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学作品的翻译是一项复杂而全面的系统工程。优秀的译者不仅仅注重字、词的精妙选用和语句之间的衔接过渡，更重要的是实现两种不同的语言“无缝衔接”,拉近读者与异国文学作品的距离，也使得受众能够第一时间领悟到文学作品的真谛和内涵。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能够洞悉到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并采用恰如其分的方式将二者之间的差异感降低到最小，这样译者在翻译工作中能得心应手，同时也能大大减轻读者的阅读负担，可谓一举双得。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理念，从跨文化的视角来探讨如何妥善处理文学作品翻译中存在的文化差异，希冀能够为翻译理论研究者、译者和读者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文化差异；文学作品翻译
一、引言
当今互联网时代，不同国家、民族、种族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状态，各种文化的渗透和融合也日益深化。文学作品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翻译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以往的符号转换和文字的对应，更重要的是发现和传达隐藏文字背后的“隐性代码”,而这所谓的“隐性代码”指的就是文化。文学作品代表了一个国家、民族独有的现实生活和精神风貌，是现实生活的高度浓缩，其中还包含着着者丰沛的感情和独特的用意，在文化交流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近些年来，随着文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和翻译技巧的提升，优秀译者在原来忠于字、词、句的原义基础上，开始深入挖掘文学作品丰富的文化内涵，并试着通过自己对文本的解读和转换，将原着中所体现出来的着者的用意全面、生动地呈献给读者并感化读者。文学作品的翻译正成为文化的桥梁助力于不同文化的互动和交流。正如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所说“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语言只有在其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1]故译者对文化背景的翻译处理至关重要。
二、文学作品内涵差异的文化溯源
语言是文化之魂，没有不根植于具体文化土壤的语言，也没有脱离核心语言而存在的文化。[2]作品翻译的难点很大部分是来自于不同文化所造成的语言负迁移。造成作品内涵差异的文化因素主要有：
（一）生活习性差异
国家、民族不同，生活习俗亦不同，由此决定了人们在日常交流中存在着不同的表达方式。例如，中国文学着作中经常提及一句成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我们单就字面意思来看，可以将这句话分为“巧妇”（the cleverest housewife）、“难” （can't）、 “为” （cook）、 “无米” （without rice）、 “炊” （meal），这几个词语，然后再根据具体的语法规则和使用习惯将这些词语按照顺序组合成一句完整的话：Even the cleverest house 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由于没有充分考虑中西双方成长环境、饮食等方面的实际不同，这样的翻译稍显不妥。西方人的主食以面包为主，而我们国人以米饭为食，所以合适的翻译方式应将“meal”转换为“bread”、将“rice”转换为“flour”,这样，整个句子转换为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这种翻译方式稍作修改，充分考虑到了中西方的生活方式的差异，可以使西方人读来更顺畅。
（二）历史背景差异
文化是一个内在的范畴和概念，它根植于各种表象之内，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各民族、各国家都有着自己赖以生存的历史背景，只有生活在这一历史背景中的人才能全面、深入地了解该语境下每一个具体的字、词所表达的字面意义和隐藏在字面意义背后的文化内涵。例如在英语文学作品中常用的成语：All roads lead to Rome. （条条大路通罗马）如果我们不了解隐藏在这一典故诞生背后的一些列历史背景，而单单通过“road”、“lead”、“Rome”等几个简单的词语来了解整个典故的意思，则有相当大的难度。另一个例子是“鸿门宴”.参考中国的历史典故应该翻译成“Hongmen feast witha trap for the invited”.但如果译者不了解相关历史典故而将它单纯地翻译为“Hongmen Feast”,西方读者会误认为就是一次普通的宴会，其特有的文化内涵便不复存在。
（三）宗教信仰差异
宗教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英文文学作品中，宗教语言大量使用。西方人信基督教，崇拜上帝（God），而中国传统文化受儒家、佛教和道教三大宗教的影响。因此翻译时，译文需要考虑到宗教差异才能更加被读者理解和接受。例如《红楼梦》第六回中曹雪芹用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西方翻译家将其翻译成“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而中国翻译名家杨宪益先生将其译为“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很明显，God带有西方基督教色彩，Heaven带有强烈的东方佛教色彩。
（四）思维模式差异
思维模式对语言的形成、文化的发展等诸多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其逻辑性强、抽象思维重的特点，更是对文化的产生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原语词语与译语对应语分别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有时是相互矛盾的，即词语的表层指称意义相同，但词义深层所承载的文化涵义却不尽相同或者相反。[3]例如，中西方人对狗这种动物的态度截然不同。在中国人思维中狗大多含有贬义，而在西方人思维中，狗是好运、忠诚的代表。
如形容一个人好运：a lucky dog;形容一个人的重要：a top dog;形容一个人忠诚：as faithful as a dog;爱屋及乌：Love me, love my dog.又如，中文中“含有金钥匙出世”,较好的翻译是“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one'smouth”即“含着银勺子出世”.
