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金代作为临潢府整个城市历程的重要阶段，始于金天辅四年（1120），止于金贞佑二年（1214），共94年。金代临潢府存续发展近百年，是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特殊的地形地势以及地理位置使临潢府所面临的区域生态危机最小化，为城市近百年的存续发展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前朝故都的重要地位在金初的延续、金初首都的艰难诞生以及金朝中后期临潢府向军事重镇的转变与定型是重要的人文原因。
关键词：金代；临潢府；存续发展；因素分析；
Abstract:The Jin Dynasty, an important stage in the whole urbanization of Linhuang Government, began in the fourth year of Jin Tianfu（1120） and ended in the second year of Jin Zhenyou（1214）， with a total of 94 years.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etropolis-Lin huang in Jin Dynasty lasted for nearly one hundred years, which was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action of natural factors and humanistic factors. On the one hand, the special topography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 minimize the regional ecological crisis faced by Linhuang Prefecture, which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the former capital in the early Jin Dynasty, the difficult birth of the capital in the early Jin Dynas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stereotype of Linhuang Government into a military town in the middle and late Jin Dynasty are important humanistic reasons.
Keyword:Jin Dynasty; Metropolis-Lin hua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actor Analysis;
临潢府，兴建于辽神册三年（918），废弃于金贞佑二年（1214），城市建置时长296年。其中依据朝代更替可分为两大时期：都城时期，始于辽神册三年（918），止于金天辅四年（1120），共202年；后都城时期，始于金天辅四年（1120），止于金贞佑二年（1214），共94年。金代作为临潢府整个城市发展历程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学者的研究要比辽代临潢府少许多。关于金代临潢府城市发展历程的探讨及相关因素的分析，只有少数学者在其研究中从若干角度略涉一二或稍有体现且较为细碎，几乎未有宏观的把握与细致的分析：贾淑荣的《试论金世宗时期临潢府（路）经济发展的动因》对金世宗时期临潢府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作了四个角度的分析[1],王淑兰的《金政权对辽代上京道州县省并原因初探》用较小的篇幅论述了金代临潢府国都地位丧失的过程以及相应的影响[2],孙文政的《金长城管理机构设置沿革考（1）金东北路与临潢府路》则从军事角度对金代临潢府及临潢府路的建置沿革进行了细致梳理[3].因此，本文将试图在相关方面的研究上贡献微薄之力。一方面，着重分析区域自然环境的恶化--科尔沁沙地的扩展与蔓延是临潢府存续发展必须应对的自然危机，而巧妙的地理位置与特殊的地形地势又使沙地的威胁降至最低，为临潢府近百年的存续发展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以"京"号取消为节点，又分为陪都时期和重镇时期：陪都时期的临潢府享有"京"号30年，得益于前朝故都的重要地位与金朝首都会宁府的迟迟官宣；重镇时期的临潢府，契丹起义、蒙古侵略此起彼伏，临潢府军事属性增强，成为"要州"之一，从而转变为金代军事重镇。
