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这两个字中的“文”,可以理解为叙事的文字典籍；“献”,可以理解为学者名流论事的言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就指出，“献”则“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而“献”则要求，凡诸儒名流，“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可见，把文字材料和口传言论并重，“文”则求实，以“献”定“文”之得失，是我国古代史料学固有的传统。
得益于印刷出版和传媒的发达，现代史料学比起古代史料学来要丰富得多。但“文”则求实，以“献”订“文”之得失，这个传统不能变。“文”则求实，这个“实”,指的是写实，言必有据；文本精读，首要的是要把文本中的这个“实”爬梳出来。
一
胡适的叙事诗《人力车夫》（1918年1月《新青年》4卷1号），通篇是人力车夫与客人的对话：
“车子！车子！”
车来如飞。
客看车夫，忽然心中酸悲。
客问车夫：
“你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
车夫答客：
“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客告车夫：
“你年纪太小，我不坐你车。
我坐你车，心中惨凄。”
车夫告客：
“我半日没有生意，又寒又饥。
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
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
客人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
这首诗写在1917年，还是新诗的萌芽时期，句子有长有短，都明白如话。可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被研究者斥之为“浅薄的人道主义同情”,“客人”是“虚伪”,嘴上说“你年纪太小，我不坐你车。�M我坐你车，心中惨凄。”可一转念就坐上去了。1998年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的“名家析名着从丛书”---《胡适名作欣赏》中称：“乘客看到车夫年轻体弱，不忍坐车，但又没有别的办法帮助车夫解脱生活困境，只能采用坐他的车子使他们有钱可挣的方式，来表示对车夫的同情。”[1]说的还是“浅薄的人道主义同情”.
细细推敲，小车夫说的“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以及“客人”说的“拉到内务部西！”,都是有所指的。在小车夫的眼里，警察是最高的权威，平日刁难他们敲诈他们的就是那些警察，还口口声声说这是国家的法令，那是政府的规定。年纪小拉车，警察不管，可见国家政府都不禁止；“你老”偏要管，“你老又是谁”?客人被这个小车夫打动了，于是“点头上车”,要小车夫“拉到内务部西！”
要说以“献”定“文”,这“拉到内务部西”最值得揣摩。“客人”是“内务部”的官员吗？假如不是，那他去“内务部”做什么呢？再就是“内务部”的职能，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也有个内务部；救济贫苦儿童，禁止雇用童工这一类社会问题，都归内务部管。不说去别的地方而偏说去内务部，是否可以理解为胡适是一种“愤激”,为了让“内务部”难堪，不得不用这种“心中惨凄”的做法，提出“如何救济贫苦儿童，禁止雇用童工”---这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也正是因为《人力车夫》并不是“浅薄的人道主义同情”,发表后才会在知识阶层中引起共鸣，掀起一股写“人力车夫热”,叶圣陶、徐志摩、顾颉刚、郁达夫、闻一多等都创作了以人力车夫为题材的诗或小说，我们从中可以瞥见后来老舍创作的名作《骆驼祥子》的影子。
《人力车夫》被误读，很可能是囿于对胡适个人的成见，而忽略了去查寻与“内务部”有关文献资料。以“人”划“线”,以“人”定“文”,人云亦云。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即便是阅读《人力车夫》这样明白如话的新诗，也得遵循以“献”定“文”传统，不可随意发挥。
二
鲁迅的思想博大精深。郁达夫在《鲁迅的伟大》一文中说：“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筹。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2]假如不参阅相关文献资料，鲁迅的作品真不好懂。增田涉在《鲁迅的文章》[3]一文中援引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订正版《题记》中的一段话：
