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粟裕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抗战时期，作为苏中抗日根据地的领导，粟裕既要指挥军事，更要建立起足以支撑战争的基础。从保障战争胜利、改善人民生活这一根本基点出发，粟裕结合苏中实际进行深入思考，提出一系列有关财政的方针政策：打破封锁，克服财政困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根据需要，大力发展军工；厉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健全制度，统一财经机关；培养教育，优化财经队伍。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粟裕的财政思想对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关键词：抗战时期； 粟裕； 财政思想；
Abstract:Su Yu is a proletarian revolutionist and strategist in 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as the leader of the Anti-Japanese base in the center of Jiangsu,Su Yu was not only in charge of the army,but also established a foundation sufficient to support the war.Proceeding from the fundamental basis of guaranteeing victory in war and improving the people's livelihood,Su Yu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in the light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region,with the following main contents:breaking the blockade and overcoming financial difficulties;developing production and improving the people's livelihood;vigorously developing military industry;strictly enforcing economy and opposing corruption and waste;improving the system and unifying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organs;training,educating and optimizing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personnel.In the harsh environment of the war,Su Yu's financial thoughts have their characteristics,which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ase area.
Keyword:Anti-Japanese War; Su Yu; financial thoughts;
粟裕军事指挥艺术高超，一生战功赫赫，同时他淡泊名利、忠诚为党的品格也为人所称道。目前学界对粟裕的研究，时间上侧重于解放战争时期，内容上则更多的是其军事指挥艺术和思想品格，而在抗战时期和财政经济方面却极少涉及。研究粟裕的专着和论文对此方面论述不多，也不够细致、深刻。《粟裕传》1中关于苏中财政经济工作的介绍很少，且没有突出粟裕所做的努力；金银银《粟裕苏中抗日根据地建设思想探析》2从根据地建设与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与统一战线、根据地基本区争夺战略战术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但缺乏对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的研究分析；严世国、郭勇《粟裕与苏中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3对粟裕与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结合得不够密切，没有突出粟裕的贡献及其影响。鉴于此，分析粟裕财政思想的形成、内容、特点及影响，不仅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粟裕、学习粟裕，了解抗战时期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也可为当前财政和经济改革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一抗战时期粟裕财政思想的形成
粟裕的财政思想是伴随着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实践而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同他早年的经历与丰富的实践经验是分不开的，集中表现在他少年时对贫苦百姓的同情，参加革命初期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学习和应用，以及在抗战时期对苏中形势的深刻认识和根据地建设的实践。
