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讲，我们借鉴的改革是上游电厂到中游电网这段，在这部分引入竞争，要求竞价上网，这样，电网的购电成本大幅降低，电厂的利润也因此大幅下降。但是，英国第一阶段电力改革的重点其实是对下游改革，也就是要求用电大户和区域供电公司直接进入电力交易池(the POOL)，在这里，下游用户直接和上游电厂签订供电协议，对电网企业只支付一个核定的费用，这样就把购电成本下降的好处直接让给下游用户，而不是让垄断电网从中渔利。可是，我们只学人家表面的上中下游全分开，只学习上游竞价，根本没有学到人家改革的精髓，结果就是，我们这个全分开之后酝酿看更大的危机。
那么为什么出现电茉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电厂不够用，而电厂不愿意扩建的原因，要不就是发电企业觉得回报率太低了，要不就是完全不了解长期电力需求。其实这个问题还能和另外一个关键问题合并在一起回答，就是如何将电费降下来?除了挤掉电网的垄断中间加价以外，能让电费下降大概主要有三个办法一一找到更便宜的燃料，提高燃烧和管理效率，减少富余发电容量。
其实，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方法也是英国第二阶段电力改革的主要课题。当时英国就发现，如果能对中间的电网进行有效管理、对交易池的价格操纵进行有效监管，那么，让上游电厂甚至中游的电网经营一部分下游的供电公司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被分拆出来的英国国家电网后来又被允许合并了一些下游供电公司。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上游和中游能了解下游的实际需求，而且上游和下游也更愿意签署长期供电协议，这样就能避免出现电力危机。可是我们呢，电厂既没法签署直供电长期协议，也没法自主定价，更没法参与到下游供电公司的需求侧峰谷电价管理，这样，富余容量得不到有效降低，电费也没办法降下来。
我们中石油也一样，改革了半天，价格机制还是没理顺，当然也可能是它根本就不想完全理顺。结果是什么呢，柴油的批发价和零售价动不动就倒挂，搞得民营炼油厂不愿意生产柴油，民营批发商不愿意买入柴油。对此，我们也作了深入的调研，发现了很是让人惊讶的“秘密”:其一，主要的问题是柴油的税太多了，也就是说，我们只要降一点点税，柴油茉问题就能得到有效缓解;其二，原来我们的油价里一半以上都是税，各种各样的税，而且这个税实在太复杂了，连中石油这种最有实力左右政策的企业都没办法去找各个部门一一做工作。所以，我们才会闹柴油茉，所以，我们的油价才会一直高企不下。
一、“走出去”:国企不能承受之轻。
就像上面所说的，政府之所以对国企厚爱有加就是希望培育几个世界500强。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国企在海外重重受阻，国外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游说制度已经决定了国企不可能作为主体大规模走向海外。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应该走出去了，而是说应该调整升级我们的走出去计划，以适应复杂的国际环境。要晓得在现代战争中，决定胜负的不再是前线战斗部队，更大程度上是后方的战略物资补给和中间运筹的情报侦察。在这点上，我们应该学学美国。在美国的国家战略中，前线战斗部队是个人和私营企业。后方既有华尔街的金融资本为私人资本提供补给，又有华尔街的外汇交易市场和保险市场为贸易投资对冲各种风险。对于私人资本不愿意涉足的领域，既有美洲银行、世界银行以发展之名为开发资源提供先行基建投资，更有美国进出口银行为贸易提供融资和信用保障。而中间运筹的既有高盛这样的金融搞客，又有大批精于国际政治和经济情报分析的智库。事实证明，“国家队”最更为擅长的角色应该是后方的战略补给部队和中间的情报侦察部队。
实际上，在中国对外战略最为成功的非洲战场上，我们在电信、基建、原材料等市场上都极大地满足了一些非洲国家发展的需要。
而成功的原因正是我们客观上学习了美国的国家战略，我们的前线战斗部队是华为、中兴这样的民营企业，而国家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后方补给。但是，我们应该清m地意识到，目前我们走出去的产业层次还非常低，基本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
该如何调整我们走出去战略中的结构呢?我的建议是，在石油、天然气等重要产业上，我们应该放开民营企业的进口资质，要让民营企业冲在前线。尤其是在敏感地区，更不能让“国家队”冲锋陷阵，而应该让民营企业以更灵活的方式含与竞争。“国家队”应该在贸易融资、全球运输、安全保障、码头装卸、国内批发分销等中后方环节上提供全方位战略保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护我们企业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
二、预算、分红、限定业务、对民企放开准入，一样也不能少。
看看我们的国企现在都在做什么?就草房价来说吧，温总理三番五次地说要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可是国企地王却屡创新高。2010年1月“国十一条”出台，但当月70%的地王是国企或有国企背景的企业。还有，2010年政府要求国企退出房地产行业，结果到目前为止，70多家涉及房地产的国企只有20家退出了。我发现，国企的经营现在处于有点失控的状态，因为它们不光涉足房地产，还涉足银行、港口、酒店等等，几乎什么都干。
那如何堵住这个漏洞呢?其实也很简单，对国企的经营范围进行横向限定和纵向限制。一方面，横向限定就是限定产业，对于国企的经营产业多要在章程内固定并立法确定，然后国家工商总局和地方工商局监督，只要出资人里有国企的身影，这个企业就不许经营这个国企的被限定产业之外的事情，否则就不允许其注册工商营业执照。此外，再特别规定，除了国资委直属企业，任何国企的经营范围都不许包括股权投资，这样就防止国企以战略投资、产业弓}导基金的名义变相跨业。
