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客家文化”概念的起源、运用及其建构

　　"客家文化"已经成为客家学界和文化学界一个耳熟能详的概念,但这一概念起源于何时?学者们是如何运用这一概念来研究客家的?学界则少有关注和研究.目前仅见日本学者河合洋尚对此有过探讨,他认为"解放前几乎没有学者用'文化'的词语来表达客家人的物质与风俗习惯",a客家学奠基人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中使用的是"文教"一词,并指出台湾学者陈运栋1978年出版的《客家人》一书最早运用文化概念来研究客家.河合洋尚的研究结论是:"客家文化并不是客家人生活方式制造出来的'实体',而是与全球时代政治经济空间的生产结合起来,并被科学家、政治家、开发商等代理者塑造出来的'概念'",并认为闽粤赣交界地区之所以被定义为"客家地区",不过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当地政府为了吸引海外投资者和游客,"用'客家文化'的概念将交界地区改成有特色的社会空间".[1]这一观点作为一家之言,值得客家学界重视.当然,其相关论断亦有可商榷之处;而对20世纪"客家文化"概念的起源、运用和建构进行学术史的梳理和研究,将有助于客家文化研究的深入.

 

　　一、"客家文化"概念的出现及民国学者的运用

 

　　河合洋尚关于民国学者几乎不用"文化"一词来表达客家人的物质和风俗习惯的看法不尽符合历史事实.笔者通过梳理现有历史文献,发现较早明确提出"客家文化"概念的时间是在1930年.是年,梅县籍学者李绍云在《地理杂志》第3卷第5期上发表的《岭东地理与客家文化》一文就明确运用了"客家文化"概念,强调了梅县客家人不仅"保存了纯粹中华民族的血统",而且"梅县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直系".因此,"以梅县的文化,来代表客家的文化;以梅县一县的地域,来代表客族集中地之整个岭东".并举出了六条理由:一是学校教育发达,有数量众多的中小学校,还办了地方大学"嘉应大学";二是有教育会、图书馆之类的文化团体;三是人民智识程度较高,男子识字率达到97%以上,其中90%能写书信,50%受过新式教育,青年女子中也有40%受过学校教育;四是水陆交通便利,村镇之间道路相通,通汽车的公路也有数百里,还在县城附近修建了飞机场;五是建立了地方警卫,全县实行了户口登记和保甲制度,各村办有治安会和民间武装卫队;六是建设能力较强,尤以市镇建设可观.这六条理由所包括的范围,大致相当于当今学界所说的广义文化范畴(即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该文还论述了"好清洁"、"居住"、"饮食"、"婚丧"、"年节"等方面的"客族的生活精神",并概括了"富进取冒险性"、"富革命性"、"爱国与爱家"、"重自立"、"女子的特殊能力"等方面的"客家民族性".当然,河合洋尚强调的"文化"是指人类学所界定的文化概念,即他所说的"按人类学的传统性定义,文化指人类在生活当中制造的所有物质、知识、习惯或者象征".李绍云所论述的梅县客家的"教育"、"地方建设"、"地方警卫"、"民族性"和"生活精神"等内容大体也属于人类学所界定的文化范畴.清末民初以来,西方人类学已经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学界产生了影响,尤其是蔡元培于1928年创建中央研究院后,南京"一时成为了中国以民族-文化为研究重点的人类学中心".当时中国的另一个人类学研究中心则是北平,由1929年吴文藻回国后在北平大力介绍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而形成.[2]

 

　　李绍云一文撰写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在这一学术背景之下,他能够在1930年提出"客家文化"概念并用以分析梅县客家绝非偶然.上海《华年周刊》1933年第2卷第1期所刊《客家人的活力》一文,就梅县为"文化的重心"之一,也提出了与李绍云相似的看法.该文认为"广东省有两个文化的重心",第一个在西江下游地带,包括顺德、南海、番禺、东莞和中山等县,"但比较的不重要".第二个则为梅县,因为"梅县一带物质上和教育上的进步,是一向受人称道的,外国人到彼游历或传道的尤其是赞不绝口,甚至于把当地的人口当做属于一种特殊的民族"."全县男子中识字人数之多,大约要推全国第一,为百分之八十;女子中或不到此数,但亦不弱.最近县中又举行过两次运动大会,一次为男子,又一次为女子,大都躯干魁伟,精神焕发,为他处所不经见".

