比较符合乡村女性出轨的实情， 绝大部分乡村女性甘愿“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李小寒胡乱恋爱可以看成叙述人的偏好。让母亲偷情属于为冒犯而冒犯。而嫂子肖水芹就像《北妹》中朱大常结扎后妻子却偷情怀孕一样属画蛇添足。肖水芹心高气傲， 多次高考未中， 她不计我哥哥坐过牢的前科主动搬来我家。从她对人生的主动掌握来看， 肖水芹是被寄寓理想的， 她受过教育， 有主见， 拥有车衣技术， 能够巧妙地与家翁所代表的男权迂回搏斗， 并取得了相当的胜利：比如与长辈分了家， 只生一个， 带着丈夫和女儿离乡进城， 用自己的手艺攒钱， 一心一意地培养女儿， 将女儿设计为自己的理想版本去圆未遂的出国梦……最终却因癌症而自动失踪， 女儿李线线去找妈妈也未再回家。是否要让如此自强的女性在癌症之外再追加一个不堪的残景和异性的侮辱， 这可能不是一个“手狠”的问题， 而是一个心狠的问题。
“我”从北京南下到二哥同学喻书中手下当记者， 参与了非典和收容制度的采访， 显示了非凡的新闻敏感和写作能力， 并在工作的过程中迷恋喻书中， 未遂。在广州， 我与外甥女刘一花有短暂的交集， 刘一花美貌， 招蜂引蝶， 浪子六子死心塌地追随她来到广州， 成了她的男朋友， 却在去为她买衣服时无端被收容， 之后被活活打死， 我受刘一花委托去采访了收容制度暴露其罪恶并最终促成这个制度的取缔。刘一花原本就对婚姻存疑， 六子死后更甚， 最终却因想分手而被新男友杀害。她妹妹刘一草在高考后被轮奸从宾馆跳楼自杀， 当刘芝麻夫妻正在烧烤摊上忙乎得知消息时却被城管砸摊子。刘芝麻悲愤交加用烧烤竹签刺死了城管而被执行死刑。一家人都死于非命， 李春天最后精神失常。这一家的故事就是个悲剧大拼盘。
《野蛮生长》是一个大家族不断失散的过程。家族的繁衍能力渐弱， 爷爷李辛亥家外还有私生女， 父亲李甲戌从春到冬生了一窝。到了“我”这一代， 想生男孩的姐姐被结扎了， 只生了两个女儿；社会变化思想开放了， 嫂子肖水芹自觉生了一个女儿， 不肯再要二胎；“我”尽管情欲蓬勃， 却对结婚毫无兴趣。第三代只剩三位女性， 一个死于自杀， 一个死于他杀， 一个失踪。小说结尾没有像《喜盈门》一样再使暗箭， 这个大势已去的家庭在团圆时甚至弥漫着些许温馨。一百年就这样在一个家庭的聚散离合中飞逝。叙事呈圆形结构， 回到爷爷李辛亥， 在他的百岁 （死） 中结束， 牌位高悬。
盛可以有意识地扩大小说的叙述空间：有传统的乡村、刚刚开放的县城、政治的北京和商业的广州。每位人物给了现实悲剧配额。故事不可谓不多， 但开篇确立的戏谑基调使整个文本与庄重抵牾， 无法承担起历史的重量。尽管与人物命运休戚相关的情节均伸向毛茸茸的历史深处， 结果沉重的历史像块冰块一样融化在情欲的火炉中。
短篇《一九三七年的留声机》标题中的时间是个清晰的历史路标和整个民族的心结所系；留声机是一个传播工具， 所以这个标题是引人入胜的。历史路标有效地将我们引入抗日情境之中， 可是很快叙事就拐弯了， 撇下枪林弹雨的广场转向了飘荡着《雨夜花》的温室， 历史的风雨被阻挡在室外， 长驱直入地进入了作家驾轻就熟的情爱领域。麻生于我有了救命之恩， 滑入“无以回报， 以身相许”的古典模式。小说借日本军人麻生之口揭露中国军队内部的腐朽和孱弱， 以此展示历史叙事与真相之间的裂缝， 但这并没有超出我们的知识范围。文尾死里逃生的父亲归来后用枪击毙了“刽子手”, 戛然而止。
长篇小说《死亡赋格》作者同样着手处理大历史， 但很快就撇下历史的血雨腥风躲进了“桃花源”, 流连于卿卿我我的温柔之境， 一切沉重的事物烟消云散。