一、金代临潢府存续发展的自然因素分析
辽代在科尔沁沙地兴建起了包括临潢府在内的大量州县、头下军州，其地理分布主要集中在两大区域：一是以辽上京临潢府为中心的城市群，处于科尔沁沙地西北部；二是呈西南-东北分布的以辽东京辽阳府为中心的城市群向东北延伸部分，处于科尔沁沙地东南边缘。
金代区域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沙地的扩展与蔓延成为科尔沁沙地众多城市废弃的重要自然因素。张柏忠指出，辽代晚期至金代是历史上科尔沁沙地沙漠化最为严重的时期[4];冯季昌也认为，科尔沁沙地在辽金两代的经营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沙化高潮[5].此区域大规模沙地的形成与扩展，威胁到了辽代在这里所兴建的数十个州县。临潢府地处科尔沁沙地边缘地区，同样面临着区域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而临潢府却凭借着地形地势、地理位置使遭遇流沙侵蚀的可能性降至最小。
临潢府西北紧依大兴安岭山脉，又坐落在丘陵、小山环绕的乌力吉木伦河与沙里河交汇处的谷地当中，独特的山地地形使得流沙的发育连片受到限制。同时，科尔沁沙地流沙的扩展方向主要与寒冷干燥的冬季风向相一致，即沙地向东南方向侵蚀发展，而临潢府恰好处于沙地的西北。辽代统治者定都临潢府之时，首要考虑的是在辖地内选取一处在地形地势上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抱山负海"优势的地方。金代随着地区局势的变化，临潢府转变为边防重镇，都城选址的考量无意中使得临潢府又成为尽可能避免流沙侵蚀的上好之地。当位于沙地东南方向且是平原地带的韩州因苦于风沙迁移治所时，临潢府却能在城市原址上继续存续发展，临潢府所处地形地势、地理位置的优势凸显了出来。
另一方面，虽然12世纪气候转向寒冷干燥，但临潢府地处中国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过渡地带，夏季依然会受到暖湿东南季风的影响；加之其位于大兴安岭山脉的南段山地，地势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增高，暖湿的东南季风经过临潢府时，一方面受山地海拔增加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乌力吉木伦河谷地狭管效应的影响，抬升作用更为明显，所以，临潢府夏季地形雨较多。同时，热力作用下夜间山坡气流下沉，使得谷内上升气流明显强于白天，夜雨较多。[6]最终使得临潢府即使在气候干寒化状态下降水也较东南沙地处丰沛。较为丰沛的降水再加上沙里河和支流众多的乌力吉木伦河提供水源，遏止了流沙的扩展，这便为临潢府在金代近百年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保证。
后都城时期，区域自然环境的恶化--科尔沁沙地的扩展是临潢府城市延续发展所面临的自然危机，但临潢府自身独特的山地地形、恰巧位于沙地西北的地理位置、特殊地形影响下相对丰沛的降水，最大程度地减小了临潢府所面临的自然危机的影响，为城市的存续发展奠定了自然基础。
二 、金代临潢府存续发展的人文因素分析
金天辅四年（1120），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率兵攻破辽上京临潢府，临潢府遂被金所占领。据《金史》载："临潢府……辽为上京，国初因称之"[7]561,后阿骨打"仍辽之旧京、府号，并于临潢府置上京路"[8]531.可见，金初仍承袭辽制。公元1115年建国的金代，本应在自己的起源之地--"御寨"建立都城，但"由于缺乏中央集权的专制皇权，没有一元化的政治体制，再加上四时迁徙的捺钵遗俗",使得"御寨"无法发挥汉式国都的重要作用。[9]而辽上京临潢府作为契丹故地的象征、辽代五京之首、前朝故都，地位非其他普通州县可比；且金刚刚攻下意义非凡的辽上京临潢府，刚打下的江山未彻底稳定，契丹极有可能反叛。所以，内外因共同作用下，金天辅四年（1120）到金天眷元年（1138），临潢府一直保留着"上京"称号18年之久，足见临潢府城市地位的重要。金初太祖、太宗时期，金代的政治制度基本沿袭女真旧制，"御寨"的都城功能较弱。