 

　　"客家文化"这一概念虽然出现于1930年,民国学者对客家源流、山歌、文学、风俗、民情、民性也都有过一些关注和研究,但在李绍云之后,确实较少有学者运用"客家文化"概念.如1933年上海《大夏周报》第10卷第7期所刊蕉林《客家民族的精神》一文指出,客家爱好清洁、妇女勤劳俭朴、重视学校教育,具有"刻苦耐劳的特质,发展和开拓的雄心伟力".1936年北平《新北辰》第2卷第6期发表的李启修《客家之特性的研究》一文,指出客家是汉族中"特别的一派","有他特殊的风俗、习惯和特性".并从六个方面总结了客家的特性,即"大家庭制"、"妇女勤俭耐劳"、"男子多外出治事"、"清洁"、"屋宇的建筑"和"祖祠与祖坟的重视".1941年成都《文史教学》第3期所刊钟禄元《蜀北客族风光》一文,论述了成都东山客家迁川历史、宗族制度和社会风俗,认为客家有"许多奇风异俗与一般汉人的动态不同",并据粤东客家人的观察,东山客家"一切礼俗都与粤东大同小异".该文从勤俭、清洁、建筑、礼教、妇女、歌谣等六个方面阐述了客家的"懿风美俗".1948年,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学生徐宝田的毕业论文《四川省华阳县客家民族之研究》也研究了东山客家,除论述客家迁徙入川的历史外,还分析了东山客家的人口、生活、歌谣、语言和性格.[3]

 

　　上述文章中都没有运用"客家文化"这一概念.当然,也有个别学者提倡发扬客家精神和文化,并偶尔运用"客家文化"的概念.如李景新1947年在香港《崇正会刊》复刊号上发表的《如何发扬客家精神和文化》一文,便强调"文化为民族生命之所寄托,文化灭亡,其族未有不亡者.我汉族之所以能够繁殖生存于亚洲大陆之上而有五千年的光荣历史者,因有文化的潜力所维系之故".同时指出:"吾客族自中原迁徙,无论任何地方,无不挟中原文化以俱来,其显着之例,如客家方言,尤多保存周秦以后隋唐以前之古音"."吾国有四五千年的文化历史,语言的保存和传播,实为其中的主要因素",这正是"我客家文化的光荣".

 

　　这一"客家文化"概念在此文中仅出现了一次.该文还指出,"吾客人除方言外,如衣食住礼俗等,莫不保持中州之遗风",并将客家的美德和精神概括为"克苦、耐劳、勇敢、冒险、质朴、清洁,及渴望自由".需要说明的是,民国时期的学者不仅较少运用"客家文化"的概念,而且很少讨论客家文化的界定、内涵和特征.一些被当今学者称为"客家文化"的文化事象,民国学者多是以客家习俗、客家民性或客家精神来表述.

 

　　二、罗香林对客家"文教"和"文化"概念的解读和运用

 

　　罗香林研究客家也并非只用"文教"的概念,同时也使用了"文化"的概念.他于1933年11月出版的代表作《客家研究导论》,对客家历史和现状作了系统论述.该书第五、六章标题为"客家的文教上"和"客家的文教下",并将"文教"界定为"所谓文教是指文明和教化而言".他指出:"文教是民族或民系为求满足个己唯生欲望而努力创造或活动的结果,也是民族或民系为求实现个己理想境地而努力创造或活动的结果;它是民族或民系至可宝贵的灵魂,也是民族或民系所以资养无形的财产;它是推策和范围人类生活的一种势力,也是人类所以度活所以行动的一种工具."罗香林将"客家的文教"分为13项来讨论,即社会组织、人民行业、一般风俗、爱国和保族的思想、普通信仰与特殊宗教、气骨与体面的观念、屋宇与祖坟的建筑、技击和械斗、学术、文艺、科名、人物.

