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论文强烈推荐10篇之第七篇：五四启蒙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对比自省
摘要：五四启蒙文学以激烈的反传统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有研究者将五四时期定义为"全面反传统"时期，认为五四启蒙文学与传统文化是"断裂的".事实上，五四启蒙文学确实是以西方价值为参照系对民族文化传统进行了激烈批判，但批判背后的道德本体主义下的忧国忧民的承担，却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对传统文化某种程度上的超越。
关键词：五四启蒙文学； 民族文化传统； 道德本体主义； 群体主义； 道德向度；
Abstract:
The May 4th Literature appeared in history with its anti-tradition. Some researchers defined the May 4th period as a period of"comprehensive anti-tradition", believing that the May 4th Literatur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May 4th Enlightenment Literature did make a fierce criticism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tradition with the reference of Western values. However, the worrying about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under the moral ontology behind the criticism was the inheritance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tradition, and on this basis, it realized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some extent.
Keyword:
the May 4th enlightenment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al tradition; moral ontology; collectivism; moral dimension;
五四启蒙运动也被称作"新文化运动",由此可见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异质性。鉴于五四启蒙先驱激烈的反传统姿态，也有研究者将五四时期定义为"全面反传统"时期，认为此举导致了五四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断裂",以此诟病五四。而笔者认为，五四启蒙文学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远比启蒙先驱们在表面上做出的姿态要复杂得多，其中既有批判又有继承，更成功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超越。
一、批判：西方价值参照系下的"反传统"姿态
（一）西方文化参照下的对比自省
在中国传统的"内夏外夷"观念影响下，中国文化向来呈封闭性的以自我为中心贬低外来文化。为批判传统文化的腐朽与落后，五四启蒙先驱参照西方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自省。
在《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认为中国文化是奴隶、保守、退隐、锁国、虚文与想像的，相对而言，西方文化却是自主、进步、进取、世界、实利与科学的；将中国文化传统定位为"陈腐朽败",将西方文化定位为"新鲜活泼".[1]129-135经过这样的对比后，陈独秀号召广大青年进行抉择。为进一步引发国人自省，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继续对中西方文化进行了对比："第一，西方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民族则以安息为本位；第二，西方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方民族则以家族为本位；第三，西方民族以法治、实利为本位，东方民族则以感情、虚文为本位。"[1]165-169陈独秀的这种比较是在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的前提下自省做出的，其对比不无偏激与不甚准确之处。但这种比较引发的国人自省驱开了国人夜郎自大的迷障，开始在西方文化的对比下思考自身文化的缺陷与不足，出现了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第一次浪潮。
在新旧文化二分前提下，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汪叔潜的《新旧问题》，"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新者不排除尽净，则旧者亦终不能保存。新旧之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也。"[2]10在西方文化的对比下，五四启蒙先驱认为倡导新文化即是倡导西方文化。由此可见，五四启蒙先驱是坚决地把中西文化对立起来并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批判态度的，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西方先进的进化观念的传播。以进化观念来看，旧传统必然要被新文化所取代，旧思想必然逐渐被新思想所征服。这样的单一、线性的进化观念为五四反传统提供了合法性，使得在西方文化参照下的传统文化遭到了自省式的批判。
（二）以孔教为焦点的封建纲常伦理批判