少年粟裕在动乱的社会环境中逐渐养成扶贫济困的侠义心肠。父亲把管家、记账的责任交给他，让他管理家庭账目，记录每天收支。出于对佃户的同情，粟裕偶尔做假账骗他父亲，从小就能体会并理解下层民众的苦难，促使他关心百姓疾苦，对贫苦百姓充满同情。
投身革命运动后，粟裕在战争实践中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深刻体会武装斗争以根据地为依托，根据地以武装斗争为基础，没有根据地就没有胜利的保障，抛弃单纯的作战观念，树立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相结合的思想。北上抗日先遣队失利后，粟裕带领部队突出重围进入浙江打游击，根据当地特点及时转变政策，对地主及工商业者征收"抗日捐",发展山区经济，不仅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而且缩小了打击面，减轻了矛盾。这一时期粟裕对根据地建设的实践带有统一战线的性质，但在这十年左右的革命斗争活动中，粟裕树立了重视发展经济和关切人民群众利益等基本思想，这对他以后独立领导和支撑一个战略地区的武装斗争、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战时期粟裕的财政思想是建立在对苏中战略地位、敌我形势的深刻认识和根据地建设，尤其是财政经济工作的实践基础上的。苏中抗日根据地自然条件优越，战略地位重要，处于敌人的包围封锁之下，处境十分困难。苏中地形平坦，土地肥沃，盛产粮食、棉花、盐等战争资源，人口稠密，工商业繁荣，是重要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处于日伪政治、经济中心的咽喉地带，对敌人至关重要，因而是与敌伪必争的战略要地。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发新四军粮饷，且对根据地实行封锁。而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消耗极大，急需进行人力、物力、财力上的补充，所以更加频繁地对根据地进行"扫荡""清乡",实行所谓"以战养战"的政策，根据地面临敌人封锁、掠夺和打击的严峻考验。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苏中根据地农业生产状况较差、工业基础薄弱、各项建设起步迟缓。根据地初创时，由于对抗日战争中的财政经济政策缺乏了解，也无实践经验，财经队伍差、训练少、工作不力，导致部队的供给很成问题，"战士还是过着最低的生活待遇"[1]348;机关不统一，没有建立严格的制度，贪污浪费现象严重，造成根据地局面混乱，成为"根据地各项工作总缺点与现象之一"[1]211;财经工作只是税收，必要的经济建设没有建立起来，"偏重了财政斗争，放松了建设斗争，尤其贻误了金融斗争"[2]169.这些问题如果不尽快解决，将会导致根据地财政经济困难，难以支持战争。
基于此，在担任苏中根据地领导人期间，粟裕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指示，结合苏中实际，进行深入思考，提出了一系列财政经济工作的看法、意见与指示。1941年1月，粟裕兼任苏中军政党委员会书记，第一次独立肩负一个战略区的领导和军事指挥重任。财政经济是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支撑，是军队和党政机关经费开支的重要来源。在苏中特殊环境下，他作为这一战略区域的领导人，必须时刻关注并指导财政经济工作以巩固与发展根据地（见下表）。
在这些报告和文章中，粟裕提出了一些独到看法和重要意见，财政思想日趋成熟。
二抗战时期粟裕财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但支撑战争的基础是经济。粟裕在军事斗争实践中深刻领悟到战争是各种力量的较量，必须依靠丰富的经济资源，必须把打破敌人封锁、保障战争需要、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必须发展生产，根据需要发展军工，反对贪污浪费，健全统一财经机关及制度，培养教育优化财经队伍，为抗战胜利夯实坚实的经济基础。
（一）打破封锁，克服财政困难
日寇为进一步实现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策略，指挥日伪军对根据地发动轮番"扫荡",并实行经济封锁、统制和破坏政策：严格限制重要物资出入境4、发行大量"军用券""华兴券"等伪币、征收田赋、摊派税捐、统制购买、抢劫财物，进行经济侵略，破坏农村经济，使得物价恶性高涨，民不聊生，根据地财政经济状况不容乐观。