 

　　显然,该书所讨论的"文教",也属于广义文化的范畴.同时,《客家研究导论》中也多处运用"客家文化"或"客家的文化"概念.如提出客家研究的内容之一为"客家特殊文化与习俗",[4]提及20世纪20年代汕头出版了"专以宣扬客家文化为目标的《大同日报》",[5]1932年顾颉刚、洪煨莲让他与美国学者史蒂芬生博士(P.H.Stevenson)"同到广东测验人种,并调查客家的文化",[6]还明确说明拟撰写《客家文化分析》一书.[7]需要指出的是,研究客家的学者似乎都没有注意到,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原拟定的章目中是"客家的文化"而不是"客家的文教"上下两章.该书正式付梓之前,他在《清华周刊》1931年第35卷第1期发表了《客家研究后记》一文(撰写于1930年9月10日),详细介绍了《客家研究导论》一书的撰写经过和主要内容.文中说:

 

　　(民国)十三年夏,余就学上海,正课之�L,则发信向各地友朋,访取关于客家述作.粤人戴君,出其钞存林大仆达泉《客说》,及温丹铭先生《"客族非汉种"驳辩》见示.翌年夏,余在沪得脚疾,惧而返星,因乘�L访集客家先哲遗着.后一年,余肄业于北平清华学校,于图书馆睹钟君独佛所着《粤省民族考源》,又于北京图书馆,浏览客家各地方志,见其于客家源流变革及语言习俗,虽无详实专载,然于地理志中,亦不无线索可寻.十六年夏,余回粤度暑,适严君与宗人雅达先生,方纂修家族谱牒,命余助理,乃得于晨夕余暇,尽阅当时所假客家谱乘,凡三十余种,并核其所述,索其宗支迁移转徙之迹;夫然后,于客家实际之源流变革,始识之.返校以后,复访读旧刊《中国评论报》(ChinaReview)、《教务杂志》(ChinaRecorder)、《通报》(Toungpao)及西籍所载各种关于客家之论文或专着,而南中师友代集材料,及各种报告,亦陆续惠寄,至是而客家问题之性质及领域,亦稍分晓于心.乃即根据所有材料,及个人实地调查观察所获,作客家研究一书:一绪论、二客家的源流及迁移、三客家的分布及其自然环境、四客家的语言、五客家的民生状况、六客家的文化上、七客家的文化下、八太平天国与客家民族、九客家一般趋势之观察、十结论、十一客家问题参考书报叙目,又附地图二幅,及其他插图三十余幅,凡十三万言.

 

　　由此可知,原书稿第六、七两章标题即为"客家的文化上"和"客家的文化下",可见罗香林最初运用的概念即是文化,而他拟撰写的《客家文化分析》一书,在另一处却又写为《客家文教分析》,[8]这似乎表明,文教和文化二词是可以互换的.实际上,罗香林认为文教和文化的含义是有区别的.他在《客家研究导论》正式出版之前发表的《民族与民族的研究》一文中专门讨论了两者的含义.他说:文教是文明和教化的意思.所谓文明者,是指人们对物质的表现,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创造工具直接间接以利用物质的一种表现,西人所谓Civilization者,其意近之;所谓教化,是指人们依照他先后天条件所发生的智力和意识的活动或表现,及由此活动或表现而生的一种势力,这与西人所用Culture一词,意义较相近.[9]在罗香林看来,文教是文明和教化的合称,文明相当于广义文化中的物质文化,而教化则近似于西文Culture一词,指狭义文化即精神文化;而且文明和教化两者关系密切,不可分离."教化原可以产生文明,而文明亦可启发教化".[10]他是运用广义文化概念来研究客家的,所以认为文教一词较之文化(教化)更能涵盖所研究的对象,这极有可能是其着作正式付梓时改"客家的文化"为"客家的文教"的一个主要原因.罗香林对文明和教化(文化)的解读,与19世纪以来德国思想界对文明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亦相近似,即将文明视为外在的、物质的概念,而将文化视为内在的、精神的概念;[11]这一概念的区分,后来又影响到英、法、美等国,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西方更趋明显和稳定.[12]罗香林对文教一词的解读应该也受到西方的影响,只是用教化一词代替了文化一词.

