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 相关课题成为学术研究、形势研判、政策分析的热点。文章认为其中大多数研究者都在关注其历史意义、现实价值等方面的内容， 往往忽略了“一带一路”背后所隐藏的风险与挑战。虽然说“一带一路”建设是以发展为主旨的国际战略， 我们需要更多地看到其正面意义与价值， 但是在并不太平的当今世界， 不安全因素无处不在。这些风险与挑战， 也将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而不断显现， 而且大多都是较为复杂的“发展--安全”联结问题， 需要我们更好地厘清其中纠葛的互动因素， 寻求切实管用的应对思路和做法。文章仅从我国“一带一路”经济项目的普遍特点出发， 结合对沿线国家发展环境的初步考察， 在分析主-客观因素基础上， 指出存在的风险隐患， 并据此尝试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 经济安全； 风险； 对策；
毫无疑问，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对美国及其盟友来说是最有利的。尽管美国反复呼吁中国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 但又总是极具针对性地处处限制中国的影响力。习近平主席从大历史观出发， 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宏大构想， 正是因应世界形势复杂深刻变化， 谋求增进全球大多数国家利益的路线图。2015年以来，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已经由愿景转化为行动， “一带一路”建设虽然是以发展为基本导向的国际合作倡议， 但正在面临被安全化的难题， 客观上确实存在诸多安全风险隐患。为推动相关战略顺利落地， 同样需要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理念， 努力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 在我国外交事业与国家安全事业积极转型过程中 （王毅， 2015年） 确保“一带一路”建设稳妥、安全地实施。
一、“一带一路”战略中经济项目的基本特点
总体上讲，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某些特性容易遭受国外质疑， 自身“风险敞口”较大。“一带一路”建设中， 经济项目普遍存在“投资主体单一”、“分布行业敏感”、“所在地区集中”等基本特点。
以重点项目“雅万高铁”为例。该项目从印尼首都雅加达起始， 到达第四大城市万隆， 全程150公里， 设计最高时速350公里/小时， 2015年11月开工， 三年内建成， 工程总造价51亿美元。雅万高铁工程开创了首个政府间主导推动、两国企业合作建设管理的重大项目先例， 也是我国高铁从勘察设计、组织施工、技术标准、装备配套、物资供应， 再到沿线开发、人才培养、运营管理等整体全方位出口的首单项目， 对于中国高铁走出去以及“一带一路”建设都有重要意义。2015年8月， 习近平主席特使、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雅加达总统府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 就中印合作兴建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项目呈交可研报告， 同时对中外媒体公布了中方五点承诺 （即承诺线路长、站点多、时效快；承诺性价比高；承诺融资条件更好；承诺确保三年内建成） .派国家元首特使为一项投资合作项目递交可研报告实属史无前例， 可见中方及其重视雅万高铁， 志在必得。但是， 在项目操作实施过程中， 一直面临着投资收益堪忧、手续难办、印方效率低下等挑战， 一度出现“仅在奠基几日后被迫暂停”局面， 继而引发“中国高铁海外受阻”炒作， 环评、拆迁阶段也屡屡受挫。国际社会对此也产生了诸多质疑：认为中国企业不看重商业利益， 不按照市场规律运作是“别有用心”, 经济项目被贴上了“政治标签”, 中国企业的背后是中国政府， 而中国政府看重的是地缘战略利益；合作国的保障力度与积极性又难以长久持续， 经常是让中国企业“自生自灭”, 等着看中方的笑话。此外， 中国企业急功近利， 宣传“超高性价比”, 过分强调价格低、工期短， 而不长于质量和工艺， 也没有征服人心的企业文化， 不能适应沿线国家关于重大项目的功能定位。中国诸如此类的项目有20余个， 多数遇到上述问题， 如俄罗斯喀山高铁、中泰高铁等。