《新青年》创刊不久，陈独秀就率先向儒家的"三纲"学说发难："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已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3]这标志着思想史上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紧随其后的便是启蒙先驱们对家族制度的批判。
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以宗法家族制度为基础，这样的家国天下的制度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到了近代社会，却显示出了与时代发展进程不符的严重问题。五四启蒙先驱针对传统的宗法式家族制度，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集中批判。
其一是主张革除长者本位的观念。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指出："中国的'圣人之徒'……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4]这种长者本位的父子关系，易于压制个性，使青年一代丧失独立人格，成为信奉奴隶道德的人。因此，启蒙先驱主张：革除长者本位观念，代之以幼者本位思想。这也是五四启蒙先驱们信奉的进化论理念催生的新型父子关系。
其二是主张男女平权。中国的家族制度核心基础是男权制，这一制度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剥夺了女性的正当权利，甚至抹杀女性存在的意义。封建礼教用"三从四德""三纲五常"来约束女性，又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来愚化女性，且以"节烈观"倡导妇女在丈夫死后守节。五四启蒙先驱通过对封建礼教扼杀女性权利的事实进行揭露，唤起女性的觉醒，同时又以男女平权的主张，将女性纳入到反封建的阵营中来。在这一系列举措中，最能体现出男女平权意识的，是女子参政观："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5]360同时，他们又译介与推广鼓吹女子独立的剧本《娜拉》等提倡女子自立，并通过系列文章提出"男女社交公开"观，正面宣传妇女解放与男女平等新理念，唤起部分女性人格的觉醒，为五四反传统再添实绩。
其三是主张婚姻自主。包办婚姻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主要的婚姻形式，这种无爱的婚姻形式使许多人深受其害，其中就包括五四启蒙先驱中的鲁迅、胡适等人。这样的无爱婚姻，五四启蒙先驱自然是抵触的，可是想要终止却又是顾虑重重，一方面是来自家庭内部的压力，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同受其害的另一方。"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受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启蒙先驱们切身感受到了封建婚姻制度的摧残，批判起这一制度来自是发人深省。为了逃避或者是对抗这种婚姻制度，五四时期好多青年男女离家去国，以行动对这一批判进行了响应。启蒙先驱在批判旧式婚姻制度罪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式的婚姻观：自由恋爱（同姓结婚亦自由），自由结婚且允许自由离婚，再嫁自由。
（三）国民性改造折射出的文化批判
在五四启蒙先驱看来，中国传统的封建礼教压迫国人，使得国人的国民性呈现出一种病态来。因此，五四启蒙先驱力主改造国民性，通过展示中国人病态的国民性，揭示传统伦理道德的"吃人"本质来进行文化批判。
剖析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最为深刻的，当属鲁迅的作品。在《示众》《阿Q正传》《复仇》等作品中，鲁迅将中国人自私自利、自轻自贱、势利攀附、欺软怕硬等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此外，光升在《中国国民性及其弱点》中，把国民性界定为了种性、国性与宗教性的集合体，经过与中外各民族的比较发现，中国人比欧洲民族多了容忍精神，可这种精神却使中国人丧失了个性和自由，也丧失了法制和民主观念；蔡元培认为中国的国民缺乏自我意识，应唤醒他们；胡适更呼吁自由与健全的人格。可见，五四启蒙先驱们将改造国民性与随之进行的文化批判视为救亡强国的重要环节，认为"立人"才能"立国".
（四）个性自由为尺度的反传统的深化
经过对孔教的深入批判，启蒙先驱将孔教的核心思想总结为"礼",这一思想经过汉、宋儒学家的改造，已经形成完整的伦理纲常。因此，五四启蒙先驱开始运用人性及个性自由作为价值尺度去批判礼教对人性的扼杀。对中国传统的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的揭露与批判，是五四启蒙文学反传统的进一步深化，促进了"人"的觉醒与"人的文学"的诞生，提高了伦理觉悟，经由胡适等人对个人主义的提出与倡导，使个性自由成长有了一定的基础与空间。
西方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人"的发现与人性的弘扬一直是其光辉成就。五四启蒙先驱积极学习西方，以人性与个性自由来颠覆传统，重新将人的权利还给了"人".在这样强调"以人为本"的同时，启蒙先驱又将"独立人格、思想自由"视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主张："我们既是个自由民，不是奴隶，言论、出版、信仰、居住、集会，这几种自由权，不用说都是生活的必需品。"[6]251在这样的人格独立与思想自由的基础上，个性自由也是"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个人之所拥护的"[1]165-169.
中国的文化传统一直是提倡群体性而压抑个人的群体本位文化，五四启蒙先驱对人性与个性自由的提倡，是对西方个体本位文化的一种积极学习与借鉴，其对文化传统的批判已经透过社会生活、习俗等文化的表层到达了文化的深层，是反传统的进一步深化。
五四启蒙运动前期在西方文化参照系下的对比自省，是外在刺激下应激的现实需要，而经过对孔教及封建纲常伦理的批判的一步步深化，对于文化传统的评价标准已经发生改变，从外在价值尺度向内在价值尺度转移，个性自由即是这一内在尺度的表现。基于这样一种出自内在价值需要而生发的批判，标志着五四反传统的斗争达到了高潮。
二、继承：道德本体主义下忧国忧民的承担
（一）启蒙作家对古代文学遗产的继承
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启蒙先驱发表了大量具有新形式和新内容的作品，以先锋的反叛姿态统治文坛。但是，他们对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并没有全盘弃之不用，而是吸取了其中的诸多有益因素。