 

　　在汉语中,"文化"和"教化"的含义也本是相通的."文"本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文"与"化"并联运用,见于《易?贲卦?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日月星辰交错于天,谓之"天文";人伦关系交织于社会,谓之"人文"."人文"与"化成天下"关联,即有了"以文教化"之义."文"与"化"合成一个整词始于西汉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里的"文化"一词与"武功"相对,表达的正是"教化"之义.所以"文"和"化"合成"文化"一词后,即是"人文化成"、"文治教化"、"以文教化"的省称.[13]

 

　　罗着正式出版时之所以使用"文教"概念,并定义为"文明与教化",还有一个原因,即是为了驳斥清末民初对客家"污名化"即称客家人为非汉族之野蛮人种的说法.如1907年,原籍顺德的广府人黄节修订《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时,沿袭了上海徐家汇教堂所编《中国地舆志》关于客家、福佬"非粤种,亦非汉种"的说法,从而激起了客家人士开展了对客家历史的寻根溯源.汕头《岭东日报》发表《广东乡土历史客家福佬非汉种驳》以驳斥黄节之说.丘逢甲和邹鲁为首的梅州客籍人士在广州成立"客家源流研究会",证明客家人属于汉族.[14]

 

　　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西人乌耳葛德(R.D.Wolcott)的英文着作《世界地理》(GeographyoftheWorld),于"广东"条目下谓"其山地多野蛮的部落,退化的人民,如客家等等便是".再次引起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客家人士的抗议和批驳.[15]罗香林撰写该书的目的正是为了进一步驳斥对客家的"污名化",以论证客家先民是南迁的中原士族,不论是外在的物质还是内在的精神,都承续了中原汉族的"文明与教化".《书林》(出版于广州)1937年第1卷第1期发表梁振东《〈客家研究导论〉读后》一文,也是从"文化"的范畴来评介罗着的学术价值,认为罗着"实是欧美学者们所写不出,而为东方学者永远奉为宝典的一本空前的客家研究文献","这书已替客家族奠下了'文化进出'的基础--很不幸,这正如像十教授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里面底'中国已在文化的领域中消失了'的说法一样,客族已在中国的文化领域中消失去了.说某一种族或民系是没有文化的人,是个无常识的俗者.自然,这本书在另一个意义,是告诉我们以各民系底文化是需要去认识与提高,共同促进中国本位文化底基础的形成,而不是徒然一本民族学的巨着已也."在梁振东看来,罗着不仅是一部"民族学"的着作,更是一部"认识和提高"客家文化的着作.

 

　　三、"客家文化"概念的流行及其建构

 

　　"客家文化"概念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兴起以及中国大陆客家研究的复兴而开始流行起来的,且与学界的建构有很大关系.尽管很难说陈运栋1978年出版的《客家人》就是最早运用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来分析"客家文化"的着作,但陈着确实比较系统地汲取和总结了20世纪以来海内外关于客家研究的成果,尤其是罗香林的研究成果.其中第四章"客家文化的探讨"专门论述了客家的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方方面面,并认为客家文化的主要特征是"移垦社会的文化形态".[16]

 

　　1980年香港学者谢剑以香港惠州客家社团为个案,探讨了通过客家社团在社会、经济、政治、宗教、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功能,"以之维系客家文化的传统,使其能持续不绝"的问题,文中较多运用了客家文化的概念,并指出客家文化即是"客家群的独特文化".[17]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学界对客家的生活文化和民俗宗教也有一些研究.日本女性民俗学家植松明石于1976年在台湾北部新竹的客家地区进行田野考察,从民俗文化的视角研究客家,并于1980年发表了关于台湾客家中元节和义民信仰的成果.[18]另一位日本社会人类学学者渡边欣雄也从1978年起,在台湾南部六堆地区的客家村进行田野考察,对客家的生活文化和民俗宗教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不过正式发表成果不多,仅有《客家人的饮茶习俗》(1979年)和《客家人的春节习俗记录》(1980年)两文,他认为"客家人所说的客家独特的文化就是饮茶习俗".曾在中国大陆进行过田野考察的另一位日本学者周达生(出生于日本的华侨)则反驳了渡边的这一观点,认为功夫茶是潮州的饮食文化.渡边受周氏观点的影响,也开始怀疑"客家特色文化"的存在,并在此后相关研究中多用"汉民族"代替"客家"一词.[19]