粟裕坚持原地斗争，强调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同时，要开展其他各种形式有效的斗争，"从对敌斗争来说，经济斗争也是重要战线之一，只有经济战线上之斗争胜利，才能给敌人更严重的打击"[3]324.生产建设方面，由于处于敌人封锁之中，粮食、布匹等必须做到自给自足，所以经济建设重心应"集中于生产建设上面"[3]324,着眼点应放在"提高农村生产力，发展手工业"[4]192上，要"发动人民有计划的发展可能办到的轻工业，开办生产与消费合作社，设立借贷所，开发水利等等"[4]193,以此满足军民需要，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商业贸易方面，由于日伪的粮食和原料供给依赖农村，而根据地紧缺的物资依靠日伪占领区的城镇，对敌经济斗争至关重要，[5]然而有部分商人为了牟利把粮食等根据地急需的物品资敌，这极不利于根据地的坚持和发展，应该立即"建立专门贸易机关，管理物资",对物资进出加以严格控制；同时也要"注意到内地流通"[4]192,在农村广泛开展"人民游击式的市集贸易"[3]325,"调剂物资，发展贸易，兴办合作社"[4]311.货币金融方面，日伪将大量伪造的纸币混入根据地，扰乱根据地的货币体系，造成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应该"迅速发行钞票以抵制伪钞，并须尽力提高我们钞票的信用"[4]193.苏中行政公署通过江淮银行在华中各根据地中首先发行自己的货币--抗币。此外，粟裕组织海防团在苏中近海海域开展游击战争，建设海上后方基地，发展渔业、盐业生产与贸易，还开辟海上交通线，从海上沟通了苏中同其他根据地、党组织和武装队伍的联系，为保障物资与人员的安全运输发挥重大作用。
为了打破敌人封锁，粟裕从根据地的生产建设、商业贸易和货币金融等方面提出自己的主张或发出指示，为苏中抗日根据地克服财政困难做出巨大贡献。
（二）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
人民战争靠人民，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下，根据地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在保障战争需要的同时，还必须照顾到人民群众的负担能力，使之有支持长期战争的基础，因而要大力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
粟裕深知人民群众对根据地建设的重要作用，他多次强调不能一味向群众索取，"要使民众有担负支持长期战争的供应能力"[4]311,应该"开发经济资源，提高人民生产，增加其收入"[4]311,形成供给的良性循环。1942年11月，苏中区党委决定开展"三冬运动"1,粟裕指出"冬耕工作的目的在于培养民力，增加其生产，以便他们能对长期战争作出更多的贡献",农贷大部分应用于农业生产以改善人民生活、应付长期战争。[4]191冬耕工作中，政府新开垦了数万亩荒芜的田地，开河，筑圩，兴修水利，发放了五百担粮食，近六百万元现金的农业贷款，救济了严重灾荒区的人民，[6]208赢得人民的支持，增强了斗争信心和力量。1943年是苏中敌后战争最艰苦的一年。在被日伪军反复"扫荡""清剿"和严密封锁的恶劣条件下，加上局部地区爆发的蝗灾、旱灾、涝灾，造成人民群众生活困苦。四分区作为敌人打击的重点，面临严峻考验。粟裕不顾自身安危，亲自在四分区指导反"清乡"斗争，指出群众生产要与战斗相配合，政府要救济困难群众，抚恤死难亲属，并组织群众进行生产自救，"集中力量抢救最危险地区的生产"[7]159.为进一步巩固根据地的经济基础，继"三冬运动"后，根据地在党中央号召下又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粟裕指出"生产建设之主要目的，则在于广泛地组织人民之生产热忱，继续改善人民生活，使人民丰衣足食"[8]324,提出了生产建设的具体方针。7月6日，苏中区党委根据党中央关于战斗、生产、教育三大任务以及粟裕提出的要求，下达关于开展生产建设运动的指示，确定"以发展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为主，而以发展手工业及与农业相适应的副业为辅"[8]79的生产方针，以适应被敌伪封锁的困境，改善人民生活。经过军民共同努力，苏中财政经济状况逐渐好转。[9]183
在粟裕的领导下，军民团结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伪的"清乡"阴谋，为发展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抗战热情，进一步增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三）根据需要，大力发展军工
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不仅停发了薪饷、粮食和被服，还停发了弹药。在与日军作战中，部队武器装备大不如人，且"弹药消耗很大，而缴获则较少"[10]686.为保证军事胜利，必须积极自行制造、改进、修理武器装备，发展军事工业。
粟裕身为新四军第一师师长，高度重视军队的供给工作和军用工业的建设。"对军用之工业，应大量发展，不得推诿"[3]324,"光靠缴获不行，要办我们自己的兵工厂"[6]264.1942年4月初，粟裕指导组建了第一师军工部，并且"给予'生产各旅不能生产的迫击炮弹、复装子弹和修理技术比较复杂的连发枪'的任务"[11]64,为军工部的生产工作指明了方向…1根据地财政紧张，军火却越来越贵，"子弹从前五元一颗，现在五十元一颗。硝从前两千元一担，现在二万元一担",但粟裕认为"这些钱再多也是要用的",[4]549而且要将军工视为"经费使用的主要方向"[4]193.与此同时，粟裕时刻观察着战场上的敌我较量，从战斗中认识到在武器方面的不足，必须积极克服与改善。由于根据地被封锁，许多必需的材料、工具都无法得到。为了解决军需物资和军工器材问题，使军工生产顺利进行，5月初，粟裕派第一师总务科长张渭清到上海创办秘密采购站，采购军需物资。"在上海地下党的大力帮助下，购买了无缝钢管、其他钢材、铸铁等物资"[3]20.而在遇到敌人大举进攻、敌情严重时，粟裕指示修械所、兵工厂转移到沿海地区或在海船上继续坚持生产。由于手榴弹投不到敌人掩体后面的机枪火力点，要有曲射火器，粟裕指示苏中军区军工部部长程望研制一种轻便的能够曲射的小迫击炮。后来在对日军作战时，程望主持设计制造的具有曲射、平射两种功能的迫击炮大显神威，被日军误认为是"俄国造的新式武器"[11]287.