中国尝有论者，谓当有以朝代为分之小说史，亦殆非肤泛之论也。
原稿中“中国尝有论者”,本来是指名道姓地说郑振铎教授的。在付印时，郑振铎知道书中提及自己，便要求鲁迅删去他的名字。因此鲁迅校正时改为“尝有论者”.增田涉在《鲁迅的文章》中说：
乍一看，鲁迅似乎是对郑振铎的说法有同惑。我会问鲁迅，为什么不便提郑振铎的名字，他给我解释说：
“‘殆非肤泛之论’实际上是‘肤泛之论',所以郑振铎不高兴。”
我如堕入五里雾中。“殆”这个字既非肯定亦非否定，含义颇为暧昧。经鲁迅这一说明，似乎也成理，我也能明白了。但实际上细细推敲这个“殆”字来，有“殆”与无“殆”意思都一样，因为文章是肯定形，而心理上是否定形。细看一下原文，“殆”字是后加的。（本来是“固”,后来鲁迅把它涂掉，改为“殆”.）鲁迅行文时，即使不用“殆”字，也是以“非肤泛之论”来表达“肤泛之论”的意思。这与所谓“文法”无关，以“非肤泛”的词而表达“肤泛”之意，这种言外之意是我辈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的。我无意在此辩论这句话的是非曲直，但由这个颇有点极端的例子，我想到鲁迅的文章是如何意味深长。
《中国小说史略》的《题记》的原稿，由增田涉保存，可见增田涉的回忆是可信的。增田涉说鲁迅是他的“恩师”,他1926年在读高中时就知道鲁迅的名字，“进入大学以后，直接阅读鲁迅的小说，鲁迅这个名字，嵌进他的心底，使他永难忘却的，是由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1931年春，增田涉来到上海，经内山完造介绍拜会了鲁迅，在阅读了鲁迅赠送的《朝花夕拾》和《野草》后，开始向鲁迅请教有关《中国小说史略》的问题并着手翻译。“鲁迅几乎是逐字给我讲解”,无条件的满足增田涉的要求，“几乎天天拨出下午写作的时间，替他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形似学生，实视同至亲好友一样。谈得高兴了，就在家里用饭，继续至夜”[4].这种“形似学生，实视同至亲好友一样”的亲情和友情在《鲁迅日记》中也有相应的记载。鲁迅的厚爱，不仅使增田涉满足了求知的欲望，日译本《中国小说史略》成了权威的译本，也使增田涉写的回忆成了鲁迅研究很重要的文献资料。
重要的文献资料总能给我们多方面的启迪。就拿增田涉的这篇《鲁迅的文章》来说，能拓宽研究思路的至少还有两点。研究者往往把鲁迅和郑振铎说成是“同时代人”,鲁迅生于1881年，郑振铎生于1898年，鲁迅比郑振铎年长17岁，他们是“同时代人”不假，可他们是“同时代”的“两代人”,是隔了“代”的，可见鲁迅在与郑振铎的交往中是有“辈分”的。“殆非肤泛之论”,把话说得很含蓄也很幽默，其中有着鲁迅对于作为晚辈的郑振铎特有的关爱，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能说明鲁迅的文章没有相当阅历的人是很难看得懂的，需要多看相关的文献资料才能填补阅历和学理层面的欠缺。
三
不过，话又得要说回来。像《鲁迅的印象》这样的回忆，固然很珍贵，但因涉及到对当事人的评说，容易引起当事人或当事人后人和亲友的置疑乃至非难。1985年4月，香港《广角镜》杂志（第151期）刊登了秦德君的手记：《我与茅盾的一段情---愿以本文，引起健在者的追忆与补充》，叙述她与茅盾情谊。秦德君在手记中写道：
我的家乡是四川。从“保路运动”辛亥革命起，四川就受到新思潮很大影响，社会动荡，新旧势力冲突，日甚一日。可是，四川毕竟闭塞，古人写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是川北。四川与外界的联系，当时尽依靠东部一条川江。四川省内军阀割据统治，封建顽固派势力相当强大，对新思潮拼命攻击抵制，整个空气令人窒息，彷佛一个大闷罐子。有志气，追求光明的青年，都渴望能够闯出去，到广阔的天地里，呼吸外界的新鲜空气。我就是在“五四”运动中闯了出来的。一九二一年初，我随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之一的陈愚生顺江而下到武汉，又到上海、南京、北京等地，亲聆革命前驱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等的教诲，跟着他们从事革命活动，那时的兴奋、激动、新鲜，感受是难以描述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秦德君到上海。次年春，与沈雁冰结伴流亡日本，先是在东京，后来去了京都。秦德君与沈雁冰本来就相识，“一九二一年中共第一次代表会议以后，于一九二二年初，由李达主持创办的上海平民女学校文学部，陈望道、沈雁冰都是教师，我是工作部长”.流亡日本后，在患难中结为“知已”.尽管茅盾比秦德君大十岁，但茅盾昵称秦德君“阿姐”,还升格为“命运女神”.这之前，沈雁冰用“茅盾”笔名发表《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三个中篇小说，在上海引起文坛上的批判。他很闷气，到日本后，茅盾对秦德君的经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缠住秦德君讲述往事，秦德君讲好友胡兰畦的身世，刺激起茅盾的创作意愿，创作了长篇《虹》，小说中的女主角梅女土，就是以胡兰畦为原型的。秦德君在手记中写道：