三、文化差异对文学作品翻译的正面影响与负面干扰
不同国家、民族之间产生的文化各不相同，这些特点各异的文化在交流过程中难免会碰撞、摩擦，并对最终的文学翻译和文化内涵的跨国界传播产生诸多影响。在今天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下，不同国家的文化正逐渐走向融合和统一，对文学作品翻译既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干扰。
一方面，文化差异渐趋缩小，文化的相容性加大，有利于文学之间的沟通，从而降低翻译的难度和风险。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与其他各民族、国家的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依存中逐渐产生并发展成熟的，特别是在当今全球一体化进程逐渐加快的今天，没有任何一国的文化能够独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之外。因此，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原来属于某一类文化环境中的新事物、新名词、新称谓开始逐渐在各民族的语言、文化、文学作品中开始出现并流行起来。例如，受英语的影响，现如今“Hello”、“Hi”等一类词已经成为了司空见惯的打招呼的用语了，而同样汉语中近年来新出现的诸如“中国大妈”（dama）这一类的词也已开始在英语词典中建立了独立的词条。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很常用的词语、句子、语篇成为各民族通用的语言并开始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既降低了译者的翻译难度，也利于读者的接受和理解。
另一方面，文化之间的互相渗透，在增加语言内涵的同时也增加了文化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如处理不善，则将给译者和读者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语言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其在不断吸收外来语言成分的同时，无形之中也扩大了自身的文化内涵，而扩大了的文化内涵除了具备自身原有的一些文化属性之外，同时又增加了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这些因素在缩小不同民族文化差异的同时，也给我们的翻译工作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单单就文学作品翻译来讲，越是精细、准确、具体越好，而文化内涵增加之后，译者的预判性和读者的分析性无疑也增加了，给翻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这一点值得译者与读者给予关注。
四、降低文化差异负面干扰的翻译策略
（一）分析作品体裁
英语文学作品体裁主要可以概括为下几种：小说、诗歌、散文、科技应用文。对于小说、诗歌、散文而言，作品蕴含了着作者复杂的感情、独特的用意和丰富的内涵，具有强烈的文学性和艺术性，故文化元素非常之多。因此，在翻译这类文学作品时，应特别关注作品背后的文化意义，针对文化差异，运用翻译策略进行恰当的翻译处理，尽量减少文化差异给读者带来的不适，做到既能相对准确地传达原文意义，又能切合读者的阅读心理和习惯。
（二）遵循动态对等原则
动态对等原则由美国着名的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提出。他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根据翻译的本质，提出翻译不再侧重于原文与译文在语言层面上的对等，而将语言所包含的文化和语境也作为审视的对象，追求译文的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或相似的感受。由此，翻译也上升为跨文化的交际行为。[4]
根据动态对等原则，“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为“Many handsmake light work”,符合英语语言表达方式；“胆小如鼠”译作“as timid as a rabbit”,用兔子取代老鼠，主要因为老鼠在英语中并非代表胆小，兔子更加切合该意义。由此可见，翻译中译者要在传达源语确切含义的同时，要尽量符合译语文化的思维定式的表达方式，使译文读者获得满意的心理感受。
（三）运用归化与异化理论
归化与异化是涉及文化差异的两种不同的翻译处理方式。归化以目标语言的文化为中心，强调翻译过程中考虑目的语言的文化特征，应用了这一理论，虽然有时候与原文发生一些改变，但是译文更具有可读性，对译文背后的文化是最大的尊重。而异化则以源语文化为最终的归宿，尽量传达原作异域文化特色、语言形式、写作方法。归化与异化是一对矛盾体，恰当地利用这两个翻译理论能突破翻译瓶颈，达到良好的效果。
例如：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红楼梦第六回）。“Truly, '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and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 （杨 宪 益）。 “I know 'the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Hawkes）杨宪益先生采用了异化翻译，尽可能多地考虑到了源文化元素，阅读对象为希望了解中国文化、学习汉语的英美读者；而霍克斯采用了以目标语言文化为中心的归化翻译法，因为汉语中“风云”一词的文化含义西方人很难体会。他的本土化翻译向普通的英美读者较好地传达了文章的原意。
当今社会，各种文明不断碰撞及交流，不同的文化形式必然产生文化差异或“隔膜”,阻塞信息通道的畅通[5]因此，和谐文化差异，从文化视角出发选择翻译策略进行翻译成为大势。如此，翻译才能真正起到文化传播桥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NIDA EA CHARLES T R.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New York l E.J.Brm.Leiden,1969.67.
[2]廖素华。浅谈英汉文化差异对 翻译的影响[J].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2004,（1）：56-58.
[3] 万呈惠。浅析英汉翻译中的文化差异[J].理论月刊，2008,（10）：104-106.
[4]廖玲。动态对等理论探究对文 化背景翻译的启示[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9）：157-159.
[5]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