五四一代作家深受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即便大都有海外求学或是工作的经历，理智上认同更为发达的异域文化，但与传统文化的血缘关系是不可能切断的。作为中国现代小说成就最高的作家鲁迅，其本人的精神、品格的形成处处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其创作更与传统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鲁迅作品中的很多重要意象都能让人想起传统的血脉，如夜色、月亮、雪等，既有中国传统黑白木刻的色彩韵味，又有中国传统绘画的"神韵",令人感受到他本人经常赞赏的《水浒传》第九回写雪景的韵味；《朝花夕拾》处处展现出民间文化背景与情趣；《故事新编》题材全部来自于中国传统神话、历史人物或传说。表面上看，"新编"二字体现出鲁迅对传统文学题材的演绎与创新，实际上，鲁迅却是借助这部作品在重新思考中国传统的儒道墨三种文化，其中也体现出了鲁迅所钦佩的《儒林外史》的讽刺风格的深刻影响。
一向给人欧化印象极深的郭沫若，往往被批为创作缺少民族色彩，却也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其代表作诗集《女神》中，不仅涉及了大量的传统中国意象典故，在诗歌的语言、体式方面也都有着对传统诗歌的借鉴，包括他家乡的乐山方言色彩的词语的运用，无不体现着启蒙先驱对于古代文化遗产的继承。
（二）传统文化浸润下的"爱国的群体主义"
表面上看，五四运动给人以激进的"西化"主义和反传统印象，但事实上，启蒙思想与民族精神的深层联系始终未断。[7]42正是由于这种无法割裂的深层联系，所以尽管五四启蒙先驱激烈批判封建礼教与文化，却没有反对民族传统的核心价值之一--群体主义。五四启蒙所具有的这种"爱国的群体主义"的向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文化传统中"个体本位"价值观的匮乏，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启蒙思想在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层次影响之下人们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群体价值的认同。当启蒙先驱体会到封建思想体系对人的个性的压抑之后，开始引入西方以个体为本位的价值取向，所以有胡适对于"个人主义"的大力推崇，有陈独秀号称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的主张。但是，他们却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得异常矛盾，在倡导个人主义的同时，又认为代表群体的"大我"是无限的、"个人是生灭无常的，社会才是真实存在的"[6]126-127.由是观之，五四启蒙先驱表面上呈现出了激烈的反传统态势后，实质上并未割裂与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层联系，所以尽管表面上极度推崇个体为本位的价值观，却在国家遭遇亡国灭种的危机时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投身社会，转向群体本位。
（三）传统价值观赋予的道德向度
五四时期是一个可以被称为"个人解放"的时代，是五四启蒙先驱引入西方个体为本位的价值观来重构中国传统思想道德文化的时代。但是，西方的个体为本位的价值观最后走上了个体至上的道路，五四启蒙却与之不同，除却传统文化浸润下的"爱国的群体主义"的影响之外，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对于道德的推崇，也深深影响着五四启蒙文学的价值观的形成。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将"道德"作为立人之本，这种文化观念几千年来深深植入了中国人的潜在意识中。尽管五四启蒙先驱认为"仁义道德"是封建礼教"吃人"的手段，引发了他们激烈的批判，但是内心深处，"道德"仍然是他们评判一切的标准。所以如胡适、鲁迅等，诉诸笔端的都是反抗旧道德与旧式包办婚姻的作品，而生活中却仍然接受了封建的包办婚姻，因为他们无法割裂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更无法越过"道德"这一价值标准。所以，五四启蒙文学最后形成了与西方启蒙不同的、具有道德向度的价值观体系。
三、超越：五四启蒙文学反传统的历史功绩
（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反道统意义
牟宗三认为道统"即为以仁教为中心的道德政治的教化系统，亦即礼乐型的教化系统"[8]85.而五四启蒙先驱信奉的是西方的进化论，认为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进化的，组织国家、支配社会的道德与人伦也相应地会随之改变，因此他们否定了传统文化中世世传承、不容变更的道统。启蒙先驱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口号后，便以现代生活为评判尺度重新审视了支配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孔子之道，认为其只能适应于封建的专制社会，与借鉴于西方的现代的共和政体及民主制度决不相容。
陈独秀认为孔子之道与现代西方的共和、民主制度是决不可能相容的，同时，五四启蒙先驱论证了儒家纲常伦理对于个性与独立人格的扼杀，不仅与现代社会独立自由平等的精神相反，而且不能为民主共和制度造就相应的"人民",因此应"重新估定其价值".就这样，五四启蒙先驱以否定儒家孔子之道的方式实现了反道统的意义。
此外，汪晖特别指出，五四运动是有着态度同一性的，这就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怀疑，这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精神的真谛。这是五四启蒙精神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一家独尊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化专制的超越，体现了对于独立意志与自由精神的尊重与支持。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启蒙怀疑精神的映照下，五四出现了各种思想的自由争鸣而不是传统文化中的一派思想的"独尊"局面，成为五四启蒙运动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二）对"非主流文化"的推崇
