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自然地理具有地带特征，又齐备生物气候因素，它主要受其水源条件支配，呈现呈带状分布。北方广阔草原地带地形错综复杂，有戈壁沙漠、河川湖泊、绿洲草原、山地森林，是典型的内陆型干旱气候。据相关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由于自然气候，在这片土地上从中古至中世纪时期以来生存的诸种人群生业方式不断发生变化，局部地区从规模农耕或城镇聚落文明出现另种文化态势，逐渐转型为与自然生态相应的游牧经济经营以及兼营采集、渔猎、粗放型农耕等多种生产生计方式，原生性文化转型为多元融合的地域文化形态。
关键词： 北方少数民族; 原生性文化; 并生共存; 互惠互利的多元转型;
Abstract： The physical geography has the z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biological climate factors, it is mainly dominated by water resource conditions, showing a zonal distribution. The vast grassland region in the north is intricately located in the Gobi desert, rivers and lakes, oasis grasslands, mountain and forests.According to relevant historical records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from the medieval age to the middle age, due to the natural climate, the living modes of the various people in this land were continually changing. In some area, farming or urban settlement civilization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a nomadic economic corresponding to natural ecology, or other living modes such as collecting, fishing and hunting, and extensive farming, and the original culture transformed into a diversified and integrated regional culture form.
Keyword： The Northern Minorities; The Original Cultural Form; Coexistence; Mutually Beneficial Diversification;
由于气候、降水量、土壤等生态条件，在北方广阔草原地区形成了以高原森林、绿洲草原、荒漠隔壁、河川湖泊交错为特征的自然环境，随之在这里从事生计活动的古人群生产生活方式也不断产生变化，从规模农耕经济形式基础之上形成的村落或城邦文明形态逐渐转变为游牧经济形式以及渔猎、采集、粗放型农业经济兼营的特殊文化形态。
一、原生性文化的积淀与转变———聚落城池、游牧狩猎文明的互为转型
北方广阔草原地区全新世时期开始已形成适于人类从事生业活动的肥沃土壤。当时人群社会活动全貌通过考古发掘资料反应出来，以人种、生计方式、活动范围、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为载体体现出文明形态与嬗变态势。
（一）生计生业的嬗变与文化内核的转变
