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16年，中华书局在创建四年后，设置了较为简陋的"藏书楼".1925年，随着"新图书馆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华书局与时俱进，把藏书楼升级改造为图书馆。在对馆舍进行升级改造的基础上，利用现代图书编目方法对图书进行科学管理，坚持图书搜集的完整性和特色性，始终把抢救图书作为自己的使命。近代中华书局图书馆在发展历程中不仅利用中华书局的资源彰显出自身特色，也为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早期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藏书楼；中华书局图书馆；新图书馆运动；发展；贡献；
一、引言
1917年到1937年是中国近代"新图书馆运动"全面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很多民营出版机构利用自身优势，通过创建图书馆参与到近代图书馆发展的事业当中。作为近代着名的出版机构，中华书局亦积极投入其中。然而，迄今为止，中华书局图书馆似乎并无多少存在感。有关中华书局图书馆的记载，除了散见于为数不多的回忆录中外，几乎没有系统、集中的研究。对近代中华书局图书馆的发展和贡献进行集中考察，应该能够对近代中华书局图书馆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史上的贡献做一系统了解，也是探视中国近代民营出版机构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贡献的另一窗口。
二、创设藏书楼：近代中华书局图书馆事业的发端
1912年中华书局成立后，直到1916年随着中华书局在静安寺路总厂竣工，才专门设置了藏书楼用于放置图书。但藏书楼的规模较小，面积不过100平方米，[1]严格说来，该藏书楼还称不上一个简陋的图书馆，仅仅是一个藏书场所而已。但是，无论是当时中国近代意义图书馆的发展，还是其时中华书局的发展状况看，设置这样一个简陋的藏书楼确是正常之举。
从外部环境看，早在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就有普遍设立藏书楼之倡议。梁启超在这一时期振聋发聩地提出了"举国书楼，以千数百计，凡有井水饮处，靡不有学人，有学人处，靡不有藏书"[2]的设想。李端�币灿�1896年上奏清廷，要求"自京师及十八行省会，咸设大书楼".[3]但整体上看，维新派的设想在实践上反响极小。其后，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教育部于1915年也颁布了《图书馆规程》。毋庸置疑，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近代图书馆发展理念和当时社会传统的"藏书楼"思维之间的关节点，能够冲破图书馆事业发展中传统藏书习俗和实践的限制，为推动近代图书馆事业近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提供了可能性。因此，从这些方面看，中华书局在1916年仅设置了简陋的藏书楼似乎不太正常。但是，一直到民国前期，整个社会对近代意义图书馆的认知基本上还处于经验层面，中国近代意义图书馆的理论和实践范式还没有确立。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近代文化体系中的新事物，有关图书馆的管理、图书馆的职能、如何对图书馆进行建设以及图书馆的收藏和流通等基本问题都仍没有理顺。虽然早在清末新政时期就有湖南图书馆这样具有现代意义特点的图书馆建立，但与普设的"藏书楼"相比，仅仅是茫茫大海里的一滴细小浪花，社会上对图书馆功能仍缺乏明确的整体认知，甚至仍然基本上和"藏书楼"混为一谈。如有学者所言："藏书楼时期的思想、观念、实践等巨大的惯性，继续影响着近代图书馆的发展。该阶段主要解决的是中国近代图书馆的组织结构问题，触及了近代图书馆的思想、理念问题，尚未实质性地进入思想、观念的接受与发展阶段。"[4]在这种氛围下，中华书局仅设置了具有单一图书储藏功能的"藏书楼",的确也在情理之中。
同时，从中华书局自身初期发展看，快速发展中突发的危机也使中华书局无法投入到图书馆发展上来。中华书局创建匆忙，规模极小，因此，在1912年创建后最初几年一直致力于基本建设的规模扩张，把成为集出版、发行和印刷为一体的大型出版机构作为主要发展方向。从1913年开始，截止到1916年，短短4年时间中华书局已经在全国设立分局40多处，职工也由初期的寥寥数人扩充到二千余人。到1917年上半年，中华书局早期发展达到了第一个高峰，"是彼时为膨胀最盛之时代矣".[5]如果中华书局一直按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在完成主打行业规模扩张后，图书馆建设应当会得以发展。但"不幸在最盛之时代，演出绝大之恐慌".[5]发展过快导致资金链自1917年上半年起发生断裂，中华书局几乎倒闭，陆费逵也因债务关系被扣押，形成了近代中华书局发展史上着名的"民六危机"."民六危机"使中华书局以后数年间很多事业遭受众创，在中华书局自身几乎无法自保的情况下，无暇发展图书馆事业也在意料之中。直到1925年，在各项事业获得转机的情况下，中华书局迅速把发展图书馆事宜提到日程上来。
三、藏书楼改制图书馆：中华书局对"新图书馆运动"的因应
1925年，中华书局发展回归正常后，陆费逵等很快把发展图书馆事业纳入发展规划中来，并于该年把藏书楼改组为图书馆。随着澳门路办公大楼的建成，把大楼的第四层专门辟为图书馆，邀请杜定友先生设计了存放图书的钢制书架，并在大楼上安装了传送图书的专用升降电梯。中华书局这一举措与当时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均深受当时"新图书馆运动"的影响。