透过现象看本质， 中国“一带一路”经济项目首先具有央企主体比例过高的特点。根据有关数据统计， 截至2016年底， 已达成意向的“一带一路”建设投资项目中， 由央企负责承建的占85.2%, 其中“三桶油”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 、四大商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投公司等国有特大型企业占比尤为突出， 央企不仅是对外“走出去”的主力军， 也是沿线投资风险的主要承受者。投资建设的行业过于集中在矿产、能源、基建等领域也是我“一带一路”经济项目的突出特点。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等公开资料显示， 目前我对外投资存量主要分布于采矿业， 特别是分布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虽然目前中国国内产能严重过剩且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高， 如此布局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但过度畸形化的项目产业分布， 使我上述资金密集型产业暴露在高安全隐患下， 带来资产与人员双风险。另外， 在经济项目的空间布局上， 也多集中于社会动荡、能源资源丰富的国家地区。近三年来， 发生在“一带一路”沿途的投资风险案例约30余起， 涉及20余国家和地区， 且主要集中于伊朗、俄罗斯等资源雄厚国家， 以及阿富汗、叙利亚、菲律宾、缅甸等社会动荡国家， 特别是集中在菲律宾和伊朗两国， 发生在菲的风险案例涉及金属、运输、农业等行业， 发生在伊的风险案例则全部牵扯能源行业， 包括天然气、石油和水电等。
二、主要面临的风险挑战
“安全” （Security） 是一个外延不断扩展的概念， 本质上指免受任何危害与威胁的状态。传统安全主要包括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内容， 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飞速发展， 安全观念已经发生深刻变化， 经济安全等新的范畴正在成为现代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一带一路”涉及沿途65个国家地区， 包括东盟10国、南亚8国、中亚5国、西亚18国、中东欧16国和“独联体”7国， 以及蒙古国。上述国家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 总人口约44亿， 经济总量约22万亿美元 （2015年统计数据） , 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法律环境、社会习俗、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 决定了经济风险的来源非常多元， 不仅取决于以上客观条件， 也包含大国博弈、地缘政治等外在因素。
首先是以政治安全为代表的传统风险隐患较高。如本文第一段所述， 伴随世界秩序格局不可避免地调整， 美国始终顾忌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树立“去美国化”的政治经济安排， 同时也担心“一带一路”阻碍美倡导建立的“新丝绸之路”、“亚太全面能源伙伴计划”等地缘统治策略， 印度、欧盟、甚至是俄罗斯也存在深切忧虑， 在意我“一带一路”战略是否冲击他们的“中亚-南亚走廊”“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欧亚联盟计划”.复杂纠葛的情势， 仅从沿线国家中逾20国有美国驻军或与美方存在军事同盟关系， 美16个“非北约同盟国”中有10个位于“一带一路”区域即可见一斑。触动这些敏感神经， 使我不得不面对大国之间复杂的战略博弈与利益冲突， 以及可能触发的战乱、武装冲突， 很多中小国家也会面临来自美、俄、印等大国压力， “左右逢源”情况比较普遍， 将对我重要经济项目的生存发展产生诸多不确定性和负面影响。
其次是沿途即为当今世界安全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非传统安全隐患较多。由于我“一带一路”项目所在国自身地缘政治和民族、宗教、文化、制度、治安等众多矛盾盘根错节， 具体表现为当地普遍性的法制不健全、恐怖主义泛滥、战争战乱、宗教纷争、犯罪猖獗等， 使风险隐患大为加剧。如恐怖主义威胁， “一带一路”路上沿线国家和地区， 大部分属于伊斯兰教势力范围， 尤其是中亚、西亚及南亚伊斯兰地区， 目前已经显示出极端主义活动高发态势， 特别需要深思的是， 我推进范围恰与当前“伊斯兰国”妄图建立的“伊斯兰大帝国”版图高度重合， 势必对我所建基础设施和人身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如恶性犯罪威胁， 这一顽疾在此区域由来已久， 海盗、绑架、贩毒等毒瘤本就多发频发， 如无有效防范手段， 我重大经济项目带来的“高价值诱饵”也将成为当地犯罪团伙的重要下手对象。如教派冲突威胁， 伊斯兰教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宗教纷争至今无缓和迹象， 引发了许多国家的内战和动乱， 眼下“叙利亚问题”“也门冲突”, 是否影响我“一带一路”项目顺利推进， 结果难以预料。另外， 各类灾害也是不可忽视的风险。欧亚两大洲的气候特点与地质地貌结构， 几乎囊括了世界所有自然特征， 南亚地区也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急剧破坏性的地震海啸洪涝干旱等灾害， 会给各类产业项目的投资设计和建设运营带来不可预估的影响。