据西伯利亚和中北亚地区考古发掘资料，可以得知当时人群的生产生计方式情况以及它他们文明的兴衰与变迁。在20世纪中叶和2004年，在俄罗斯特罗伊茨基墓地（��H墓葬群）发掘出当时人群日常使用的陶器、铁箭头、马镫等各种生活工具。1这些物质载体，对探索��H族群的文化特征、人种构成、起源，以及变迁、迁徙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1](pp.211-215)。��H人群是6世纪中叶至10世纪间主要活跃在我国东北、朝鲜半岛北部、俄罗斯境内黑龙江流域及滨海，以及库叶岛等地区的一群古代部族。据特罗伊茨基墓地人骨研究以及与现代亚洲各个蒙古人种的聚类分析结果表明,该颅骨组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中央亚细亚组群和贝加尔组群的居民之间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与现代蒙古人种中的东亚组群和东北亚组群在颅骨特征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形态距离[2]。��H，作为北方广阔草原地区从事生计活动的古老人群，它是肃慎、挹娄、勿吉、女真等族群的先祖，从北亚远东地区迁徙到东北亚地区，创造辉煌的北方草原民族农耕聚落和城防文明。
据《北齐书》2《北史》3《旧唐书》4《金史》5等汉文史料文献，周秦以来��H各代有异称，“肃慎”“挹娄”（战国）“勿吉”（北魏）��H（隋唐）等不同名称被载于史书的��H，舍去西伯利亚地区聚落城防住地，周秦时期或更早期已搬迁我国东北地带并从事游牧、狩猎、渔猎等经济形式。
1969年，在车里雅宾斯克地区的辛塔什塔河畔发掘从中石器到中世纪间的遗址；1972年到1983年间又发掘青铜时代辛塔什塔遗址；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乌拉尔以东南部的乌拉尔河与托博尔河直流地带发现19座遗迹与辛塔什塔一样的大型城防聚落，6具体发掘物有建筑遗址、家畜骨骼、陶器碎片、武器等生活用品，以及古代葬俗等文化形态[3](pp.216-225)。这些成了考证被遗忘3、4千余年的当时人群珍贵的农耕和城市聚落生活遗迹的重要资料，但这些创造文明的人群迁徙各方，他们文明消声匿迹已久。
新疆喀什地区发现6～7世纪和8～9世纪的欧罗巴人种的墓地[4](p.295)，发掘遗物有陶器、珠饰、羊骨等日常用品。7据墓葬人骨形态，具有明显的欧罗巴人种的基本特点，这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春秋战国时期的香宝宝古墓联系起来看，公元前后，甚至更早时期以来，由地中海支系的一支居民越过帕米尔高原，顺沿塔里木盆地的南缘，迁徙到新疆、罗布泊地区，并建立古楼兰国[5](pp.368-373)。关于楼兰古国与匈奴游牧帝国、汉朝间相互依存、交易往来、互相企图掌控的复杂多变外交关系，在《汉书》[6](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上,p.3877)中有详细记载。8从这一史料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各强国之间政治外交、商贸往来、互抢资源等关系，并通过这些关系相互间产生的相互对弈、交流、融合的多变情况。
在内蒙古地区也不少发掘早期农耕经济相关的考古遗迹，如岱海地区园子沟遗迹[7](p.500)，发掘遗物有石器、骨、角、牙器，以及陶器等生活用品。9朱开沟文化是老虎山文化的嫡系后裔。在此之前，有后岗一期文化石虎山类型、仰韶文化王墓山下类型和海生不浪文化等人群，在岱海地区从事农耕生产活动，其中除了有中原北上的农业人群之外，尚有东部区红山文化人群。据以上考古资料，可以得知北方农业-畜牧-游牧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有关问题，同时能够基本建立起了相互转移的时空框架[8](p.5)，也能够知晓生计生业方式转变轨迹。
以上考古研究资料及相关史料证明，由于当时人群的移居、迁徙，他们所创造的农耕聚落或城防文明沉睡在那里与世间隔久之。这说明早期西伯利亚、中亚、北亚和东北亚等广阔草原地带曾经发展农耕聚落和城池文明，但那些地带由于出现气候、资源、水源等生态失衡问题，人群迁徙并丢弃已需千百年创建的聚落或城池，那里早期社会文明已经烟消云散、悄然终结。从那以后，也就是生态逐渐恢复之后，在这些地带另外人群重新开始从事游牧等新的生产生计活动，将书写北方广阔草原地区生成的另一种文化形态，即游牧文明。
（二）文化核心理念升华的动力源泉
宗教信仰是人类早期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折射反应他们宇宙、时空、生态等自然规律诸多方面的认知理念。在北方广阔草原地区，通过考古资料可看出在这一地带从事生产生计活动的很多早期人群信仰巫觋，也就是信奉萨满巫觋这一古老的宗教信仰。
1965年，在阿尔泰山发掘的洞窟彩绘遗迹有“女性生殖器崇拜”“围猎”“人、牛、马等动物岩画”，又有“巫师作法之地”“几何形符号”等诸多旧石器时期文化信息[9](pp.406-413)。这些考古资料反应着当时氏族中已经形成狩猎经济、信仰“萨满巫觋”，以及早期人类几何构图文明的萌芽。此外，也在阿尔泰地区发掘的古代突厥人“围墙”，10更有力的印证了宗教信仰在古代突厥人群生活中的重要地位[10](pp.189-216)。