在粟裕的悉心指导下，根据地的军工生产蓬勃发展，"在战斗频繁、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每月造子弹4万发，榴弹1300多个，地雷4000个，步枪80支，刺刀1230把，炮弹1240发"[12]239,大大缓和了枪支弹药紧缺的矛盾，有力地支持了前线作战，提升了部队战斗力，为保卫苏中抗日根据地，夺取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四）厉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
刘少奇曾批评苏中根据地"财物公粮的浪费最大（特别是地方机关），贪污案件也发生最多"[13]255.粟裕也坦承苏中"贪污浪费严重，尤以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中为最"[4]186,其中"高级机关浪费较多，下层则贪污较多"[4]187.战争是各种力量的总较量，形势愈加恶劣，如果不节约，反而贪污浪费，就没有充足的供给，就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
粟裕深刻认识到厉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方面，他对贪污分子非常痛恨，必须严肃处理。1942年初，苏中行署颁布《苏中区各级行政人员公约（草案）》，要求各级行政人员"养成守法奉公、廉洁清明的作风，不贪污、不受贿、不鱼肉人民，不藉公营私……不浪费侵吞公款"[14]452.1944年专门制定并颁布了《苏中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严格规定只要有所属情形，即处以死刑或徒刑。[15]304另一方面，粟裕反对浪费，厉行节约。"浪费是'合法的'贪污，是变相的贪污，是公开的贪污".[4]551-5521944年1月18日，粟裕在苏中军区直属队干部会上痛斥苏中区现在"养成一种'竞赛浪费'的风气，似乎越阔气就越好"[4]547,如果任由此种风气蔓延下去，长此以往，根据地经费将面临严重困难，部队也难以立足，所以必须树立正确的财经观念，"特别要注意节约"[4]312.2月，苏中区党委发出《关于开展节约运动的指示》后，粟裕身体力行，他带头生产，节约物资。在粟裕的率先垂范下，苏中区党委直属机关节省了四万五千余元，各分区机关"节约一个月或半年的津贴费"[13]5,节约运动取得显着效果。
正是由于粟裕坚持同贪污浪费现象进行不懈斗争，并且以身作则，苏中军民逐渐形成了好作风、好传统，根据地在日伪顽1的包围夹击下日益壮大。
（五）健全制度，统一财经机关
初到苏中，根据地还没有巩固，各个机关尚未全部建立，各项制度还不健全，财政经济方面尤为突出，"造成现在很严重的混乱状态"[1]211,成为根据地各项工作总缺点与现象之一，影响着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为此，粟裕多次强调财政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建立、健全、统一财经机关及制度的紧迫性，并提出要严格执行财经制度。
粟裕批评苏中"粮食供给部门不健全，干部教育差，制度不严",管理混乱，缺乏检查与督促……导致贪污浪费现象严重，"粮食之损失简直无法统计".[4]186粟裕提出必须"严整经济纪律，建立严格的经济制度"[4]193,还要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进行"修正与严格执行"[4]551.粟裕十分重视并督促落实"部队财经制度的健全，审计制度的建立，供给标准的制定，财会干部的培训，他都一一亲自过问，抓得很紧"[16]280.粟裕给财经部门提供了莫大的支持与帮助，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后，粟裕总是严于律己，严格遵守。敌人的封锁"扫荡"使得苏中被分割成许多小块，部队分散，加上财政经济机关和制度不健全，不统一，有些地方政府和部队对所筹款项自由支配，毫无限制，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造成一定的混乱，不利于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粟裕指出"财政经济机关必须统一起来，才能有统一的收支计划"[4]297.1942年底，中共苏中区党委在六甲、吕泗召开财经工作会议，主要统一苏中财政经济工作，要求各分区"加强财政纪律，集中统一领导"[17]358.会上，粟裕作了三次报告，为苏中财经工作指明了方向。会后，各县根据会议精神建立财政经济制度，统一财政经济机关。
在粟裕的指导下，苏中各地建立了一系列财经制度并日趋健全，逐步统一，财政经济工作日益体系化、制度化、规范化，取得很大成绩，"不仅保证了全体党政军民的供给，而且帮助了其他根据地"[13]347.
（六）培养教育，优化财经队伍
苏中根据地的各项建设都离不开干部与人才的参与，而财经工作尤为重要却尤其缺乏，粟裕就曾说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财经工作队伍。[18]271-272干部队伍素质一定程度上决定部队战斗力，因而粟裕十分重视干部与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提出部队要实现现代化，"提高干部的水平是先决问题".[7]86在进行生产建设过程中"应大量吸收专门技术人才、地方人士和工农干部参加，干部训练亦应加紧进行"[3]305.从1941年到1945年，苏中共开办7期财经干部训练班，"分别培训了政府会计、商业会计、银行会计、税务干部"以及各分区江淮银行的在职干部。[12]234通过培训，财经队伍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明显提高，为武装斗争与根据地的建设发挥重要作用。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下，财经工作人员不仅需要掌握专业知识，更应具有坚强的党性和奉献精神。如果不对他们加以教育和领导，很容易滋生贪污腐败现象。在根据地初创时，就有"三分区税收干部大批腐化，贪污乱搞"[1]161的现象。只有加强财经队伍自身建设，才能保障财政经济工作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下运行。因此，粟裕对财经干部要求十分严格，他多次向各级干部强调要提升财经工作队伍的质量，加强教育和领导，使他们"加强党性锻炼",克服贪污浪费现象，"对艰苦斗争，不怕危险的财政经济人员，应加以表扬和奖励",以提高工作积极性。[4]297
在粟裕等苏中领导的关心、培养和教育下，财经工作队伍一批批地成长起来，并逐渐养成不怕苦、不怕死的奉献精神。他们在严峻的斗争环境下得到历练，迅速成长，忠于职守，克己奉公，出色地完成各项财经任务，不少人牺牲在这特殊的战场上，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三抗战时期粟裕财政思想的特点及影响
作为苏中抗日根据地的领导者，粟裕从苏中的实际情况出发，其财政思想以保障战争胜利、改善人民生活为出发点，自觉地把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结合起来，独具战略眼光，具有危机意识与长远意识，体现出一个卓越军事家的深谋远虑和统筹全局的匠心。
