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希祖，民国时期着名的史学家，他曾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等着名高等院校任教，在史学、目录学、校雠、文献学、考古、藏书等研究领域均有造诣。本文就朱希祖的学术经历与史学思想进行考察，总结其治学成就与特点，展示其在中国史学史领域的地位，客观评析其在史学界的作用与影响。
关键词：朱希祖；学术经历；史学思想
谈及“新史学”,时人首先会想到梁启超。梁启超一直被学界认同是我国史学史学科的开创者。受其号召和影响，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走进史学界，相关论着也相继出现，成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起源。然而，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第一人，其实并非梁启超。最早从学科意义上探讨史官、史家、史学等史学史基本内容的人是朱希祖。朱希祖（1879-1944），字逖先，浙江海盐人。其父为朱永檠，以教书为业。朱希祖幼年随父在家塾读经史，十四岁父亲因病去世，从此承担家中重任，边刻苦学习边谋生挣钱。之后，朱希祖先后考中秀才与廪生，以授徒讲学来维持家中生计。然而，清末时局的动荡令其改变了求学之路，他开始习学英语，在1905年的浙江官费选派百名留日师范生的考试中中第。后赴日本东京留学，专修历史，走上治史之路。本文就朱希祖的学术经历与史学思想进行考察，总结其治学成就与特点，展示其在中国史学史领域的地位，客观评价其在民国史学界的作用与影响。
一、学术经历
（一）从章门高第到入职北大
朱希祖东渡日本后，开始留学生活。1908年师从章太炎，与钱玄同、马幼渔、沈兼士、周作人等成为最早的“太炎弟子”,“常至民报社，别在大成学校请本师讲授经子及音韵训诂之学”[1].由于他勤奋治学，颇为章太炎所青睐与栽培。章太炎《自定年谱》中写道：“逖先博览，能知条理。”[2]起初，朱希祖等人均追随章太炎以小学为主要研究方向。之后，朱希祖将研究方向转为南明史与戏曲，而他的南明史研究也是受到章太炎的影响而发端。1909年朱希祖归国，与鲁迅等人一同就职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讲授文学史。1910年，朱希祖应嘉兴中学监督范古农之邀，前往嘉兴中学任教。这期间，朱希祖与章太炎多有书信往还，学术也大有进境。辛亥革命后，朱希祖被选举为故乡县民事长，推新政，办学校。1912年3月，又应沈钧儒之邀，前往浙江省教育厅任职。
1913年，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国语读音统一大会，以审定国音的基本音素。与会代表意见纷纷、各执己见，主要的三派分为偏旁、符号与罗马字符。此时，作为浙江省两名代表之一的朱希祖，力主采用古文篆籀径省之形，取名为“注音字母”,得到与会人员的认可，一时间名震士林。[3]朱希祖等人的提议获得了各代表的通过，此为国语之基础，属于中国首套汉字注音方案。
读音统一大会召开之时，何��时任北大的代理校长。这期间，北大的主流文风是由清末延续下来的桐城派势力所掌控。西学的渐入、时代的变迁等导致北大内部发生人事变动，且章太炎享有的崇高声望，使得太炎弟子逐渐入流北大。国语读音统一会的召开，为朱希祖赢得很大的学术声望，他在沈尹默的推荐下，首先被聘请出任北大预科教授。之后，沈兼士、马裕藻等人也相继受聘。
（二）从北大到中央研究院
朱希祖被聘为北大预科教授后，不久由预科转文科。此时，北大的学风已由“章门学风”取代了老一辈的桐城派，朱希祖等章门弟子也相继成为了北大的着名教授。1917年，时值胡适与陈独秀等积极倡导文学革命，陈独秀出于沈尹默的推荐被聘为文科学长。此间，北大增设了史学门，陈独秀有意聘朱希祖为史学门主任，但因朱希祖意在文科方面有所作为，暂不愿进驻史学而搁置。两年后的五四运动之际，史学门主任始由康宝忠担任。同年，北京大学改科为系。1920年夏，康宝忠逝世，蔡元培推荐朱希祖担任史学系主任。
这时，北大因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也已然成舆论之中心。除了胡适等“新人物”,包括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在内的诸多太炎门生大都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参与到了文化革命运动中来。朱希祖积极响应，也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白话文的价值》和《非“折中派的文学”》两篇文章，以明确表态。1919年，由胡适领衔，包括朱希祖、马裕藻、钱玄同等教授联名向教育部统一国语筹备会提出了关于新标点符号议案，得到批准。次年，朱希祖又联合多人成立了文学研究会。1922年他同蔡元培、沈兼士等一起为北大争取到了原由历史博物馆所藏的四分之三的明清内阁档案的委托整理权，成立了后来的明清史料整理会。1923年到访陕西中原古迹，收集汉唐史料。此外，他还兼任《国学季刊》的主编，积极参与学会组织的成立，在1928年成立中国史学会并担任学会主席。