在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峭壁一处有生殖崇拜的雕刻岩画。据考古验证，此地岩画完成年代是公元前11世纪前半期，但不会早到距今3000年以前，至于岩画主人的初步结论是塞人，因为公元前11世纪前半期，在新疆北部及天山地带活动的古代居民主体就是塞人。根据岩刻人物的主体形象，即狭面、深目、高鼻，具有欧罗巴人种特征。据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地带考古遗迹资料显示，当地是当时居民进行生殖崇拜活动的圣地，也是他们心目中具有神圣地位的宗教活动场所[11](pp.360-391)。
在北方广阔草原地区及其西域的更早些考古发掘资料中留存多地人种移居情况，同时也遗留原始宗教信仰遗迹，多为萨满巫觋信仰以及萨满巫觋的宗教活动遗迹，从而可知当时人群中宗教信仰的至高地位，他们文化中举足轻重的分量。
萨满信仰作为北方广阔草原民族的主要宗教信仰，早期农耕聚落或城镇文明中有所显示萨满信仰前身，即原始信仰遗迹。尤其后来在游牧文明社会中留存遗迹更加明显，并成为游牧文化核心理念的重要精神能量，显示出生态性生计特征。游牧民族的生存理念则与萨满教教义思想息息相关，信仰与社会活动息息相关，在“人、草场、家畜”三个社会经济基本元素内在贯连的基础之上产生了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存的生态理念。
（三）中西文明的相互传播与文化的多元态势
在北方广阔草原和中亚、西域地区，中古和古代时期起就有族群迁徙、移居、融合等更换生活空间的活动遗迹。如塔里木盆地东部的楼兰和尼雅遗址11[11](pp.197-211)。据楼兰和尼雅遗址考古发掘资料，可以看出不仅中国造纸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中亚、西域及其更广阔的西方诸国，又可知与中亚、西域和西方诸国早有贸易来往、杂居交融现象。
在中亚、西亚、北亚、东北亚，以及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沿线国等多地间发生诸多人群或族体的移居、交融情况。如粟特人是城居民族,他们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习惯筑城作为定居点,一个粟特聚落往往占据一个城堡。突厥碑铭中就有粟特人在漠北帮助回鹊人筑城的记载[12](p.383)。在这方面较为典型的例子是7世纪康国大首领康艳典,贞观年间曾率商队在塔里木盆地都善镇东建立典合城,又称石城镇[13](p.587)。还有，虞奴栖及其治下的“胡部”也不例外。墓志称,虞弘是“鱼国尉绘陵城人”,这个城池的确切位置虽不明晰,城池规模的大小也不清楚,但有一点大约是可以得到肯定的,它应该是虞奴栖所部粟特人修建于鱼国驻牧之地的城池。曾有学者主张尉绝陵城就是薄骨律城[13],但这一推测带有恣意成分，因为早在虞弘家族南下鱼国之前,薄骨律城也已存在。薄骨律城为赫连氏所建,初为胡地城,北魏太延二年(公元436年)置镇。孝昌中,改置灵州。虞弘的祖父活动于6世纪前后,从时间上看,尉绝陵城不可能为薄骨律城[15](p.16)。虽然，关于尉绝陵城是否薄骨律城，学者间存在一些分歧，但关于人群迁徙、移居现象，以及相互交融共处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对于此，有些史料文献里也有记载，如“初,显祖世有蠕蠕万余户降附,居于高平、薄骨律二镇。太和之末,叛走略尽,唯有一千余家”[16](卷五八·《杨播附弟椿传》，p.1217)。此外，在《北史》[17](卷九十七·列传第八十五《西域》，p.3221)里也载入粟特国与中原王朝间的多方往来关系。12还有，由于城郭遗迹未发掘，难以断定鲜卑与粟特人，亦或农耕民族相学的，如《魏书》13载，有史料载建城[16](卷一·《帝纪》第一·《序纪》,PP.8-12)。可见，5、6世纪的粟特国、高车国、波斯国与汉朝、北魏之间有频繁的贸易往来，甚至出现了建城杂居、共处共生的社会多层关系。
二、文明的相互转化与与历时俱———共生共荣、互融互变的多元态势
随着历时进程，北方广阔草原地区的人群结构、生计方式、社会制度发生了多样取向，逐渐形成多族杂居、多种经营方式并存、多样文化共生互惠的态势。在社会结构上产生酋长掌管制、联盟国、早期民主选举制、帝国管制等多样政治机制。
（一）以相互交融、交流为前提而形成的多元文化态势