从近代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上看，到1925年，随着顾实的《图书馆指南》、戴志骞的《图书馆学术讲稿》、杨昭��的《图书馆学》以及杜定友的《图书馆学通论》等图书馆学论着相继问世，从学理层面为"新图书馆运动"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在理论上推动了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从传统的以收藏为主的经验层面向着科学分类、传播文化的现代方向转变，初步确立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理论范式，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图书馆的建立初步提供了理论遵循。因此，中华书局在1925年把藏书楼改为图书馆的文化准备已经成熟。
从当时图书馆发展事业的实践上看，自1923年起，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委员会的持续努力下，1925年4月25日，中华图书馆协会在上海成立。[6]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新图书馆运动"开始由宣传层面向建设层面转移，"转入新图书馆建设的高潮",[7]声势浩大的以"保存文化、建设文化"为宗旨[8]的"新图书馆运动"终于开始全面展开。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组织架构和社会认同已经形成，为中华书局把藏书楼发展为具有现代功能的图书馆提供了客观历史条件。
就中华书局本身而言，当时中华书局的掌门人陆费逵先生一直是一个忠实的"文化救国"和"教育救国"论者。陆费逵一直非常重视图书在保存文化和发展文化中的作用，认为图书是"最善之无形感化物，最精之灭国无烟炮",[9]把图书的作用提高到了国家兴亡的高度。同时，作为一名教育家，陆费逵更是从图书馆与教育关系的角度，独到地指出创建图书馆在推广现代教育中的重要性。陆费逵认为，图书馆不仅能够"不断地供世界上一切新旧知识，永无尽期",而且可以打破"阶级底定分".（"底"字同"的",原文为"底"--引者注）[10]以现在的眼光看，陆费逵已从终身教育和教育公平的角度来指出了图书馆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陆费逵呼吁："图书馆在教育上之价值既然这样重大，从今以后，决不许我们不去十分注意了！"[10]可以说，中华书局把藏书楼改为图书馆，也是陆费逵一以贯之的"文化救国"和"教育救国"思想在"新图书馆运动"中的具体实践。
四、余论：近代中华书局图书馆的贡献
中华书局把藏书楼改制为图书馆以后，坚持科学管理和丰富馆藏并重，不断提升图书馆的早期现代化水平，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史上书写了厚重的一页。
第一，用新式图书分类法对藏书归类管理。
自1925年把藏书楼改制为图书馆后，为了实现对馆藏资源进行科学管理，邀请着名图书馆专家杜定友按照"杜氏图书分类法"对馆藏图书初步进行了科学分类，[11]改变了原有传统的、较为落后的无序式藏书局面，实现了图书的有序分类和便利查阅，在图书管理上向着近代化方向迈开了一大步。
第二，坚持图书搜集整理的完整性和特色性。
把图书搜集整理的完整性作为图书馆发展的基本宗旨。除了本局出版的新书和重版书图书馆必须存放三份外，凡是报刊上新书广告罗列的书目都要尽可能选购收藏。[11]同时，把国外学者"中国学"研究和近代各类教科书的搜集整理确立为馆藏的重要特色。一方面，专门设置了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的着作专柜，用来收藏日、英、美、法、德等国家学者对中国的研究论着；另一方面，清末新政以降出版的各级各类教科书均被馆藏，在当时所有图书馆中，中华书局图书馆的教科书几乎最为完备。[11]
第三，始终把保存和抢救稀缺图书作为自己的使命。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很多图书机构遭到严重损毁，大批稀缺图书散落街头，一些珍贵藏书甚至面临着灭绝的风险。中华书局虽身陷孤岛，步履维艰，但仍然恪守保存文化和抢救文化的使命，从1937年到1940年左右，抢救散落民间的图书3万余册。1941年，收购东方图书馆将要散出的吴兴蒋氏密韵楼宋元珍本4千余部、54000余册。[11]此类事件，不胜枚举。
五、结语
新中国成立时，中华书局图书馆各类藏书已达50万余册。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在对中华书局图书馆考察时候，盛赞中华书局图书馆藏书丰富、有自己的特色。[11]可以看出，中华书局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发展图书馆事业来进一步保存和传播文化，在中国图书馆现代化历程中树立起了一座别具特色的丰碑。近代中华书局图书馆的发展过程，不但是中国近代民营出版机构创办图书馆的一个独特范本，也是中华书局推动中国近代文化由传统向现代升级转折过程中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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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陆费逵。书业与图书馆[J].中华书局月报，1924（21）。
[11] 吴铁声。解放前关于中华书局的回忆[M].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上册，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