再次是经济基础发育不良， 使经济活动本身面临内在风险。就“一带一路”沿线整体而言， 除保加利亚、波兰、新加坡等个别国家外， 营商形势均不乐观， 我沿线投资面临诸多风险， 可能遭受未知的经济损失。据世行《2016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研究统计， 在执行合同、开办企业等10个指标方面， 很多“一带一路”国家的表现不如人意。其中， 缅甸在开办企业指标评价中位列全球倒数第一， 分别需要经过11道程序、72天才能创立新的企业， 另外所需成本和实缴资本下限也同当地国民收入极不匹配， 耗时费力且成本超高。乌兹别克斯坦在跨境贸易指标中位列倒数第一， 叙利亚在施工许可指标中位列倒数第一， 老挝和伊拉克在解决企业破产指标中位列倒数第一……上述糟糕的经济发展环境， 无疑加大了我企业在当地建设经营的成本， 提升了经济安全风险概率， 风险控制成本升高。
最后， 以世界银行2016年发布的《营商环境指数》 （Doing Business Index, DBI） 为实证研究案例 （注：资料来源：WorldBank, DoingBusiness, 2016:MeasureRegulatoiy Quality and Efficiency, 2015） .报告通过对登记物权、税制环境、对投资者保护等分项指标的考察， 对构成各国企业营商环境的的十组指标进行了逐项评级， 得出综合排名。营商环境指数越高或越靠前， 表明在该国从事企业经营活动条件越宽松。相反， 指数排名越低或越靠后， 则表明在该国从事企业经营活动越困难。这直接说明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绝大多数经济体的营商指数处于“第二梯队”以下， 也即得分低于70分， 进而印证经济风险等级。
三、风险成因
1. 经济合作的“地缘政治化”.
当今大国总是倾向于地缘政治博弈的视角看待“一带一路”倡议。美国意图通过“新丝绸之路”战略推动南亚-中亚经济一体化， 帮助其稳固北约撤军后的阿富汗形势， 进而加大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离心力。因此， 该战略有意将中国、俄罗斯与伊朗排除在外；俄罗斯“东亚经济联盟”战略也面临地缘政治难题， 现实证明， “乌克兰危机”等事件也对其战略产生显着负面影响；印度全面推进“东进战略”, 全面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外交联系， 视东南亚、南亚国家为其平衡外部大国势力的重要依托， 十分忌惮我通过经贸等多渠道吞噬其“战略空间”.近一段时间， 我沿线大型基建项目由于地缘政治原因而遭受重大挫折， 例如在缅甸、泰国、斯里兰卡等地， 相关企业都受到巨大经济损失。透视经济损失现象的背后， 不免发现我重要利益的得失概率， 与该地区地缘政治形势密切正相关。
2. 沿途区域的高风险之困。
周边国家历史包袱沉重， 普遍缺乏共同接受的价值观和政治互信， 合作共赢理念较为薄弱， “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去一体化”和“碎片化”趋势严重。具体来看， 中亚国家的权威体制虽尚可延续， 但社会管理模已被广为诟病， 且执政根基已出现不稳苗头， 难以维续；中南半岛“颜色革命”风险巨大， 政争不断导致政局不稳， “民主化”势头凶猛；东盟国家社会转型艰难， 涉我危安事件屡屡发生。尤其是“三股势力”已成长做大， 成为该区域社会顽疾， 对任何经济项目都构成重大安全威胁。总而言之， 各地区普遍缺少稳定与法制的发展环境， 即使暂时局面平稳， 而暗藏着动荡隐忧， 社会转型任重而道远。
3. 参与国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区内绝大多数国家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 （2015年） , 为全球平均水平的35.7%.经济一体化建设明显滞后， 缺乏多边经济合作机制， 区域内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长期停滞不前， 基建层次尤为落后， 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 未来十年需要8.2万亿美元的基础建设投资， 现阶段资金缺口巨大 （张茉楠， 2017年） .区域内贸易占比较低， 贸易壁垒丛生， 过度依赖外部市场， 受到外部波动冲击的风险很大， 时有内部经济体之间的恶性竞争， 且便利化程度不够、物流成本偏高等原因也增加了商品和服务的流通。