在北方草原广阔地区，中古时期以来发生诸多族体或族群之间的广泛交流、融合现象，这种情况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时期。在蒙元时期从宗教信仰情况来讲，萨满、伊斯兰、佛教、道教等宗教信徒的诸国；从地域分布情况来讲，东亚、中亚、西亚、北亚、欧州等地区的诸国；从族体或人群情况来讲，蒙古、突厥、回鹘、藏、汉等诸族间在贸易、技术、人口、宗教、文化等诸多领域的交流形成前所未有的规模。
据相关资料显示，在唐代，中国与突厥之间技术交流、融合方面具有良好局面，如“……然而，由前苏联考古学家们提供的资料（IF90-120）可以使人证明，在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墓葬中发掘到了与这些碑铭有关的物品，它们均属于从公元7-10世纪之间的时代。在那些已被相当准确的断代出土文物中，我举出713-741年的一枚中国硬笔（GBXXV以下；E78）和906年的一面中国金属镜子（GBVI页以下；E84），它们二者上面都镌刻有几个‘鲁尼文字母’的突厥字”[18](pp.118-119)。
毋庸置疑，在北方广阔草原地区中古时期开始酝酿，古代时期开始转型，中世纪形成，而一直以来保持具有区域特色的多元文化形态。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和历史上形成的传统文化习俗的不同，在不同的地域内形成了具有不同蕴含和特色的区域性分支文化范式，如草原地带的游牧文化圈和高山森林地带的狩猎文化圈以及兼营的渔猎、采集文化圈，绿洲、河川地带的粗放型农耕文化圈，还有相互之间的穿插、共荣。这些文化在形式和内容上互不相同，但均显示出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和独特性。
（二）人群结构的多族杂居流变态势
据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北方广阔草原地区史前时期，即新石器和青铜器时期，以及中古或古代时期的物质文化是以农耕村落生活为主的，也就是说该地区很多一部分先民主要生计方式是农耕聚落或城郭形式。但先秦、战国时期与史前时期相比，北方广阔草原地区局部人群生计方式上已发生较大的变化，游牧经济已成为主体经营方式。这主要由气候、生态变化和资源枯竭引起的，还有人为的战争、侵占、毁坏等因素。
在历史进程中，他们从农耕经济形式转变为富有移动性的“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这种移动性较大的生计方式促使了草原地带人群结构的多样进程、文化成分的多元态势。据凉城县饮牛沟出土人骨研究资料显示，饮牛沟人骨颅骨形态特征及测量值上具有东亚蒙古人种的特点；两类头向不同墓葬中出土头骨的比较表明，体质上均属于东亚蒙古人种，但女性的颅高、颅长高指数及颅宽高指数两组间有显着差异。两类墓葬人骨在鼻颧角、额倾角等项目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由于头骨例数所限，难于肯定是否因头向东的一组混杂有北亚蒙古人种的因素所致[19]。
在北方广阔草原地带，不仅北方少数民族和农耕地区之间“和亲”“联姻”促进政治、贸易往来关系。蒙古人种在广阔的内亚交错地域也有散居的遗迹，与欧罗巴人群、粟特人群、��H人群的农耕聚落、城防文明遗迹，以及还有这些聚落和城防文明的没落、终结遗迹。据《魏书》14载，鲜卑与晋之间有“和亲”建交往来关系[16](卷一·帝纪第一·《序纪》,p5)。另外，从人种移动情况来看，在这广阔的地带已出现印欧人种、米特人种、匈奴人种、��H人种之间的交融、杂居情况，从而逐渐形成了多元族体或族群共生共处的多样文化格局。如西域安息国人15移居东北亚地区[16](卷三十·列传第十八《安同》,p.712)，与取汉姓的��H人群杂居通婚(16)[20](卷一百一十·列传第三十五《诸夷蕃将》,p.4122)，从而产生混合多元的文化现象。
（三）社会组织制度的演进态势
在新石器时代或中古时期的北方广阔草原地带，长城以北临界地区广泛分布以细石器为主的人类初期文化形态。但由于分布甚广，各地相互间新石器遗址的文化面貌也存在较大的差别。这种以压制细石器为特征的文化遗存，应属于北方广阔草原地区游牧民族的原始文化形态，显示出以采集、狩猎，进而转移畜牧经营这一逐渐转变的经济生活方式演进态势。这一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标志着北方广阔草原地区已步入游牧部落社会的历史进程。