熙宗即位后，政治制度开始全面汉化，从天会末年至皇统初年，汉制改革约持续八九年。[9]据《金史》载："天眷元年，八月己卯，以京师为上京，府曰会宁，旧上京为北京"[7]73,"天眷元年改为北京"[7]561.天眷元年（1138），一直以"御寨"为名的女真政治中心终于有了京师名号。金上京会宁府的设置使得临潢府京号有所变动，由"上京"改为"北京".但临潢府"京"号之名并未直接废除，而是又以"北京"之号存续至天德二年（1150）。进入新的朝代，前朝故都临潢府竟又享有"京"号30年，从后都城时期这一阶段来看，享有"京"号的30年确实显得与众不同，一定意义上临潢府是以陪都地位而存在的，这是都城时期临潢府高光时刻的延续。
天德二年（1150），金海陵王完颜亮对诸京都系统进行大规模调整，北京路临潢府即在调整之列。据《金史》载："天德二年改北京为临潢府路"[7]561,"至海陵庶人天德二年，省并中京、东京、临潢、咸平、泰州等路节镇及猛安谋克，削上中下之名，但称为诸'猛安谋克',循旧制间年一征发，以补老疾死亡之数"[7]993.金天德二年（1150），临潢府最终未能保留"京"号，北京之号被除，北京路临潢府只称临潢府路临潢府。临潢府京号的废除，标志着近二百年的都城光芒在金代延续30年后最终熄灭。
临潢府在享受着"京"号的同时，也逐渐在战乱中恢复着往昔的繁荣。临潢府在辽、金朝代更替的过程中，战乱频繁，难免会受到破坏。据《金史》载，攻下临潢府后，阿骨打"留守挞不野以城降"[7]34.金留守挞不野管理金上京临潢府军政事务也仅持续了一年[3],可见金初在临潢府的统治基本稳定。据《金史》载，临潢府路下辖的庆州因"城中有辽行宫"、"辽国宝货多聚藏于此",到了金代仍"比他州为富庶"[7]562;而临潢府作为前朝故都，其富庶程度应不亚于庆州。所以，辽上京临潢府因其重要的经济、政治以及军事地位备受重视。[1]局势的稳定使得临潢府逐渐恢复旧都繁荣，但经历了战乱，繁荣程度可能不及往昔。从临潢府坐拥"京"号之名30年来看，临潢府旧都的繁荣或许延续了太祖、太宗、熙宗三朝，随着金海陵王时期沉重的兵役与赋税，临潢府的繁荣开始衰退。
海陵王起，契丹起义、蒙古骚扰此起彼伏，战乱频繁使得临潢府军事属性增强，成为金代西北边疆重要的边防重镇。据《金史》载：金朝"边境置兵之州三十八……置于要州者十一"[7]998.其中"置兵之州"就有位于临潢府西北的庆州，而"要州"之一就有临潢府，可见临潢府边防重镇地位的重要。
临潢府所经战乱尤以正隆、大定之际契丹农牧民的反金斗争最为重要。金海陵王为了统一全国，横征暴敛、穷兵黩武，严酷的备战措施激化了金朝的社会矛盾，各地反金斗争风起云涌。正隆五年（1160），海陵王在西北契丹诸部强行征兵伐宋，严重损害了西北契丹诸部的利益。在撒八的率领下，更大规模的反金斗争在西北路契丹人聚居地展开，金朝北方各地接连卷入战火。为了镇压契丹反金斗争，海陵王派契丹族官员萧怀忠等人前往讨伐。萧怀忠等人"连与战皆无功，而粮饷不继"[7]2850,退兵临潢府，临潢府成为金朝镇压契丹起义的重要根据地。金廷政变，世宗即位后，又派契丹人扎八劝降由窝斡夺权领导的起义军，扎八见起义军兵强马壮转而投靠起义军，并且领兵攻打临潢府，世宗随即又增派大军支援临潢府。在两军将战之际，金押军猛安契丹人忽剌叔投靠了起义军，令契丹起义军战力增加，大败金军。正隆六年（1161）十二月，起义军都元帅窝斡在临潢府称帝，改元天正。大定二年（1162）六月，金军与契丹起义军在陷泉（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展开决战，惨烈异常，"人马相蹂践而死，不可胜数，陷泉皆平，余众蹈籍而过，或奔溃窜匿林莽间。大军踵击之，俘斩万计"[7]2857.窝斡领导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余部仍继续与金朝斗争。到大定三年（1163）八月，"时契丹余党未附者尚众，北京、临潢、泰州民不安"[7]1957.世宗采取招抚政策后，方才"民以宁息"[7]1957.在历时三年的反金斗争中，临潢府始终是双方对抗的重要前线城市，契丹起义军第一次建立了与金朝对抗的政权，而临潢府则时隔41年，于正隆六年（1161）再次成为契丹所建政权的都城。
正隆、大定之交的契丹农牧民反金斗争，使草原诸部落有机可乘，频繁侵扰边境地区。大定五年（1165），金世宗下令在临潢府等边界地区修筑界壕和边堡，以阻挡蒙古骑兵南下。金界壕"起东北迄西南，几三千里"[10].据《金史》载：临潢府路界壕"自鹤午河堡子至撒里乃"[7]563,与大兴安岭山脉的走向基本相似。界壕的大规模修建足以证明临潢府军事属性的增强。与此同时，金代为了加强防御效果，又在界壕沿线要害之地修筑边堡，屯兵驻守。据《金史》载：临潢府"堡三十七（大定间二十四，后增）"[7]562.边堡的修建与其数量的增加，也反映出临潢府军事地位的增强。