4. 我企业不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急功近利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软肋， 企业发展理念往往在极端政治化-极端经济化之间交替徘徊， 要么完全不看重经济利益， 只做“政治工程”, 获得某一任当局的青睐而暂时得势；要么完全看重经济利益， 罔顾驻在国的环境生态和民众禁忌， 搞大开发 （采） 、大污染， 拿完钱就走， 使中方声誉被长期非议。同时， 还伴生风险意识不强的表现， 一方面相应举动容易招致东道国政府和当地民众的排斥抵触， 另一方面随着个案的积聚加深， 往往损害中国国际形象， 造成对我“一带一路”战略更为严重的曲解误读。
四、对策建议
笔者认为， 有针对性地防范、化解“一带一路”建设中我经济安全风险， 一是要做好风评工作， 建立科学规范的风险评估体系， 对重大经济项目进行系统性风险梳理。应首先聚焦于重点项目、重点方向、重点国家， 做实安全形势调研， 拓宽收集整编安全信息的渠道， 探索创造有具体要素支撑的模型化分析工具， 对安全风险做到动态感知， 使风险评估工作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二是要做好风险管控， 实现风险分散。对外应认真贯彻习主席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努力实现我“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深度对接， 只有对接越深入， 我国家安全利益才能从根本上越有保障， 降低各类因素对我经济利益的负面影响。对内应尽可能清晰地进行安全保障权责划分， 尽早建立起各部门各地区共同参与的安全保障协调机制， 明确在各类情况下的牵头指挥部门， 防止出现“九龙治水却治不好水”的局面， 发挥各方安保积极性， 增强外交机构、安保力量和企业之间的协同性， 也可尝试“危机推演”, 使安全保障更有效率。三是要做好培训教育， 强化各类主体的安全风险意识， 并应积极培育具有海外行动能力的中国民事安保力量 （徐彤武， 2014年） .“一带一路”项目的安全保障更多地要依靠企业自身能力建设和国际合作方式来落实， 近年来， 在中国政府组织的多次海外紧急撤离行动中， 向中华儿女展现了“厉害了我的国”, 却并没有像很多西方国家那样收取任何费用。未来随着“走出去”整体步伐的加快， 在做好基本救济的基础上， 应该研究如何有效分担安全保障成本， 目的是借此增强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安全意识， 重点是企业要承担主体责任， 借鉴国外跨国公司经验， 补齐相应短板。另外还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 创建专业性的民间安保组织， 在我军队不便于开展行动的条件下发挥重要作用。四是要从根本上树立战略眼光， 弘扬人文交流， 推动中国由经济实力向国际影响力的不断转化。目前的问题是， 过于重视经济项目， 而人文交往方面考虑的还比较少， 或者还没有找到切实有效的抓手， “瘸腿”倾向逐渐暴露。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根基， 且更有持久性， 只有通过多领域厚重的人文交流， 才能为“一带一路”建设打下坚实基础。鼓励参建企业持续融入当地社会发展事业， 多做公益活动， 切不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 做一锤子买卖， 赢了金钱、输了民心。五是要做好入乡随俗的准备， 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多年来的经验教训表明， 中企海外投资要从小事做起， 不断自查自省， 提高风险防范意识的同事， 要积极履行东道国社会责任。只有不盲目冒进和偷机取巧， 我们才能真正在路上走得远， 尤其是努力提升自身“软实力”, 多在管理与服务上下功夫， 不能像以往那样建完就走， 只会做“交钥匙工程”是做不到长久发展的。六是要做好两手准备， 能文能武。从公元14世纪航海大发现开始， 军事力量就一直是大国维护其国家利益的根本手段之一， 甚至“商船跟着舰队走”一度成为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必要模式。当前随着国际法律与制度的建立及完善， 在海外运用一国军事力量的方式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 但军事力量始终在发挥着重要特殊作用， 在这方面我们的力度与速度还远远不及美俄等强国， 基本处于“守势”.“一带一路”建设固然不是军事性质的， 不能用军事角度看待， 但新时代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我们的坚强意志， 国家战略需要军事力量在必要时予以配合。在我重大国家安全和利益遭受侵犯时， 我们也要在审慎谋划的基础上做出相应武力安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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