五四启蒙运动反传统思想的资源来源于西方的现代文化，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来源则是传统的非主流文化。启蒙先驱先是批判了儒学独尊的流弊，并赞美了诸子百家时代的学术盛况，以期实现学术的多元发展，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陈独秀设想："设若全中国自秦汉以来，或墨教不废，或百家并立而竞进，则晚周即当欧洲之希腊，吾国历史必与已成者不同。"[1]280胡适也在他的《先秦名学史》的"导论"中论述："儒学曾经只是盛行于古代中国的许多敌对的学派中的一派，因此，只要不把它看作是精神的、道德的、哲学的、权威的唯一源泉，而只是在灿烂的哲学群星中的一颗明星，那末，儒学的被废黜便不成问题了。"启蒙先驱用这样平等的目光来看待诸子百家，不仅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局面，还致力于改变传统学术中经学一统学术的地位，在国学研究中把经、史、子、集四部视为同等重要对待，并把四部之外的通俗文化也同等对待，致力于文学作品尤其是白话小说等通俗文学的研究。《<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便明确指出："庙堂的文学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9]11"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对白话小说的整理与研究，启蒙先驱对民俗文化，尤其是"俗歌俚语"与口承文学的采集整理，都是上述主张的具体付诸行动，成为启蒙先驱反传统的突出成绩。
将中国文学传统中难入大雅之堂的白话文推到中国文学的正宗地位，这是五四运动不可抹杀的历史功绩。在这方面，胡适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不仅研究、撰述了中国的白话文学史，还认真考察个案、梳理脉络，对古代的白话小说进行了搜集、整理和考证。此外，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中搜集了弹词、宝卷与佛曲等俗文学并进行了深入研究，使白话文学的整理与研究蔚然成风，《历代白话诗选》《（分类）历代白话诗选》《历代女子白话诗选》等著作纷纷面世，将这一"非主流文化"推到了历史舞台之上。
民间文学资源的发掘和汲取也是五四启蒙先驱超越文化传统的又一重要贡献。1918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征集处，经刘半农、周作人等人倡导，蔡元培发表《校长启事》积极进行响应。1920年12月13日，歌谣研究会成立，并于1922年12月17日创办《歌谣周刊》，共出151期，刊出歌谣3000余首，除主要的中国歌谣外，还有少量的日本俳歌与欧洲的情歌，更有研究文章过百篇及谚语、谜语、传说、童话、小调、鼓词、方言等，取得了可观的成绩。风气所及，以至于像文艺杂志《小说月报》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类的学报都刊载歌谣、传说及相关研究文章，更有个别诗人在此影响下创作了民歌风浓郁的作品，彰显了民间文学研究的实绩。
"非主流"的传统文化的复兴，被启蒙先驱认为是"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10]9.胡适一直把五四启蒙运动看作是"中国的文艺复兴",鉴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中对于历史典籍的整理、传统资源的挖掘，所以胡适一直没有停止对传统学术的研究和评价。在他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期望中国的传统学术在与西方融合之后，能够产生一种新科学。
（三）"白话文运动"带来的文化范型转换
"白话文运动"的目标是否定封建特权阶层所垄断的文言，把口语、白话与书面语言、文学语言统一起来，打破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政治分野。同时，白话文的广泛应用也使西方传入的新思想获得了更为合适的语言表达形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语言的革新，必将导致思维方式的变革。此外，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也清除了封建腐朽思想的载体。最后，白话文还是五四启蒙新思想的有效传播工具，通过报纸与杂志直接传播到了社会各阶层，推动了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
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经五四启蒙先驱的倡导，很快得到了迅猛发展。不仅在新知识界和进步报刊中成为正式语言得以广泛应用，还以自己的实绩促使当时的政府于1920年颁布了一条政令，规定国民学校的教材逐渐改用国语（白话文）。这牵动了全国教育界的教材改革，使白话文真正得到了普及，结束了言文不一致的状态。
此外，"白话文运动"还引发了文学革命。胡适认为："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启蒙先驱以优秀的文学作品扩大白话文使用的范围，并为统一的国语提供标准与可资借鉴的范本。
"白话文运动"的意义是深远的，它创建了一种通俗易懂的言说方式，使话语主体能够真实表达出自己的意愿，带来了个体话语的多样性。这种转换体现的是文化范型的转换，"白话话语赋予言说者以极大的言说自由度，它的话语主体不是某种权威，而是现实中活生生的生命个体，他们言说的目的是为了让言说客体获得一种言说自由，进而实现主客体之间的对话与敞开"[8]49.
四、结语
总的来看，五四启蒙文学尽管以高调的"反传统"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但其并未与传统文化完全断裂，而是继承了传统文化的许多精髓，并借此实现了对传统文化某种程度上的超越。而这些，也正是五四启蒙的历史功绩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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