公元前221年前后（先秦、战国时期），北方广阔草原地区游动的族体或族群是诸多游牧群体的集合体，主要有北狄、薰育、猃狁、犬戎、林胡、楼烦、匈奴、东胡、乌桓、鲜卑、突厥、回鹘、��H等诸多族体或族群，相互间生产生计方式等方面有一定相似之处。在公元前3世纪之时匈奴强盛，建立游牧联盟国，使他们走向多族统一的联合道路。随着匈奴统一北方广阔草原地区诸多游牧族体或族群并建立匈奴游牧联合帝国，促进了社会性质和制度发生变化，从部落社会步入了多族军事联盟制社会，并建立北方广阔草原地区和西域间超越地缘界限的联合关系，未分人种、人群、族体等血缘群体和族系关系，创造了相互交融、杂居、交往的多元历史舞台。
据《汉书》载16，匈奴游牧帝国时期，又与西域各城邦国、中原汉朝等广泛的国度持有贸易、隶属、共处等复杂多样交往关系[6](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上，p.3872)。这为他们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相互带来或多或少的影响。社会结构方面，在国家层面上是单于、可汗以及皇室贵族为统治阶层，在百姓层面上仍以氏族为单位，氏族或部族的酋长掌管制，甚至开始萌芽早期民主选举制。还有他们之间已经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地缘和交换物资往来联系。但是，由于经济经营形式的的不同，在他们社会里未形成与夏、商、周时期以来的禅让制（世袭制）、“天下共主”和“王畿”（“邦”）、分封制等社会管理制度。
三、结语：多彩纷呈的特定文化形成态势
对早期北方广阔草原地区而言，这一特定地域多彩纷呈的民族文化是由那些早期农耕聚落和建城的人群与诸多游牧民族共同创造的人类早期重要文明之一，是早期农耕、城池、畜牧等多种生业文化交融的基础上形成的多元一体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地域、民族、族体之别，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应囊括更加详细分类的内涵，如林胡文化、楼烦文化、匈奴文化和东胡文化等，以族缘为特征的文化范式。
北方广阔草原地区产生的文明历程显示多元交替特征。也就是说，在局部地区的早期农耕聚落、城防文明已衰落、消失，更替产生与兴起的是游牧经济形式，兼营采集、渔猎以及粗放型农耕经济形式。文明的交替，虽难寻周期，但有历时性规律，游牧、农耕、城池文化的并生共存、互惠互利的多样存在需要可持续发展，使北方少数民族多元文化与时俱进，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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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生活工具有陶器（辽代陶片和��H陶片）、铁箭头、马镫、牌饰、珠子、石器等。
2据《北齐书》卷八·《补帝纪》第八·《后主高维幼主高恒》载，“庚午，有司奏改“是岁，高丽、契丹、��H并遣使朝贡。”“是岁，杀河间王孝琬。突厥、��H国并遣使朝贡。”“冬十月，突厥、大莫娄、室韦、百济、��H等国各遣使朝贡。”“是岁，契丹、��H国并遣使朝贡。”“癸亥，��H国遣使朝贡。”“是岁，高丽、��H并遣使朝贡，突厥使来求婚。”
3据《北史》卷一·《魏本纪》第一载，“平文皇帝讳郁律，姿质雄壮，甚有威略。元年，岁在丁丑。二年，刘武据朔方，来侵西部，帝大破之。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马将百万。”据《北史》卷三·《魏本纪》第三载，“十二月乙酉，汝南、颍川饥，诏丐人田租，开仓振恤。是岁，蠕蠕、高丽、吐谷浑、勿吉等国并遣使朝贡。”据《北史》卷四·《魏本纪》第四载，“八月，勿吉国贡��矢。”
4据《旧唐书》卷二·《本纪》第二·《太宗》上载，“前安州大都督、赵王元景为雍州牧，蜀王恪为益州大都督，越王泰为扬州大都督。二月丙戌，��H内属。三月戊申朔，日有蚀之。丁卯，遣御史大夫杜淹巡关内诸州。出御府金宝，赎男女自卖者还其父母。庚午，大赦天下。”