朱希祖入史学系后，他以新时代史学思想为指导，秉持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主张“以科学方法为治史阶梯，谓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4],大力进行课程改革，开设“史学史”课程，还与李大钊一起将史学系课程设置成了六个系统，聘请何炳松、陈汉章、陈垣、王桐龄、陈寅恪等名师讲学。他任史学系主任十年间，为北大历史学科的创建、中国史学史学科教育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此，他的弟子傅振伦评价说：“此种制度实施以后，国内公私大学史科，纷纷仿形。于是，中国史学，乃得跻身于科学之列，始渐有以史学名于世者。”[5]
然而，北大的学风虽被“太炎弟子”所掌控，但在暗潮汹涌的民国，中学与西学强烈冲击的局面，使得北大的人事、学风均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太炎弟子们相继进入北大很大程度上是受益于地域性的同乡关系。所谓浙人把持最甚的，在北大主要是指朱希祖任主任的史学系和马裕藻任主任的国文系，“盖惩于其乡人朱希祖、马裕藻等人之贪”,“欲北大办好，非尽去浙人不可”.随着不满浙人把持北大的风头渐起，北大学生接踵而至地警告和要求当局，沈尹默等相继离开北大，参与北大最高决策机构校评议会的朱希祖，在学生风潮的冲击之下也不安于位，向校方提出辞职。
1930年，朱希祖改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明清史。他计划将他的南明史研究纂成《南明史》，但在研究院待了不到一年便离开了，只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
（三）从中山大学到中央大学
1932年9月，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电聘朱希祖为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此时，朱希祖正沉浸于南明史的研究中，其收集南明史料已达十年之久。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也大大激发了他的爱国意识，南明一朝抗清的历史，恰恰能映衬他当时的家国情怀。考虑到史料的继续收集与中山大学的情况，朱希祖决定南行任教于中山大学。他在中山大学开设史通、中国史学概论、元明史课程，与开设西洋史学理论课程的朱谦之先生，被并称为“二朱”.在朱希祖提议下，文史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入学，是中山大学第一批研究生。与此同时，他还应邹鲁校长之请，兼任广东通志馆纂修，撰述了《新修广东通志略例及总目》、《新修广东通志总目说明书》、《广东通志征访条例》、《征集新撰近代广东人传体例》等文，在方志编撰学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1934年1月，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聘请朱希祖为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罗家伦曾是他在北大时的学生，考虑到长子朱�氖比沃醒氪笱Ь�济系主任，加诸南京离故土海盐不远，不免有叶落归根之念。此外，当时的中央大学已经是名流汇集，包括当初被排挤出北大的黄侃等旧交均在此任教，最终决定前往南京。南京当时是国民政府的首都，金陵重地，又是六朝古都，而朱希祖早前就对六朝史事兴趣浓厚，也颇有建树。于是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六朝史的研究中，成果颇丰，其中尤以《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一书最负盛名。除此外，他对宋人赵明诚的金石学与宋代史学也有涉及研究。这一时期，朱希祖不仅继续研究南明史，又开始涉及六朝史和宋史，这些大大扩展了其史学研究范围，并进一步深化了其史学思想。
在南京的这段美好时光，学术条件优越，家庭称心如意，是朱希祖多年来工作与生活都很惬意的时期。但是抗战的爆发，使得这一切戛然而止。日军步步紧逼，南京危急，国民政府做好了南迁重庆的打算。1937年底，朱希祖随学校转移至重庆下榻，此后再没有离开，直到1944年病逝。