 

　　总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的人类学和民俗学家虽然对客家地区开展研究,"但并不研究关于客家文化本身的本质."[20]周达生虽然反驳了渡边关于饮茶文化的观点,但却是日本学者中最早明确运用"客家文化"概念来研究客家的,他较早开展了对中国与在日华侨客家的生活文化、物质文化研究,于1982年发表了《客家文化考》一文,a除了指出客家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之外,还用部分客家地区的服装、饮食、建筑、山歌等个案提出客家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并指出日本学者主要关注、研究客家山歌和客家话,还缺乏全面性的客家文化研究,认为客家"一方面有汉族共同的文化,另一方面也有各个地方特有的文化",并根据在梅州和龙岩的田野考察资料,探讨了客家的服装、饮食、建筑、山歌等生活文化.周氏的研究一方面"否定通常被想象的一些客家特色文化,甚至有时还找出一些与中国少数民族的共同点",另一方面又"重新找出客家与其他民族和民系不同的文化因素";当然,"他还是重视发掘作为汉族一股特色的客家文化".[21]

 

　　从现有公开发表的文献来看,中国大陆较早运用"客家文化"概念当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如1985年刘丽川《客家岁时--〈客家史话〉选登》一文[22]中就运用了"客家文化"概念,从客家岁时这一侧面揭示了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渊源和差异.1986年南山《论客家文化意识》一文a探讨了客家文化意识的形成、发展、特质、价值和作用,认为客家文化意识源自我国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同时在长期的迁徙历程中也吸收、融合了外界的异体文化,既有理想主义色彩,又富于求实精神,其价值观念内涵表现为"重名节,薄功利"、"重孝悌,薄强权"、"重文教,薄农工"、"重信义,薄小人",进入近代以后则发生了新的变化,"树立起自信、自强和主观奋斗的精神",同时也还残存封建伦理、小农意识和宗法观念.显然,南山一文是从狭义文化概念即精神文化来分析客家文化的.最早以"客家文化"命名的研究机构当属1988年嘉应大学成立的客家文化研究室(后改为客家研究所).1990年10月,嘉应大学主办了"首届客家研究学术研讨会",研讨内容除客家的方言、源流、经济、人物外,也开始涉及客家文化的问题.[23]

 

　　20世纪90年代以前,运用客家文化概念来研究客家的论着还不多见.此后,客家研究者开始较多地运用客家文化这一概念,并对其界定、内涵和特征展开讨论.如1990年7月,时任广东雷州师专政史系副教授的刘佐泉提出"要对客家文化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地开展研究",认为客家人在历史上的迁徙和偏僻山地的环境中"形成了既是汉族又有自己特色的客家文化","客家文化具有延续性与相对稳定性、同一性与多样性、内聚性与拒异性、封闭性与开放性、民主性和封建性相结合的特点,并具有鲜明的移民和山区居民的色彩,在中华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4]刘佐泉于1991年4月出版了国内较早研究客家文化的着作《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上篇论述了客家学术史、客家源流,下篇着重探讨了客家传统文化的根基、特征和内容(包括客家民居建筑、衣食、方言、谚语、山歌、乡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

 

　　最早以"客家文化"作为书名的着作则是1991年12月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张卫东着《客家文化》一书.该书回顾了客家研究的学术史,指出学术界"花在客家民系形成史上的功夫较多,而于客家文化所下功夫尚少,远未达到构成系统".书中除了论述客家的形成和分布外,着重研究了作为客家文化标志的客家话以及客家建筑、"文化之乡"梅县、客家民间文艺、山歌和民俗等.1992年林嘉书、林浩合着《客家土楼与客家文化》一书(台北博远出版有限公司出版),通过客家土楼研究来揭示客家文化的特质,其"导论"指出,"客家文化总是鲜明地表现着其独具一格的特质,即民族性、地域性和历史性";"以土楼为主体的居住样式更是客家文化中极其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1994年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出版的《客家文化论丛》则从"本土文化"的视角,分别探讨了台湾客家文化的现状和发展、客家文化运动以及客家的历史演变、性格特征、经营观念、政经行为、民谣山歌、宗教信仰和年岁习俗.