《没有炊烟的村庄》试图书写“三年困难时期”, 估计这时作家正打算从《聊斋志异》中寻找叙事资源， 所以刻画了“鱼来”这样一位生活在水上的“美人鱼”, 她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被抛弃的女婴。男主角六福曾是权力的执行者、配合者， 最终受了“鱼来”的诱惑试图鼓起勇气去说出真相。
走出国门受“全球化”刺激之后， 盛可以勇敢地以知识分子“介入”姿态书写历史和现实， 这种勇气可嘉， 但显得力不从心， 重大题材轻易地转化为情欲叙事， 一旦逸出男欢女爱的小世界， 作家思想的短板就会显露出来。
结语
盛可以敏感而聪颖， 她熟谙小孔成像原理， 透过情欲去窥探世道人心。刚出道不久就获得了南方都市报华语传媒大奖， 那时她的写作几乎是耀眼的：一是她本身没有文学史传统的包袱；二是她有湘妹子的泼辣性情， 一把扯下了道德的面纱， 让叙述之光聚焦， 使情欲还原， 不堪、肮脏、寒凉连同它们的阴影得以立体地描绘。但是利弊往往是一体的， 缺乏“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 不能将人物安放在历史中， 反抗也就无法对准靶心；将性与权力松绑甚至与爱剥离， 性所凝聚的革命性意义也随之失重。书写性是为了反抗政治、舆论、文化等各种权力的压制， 进而唤醒肉体内部的爱、光与神性， 恢复活泼泼的生命力。
盛可以是一个敞亮者， 她冷峻地对待现实， 塑造了大量的“逸轨者”为时代保留肉身， 她们尝到了破坏带来的快感并沉迷其中；由于“轨”的难度未经审视， “轨”的僭越来之过易， 叙述驾驭不住隐藏在欲望洪流之中的精神。盛可以缺乏大爱， 在“小我”的感官世界中顾影徘徊、逗留良久， 而没有足够的气力给幽暗世界打一束强光。
性、爱情和婚姻是把握人物的重要焦点。纵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我们能够脱口而出的作品均与此有关， 如《伤逝》《莎菲女士的日记》《边城》《倾城之恋》《小二黑结婚》《青春之歌》《爱， 是不能忘记的》， “三恋”、《废都》《上海宝贝》……可以在女性主义的链条上来理解盛可以， 她呈现这个时代， 呈现女性身体的物化与身体开放的边疆， 呈现传统如何在女性主义观念的冲击下不断松动， 同时更重要的是， 她呈现消费文化语境中性的泛化， 呈现现代女性的无能为力。但是在促进社会进步和女性精神解放的建树方面， 她的贡献有限。
如果我们将钟摆往回拨一百年， 那时“狂人”刚刚喊出“吃人”的秘密；子君连同“我是我自己的”尚在酝酿中……一个世纪， 女性主义写作轨迹蜿蜒崎岖， 女性书写疆域的不断拓宽仍待当代作家的积极参与。语言的边界往往就是思想和现实所能抵达的边界。女性的独立、自我成长的道路十分漫长， 女性主义写作任重道远。期待盛可以蓄积能量踏上新途。
注释
1 [美]桑塔格：《加缪的〈日记〉》， 《反对阐释》，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年版， 第60页。
2 [加]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 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年版， 第291页。
3 （4） （5） （6） （7） 盛可以：《北妹》，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年版， 第110页， 第143页， 第158页， 第153页， 第183-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