金世宗在平定正隆、大定之交的契丹农牧民反金斗争后，以海陵王为鉴，调整了海陵王时期"大起徭役缮治甲兵，调发军旅，服役繁重，民人怨嗟"[11]等激化社会矛盾的政策，实行休养生息的裕民政策，促进了临潢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这里在大定年间出现了"彼地肥美、异于他处"[7]1046的繁荣景象。
世宗在平定契丹反金斗争后，虽政策上休养生息，但加强了对契丹人的控制和监视。章宗时期，据《金史》载："明昌间，有司建议，自西南、西北路，沿临潢达泰州，开筑壕堑以备大兵，役者三万人，连年未就"[7]2103-2104.横征暴敛愈演愈烈，再度爆发了反金斗争。与此同时，蒙古诸部也乘机寇边。明昌元年（1190），"时胡里�s亦叛，啸聚北京、临潢之间。（完颜）襄至，遣人招之，即降，遂屯临潢"[7]2088.明昌五年（1194）九月，章宗为了进一步解决北疆草原诸部寇边问题，"命上京等九路并诸抹及等处选军三万，俟来春调发，仍命诸路并北阻�ひ粤�年夏会兵临潢"[7]233.明昌六年（1195），屯戍临潢府的契丹人又发动反金斗争，《金史》载："临潢、泰州属部叛"[7]2095,更大规模的反金斗争在东北爆发。同年，草原诸部再次侵扰，"北边有警，聚兵围庆州急"[7]2095;五月，章宗派夹谷清臣坐镇临潢府指挥作战，尽管战事取得了胜利，但未能彻底解决问题；十一月，完颜襄进驻临潢府，对蒙战争持续至次年二月方才结束[12].大安三年（1211）八月，蒙古大军来袭，攻打临潢府，据《金史》载："大元大兵至野狐岭，承裕丧气，不敢拒战，退至宣平"[7]2066.完颜承裕的怯战，加速了临潢府落入蒙古版图的进程，临潢府路路治迁移宣平。此时，临潢府虽被蒙古占领，但金代统治者并未正式官宣弃置，但金朝政权内外忧患，临潢府几乎无收复的可能。随着蒙古的攻城掠地，临潢府路路治不久于贞佑二年（1214）再迁平州，据《金史》载："贞佑二年（1214）四月尝侨置于平州"[7]561.随着平州被蒙古占领，临潢府路撤置[3],金代统治者于"贞佑二年（1214）弃之"[8]667,临潢府的弃置及临潢府路的撤置应系同年发生。这应是临潢府长达296年城市历史的正式终结。
重镇时期的临潢府，契丹起义、蒙古侵略此起彼伏，战乱频繁，最终变成一座军事属性极强的边防重镇。即便是正隆六年（1161）昙花一现的都城建置，也带着浓浓的军事味道。也正因为临潢府地位之重要，几经战乱也未被放弃，又存在了64年，成为临潢府城市历程中极具特点的一段。
三、结论
临潢府296年的城市历史中，依据朝代更替划分为两大阶段：都城时期和后都城时期。其中，后都城时期始于金天辅四年（1120），止于金贞佑二年（1214），历时94年。
12世纪区域自然环境的恶化--科尔沁沙地的扩展与蔓延，成为包括临潢府在内众多科尔沁沙地州县存续发展必须面临的自然危机。临潢府位于沙地西北，与沙地扩展的方向正好背道而驰。特有的山地、丘陵地形又阻止了流沙扩展。大兴安岭山麓地带为东南季风的迎风坡，暖湿气流经过时地形雨较多。地处乌力吉木伦谷地，狭管效应加剧了东南暖湿气流攀爬大兴安岭时的抬升效果，再加上谷地夜雨频率高，降水总体而言较为充沛，另有沙里河与支流众多乌力吉木伦河的滋润。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最终令沙地难以扩展。在区域自然环境恶化的背景下，临潢府却因独特的自然条件将恶化趋势降至最弱，成为科尔沁沙地自然环境较好的地区，为金代临潢府94年的存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以天德二年（1150）"京"号被夺为节点，金代临潢府又可划分为陪都时期、重镇时期。得益于金初首都长达数十年都未有官方确定以及临潢府本身作为前朝故都的重要意义，临潢府享有"京"号30年之久，并逐渐恢复以往的繁荣。而在海陵王时，临潢府"京"号取消，随之而来的穷兵黩武、横征暴敛令契丹聚居地之一的临潢府起义不断，甚至时隔41年再次成为契丹所建政权的都城。同时，临潢府也常在蒙古侵略骚扰的名单之中。界壕屡次修建，边堡数量增加。这些共同使临潢府军事属性增强，成为金代仅有的11个"要州"的其中一个。
依托着较好的自然条件，临潢府并未像辽代科尔沁沙地其他城市一样湮没在茫茫流沙之中。再加上其对于金朝有着重要且特殊的地位，临潢府延续发展了94年，谱写出异于辽代且独具特点的后都城时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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