 

　　1995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客家文化丛书"共十本,b集学术性与知识性为一体,全方位地探索了客家文化,是为国内出版的第一套客家文化丛书.该丛书主编谢重光在所着《客家源流新探》中提出"客家"不是一个种族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南移汉人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迁入某一特定地区,以其人数、经济和文化的优势同化了当地原住土着居民,又吸收了土着居民固有文化的有益成分,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型文化.并按广义文化的概念,从经济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风尚和语言山歌等五个方面论述了客家文化的形成,认为客家文化的内容和本质随地域和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客家文化的本质原是山区文化,所以客家人既有坚韧不拔的精神,也有因循守旧的性格,随着客家人不断移居海外而吸收海洋文化,从而展现出开拓创新的精神,丰富了客家文化的内涵.1996年王东《客家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详论了客家文化的历史生成和基本特质,认为客家文化作为客家民系独特的文化是由移民运动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南迁的北方汉人是客家文化历史生成过程中的创造主体,而不同时期南方土着民族则是客家文化地域特色形成的关键要素.客家文化的物质基础是农耕文明,社会土壤则是家族制度;客家文化的基本特质主要体现为质朴无华的风格、务实避虚的精神和返本追远的气质.1998年厦门大学蒋炳钊提交台北举行的"第四届国际客家研讨会"论文《客家文化是畲、汉两族文化互动的产物》[25]

 

　　则不主张强调汉文化的优势地位,而是认为所谓客家文化应该是指在畲、汉两族文化双向互动中,既体现汉文化的某些特征,又含有大量当地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共同体".1999年丘权政着《客家的源流与文化研究》(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也重点研究了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客家文化在近代中国的转型以及客家文化的中国价值和世界价值,认为客家文化既保持了古代中国中原文化,又吸纳了众多不同方言区和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在闽粤赣边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因而具有一贯性、纳新性、适应性和凝聚性的特征.虽然上述论着对"客家文化"的界定和内涵还有不同的表述,但有两点还是取得了一定共识:一是客家文化是中原汉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而形成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新型文化,二是客家文化既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也吸收了近代海外文化,这对拓展和深化客家文化的研究是有所助益的.

 

　　由于客家人遍布世界各国,具有十分广泛的国际联系和影响,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自然引起了地方政府和学者们的高度重视,从而出现了研究客家、宣传客家、开发客家文化资源的热潮.在这一时代语境中,客家文化的界定、内涵和特征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而此时所运用的"客家文化"概念,逐渐有了相对明晰的界定和丰富的内涵,其中自然也包含了当代建构的成分.这种建构既有可以追溯的学术渊源,更体现了当代人为振兴客家文化、吸引海外投资、发展地方经济的现实需求.

 

　　[参考文献]

 

　　[1][日]河合洋尚:《客家文化重考--全球时代下空间和景观的社会生产》,《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2]杨渝东:《南京在中国人类学史中地位的嬗变》,《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3]钟禄元、徐宝田:《民国年间的成都东山客家》,成都:四川客家研究中心,2005年,第38-81页.

　　[4][5][6][7][8][15]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兴宁希山书藏初版,1933年,第3、7、11、24、15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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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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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冯天瑜、杨华、任放:《中国文化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14]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82-86页.

　　[16]陈运栋:《客家人》,台北:联亚出版社,1978年,第249-389页.

　　[17]谢剑:《自愿社团与文化持续--香港惠州客家社团个案研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1本第1分,1980年3月.

　　[18][19][20][21][日]河合洋尚主编:《日本客家研究的视角与方法--百年的轨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5-58、58-59、64、53-55页.

　　[22]刘丽川:《客家岁时--〈客家史话〉选登》,《深圳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23]罗海鸥:《嘉应大学主办首届客家研究学术研讨会》,《高教探索》1990年第4期.

　　[24]刘佐泉:《客家文化具有移民和山区居民的色彩》,《社会科学报》1990年7月12日第1版.

　　[25]徐正光主编:《第四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民族研究所,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