（一）粟裕财政思想的特点
1. 战略思维的长远性。
粟裕对形势的估计时刻保持清醒和高度警惕性，他早已预见："到了将来反攻的时候，战争消耗就更大。"[4]539将来苏中形势的发展，很可能更加严峻。生产力下降，战争却需要更多，供给无法保障，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使用各种物资。实践证明，粟裕对苏中形势的估计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正因为粟裕这些卓有远见的判断和行动，才顽强抵抗住敌人的进攻，在艰苦的环境下立稳脚跟，奠定了局部反攻的物质保障。
2. 统筹兼顾的平衡性。
苏中抗日根据地战略地位重要，是各方争夺的战略要地，必须确保根据地建设统筹兼顾。在战时条件下，粟裕的财政思想在平衡性方面蕴含着三个观念：（1）军事观念。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下，军事胜利是决定性因素，没有战争的胜利，其他则无法保证，财政经济工作"要一切为着战争打算"[4]549,中心任务是保障战争的需要。（2）根据地观念。根据地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基地，要爱护、关心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财政经济工作以根据地为依托，也要以此巩固和发展根据地。（3）群众观念。只有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且照顾群众的负担能力，才能获得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和物质保障。粟裕理顺了财政经济工作与军事斗争、根据地建设、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军事斗争保障根据地的建设，根据地又为军事斗争创造条件；根据地建设依靠人民，而财政经济工作就是人民群众支持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纽带。粟裕真正做到了统筹兼顾，实现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相对平衡。
3. 实事求是的唯实性。
同陕甘宁边区及其他一些根据地不同，苏中抗日根据地处于尤为紧张的战争环境之中，必须从苏中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粟裕的财政思想就是他尊重实际情况、实事求是的产物。粟裕根据环境恶劣的特殊情况，指出部队和机关"不能大量开展生产",而是"应该尽可能地做，更应关心与帮助群众的生产，爱惜民力"[5]550.粟裕也没有一味地追求制造先进武器，指出"应防止像大后方那样大规模的军工建设，而只能是分散的集[积]少成多的生产方式才能成功"[6]370.他根据战场的实际需要指示军工部研究制造相应武器，弥补部队的薄弱点，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二）粟裕财政思想的影响
抗战时期，粟裕在根据地建设方面提出的一系列财政思想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有利于坚持抗战，有利于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巩固和发展。它保证了根据地各级党政人员的生活供给，保证了一师部队及苏中各地方兵团等抗日武装的军需给养，为苏中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943年，苏中抗日根据地新建成3个纺织厂、1个毛巾厂和1个肥皂厂，还创办了被服厂、印刷厂、卷烟厂等企业。[19]94农业生产建设也普遍开展起来，不仅满足了苏中需要，"而且完成了华中局赋予的每年百万担公粮、两千万元税收的上缴任务"[11]317,帮助了友邻地区。所以说"一师部队由创建之初的7000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31 000人，财经工作功不可没"[12]250.在粟裕等苏中领导同志的坚强领导下，苏中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赢得了民心，政权日益巩固，把苏中建成了华中一块坚强的基本根据地，圆满完成了建设苏中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为打通华北、华中两个战略地作出重大贡献，为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坚实的基地，为华中地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及时转向国内革命战争作了准备。
其次，对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探索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提出的一系列看法产生深刻影响，而且对当今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仍然具有较高的指导意义和价值，提供了历史借鉴。
四结语
抗日战争不仅是一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还兼具民主革命的性质。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建立了陕甘宁、晋察冀等根据地，为推动抗战而进行的根据地建设应视为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历史实践。在此过程中，以粟裕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财政思想，并在抗战时期得到有效推行。由于抗日民主根据地处在日伪顽的包围封锁下，各抗日根据地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党的建设等方面都必须兼顾，尤其是财政经济工作至关重要，否则"是要塌台的"[20]466.在这种艰难复杂的环境中，粟裕提出的财政思想，具有战略思维的长远性、统筹兼顾的平衡性、实事求是的唯实性等特点，适应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战时需要，为加强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支援抗战军事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直至今日，抗战时期粟裕的财政思想仍有重要的价值，可以为国家财政建设，乃至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等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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