初到重庆，朱希祖没有辞去中央大学的职务，继续授课并积极参与其他教育事业。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召开，朱希祖为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张继起草了筹办总档案库和国史馆的议案，提出：“民族之所以悠久，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国史为之魂魄”,“夫欲续历史，不可不设国史馆，欲保存史料，不可不设档案总库”.[7]国史馆的设立，在抗战时期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国史不可绝，民族之绵延，正体现了时人心系民族存亡的爱国情怀。1940年，朱希祖又任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的委员，勤恳阅卷，做事兢兢业业。同年，他辞去了中央大学的系主任与教授之职。1943年，重庆成立了中国史学会，朱希祖担任理事与常务委员。
二、史学思想
朱希祖作为章太炎的得意门生，既继承了章氏治学的精髓，又能对西方史学有所涉猎。他主持北大史学系期间，中西兼收，倡导开设各类史学课程特别是史学理论课，对近代史学的发展做了重要贡献。他兴趣广泛，研究领域跨度很大，上至先秦两汉，下至晚清以降，都有所涉猎。他的着述，仅仅罗香林整理的《朱逖先先生着作目录》中所列的文章，就有300篇左右。这些着作包含着他深刻的史学思想与史学独见，为史学界的一大财富。在此，就朱希祖的史学研究进行简要分析，以展示其史学思想的独特价值。
（一）中西并重
朱希祖早年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历史师范科，对西方史学多有接触。期间，他又师从章太炎，继承了乾嘉考据的学术传统。这种学术经历，不但拓宽了他的眼界，也使他认识到中西史学兼容并包的价值所在，既重视西方史学观念、史学理论的学习，也坚持传统史学的优秀传统，并尝试用新的学术眼光来认识传统史学。
朱希祖在任职北大期间，对西方史学有重要的倡导之功。他任系主任期间，积极推动史学系的课程改革，在他看来“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番破坏，断然不能建设”,因此中国史学界应该“虚怀善纳，无论哪一国的史学学说，都应当介绍进来”.[8]朱希祖除了聘请何炳松、李大钊、陈翰笙、李璜等人讲授史学理论课程外，自己也身体力行，在史学系开设“史学史”课程。他推崇德国史学家普雷希特的“新史学”,以此梳理中国传统史学并撰写《中国史学通论》，并作为大学讲义流传于世。他的史学史思想也集中体现在了这部着作中，此书内容上属史学史范畴，有重要的史学地位与价值。首先，它是在中国史学史方面最早的讲义；其次，该着虽是讲义之作，却是作者潜心研究的心得，与陈陈相因之作有别；最后，这部着作在内容上确有许多精到的见解。[9]
（二）科学求真
朱希祖去世后，其子朱�脑谧芙崮烁傅闹窝Х椒ㄊ敝赋觯�“先君治学方法，首重科学，尝言历史学为社会科学之一种，故欲治历史，必先通社会、政治、法律、经济各科学。”[10]朱希祖受西方史学理论影响，治史非常强调科学性，他在北大史学系的课程改革中就强调：“学史学者，先须习基本科学。盖现代之史学，已为科学的史学，故不习基本科学，则史学无从入门。”[11]他将史学系的课程分为六类，把很多社会科学列为必修课程。1928年，北京高校发起中国史学会，朱希祖被推举为主席，他在演说中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政治有党派，学术无党派，讲史学的，尤应超出于政党以上，乃能为客观的公平观察，不为主观的偏私论着，方合于科学的史学精神。”[12]
朱希祖所追求的科学是指治史的规范要严格，态度要客观，宗旨是求真。具体来说，治史需要史料的支撑，而处理史料是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而非随意为之。这种科学求真精神，使得他高度重视史料的搜集与史实考证。朱希祖一生研究兴趣广泛，在史学史、史馆修史、史料考证、金石、目录、史迹调查、方志、边疆史等众多领域都有所建树。但是，这些着述，大多属于未刊稿，这反映了他治学严谨的态度，如他所言：“生平颇不愿学胡适之有一篇发表一篇，不顾精粗良��也。”[13]朱希祖强调史料为史学第一要义，穷一生之力搜求史料，时人称其：“海盐朱逖先希祖，购书力最豪，遇当意者，不吝值，……君所得乙部居多，尤详于南明。”[14]朱希祖还根据自己长期治史经验，提出治史三期论，阐明治史要经过搜罗期、考订期、去取期三个阶段，认为：“史料之考订，虽极精确，而编篡之时，亦须维以社会最需要之条款，经以科学严格之律令，方足称为上乘。”[15]这种严谨的态度，决定了他治学一方面涉猎甚广，但同时又有精深的着述推出，仅举他在南京所作的《六朝陵墓调查报告》就可见一斑，内容详实可靠，治学严谨。断代史方面，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新梁书》、《南明史》虽未最终完成，但有专门的精到论文存世。1947年，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论及“南明史”研究的状况时，声称“最近则以朱希祖先生用力最深”,特别表彰了朱希祖在史料方面的贡献。
（三）经世致用