5据《金史》卷一·《本纪》第一·《世纪》载，“金之先，出��H氏。��H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元魏时，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车骨部、曰拂涅部、曰号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隋称��H，而七部并同。唐初，有黑水��H、栗末��H，其五部无闻。粟末��H始附高丽，姓大氏。李绩破高丽，粟末��H保东牟山。后为渤海，称王，传十余世。有文字、礼乐、官府、制度。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黑水��H居肃慎地，东濒海，南接高丽，亦附于高丽。尝以兵十五万众助高丽拒唐太宗，败于安市。开元中，来朝，置黑水府，以部长为都督、刺史，置长史监之。”
6这些青铜时代的辛塔什塔聚落遗址的墓葬，有的带有墓上建筑；有些有多个墓室，并葬有车马；有的还有马、狗、牛和绵羊殉葬；随葬品有陶器、石制和青铜制装饰品、武器和工具等。
7新疆喀什地区叶城宗部群艾山亚古墓地位于叶城县宗郎乡群艾山亚村村西台地之上，共发掘墓葬10座，随葬品有陶器、珠饰、羊骨等，其年代应在6~7世纪。莎车县卡群乡兰干村东的台地上发掘的莎车恰木萨克古墓，根据墓葬形制、葬式、葬俗，其年代应在8~9世纪。
8据《汉书》载，“楼兰既降服贡献，匈奴闻，发兵击之。于是楼兰遣一子质匈奴，一子质汉。后贰师军击大宛，匈奴欲遮之，贰师兵盛不敢当，即遣骑因楼兰候汉使后过者，欲绝勿通。时汉军正任文将兵屯玉门关，为贰师后距，捕得生口，知状以闻。上诏文便道引兵捕楼兰王。将指阙，簿责王，对曰：‘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愿徙国入居汉地。’上直其言，遣归国，亦因使候司匈奴。匈奴自是不甚亲信楼兰。”
9岱海地区园子沟遗迹为公元前2301~前2044年龙山前后期之交的考古遗址，与老虎山遗存文化面貌相似，遗物多为陶、石器、骨、角、牙器为数很少，陶器有平底器、三足器、圈足器外，还有素面夹砂罐、绳纹罐、蓝纹罐、方格纹罐、高领罐、短领罐、直壁罐……等。
10在戈尔诺阿尔泰境内发现1百多件古代石雕像，数百处祭祀围墙，调查了若干处古代突厥人祭祀地：乌宗塔尔草原德耶尔-捷别山冈“阿克塔什”石雕像附近、恰迪尔峡谷、尤斯提德河畔、乌兰德雷克地方、巴尔-布尔加兹河畔、叶兰加什河畔、菠萝塔尔山谷等，很多都是突厥时期进行祭仪的“围墙”。
11塔里木盆地东部的楼兰和尼雅遗址出土了公元3世纪早期至4世纪中期间的简牍与纸质等类文书，其中都有些国王谕令、籍帐、书面契约、判决书、信函、碑铭与题记等，还有大约同时代的汉文和�衣�文文书。
12《北史》载，“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魏克姑臧，悉见虏。文成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自后无使朝献。周保定四年，其王遣使贡方物。”
13《魏书》载，“始祖乃告诸大人曰：“我历观前世匈奴、蹋顿之徒，苟贪财利，抄掠边民，虽有所得，而其死伤不足相补，更招寇雠，百姓涂炭，非长计也。”于是与魏和亲。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魏，且观风土。魏景元二年也；穆帝六年（309），“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帝登平城西山，观望地势，乃更南百里，于氵垒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使长子六修镇之，统领南部。”；惠帝，“四年，帝始临朝。以诸部人情未悉款顺，乃筑城于东木根山，徙都之。”；“烈帝复立，以三年为后元年。城新盛乐城，在故城东南十里。”；昭成帝什翼犍，“四年秋九月，筑盛乐城于故城南八里。”
14据《魏书帝纪》第一·《序纪》载，始祖乃告诸大人曰：“我历观前世匈奴、蹋顿之徒，苟贪财利，抄掠边民，虽有所得，而其死伤不足相补，更招寇雠，百姓涂炭，非长计也。”于是与魏和亲。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魏，且观风土。魏景元二年也。
15据《魏书》载，“安同，辽东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汉时以安息王侍子入洛，历魏至晋，避乱辽东，遂家焉。”
16据《新唐书》载，“李谨行，��H人。父突地稽，部酋长也。隋末，率其属千余内附，居营州，授金紫光禄大夫、辽西太守。武德初，奉朝贡，以其部为燕州，授总管。刘黑闼叛，突地稽身到定州，上书秦王，请节度。以战功封耆国公，徙部居昌平。高开道以突厥兵攻幽州，突地稽邀击，败之。贞观初，进右卫将军，赐氏李，卒。”
17据《汉书》载，“西域诸国大率土着，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