另一方面，在单一行业，要限定国企不许做民企能做的下游和配套产业，比如中石油、中石化只许做上游，下游包括批发和零售业务应该有序逐步完全退出。因为只要上游的垄断企业进入下游，就必然导致下游的民营企业无法公平竞争。比如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就只许经营国家骨干网，而城市内的接入服务，也就是给老百姓提供上门零售服务的只许让民营企业做。实际上，限制经营范围对国企、国家都是有好处的，因为只有这样，拥有雄厚实力的国企才会将更多的财力、人力放到核心技术研发中去，也只有靠这种方式增加的利润，才是国企真正的业绩。
同时，鉴于十大产业振兴一败涂地的惨剧，我们还应该考虑创设独立的国企预算评估部门。现在我们对预算的管理是严重的“严进宽出”，也就是说，预算批准和预算拨款环节极为v琐，可是拨款之后，预算部门就对项目实施完全失去了掌控。我建议，今后对地方政绩考核时，要逐步放弃简单的指标考核，而应该以预算考核为主。每年中央返还地方那么多税收，实际上都是按照不同的项目下拨的，因此，我们应该介入政策评估，并根据对之前项目完成情况的评估调整之后的拨款。这样就能避免现在这样一一老项目不管效率高低不再过问，新项目因为没有资金而得不到有效落实。
有效的预算机制需要有效的监管。但是我们现在根本没有预算监管。根据财政部公布的2010年12月份企业财务快报显示，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范围的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为291166.21亿元，只占全国国有个朴资产总额的54.9%。而即便是预算之内的企业，国资委也完全管不住，我们的国资委只负责抽成。比如说，2010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范围的中央企业实现净利润9905.02亿元，上缴了558.叫乙元，只占弄少闰的5.6%，其他的都由企业自由支配。而财政部公布的2011年的预算收入仅仅是84时乙元，还没有中石油一家赚得多。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可能管得住央企?所以说，我的建议是，预算权必须收回，央企所有利润上缴。上缴之后不是不让你花了，想要投资，想要扩大再生产，那你必须提请预算，批准以后才能使用。
很显然，如果说要求国企上缴全部利润，肯定会有很多人站出来说不行，说计划经济时代就是如此，结果搞得企业一点积极性都没有。那我请各位去查下相关研究案例，研究的结果都显示，一个企业的自由现金流越少，经理人上下其手的机会就越少，因此企业的公司治理就越好，业绩也越好。我随便举个例子吧，我们很多国企下面子公司里的一个处长，能随意支取的现金和报销的发票，应该都比李A诚长江实业在北京分公司的总经理要多得多。而且，跨国企业普遍都不许自己的分公司有自己的现金账户，现金每天都会被公司的现金池收走。实际上，三桶油旗下都有自己的财务公司，也是起到内部现金池的作用，它们借此制约下属公司，但是它们却不希望自己被国资委这么管住。
试想一下，在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下，把国企的利润完全草走是没问题的。就草美国的银行来讲，花旗银行在金融危机中成了美国国企，美国财政部草什么来考核呢?就把花旗银行的各项经营指标和摩根银行对比一下，就知道干得好还是不好了，然后直接根据业绩来发奖金。股东根本不需要把利润留给你，让你来决定怎么分配。作为股东，应该平时睡觉、一年参加几欠股东大会就够了，而大部分事情都交给董事打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再看看我们的银行，直到现在，银行业还是过去那种老国企，因为最核心的两个问题完全是计划经济的:第一，利率不许市场化;第二，不许民营资本开办新银行。除此之外，银行是如何放贷的?对于国企，尤其是大型基础建设项目上，地方政府对银行是软硬兼施，而银行出于自身的考核压力，也往往乐于参与。在这种状况下，我请问你，对银行考核有什么意义吗?因为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土的竞争，所有的银行都无法靠自身对风险的判断能力、对利率的调整进行经营获利，而只能靠拼份额来拼业绩。因为对银行来讲，盈利的模式很简单，就是固定的息差乘以货款规模。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只好对地方政府的还债能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存款规模，在故意不实行存款保险制度的情况下，民营银行、村镇银行的存款规模被故意压低，这样国有银行的存款规模完全不是竞争之后的结果，因而也是虚高的。也就是说，在缺少公平的市场准入和竞争条件下，利息、存款规模、贷款规模、风控能力都是不可靠的，那我请问，你怎样考评国有银行?
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过去我们对国企的研究究竟错在哪里?我们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根本没有搞懂什么是市场，什么是竞争。我们误以为一个行业里有几个国企就算是竞争。我们完全搞错了，竞争不是看参与者数量的多少，就草招投标来说，如果说参与者彼此知道底价，就可以围标，这样竞争就形同虚设。所以说，市场的本质不是竞争，而是平等开放。而如果把参与者能干预准入门槛，甚至设计游戏规则视为市场经济最大的腐败，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市场的灵魂是反腐败。因此，亚当·斯密呼吁“看不见的手”，就是希望以此对抗腐败。
最后，对于国企的管理，除了考虑财务指标和管理指标，还应该引入社会公共服务指标。尤其是我们的垄断国企很多都处在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其涨价会对整体物价产生巨大的叠加效应，所以，这种涨价必须慎之又慎。在必要的情况下，我认为应该让部分国企适度亏损，就像之前讲的北京公交补贴，公交车价格降下来以后，既能引导老百姓多坐公交，缓解交通压力，又能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这也是我们国企的职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