中国史学强调经世致用，体现了史家鉴古知今，关注现实的治学旨趣。这一点，在朱希祖身上表现的也非常突出。朱希祖指出：“治史以搜集材料，考订事实为基础，以探索历史哲学，指挥人事为归宿，此史学之全体大用也”.[17]在他看来，历史研究不仅仅是��之学，繁琐的考据，不过是为探究历史的依据。通过这种史实的还原，从中得出全局性的看法，古为今用，引古筹今。可见，强调史学研究之目的在于“指挥人事”,考据与义理兼顾，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朱希祖对清代史家章学诚非常推崇，认为章氏“识见之最卓越者”,就是其经世致用的思想。朱希祖表示：“人之经世，必先洞明时局，而今之时局，非一朝一夕所成，皆由历史演变而来，此历史成立之原理也”,因此，“不明时局而专研历史，是谓无根之学，诚不足于言史矣”.[18]这种对现实的强烈关注，使朱希祖认识到近现代历史的重要性，指出：“古人所谓藏往知来，皆以现代为枢纽。即以现代为枢纽，则今日以前之现代史，尤为重要。”[19]在之后北大史学系课程改革中，他进一步强调这一点：“历史以现代史为尤要。盖史学之目的，在认识现代社会之来历，以谋未来之建设。”[20]这种观点，体现出他高度重视史学的社会价值，历史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还原史实，而在于观察未来，创造未来，“而其枢纽，则全在乎现在。盖欲创造未来，必先认识现代之社会”.[21]
（四）爱国情怀
朱希祖治史，自觉的与时代相结合，既体现了史学经世的一面，又表现出深深的爱国情怀。朱希祖的弟子傅振伦评价乃师说：“先师以史当致其用，研究风气应适合时代之需要，故每见几发微，因势利导，蔚为风气，以裨于民族与人群。”[22]朱希祖阐发章太炎“亡人之国，必先亡人之史”的观点，认为：“吾族自有其历史，绝不甘屈服于他族之下。是故亡史之罪，甚于亡国。亡国而国史不亡，则自有复国之日。何则？其魂魄永存，决不能消灭也。”[23]朱希祖穷年累月致力于南明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就是受其爱国情感的激发，“盖读此等书者，皆有故国山河之感，故能不数年间，光复旧物，弘我新猷”.[24]在朱希祖一生的研究中，始终牵系着国家与民族，彰显民族大义。九一八事变后，他钩稽史料，撰写《伪齐录校补》四卷、《伪楚录辑补》六卷，目的就是为了昭示“操纵伪国者处心积虑之险，而同国之自相屠戮者，愿各鉴此前车焉”.[25]
综上所述，朱希祖是民国时期着名的史学家，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关键人物，地位不容小觑，更不容忽视。他的史学研究成果值得后人学习与继承，史学思想值得借鉴。只有对他的史学成就与贡献进行客观评价与认识，才能全面了解民国史学发展的全貌。
注释：
[1][11][20]朱元曙、朱乐川撰。朱希祖先生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3.25,192.
[2]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317.
[3]杨晓春编。朱希祖六朝历史考古论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3.
[4]罗香林。朱逖先先生行述。文史杂志。1945,5（11、12）。
[5][22]傅振伦。先师朱逖先先生行谊。文史杂志。1945,5（11、12）。
[6]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1.
[7][23]朱希祖。建立总档案库筹设国史馆议//朱希祖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73,174.
[8]朱希祖。《新史学》序//何炳松。新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4,5.
[9]周文玖。朱希祖与中国史学。史学史研究。1998（3）。
[10]朱�摹Ｏ染�朱�P先先生对于史学之贡献。东方杂志。1944,40（16）。
[12]朱希祖。发起中国史学会的动机和希望。清华周刊。1929,30（11）。
[13]朱希祖。朱希祖书信集，郦亭诗稿。北京：中华书局。2012.20.
[14]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75.
[15][24]朱希祖。《晚明史籍考》序//朱希祖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89,390.
[16]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92.
[17]朱希祖。章太炎先生之史学。文史杂志。1945,5（11、12）。
[18]朱希祖。《文史通义札记》序//朱希祖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80.
[19]今夏中华教育改进社关於史地教育之提案及历史教育组地理教学组之会议纪录。史地学报。1922,2（1）。
[21]朱希祖。清代通史叙//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
[25]朱希祖。《伪楚录辑补》自序//朱希祖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