长篇小说《虹》就是在这样简陋艰难条件下创作出来的。我给茅盾抄写过许多稿子，因为当时对他的写作不甚理解，所以大多记忆不深，只有少数作品，例如《虹》的名称，是我提出来的。我还建议他把“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合而为一叫做《蚀》，如日月之蚀，既是暂时现象，又是必然现象，岂能不说成不是写实主义？茅盾当时颇欣赏我的这样建议。后来也就用了这个名称。我说：《虹》是在某种气象里出现的。她有妖气、有魔力，且美丽，又能使人迷惘。茅盾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的阿姐好！”
前面提到茅盾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遭受文艺界的批评，他总忧心忡忡地想不开，他结结巴巴地翻来覆去的对我说：想不到它会掀起轩然大波，不得不下定决心，再写一部有份量的小说出来扭转舆论。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素材，无从动笔。他说他的家乡都写光了。在创作方面，他已是倾家荡产了。唯一的希望，就是依靠北欧命运女神，我亲爱的阿姐啊！
茅盾为何将“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合结集为《蚀》出版，茅盾没有去过四川怎么会在《虹》中将三峡写得那么有气势，原本都是研究者很感兴趣而又困惑的话题，有了秦德君的手记，类似的问题就多了一份“研究资料”.遗憾的是秦德君的手记遭到茅盾的后人的围堵，发文指责秦“造谣污蔑”.其实，茅盾的后人要是能够静下心来细细看看这篇手记，再了解一下这篇手记的经过，或许就不会这么感情用事了。茅盾和秦德君的交往同时代很多人知道，仅秦德君在手记中写到的就有叶圣陶、陈望道、郑振铎、鲁迅、胡风等。写叶圣陶的文字有：
（与茅盾流亡到日本后）当然我们仍然作去苏联的打算，所以我怀孕后只好去流产，以免累赘。对日本社会不熟悉，茅盾护送我到神户，让我搭“上海丸”回上海，向住在闸北景云里他母亲隔壁的叶圣陶取了一笔医疗费。叶夫人胡墨林还给我缝制了一些衣服。茅盾委托业已由东京回到上海的吴庶五（陈望道的夫人-引者注）陪伴我到北四川路福民医院，找日籍医生“板板”作了人工流产手术以后，我再只身东渡，海船上巧遇张光人（胡风）。……
叶圣陶与茅盾再亲密不过了。叶圣陶还健在，诸如“怀孕”这样的事情，秦德君会“无中生有”吗？为此，《广角镜》杂志社曾向圣陶先生求证，茅盾研究专家孔海珠女士也托我向圣陶先生请教。圣陶先生告诉我说“事情是有的”,只是《广角镜》那边“不便回复”.又说叶至善了解秦的手记，要我去问问他。叶至善是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他告诉我说：茅盾去世后，政协《文史资料》约请秦德君写一篇悼念茅盾的文章，不料秦写的是这篇手记，《文史资料》不敢发表，惹火了秦德君。秦拿出当年拍的照片作证，并将手记和照片一起交给《广角镜》杂志发表，以证明她的真实。照片中有茅盾拍的秦德君在奈良公园用花生米戏喂神鹿的单人照，以及在京都原町的写作故居，还有茅盾和秦德君1930年4月回国后俩人在上海拍的合影。叶至善还说：秦德君在手记中并没有埋怨茅盾，反倒是觉得那一段感情很美好，值得回忆，批评茅盾后人的指责是“不懂事”.现代文献资料引起的纷争并不少见，这就要求我们在采撷时要详加考辨。真实的文献资料“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值得我们倍加珍惜。
[参考文献]
[1]候健，主编。胡适名作欣赏[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8:612.
[2]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7卷）[M].广西：花城出版社，1983:27.
[3]增田涉。鲁迅的文章[A]//增田涉。鲁迅的印象[M].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0.
[4]增田涉。鲁迅的印象[M].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